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媛 祁占勇

摘要：利用Citespace软件对Web of Science核心论文数据库中关于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研究、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研究、基于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法律研究、职业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学业成就研究、基于学习和工作平衡的职业教育法律研究等方面，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制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在保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职业教育权利，促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同时，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治体系，是促进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中，《职业教育法》是我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的核心法律，其结构体例、条文内容、立法技术、法律责任和执法监督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亟需补充完整[2]。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系统化地梳理和研究，为进一步构建我国特色职业教育法治体系提供可靠支持。与传统的定性内容分析方式相比，基于文献计量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法可以通过定量数据更加直观而形象地反映某学科或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3]。本文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数据处理软件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2007—2018年国际学界针对职业教育法所发表文章进行计量处理和可视化分析，拟呈现国外职业教育法的研究热点，为我国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治体系、促进职业教育蓬勃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一、数据来源

根据文献资料全面性、时速性以及有效性的原则要求，综合外文文献数据库的可操作性，结合研究主题，最终选定以“Web of science核心论文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的来源库，以“主题”为检索条件，即以“Vocational education Act”“Vocational education Law”“Vocat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t”“Professional education Law”“Profess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Occupational education Act ”“Occupational education Regulation”“Occupational education Law”“Vocational training Act”“Vocational training Law”“Vocational training Regulation”为精确检索主题，规定检索年限为2007—2018年，且对期刊类型不加以限定，同时为确保研究数据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对检索到的文献数据经过重复项目合并，剔除会议纪要、报纸评论、书籍专著、综述、人物专访等无关文献类型，去掉2019年已发表的11篇文章，最终得到1546篇有效文章（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并选择将文献数据以纯文本的方式导出，其数据涵盖标题、作者/编者、摘要、关键词、引用的参考文献数、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等信息[4]。通过对1546篇文献资料选择以“国家”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可得到国外关于职业教育法领域发文量在前九的国家分布图（见图1）。

借助数据资源可知，从2007—2018年在Web of Science核心来源数据资源库发表与职业教育法相关文章的共有55个国家（地区）。经过统计排前九的这9个国家在近12年中共计发文量为1095篇，占总发文量1546篇的70.8%。其中在聚类图谱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美国，发文量高达360篇，占总数据的23.3%，其发文量是排名第二英国数据总量的两倍，更远远领先于其他各个国家。就地域分布而言，关于职业教育法研究文章排名前九的国家中有5个国家来自于欧洲地区，有6个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我国相关研究文献发表数量较少，但已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立法的重要性，并在逐步加强。

对2007—2018年与职业教育法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在Web of Science核心论文数据库中最早发表职业教育法相关文献是在2007年，仅有31篇，在之后的七年间对职业教育法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平稳发展趋势，数量起伏力度不大。进入2014年后，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明显进入迅速发展期，呈现出一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尤其以2015年最为明显，从74篇跳跃为222篇，同比增长3倍。在2015—2018年间年均发文量均超过200篇，共计发表998篇文章，占比65%，并于2017年到达峰顶，出现了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领域中单年发文数量的最高值，发文数量高达278篇，是最初2007年的近9倍差距。这些数据的变化趋势说明2014年后职业教育法相关研究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度，法治意识观念也愈发强烈，职业教育法领域依旧是国内外职业教育领域和法治建设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二、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借助专门用于分析引文的Citespace可视化数据处理软件作为应用分析软件。该软件基于共引分析的原理，通过对文献数据信息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处理，探测和分析学科研究前沿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趋势以及研究前沿与其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发现不同研究前沿之间的内部联系[5]。通过使用CiteSpace5.0.R1.SE版本，定量分析文献关键词、作者及国家、引用的参考文献等信息，绘制知识图谱，分析文献数据，挖掘职业教育法研究的热点领域，剖析其实践探索和未来演变趋势。具体研究步骤如下：第一，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输入9个基本检索词得到相关文献资料，接着在Web of Science 类别中选择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Law、Social Work、Management等类别进行精炼，最终确定研究所用数据资料共计1557篇;第二，以全记录的方式重复3次用纯文本格式导出到input文件夹，并均以Download命名各导出文献文本记录;第三，利用CiteSpace5.0.R1.SE软件对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共得到有效文献资料1546篇（去除2019年的11篇）;第四，再次利用软件导入有效数据，选择文献资料“国家”进行词频分析。“词频分析是指对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分析，以找到某一领域或学科的研究热点，并有可能发现研究热点的转移趋势”[6]。抽取发文数量排名前10的国家作为此次研究的“国家”主题词来源摘录数据，绘制职业教育法文献年均发文量折线图和国家地区（前九）分布图;第五，利用软件导入有效數据，选择文献资料“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抽取词频≥14的50个关键词作为此次研究的高频主题词来源，并绘制职业教育法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表格。根据关键词内容和特征进行归类分析，挖掘出近年来国外职业教育法主要研究热点领域。

三、国外职业教育法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者基于研究成果的全面考量而凝练的核心术语，是对研究观点的准确表达。基于对国外职业教育法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和词频统计，将大量难以量化的文献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纯粹数字进行分析，同时借助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来瞄准该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从而推测未来国外职业教育法的发展趋势。

利用CiteSpace5.0.R1.SE软件导入1546条有效数据，选择时间阈值为2007—2018，时间切片区间为1，数据来源全选，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选择标准为“Top 50”;算法为“Minimum Spanning Tree”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得到节点230个，连线1130条，Q值0.367，S值0.4214，结构显著（Q值大于0.3），并根据统计数据绘制高频关键词统计（见表1）。

基于国外职业教育法高频关键词统计，可以迅速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国外职业教育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法律的规范体系研究（management、impact、ethics、participation、governance、justice、experience、care、diversity等），职业教育法律的保障研究（education、professional development、school、knowledge、erformance、university、perception、teacher education、gender、attitude等），针对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法律研究（gender、higher education、law、legal education、race、youth、lawyer、legal professional、regulation、elementaryschool、law student、teacher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等），职业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学业成就研究（student、classroom、professional identity、challenge、belief、self-regulated learning、professional learning、inquiry、efficacy、career等），基于学习和工作平衡的职业教育法律研究（teacher、curriculum、reform、organization、reflection、leadership、pedagogy、strategy、program、social work、education policy、training等）。从表1这50个高频关键词的排序可以看出，2007—2018年国外职业教育法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其中关键词出现频率高于60的仅占5个，分别是教育（266）、职业发展（95）、高等教育（93）、学生（78）、学校（63）。出现频次小于20的关键词有13个，占比40%;剩余32个关键词出现频率均位于20～60之间。这一数据结果说明近年来国外职业教育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教育、职业发展、高等教育。

（一）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立体化机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因此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进行顶层设计，其中推进职业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就是一重要举措。法律不同于其他公共行为规则的特殊性就在于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社会规则。荷兰学者沃特维恩（Vugteveen）通过对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筛选的721名学生进行追踪调查，发现有高达42%的学生最终选择停止学业，这惊人的辍学率背后实则折射出法律强制性内容的缺失。他认为法律只是对学生必须要上学做了强制规定，但对学生必须要完成学业并没有做出相关强制要求，这是导致荷兰高辍学率的根本原因[7]。因此，加强对职业教育法的规范研究，有利于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多方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发挥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独特作用。职业证书是国际通行的对某一领域技能的专业认可凭证，建立和完善国家职业培训和技能法律认可有助于造就高素质技能性人才，并为未来就业保驾护航。阿比塔洛佩兹（Abietar Lopez）为解决学生因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未取得相关证书而无法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问题，提出要将义务教育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而非终结，要突出发挥法律对具备证书的规制约束作用，以服务多样化课程的基础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8]。英国制图学会（BBC）和英国行星学会（BIC）等教育团体就针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制定了英国资格证书[9]。此外，阿雷斯（Allais）在探讨南非“技能发展”经验基础上，认为技能短缺和劳动力市场僵化是导致劳动者失业的主要原因，国家应将技能作为“自助”议程的一部分。技能政策旨在强调通过资格认证和质量保证改革进行国家监管，诸如出台工资补贴和保护青年工人立法等政策来保障职业教育市场的有序监管[10]。

除此之外，针对职业教育过程中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的研究也一直是职业教育重点关注的领域，因此，研究如何对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教育培训进行有效规范治理是国外相关研究的重要领域。穆塞尔（Moussay）等人曾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HAT）的框架内，通过分析学校教师一年制工作实习期间的情况，显示教师职前培训的精神内部冲突，借助建立新的目标与行为动机产生新的教育活动以促进职前教师职业活动的发展。这一研究为职前教师发展教育行动能力的培训计划开辟了道路，并提倡将其引入职前教师培训法规章程中，其目标是评估教育培训计划对加强职前教师培训的强制性，以此改变教師培训中的传统辅导方法[11]。将法治规范引入教师职前培训，贯穿教师职业发展，对于审视教师的教学职责、明确教师的教学定位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研究

职业教育法律制度是适用范围极广的规范体系，它是社会全体成员所必须遵守的，也是规范教育培训市场有效运行的治理手段，更是各教育培训机构和职教院校之间的立交桥，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有利于全面指导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满足人才需求。伯恩斯（Burns）研究了教育改革大潮中美国专业扫盲运动的整个过程，发现国家在运动期间所出台的各政策都是结合当时发展实情为了实现预期治理目标而出台的应急性政策，具有暂时性的约束效果。他强调政策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固定的、稳定的亦或普遍的，它总是临时的、具有历史渊源和政治性的[12]。因此，在制定职业教育法的整个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必须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在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只有如此，最终出台的政策法律才能具有有效性和规范性，才能得到民众认可。另外，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急需一支职业素质优良、教学能力一流的专业化师资队伍，而如何对职业院校教师进行职前教育和在职培训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且长期的任务。利波宁（Lipponen）和库姆普拉宁（Kumpulainen）基于集体探究的教师教育项目对职前教师中介工作互动空间的社会机构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建立教师专业机构是教师教育专业化学习的一种重要路径，强调政府需要协助教师专业机构创造有意义和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超越传统的环境和实践，开发和实施创新的教学方法，将最新的理论知识融入课堂实践、学校发展以及众多专业工作中[13]，从而有利解决职业院校教师知识结构失衡和技术服务能力不足的困境，提高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发展水平。

（三）基于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法律研究

职业教育是各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就业难题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凭借一系列法律政策来保障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现代教育管理机制的重要手段。故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法规时，必须对职业教育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给予精准定位，尤其是对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群体给予密切关注，方能始终保证职业教育的高效发展和平稳运行。帕斯科（Pascoe）认为，各种歧视都会对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14]。在美国种族歧视是影响其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官方发布的一份“赫金杰报告”（Hechinger Report）显示部分黑人等少数族裔学生仍旧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便是美国教育系统中种族歧视不断强化所带来的教育压力，这种歧视差异与美国的历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帕拉蒂斯（Paradies）通过研究大量文献资料意识到种族歧视会随着儿童年龄的成长而带来自尊心方面的变化[15]。威廉博士（Williams DR）和穆罕默德（Mohammed S A）则就种族歧视所引发的学生心理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梳理出“歧视感知—产生压力—影响健康—出台政策”的一整套种族歧视研究体系，强调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影响是环式链结性[16]。故在消除职业教育体系中的种族差异问题上，政府需要借助职业教育法的强制性特点来保障黑人及少数族裔学生的受教育权，以有效改善学生因种族差异因素而造成的心理现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必须通过持续地以文化变革为重点的战略举措来改善校园环境，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避免出现种族文化矛盾的诱因[17]。由于职业教育具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特殊性，它是一种以培养适应社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的特殊教育，故有学者强调在职业教育培训中要加强对学生进行个人信仰和价值观教育，以及在课程内容和设计中增加改变他们学习动机的教育因素，促进学生掌握更多地职业知识与技能[18]，培养他们终身学习意识。另外，彼得兰托尼奥（Pietrantonio）等人还借助强制性报告来探讨解决虐待和忽视儿童现象的措施，认为报告所具备的强制性在识别虐待儿童和提供转介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可能为儿童及其家庭治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契机[19]。除此之外，职业教育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也很显著，海尼格（Heiniger）等人认为在中等以上职业教育体系和实力雄厚的培训部门中性别隔离尤为明显，职业性别隔离还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跨国差异性[20]。而想要真正解决职业性别隔离问题，首先需要引起国家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应为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提供政策法律支持，并要求各行业企业严格落实。

（四）职业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学业成就研究

职业教育帮助学习者了解社会各行各业，为未来将要从事的职业做好充实准备，同时潜移默化地使学习者接受人格和道德方面的精神熏陶，因此，职业教育法需要从法理学层面对影响学习者完成学业目标的诸多因素给予有效规制。对此，有学者提出要改进高职技术人文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创新模式，做到兼顾技能培训和人文教育的同步进行，促进学习者的综合化发展，实现集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为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21]。戈麦斯泽尔门诺（Gomez Zermeno）等人通過研究哥伦比亚某工作培训中心连续培训混合学习课程情况后认为，对职业培训中心的学习者而言，接受混合式课程的学习模式有助于完成目标、取得好成绩，建议可以适当推行此类学习模式[22]。克洛内（Crone）认为，青少年情感变化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学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调整内在动机和目标优先权方面也显现出更大的灵活性[23]。两者将会产生一种潜移默化式的影响，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性，故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提高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另外，还有部分学者指出学习动机和学习压力也是影响职业院校学生学习的两大因素，强调要借助新通信技术的媒介作用来有效促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增加学生学习的外在动机，提高学习效率[24]。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即将步入社会的恐惧心理，这就要求职业教育教师对其进行学习动机的正确引导，引导学生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掌握自我调节的技能，享受与自我调节学习相关的元认知体验[25]。总的来说，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学校整体教学环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这在职业教育法治建设中也是予以了明确规定。

（五）基于學习和工作平衡的职业教育法律研究

职业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中、高等职业教育，也包括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其发展存在着许多细致而又紧密联系的问题，还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教学对象也涉及学生群体和在岗工作者，教学场地包括学校和非学校区域。这一系列构成因素的背后预示着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保持一种反思性批判思维，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社会背景中，法律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修改。同时，作为从业者和学习者，拥有反思性思维可以不断提高自我意识、丰富专业学习和社会实践，这也是终身学习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技能。如特里什（Trish）所言，反思实践是一门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更广泛环境的影响来促进持续学习的学科，在专业实践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故他号召借助段落模型促使学习者花时间停顿下来开始体验反思[26]，以取得跨越式进步。另一方面，金斯伯格（Ginsburg）指出工作时间所受到的诸多限制会诱发各种冲突的爆发，需要在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掌握终身学习的技能[27]。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必须将如何平衡学习与工作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纳入教学范畴，同时，国家也应该对执行工作的时间进行强制性规定，以保障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产生负面作用。德格罗特（de Groot）认为支持和建立自主专业人士的非正式学习社区有利于职业教育的终身化发展，这种非正式学习社区的训练内容主要是针对批判性思维和情感的自我调节[28]，这二者在帮助受教育者学习和生活之间达到平衡产生积极作用。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职业教育立法来强调保障职前学习和职后培训的衔接性，认为《有机法》就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基础职业培训（BVT），帮助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使之继续在教育体系中学习，克服学业失败和降低辍学率，促进社会公平，凝聚社会力量[29]。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本就是职业教育的两大内容模块，对应的就是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何有效把握两者之间的界限问题，对于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无疑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这也是需要在职业教育法治建设中所重点突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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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