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方峰 杨洋

内容摘要：明清时期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中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译介成果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社会思想、语言、文学以及中西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从西学汉译、《圣经》汉译、西方文学汉译几个方面进行回顾，揭示了传教士翻译活动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西交流的贡献及翻译学科史的价值。

关键词：传教士;翻译;明清时期;中西交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研究”（12CYY002）。

作者简介：董方峰，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中外语言思想史研究。杨洋，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研究。

Title： A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into Chines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hina translated large amounts of books from wester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Their work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ety and thought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and also enhanced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In retrospect of their work from such aspects as western-Chinese translation， Bibl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value of their work to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

Authors： Dong Fang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are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 E-mail： dongff@mail.ccnu.edu.cn. Yang Yang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mail： yang.y@mail.ccnu.edu.cn

一、引言

在中國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是汉代到唐代的佛经翻译。这一波翻译浪潮不仅引进了佛教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形态，而且对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 166-169）。而第二次翻译高潮，则是明清时期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自明末耶稣会士入华以来，直至二十世纪初，在差不多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入华传教士在西学译介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对推动中国科技和文明的发展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语言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针对明清时期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史或者翻译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如梁启超（1936）、徐宗泽（1949）、谢天振等（2009）等大量著作中都详细地介绍了传教士翻译的历史和贡献。但实际上自明清到民初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异常活跃，翻译活动参与者众多，出版作品数量庞大，要准确统计几乎不可能。本文对明清来华传教士的学术汉译、圣经汉译、西方文学汉译等方面的历史进行回顾，并讨论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历史意义。

二、西方学术汉译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8-9）。这里的明末历算学指的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的天文、数学等领域的西方书籍编译工作。当然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工作绝不仅限于天文算学，据综合统计（马祖毅 267-304），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中，知名的总计在七十名以上，计有译著成书三百余种，除宗教类书籍外，其中有关科学的有一百二十余种左右，可分为天文学和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生理学和医学、生物学、舆地学、语言学和文学、经院哲学及宗教等共计九大类。在天文和数学领域，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学者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密切合作，所有基础知识和术语均经中外双方斟酌推敲后才推出，奠定了后世中国天文和数学之基础。力学方面，代表作是《泰西水法》和《奇器图说》。前者由熊三拔和徐光启合译，1612年完成，共六卷。后者由邓玉涵口授，王徵笔录，天启七年初刻。地理方面，有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以及庞迪我翻译、后由艾儒略增补《万国全图》。艾儒略编译的《职方外纪》（1622）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著作。艾儒略还在1637年刊行《西方答问》一书，以百科知识形式介绍西方文化。1674年，南怀仁将《坤舆图说》二卷付印。这些世界地图和地理文化知识开阔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颠覆了很多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之前的所谓“天朝大国”、“世界中心”其实不过是地球之一小部分，宇宙之一隅，内心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正是通过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了“中国与四夷天下秩序”的陈旧观念，开始接受新的世界意识，并用平等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之短长。这种心理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其后延续几个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谢天振等 113），甚至影响了清代中国学者的学风转向讲求实行、实证、实用、实效为主的经世致用之路径（马祖毅 303）。

自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译介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翻译的范围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一时期，甚至出现了多家专门的机构译介西学，如麦都思1843年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 Press）翻译了大量科技书籍;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1859年在广州设立的博济医院编译了大量西方医学书籍;1892年，上海的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k Society）更名为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在其后30余年间翻译了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之类四百余种书籍;1860年成立于上海的美华书馆在宗教书籍之外也翻译出版了部分科学书籍。这一波由西方传教士掀起的新的翻译浪潮，与中国洋务运动和革新图强的知识分子自发的翻译浪潮合并，几乎是把西方科技、人文、社会领域的主要著作都译介了一通。此外，由马礼逊开启的汉外词典编纂热潮，也推动了西方词汇体系汉译的新发展，与同时期的西方学术翻译一起奠定了汉语现代化的词汇基础。与前一阶段耶稣会士译介的科技理论主要侧重基础性的古典知识不同的是，这一波新的翻译浪潮译介了更多西方最新的科技和人文、社会学科成果，奠定了中国各种现代学术门类的基础，在语言层面也为现代汉语引入了绝大部分现代学术的基础性词汇，直接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发生风起云涌的变革，加速进入现代化进程（董方峰、傅利华 29-37）。

在语言学方面，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5）的汉字注音创制了最早的汉语拼音体系，对中国语音学的贡献早已得到学界普遍承认。这些由耶稣会士开启的汉语音韵学著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但是《西字奇迹》可以看做是利玛窦对基督教教义的译介，在此基础上的注音衍生出了近现代的汉语拼音体系的探索。此外，最早的西方修辞学译介作品《譬学》也由耶稣会士高一志于1633前后完成，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到西方的修辞学传统。传教士的西学译介对汉语语言学影响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西式标点在汉语行文中的落地过程。在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前，中国还没有标点符号体系，行文中语气的承转停顿、语义的完结等都要靠读者经过长时间训练和朗读后形成的所谓“句读”功夫。但句读能力的形成费时费力，且对同一文本，著者和读者可能有不同句读方法。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他们的翻译和汉文写作中也引入了西式标点。除了在正文中运用标点符号以外， 有的著作在“前言”、“凡例”、“发凡”等部分专门加以说明， 吸引读者的注意。1838 年，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明确强调了标点符号可以达到“界限分明，句读不混”的使用效果。该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体系对后来的汉译西书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这种断句清晰、直观明了的符号体系很快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被他们引入汉语写作，最终形成了汉语新式标点符号体系（孙建军 539-544）。

三、《圣经》汉译

《圣经》的汉译一直都是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重中之重。《圣经》这一汉译名称的确定，本身就体现了早期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适应策略。耶稣会士在翻译时，考虑到中国人对重要著作称“经”的传统，以“经”对应基督教典籍，再在其前加上表示敬仰的“圣”字，由此得“圣经”之译名（谢天振等 75）。

总体来看，明末清初，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圣经》在中国的翻译还很不系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基督教的教义和《圣经》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介绍和阐释，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了介绍。18世纪据传有几个未正式刊行的译本或者节译本，影响力虽有限但为后来马礼逊等人翻译完整本《圣经》时提供了重要参照（吴义雄 360）。

大规模的《圣经》翻译，要到19世纪基督教再次登陆中国才拉开序幕。这一时期参与翻译的人数众多，完整译本也多，而且还出现了包括文言、官话和多种方言在内的不同风格译本。最早的《圣经》全译本，来自于英国籍新教传教士马士曼，他于1815年在印度的赛兰坡与拉沙（Joannes Lassar）合作翻译出版了《新约》的全译本，1822年，他们又以《圣经》为名，把《新约》与《旧约》全译本合并出版。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圣经》，后世称为“马士曼译本”。1813年，马礼逊与米怜合作译完《新约》，1819年底译完《旧约》，1823年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合并出版，名为《神天圣书》，史称“马礼逊译本”，常与马士曼译本并称“二马译本”。

虽然二马译本暂时满足了宣教的需要，但是作为草创之作，仍有不少争议之处，即使译者本人，对译本也不尽满意。因此，其后又有大量传教士陆续对其进行修订或者重译，先后出现了“郭实腊译本”（1855）、“委办本”（Delegates Version）（1858）、“裨治文译本”（1863）、“高德译本”（1868）、“二指译本”（1878）、“杨格非译本”（1889）等。据统计，19世纪各种其他译本或者节译本零零总总达到30余种，其中还包括一些方言译本或者罗马拼音译本（谢天振等 82）。中文《圣经》译本的多样性给传教工作带来混乱，令信徒感到困惑。因此众多传教士继续努力呼吁译制一部统一的、各个教派都能接受的、同时又能适应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在各方的努力之下，特别是英国海外圣經公会驻中国代表韦威廉的奔走之下，各教派终于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了传教大会，大会最后决议成立三个不同的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文言文（深文理）、浅文理与官话三种译本，以期达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的。浅文理和合译本于1900年完成《新约》出版，深文理则于1906年出版《新约》。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语文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白话日趋流行，因此1907年的“马礼逊来华百周年纪念大会”决议将深文理与浅文理译本合并，仅出版一部文理圣经，合并之后的文理圣经最后于1919年出版。

五、结语

耶稣会士入华后掀起的翻译浪潮，是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所以李约瑟说这是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陈福康 41）。同时在几乎每一个传教士译者身边，都能看到中国助手的身影。中国学者帮助西方传教士理解中国文化，他们自身又成为西方文化的受众，并帮助传教士传递西方文化。可以说，这一波新的翻译浪潮，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浪潮。

在这持续一二百年的翻译高潮中，传教士的翻译范围涵盖宗教、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又深远。从科学技术角度而言，中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建立，几乎全赖传教士译介的基础。自然科学和现代制造的几乎每一个门类的基础知识都离不开传教士的译介之功。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过程中，传教士的译介是非常关键的助力。从社会文化角度而言，传教士的西学译介打破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同时也拓展了他们的想象空间，重构了他们的世界观;对中国社会改革思潮起到了明显的推进作用，近代中国社会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萌发、反帝制反封建革命的兴起，在思想源头上都有传教士译介的影响;翻译和与之相关的教学活动还为中国现代化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语言和文学角度而言，首先，传教士在译介西学概念的过程中创制的汉语新术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及概念体系。其次，传教士的《圣经》和文学翻译对于现代汉语白话文运动以及汉语欧化语法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产生了影响还难以准确判断，但是有大量现代作家现身说法来确证其存在。此外，从修辞和文体学层面来看，传教士的翻译引入了大量西方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意象，西方语文的不同体裁和文学表达形式也被译介入汉语，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手段，拓展了汉语语言文学的想象空间。此外，传教士翻译的各类文本，反映了汉语的不同历史和地域变体，具有极高的汉语史料价值，是今天汉语语音史、词汇或者语法史研究的宝贵语料。从翻译学的学科史角度来看，传教士翻译史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从中西交流的角度而言，传教士的西学中译和中学西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发展。因此，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刻挖掘，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Chen， Fukang.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0.]

陈平原：晚清教会读物的图像叙事。《学术研究》1（2003）：112-116。

[Chen， Pingyuan. “The Image Narratives in Church Readings in Late Qing Dynasty.” Academic Research 1 （2003）： 112-116.]

董方峰、傅利华：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和的词汇翻译及其影响研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2019）：29-37。

[Dong， Fangfeng and Fu Lihua. “A study of the lexicon translation by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 （2019）： 29-37.]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Fang， Mengzhi.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郭沫若：浮士德简论（1947）。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Guo， Moruo. “Brief Remarks on Faust （1947）.” Ed. Luo Xinzhang. Essays on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李奭学：《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Li， Shixue. Transwriting：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Late-Ming Jesuits. Hong Kong： Chinese UP， 201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36。

[Liang， Qicha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of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6.]

——：翻譯文学与佛典。陈引驰编。《佛学研究十八篇（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Buddhist Classics.” Ed. Chen Yinchi. Eighteen Essays on Buddhism Studies （Vol. 1）.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8）.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Ma， Zuyi.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4.]

沈从文：《从文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Shen， Congwen. The Autobiography of Shen Congw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宋莉華：《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Song， Lihua. A Study of Chinese Novels Written by Missionar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孙建军：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5 （2008）：539-544。

[Sun， Jianju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 Formation of New Punctuation Marks in Chinese.”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5（2008）：539-544.]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Wu， Yixiong.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Secular World： Studies of the Early Activities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Southern China Coastal Areas.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2000.]

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Xie， Tianzhen， et al.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

[Xu， Zongze. A Synopsis of Translated Works by Jesui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49.]

袁进：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语言战略研究》4（2016）：52-58。

[Yuan， Jin. “The Impact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4（2016）：52-58.]

朱自清：《新诗杂话》。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Zhu， Ziqing. Talks on New Poetry.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