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安迪

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勒（Anders Teg-nell）颇受民众爱戴，他的头像被一些年轻人文在胳膊上。　　陈安迪　❘图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先提出“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并呼吁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降低医疗体系的承载峰值。梁淑怡❘　制图

“新冠疫情就像一场森林大火，只要减缓火势蔓延的速度，大火最后就会自行熄灭。”按照泰格内勒的解释，防疫不是阻止病毒，而是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以避免医疗体系的崩溃。

他的理论依据是“压平曲线”。但是，这条曲线已遭到曲解：越多的人越早感染病毒就会越早摆脱疫情。

新冠疫情已席卷至少185个国家和地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5月6日6时3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超过365万例。

中国、印度和意大利采取了“封城模式”，不少西方国家则借鉴“韩国模式”——保持社交距离、大规模检测，并对感染者和接触者进行隔离和治疗。一个北欧国家则走上第三种抗疫道路，被称为“瑞典模式”。

“我们可能在5月迎来群体免疫。”2020年4月22日，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勒（An-ders Tegnell）表示，该国超过六成的人口将通过感染病毒获得自然免疫力。

一如往常的生活，老年患者死亡率高

至少一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出现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但餐馆、酒吧和理发馆等场所照常营业。

“让人高兴的是，我们没有进入封锁状态，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一名理发店经营者约翰·韩森特（Johan Hansent）说，为了避免室内感染，市政部门还允许他在店门口的空地上理发。

2020年5月3日，长达数周的雨雪天气暂时结束，不少市民纷纷聚集到“大广场”（Stortorget）、海滨等地享受阳光，几名戴口罩的外国移民穿梭其间，引来当地人异样的目光。

当前，瑞典主流疾控专家的意见仍然不变：口罩阻挡病毒的效果微乎其微，勤洗手才是上策。因此，瑞典各大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护理员并没有全部戴上口罩。

瑞典首例新冠肺炎确诊者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她在1月31日确诊后，瑞典仍维持“中级”传染病预警级别。3月11日，新冠肺炎确诊者达到百余例时，瑞典才开始关闭博物馆、取消体育赛事，并禁止500人以上的集会。

大约半个多月后，瑞典政府建议高中和大学停课、临时取消高考。不过，小学、初中和幼儿园照常上课。

不少亚裔家庭担心校内感染而将孩子从学校接回家。不久，这些家长纷纷收到法院的传票，被指控涉嫌违反瑞典《教育法》的条款：“任何人不得剥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地法律还规定，无自主能力的未成年儿童也不能独自居家。如果学校停课，将导致大量成年劳动力需要请假或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包括至少一半的医护人员。

不同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三世同堂并不是瑞典的主流家庭结构。通常，老年人不用担负照顾孙辈的责任，这避免了老年人的家庭感染。

但是，瑞典的养老院依旧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截至北京时间5月6日12时，瑞典确诊的23216例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有2854例死亡，死亡率高达12.29%，是丹麦、挪威、芬兰等邻国的三至十倍不等，也高于美国5.77%的死亡率。

“大约50%的死亡人口来自养老院。我们在养老院方面遇到很多问题，这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安德斯·泰格内勒承认，养老院一度被疏忽。

据瑞典公共卫生局统计，90%的新冠肺炎死者在70岁以上，斯德哥尔摩三分之二的养老院已受到感染。4月1日，瑞典开始禁止私人探访养老院。

“我的母亲所在的养老院设置了视频电话，（通话后）让人担忧起来。”一名瑞典网络工作者马格纳斯·邦德森（Magnus Bondes-son）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养老院缺少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物资。

为了减轻老年新冠肺炎患者的痛苦，盖夫堡地区的一家养老院没有向患者提供呼吸机，而是发放了一种强效镇痛药——吗啡。

从“群体免疫”到“压平曲线”

安德斯·泰格内勒是瑞典抗疫的灵魂人物。新冠疫情来临前，他还是瑞典公共卫生局一名不知名的公务员、科学家。如今，他的头像被一些瑞典人文在胳膊上、印在婴儿的服装上。

这位64岁的首席流行病学家，还时常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而政府高官则极少在发布会上亮相。瑞典是全球唯一由科学家主导抗疫政策的国家。

瑞典宪法规定，政府不能干预公共卫生局等专业机构的业务工作。每天早上，公共卫生局的15名专家一般都会开会，对疫情数据进行分析讨论并调整对策。每周，他们还会与各区域当局进行两次对话。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言辞谨慎平和，他的特质让大家感到非常安心。”瑞典流行病学家艾玛·法兰斯（Emma Frans）表示，在赞扬泰格内勒的同时，她还批评英国基于错误的数据模型而放弃了“群体免疫”策略。

3月初，英国帝国理工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宣布，如果按照英国政府的“缓解策略”，将会有26万—52万名英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英国《卫报》透露，这项研究成果是英国政府放弃“群体免疫”的重要依据。

瑞典几乎成为唯一尝试“群体免疫”策略的国家，安德斯·泰格内勒是该策略的主导者。他认为，严厉而短暂的封锁措施并不能长久根除新冠疫情，相反还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停滞。

“新冠疫情就像一场森林大火，只要减缓火势蔓延的速度，大火最后就会自行熄灭。”泰格内勒打了个比方。

不过，在瑞典皇家卡罗琳医学院教授斯坦·林纳森（Sten Lin-narsson）看来，此举是“玩火”。他很担忧，“任由厨房着火，而无视火势蔓延有焚毁整个房子的风险。”

据说，泰格内勒的理论依据是“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防疫措施并不能阻止病毒传播，而是避免患者短时间内暴增导致医疗体系崩溃，由此减少因医疗体系崩溃导致的重症或死亡病例。

新冠疫情一度导致意大利、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崩溃，出现“选择性救治”现象，不得不放弃一些年龄更老、病情更危险的患者。

最初，“压平曲线”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提出，并经英国《经济学人》和社交媒体等传播，迅速成为继“群体免疫”后的流行词。但是，这条“压平曲线”已被曲解甚至成为放任病毒的说辞：越多的人越早感染病毒就越会早摆脱疫情。

瑞典也越来越背离世卫组织（WHO）“检测、检测、再检测”的建议。2月，瑞典一度采取了大范围的检测措施，对所有海外疫区旅行归来人员进行检测，并密切跟踪接触者。

新冠疫情在3月12日转入社区传播模式后，瑞典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重症患者，还有老人、医护人员等高危人群。在每日疫情简报中，“疑似病例”一项也被删掉。

“瑞典的医疗体系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并没有出现将重症患者拒之门外的现象。”安德斯·泰格内勒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实现了预定目标。”

“群体免疫”成功在即？

2020年4月22日，安德斯·泰格内勒又乐观地宣布，“我们可能在5月迎来群体免疫。”

他的乐观判断主要依据是，瑞典已出现大批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状患者。

“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医院调查发现，27%的医疗工作人员具有免疫力。”泰格内勒还强调，“群体免疫”并非瑞典当局的政策，只是一系列温和抗疫政策“意外的副产物”。

近日，瑞典驻美国大使卡琳·乌里卡·奥洛夫斯多特也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透露，大约30%的斯德哥尔摩人已经达到免疫水平。

瑞典公共卫生局将实现“群体免疫”的门槛设定在60%的人口获得免疫力。就在瑞典宣布抗疫成果的次日，世卫组织发出警告，“没有科学证据显示，新冠肺炎感染者康复后不会第二次感染。”

安德斯·泰格内勒仍满怀希望。他随即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中表示，瑞典的防疫策略更适合面对疫情的二次暴发。

“群体免疫”成功在即的消息，也让斯德哥尔摩市民兴奋不已，纷纷向公共卫生局送去鲜花。据民调机构Novus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瑞典人对公共卫生局的工作表示满意。不过，这并未阻止来自科学界的担忧。

2020年4月14日，瑞典病毒学家莱娜·爱因霍恩（Lena Einhorn）等22名科学家和知名人士就公开发表联名信，要求政府“遵循世卫组织的建议”。

“群体免疫已经导致太多人死去。”瑞典最大医学研究机构卡罗莱纳（Karolinska）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克劳迪娅·汉森（Claudia Han-son）还暗示“毫无才干的官员”应该对此负责。

不少欧洲国家的科学家也为瑞典“佛系抗疫”担忧。德国病毒学家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不无揶揄地说，“当各国都纷纷采取强硬手段对抗新冠病毒之际，瑞典就是这场浩大试验中的‘对照组”。

欧洲媒体对瑞典“群体免疫”的批评更为尖锐。英国《卫报》称之为“俄罗斯轮盘赌式的新冠战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则嘲讽“瑞典民众成了小白鼠”。《德国之声》则注意到，如果“群体免疫”5月不见成效，瑞典很可能放弃“群体免疫”策略。

其间，瑞典当局也不断根据疫情调整对策。3月初，一些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进入4月后已变为“禁令”。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勒依旧受到民众的追捧。一份民调显示，3月份，53%的受访者信任泰格内勒，表示不信任者只有18%。4月初，76%的受访者信任安德斯·泰格内勒所在的公共卫生局，其中47%表示“高度信任”。

瑞典的优势与邻国的忧虑

在社交媒体上，安德斯·泰格内勒还有十万多名粉丝，这在千余万人口的瑞典算是“大网红”。这意味着，他的“佛系抗疫”有着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人们越来越害怕失去生计，而不是失去生命。”斯德哥尔摩一家理发店的老板约翰·韩森特（Johan Hansent）的胳膊上也文着安德斯·泰格内勒的头像。

作为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瑞典的对外依存度极高，难以承受封锁和停工的后果。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数据显示，瑞典只占世界0.2%的人口，但它的对外贸易额却占世界贸易额的2%，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45%。

来自经贸领域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瑞典人的民族自豪感。一项民调显示，92%的瑞典人“非常认可”自己的国家，18%的民众对瑞典经济感到“非常自豪”，这一数字远高于丹麦的10%和芬兰的7%。

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30日的文章认为，正是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促使80%的瑞典人赞成政府采取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宽松防疫政策。

“我们不可能立法禁止所有的事情。”疫情之初，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一度坚持认为，防疫政策的根本不在于防堵，而在于“民众的责任心”。

直到4月5日，瑞典新冠疫情已突破万例，勒文不得不改口说，“成千上万的瑞典人将因为自由散漫付出生命。”

“向瑞典学习！”4月26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反对封锁令的游行中，一些抗议者打出了这样的旗帜。

瑞典“佛系抗疫”模式广受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推崇，以致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ke Ryan）也谨慎地表扬瑞典模式，“瑞典人信任‘自我调节的方式，可能是代表未来的典范。”

不过，瑞典模式基于它独特的国情，只有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具备部分复制的条件。

瑞典地广人稀，具备天然的隔离条件。该国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1011万人口，它的面积是武汉的五十多倍却承载着几乎相同的人口规模。

瑞典人还有保持社交距离的社会生活习惯，家庭结构也更不利于病毒传播。当前，65岁以上的老人大约占瑞典人口的20%。但是，超过一半的家庭是只有一人的“独门独户”，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可居家办公，家庭已普及互联网。

“我们推行的大多是自愿措施，这是瑞典社会习惯了的运作方式。”安德斯·泰格内勒认为，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也是温和防疫政策得以推行的社会优势。

他还坚持，“关闭国界是一种荒谬的做法。每个欧盟国家都出现大量新冠病例，控制国界内部的疫情蔓延才是防控重点。”

瑞典的开放边界与“群体免疫”却让邻国不安。国际社会也广泛担忧，这可能导致跨国大流行，甚至会造成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季节性回旋”。

4月12日复活节前夕，挪威、丹麦和芬兰纷纷封锁了与瑞典的边界，以阻止节日期间的人员跨国流动。其间，三个邻国还关闭了境内的餐馆、酒吧和学校等公共场所，并出台严厉的惩罚措施。

“我们宁愿今天做得太多，也好过三个星期后后悔做得太少。”丹麦卫生部长马格努斯·休尼克（Mag-nus Heunicke）说。

复活节后，眼看着邻国已将儿童重新送回学校，瑞典每天仍以成百上千的感染量在增加。英国《每日邮报》4月30日的文章说，“一些瑞典顶级病毒学家开始反思‘向病毒投降的政策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