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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劳》:对野性的呼唤

2020-05-11刘伯舟

神州·上旬刊 2020年5期
关键词:生死疲劳春苗入社

刘伯舟

莫言的《生死疲劳》,围绕在土地革命中受冤而死的西门闹六道轮回而展开,用动物的视野,展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性复杂多变、潜隐幽深,章节穿插着莫言理想中的乡土中国。文本中提到许多敏感的历史事件,如土地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正是这些触碰历史底线的素材,真实地再现了跨度五十年的高密乡——乡土中国的缩影,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吸收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以与人同质异构的“西门闹”视角,“动物与人”平等互看。我认为,《生死疲劳》中最成功的,是莫言将人所具有的人性与动物性的博弈放在与人同质异构的动物身上加以揭示,在人性与动物性的碰撞中呼唤人的野性。人的野性,即向往自由、追求真理、渴望得到认可的欲望等。

在中国的文学叙事传统中,动物一直是作家所关注的对象,《聊斋志异》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是动物小说的典范。新时期小说的动物叙事按主题来分,可分为四大类,乡土书写类、伤痕反思类、城市境况类和生态类,整体而言,《生死疲劳》属于乡土书写一类,但其中也不乏对伤痕的反思,反思伤痕的背后,是对人性的重新审视,把“赤条条”、不加修饰的人放进大众的视野。

潇洒的驴、倔强的牛、贪婪的猪、忠诚的狗、调皮的猴,到后来的大头儿蓝千岁,莫言将人性与兽型相结合,即使蓝千岁是人形,也始终不同寻常,用意十分明确。一方面,六次轮回为小说提供了叙事的视野;另一方面,莫言希望人类能保留人本身残留的动物性,呼唤人的本能野性。

在《生死疲劳》中,许多在人们看来是不道德的、错误的行为,甚至价值观,在莫言看来,这正是他呼唤的野性,他并没有表现出批评的态度,相反对人展现出来的野性表示认可。

蓝解放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丢弃副县长的职位,放弃自己的前程,丢弃妻子,与情妇庞春苗私奔,庞春苗也挑战道德底线,抛弃亲情与无视世俗眼光,勇敢追求爱情。蓝解放与庞春苗的出走,被社会看做是无耻的表现,在社会道德的约束下,他们似乎是不正确的。但是,莫言认为,这正是人野性的体现,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的欲望受到压抑,蓝解放和庞春苗为了追求爱情、追求自由,挣脱了人性的牢笼,释放自己的动物野性,传达最为原始的生命本体诉求。

蓝解放的父亲——蓝脸,在集体入社的人民公社时期,没有为了寻求社会的庇护而屈服,在洪泰岳、黄潼、西门金龙的威逼迫害之下,在妻子、儿子“叛离”自己牵牛入社后,在被人民群众孤立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单干,对此,莫言是支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蓝脸坚持内心真理最大的认可。“全民皆入社”的时代,在乡土中国,只有入社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庇护,即使内心不想“入社”,但是潮流使然,也要寻找“入社”的机会,西门金龙、西门宝凤、蓝解放都为了“追求进步”,离开蓝脸申请入社,只有藍脸一人坚持内心的信念,“毛泽东的命令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他们凭什么强迫我?”这是莫言展示的乡土中国中人性光辉的一面,是他所呼唤、所期待的人性——残留着动物的野性。

文本中,莫言还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莫言”的角色。就整个小说而言,我认为“莫言”的角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莫言”是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角色的塑造可以体现作品的真实性,虽然作品采用的是动物叙事手法,但是实际上是莫言在做时代的传声筒,通过小说中的“莫言”,表达作者的价值观追求、写作意图;另一方面,莫言在塑造自己时,实际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一定程度给自己“抹黑”,调皮捣蛋、爱出风头、傻乎乎,这是文本中“莫言”角色的人物形象,是作品中让人们、动物唾弃的对象。这个作品中看似“反面教材”的角色,实际上是作者追求的理想的野性形象,莫言深知现实中的人与他期盼的具有野性的人差距太大,于是在文本中尽力塑造一个理想的“自己”。

莫言是一个进步的作家,他呼唤野性,并不是挑战当下的道德底线、伦理规范,也不只是单纯的野性呼唤,而是希望在道德、伦理发展逐渐完善、逐渐固化的今天,人性也能得到提升和升华,还原人最为本真的性情和状态。

人性,是人类的性情和状态,支配着人们在社会的活动。人本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既然脱离了动物界,人类社会的一些规范也就随之产生了,每个社会成员就将受到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最本真的性情和状态变得稀有。对于现实人性的种种揭示,都是莫言在情感层面对于理想人性的诗意想象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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