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 尹帮文 杨婕

摘要：“感性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经创造性继承费尔巴哈“感性对象”原则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阐发了“感性活动”的物质基础与能动原则，赋予其三重规定：为生存资料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形成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物质交往活动、为个性自由推翻现实矛盾的革命改造活动。马克思将人的“需要”机制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论证了感性活动从“生存”到“自由”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揭开了整个社会历史形成与发展之谜，确立了其哲学的实践基础，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整体超越。而对感性活动进行生存、反思与自由的当代诠释，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断找到重要哲学支撑，这既从学理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印证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特殊历史性，又在实践层面预示了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性，为社会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感性活动;辩证法;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0）01-0102-10

约至1845年，马克思在深刻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精华和全面把握費尔巴哈唯物主义基础之后，洞见其局限性在于旧唯物主义抛开“感性的人的活动”去诉诸“感性对象”“感性确定性”以及感性“直观”;相反，唯心主义从不过问活动的现实性与感性特征，仅仅“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因此，像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综合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那样，马克思实现了将思辨辩证法与直观唯物主义现实地历史地结合。这一过程是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对“感性对象”的扬弃与“感性活动”的辩证性阐释和历史性考察完成的。从包含全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到确立唯物史观的《形态》，“感性活动”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必然为当代相关研究留下了讨论的余地。如一种存在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从感性活动与人的存在、与自然、与历史及自由这四个方面对感性活动概念进行存在论阐明并完成哲学史上的革命;一种身体现象学视角的诠释：指出“任何感性活动都是身体的体验性活动。而正是通过感性活动的身体性理解，才能使‘人与自然及‘人的本质等等问题得到澄明”;一种形上意蕴的考察：认为马克思对“感性活动”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与形上意蕴，包括知识论的前提性批判、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颠倒与践行世界观的生活实践多重意蕴。上述工作从不同视域推进了有关研究，却忽略了感性活动的辩证本性，没有用一种辩证运动的态度在时空的界限中实现经典文本与当前现实的整体通达。故有必要对“感性活动”作一细致人微的分析与解读，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和辩证要素。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激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的价值与使命。

一、感性对象：“感性活动”的理论来源

1831年，黑格尔逝世导致其旷世哲学体系也面临决裂的宿命。老年黑格尔派固守黑格尔哲学封闭严密的体系，认为这仍是理解一切事物的奥秘所在;青年黑格尔派却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否定的性质，但仅仅是“看到了”，于是用它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又依赖“自我意识”的醒觉，去批判决定事物本质的“实体”或概念，妄想通过观念中概念的批判完成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改造。这种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的批判”无非还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兜圈子，是对自我意识能动性的扭曲，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的杰出代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他既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又与唯心主义保持界限，正如其自述“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通过批判黑格尔“感性确定性”思辨的理性主义与宗教神学的主观主义而建立起人“感性”“直观”的基础地位，以此宣称自己是人本主义者。这种见地在理论初期着实获得大批拥护者，甚至包括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恩格斯回忆，“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但事实上，费尔巴哈没有摆脱“以感觉主义或感性直观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使他的“人本主义”最终借助“感性对象”才得以阐发和完成，同时又在“感性对象”面前终止了。于是，理解“感性对象”的真实含义，就成了抵达“感性活动”必经桥梁。

（一）作为对象的自然：人本主义是自然观上的直观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详尽地描绘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他认为，宗教是人的宗教，它之所以伴随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原因在于宗教的本质作为其存在的根据，实质是人的本质异化所致，基督教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属性可以在人身上的理性、意志和心找到依据。这样，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探索转而成为追问人的本质问题，进言之，宗教问题就是人本身的问题，只要人在心中意识到了“爱”并建立爱的宗教，就能取消神的宗教。关于人的本质，费尔巴哈的基本立场是“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因而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活动的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尽管费尔巴哈指出“理性、意志和心”是人的本质，但在他的学说里，却对“感性直观”和“感性对象”有所偏执，因为只有充分理解“感性对象”，才能完全意义上领会并找到人本质的合理来源。这种“感性对象”首先就表现为自然或物质世界。关于人与自然的问题，如上所述，费尔巴哈认为自然作为人的“感性对象”对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和优先地位，自然决定人的性质，有什么样的自然界或感性对象就有什么样的人。他首先承认的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性和肉体性，“肉体是人格性之根据、主词”。这种肉体、自然的性质取决于对物质自然世界的依赖，而“依赖”或“感性的想象力”是连接人与自然、人得以获得物质世界感性材料的唯一桥梁。因为“只有感性想象力，才是主观的活动，也即人于中满足自己、让自己自由地那种活动”。自然作为“感性对象”不仅产生了人，进而决定和制约着人，人是被动的。所以费尔巴哈不承认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实践被排除在他的学说之外，人仅仅能把自然作为“感性对象”得到其意识，意识到“我”与自然的直观关系，通过直观意识到人的本质，即存在。在优先、纯粹的自然面前，“人化自然”也被费尔巴哈排除在视野外，实践对自然能动的改造在他看来是一种奴化自然的做法，是“哲学原则”上的“利己主义”，应该予以摒弃。他指出：“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最顺从的仆人。”为了求全人与感性世界尤其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那种通过“命令”和“创造”出来的“自然和世界”不在他言下之意的“自然”之内，所以马恩批判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概而言之.费尔巴哈第一步通过论述人对自然的直观关系，表明了自然之为“感性对象”具有的优先性，同时也表明他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但由于他将实践与人的肉体性、自然性及“感性对象”割裂，人就没有丝毫现实意义的主动性，他的“新哲学”也停留在了“庸俗唯物主义”或直观唯物主义阶段。

（二）作为对象的人与社会：人本主义是历史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不仅把“感性对象”运用在人与自然及物质世界的关系上.还运用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阐明作为“对象”的人、社会和宗教及其相互关系。马恩曾直言：“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这评价无疑是中允的。因为费尔巴哈明确表明：“另一个人——这乃是我跟世界之间的纽带。我之所以感到自己是依赖于世界的，就是因为我先就感到自己是依赖于别人的。”人他人们了解世界的先决条件就是了解自己，但了解自己必须意识到自己，这一意识过程的实现是借助于作为“感性对象”个别的他人。所以“人只有在别人身上才了解自己和意识到自己;但是，只有了解了自己，才能了解世界”。在人类社会中，“人之第一对象，就是人”。人的社会关系就是“对‘我来说，对世界的意识是以对‘你的意识为媒介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再次表现出对“感性对象”的仰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仍是“感性對象”的、单纯“依赖”的关系，即亘古不变的“爱”与“友情”的关系。此外再无其他社会关系可言。为了其理论的合理性，他用宗教的历史掩盖了人的历史，历史被抽象成人不断从宗教那里获得自己本质的宗教史：“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基于此，费尔巴哈自诩为宗教异化产生的根源找到了“世俗基础”，为宗教批判找到了可遵循的真理，即要想取消神的宗教，就必须建立人与人之间爱的宗教，而前提是人们必须意识到人的类本质就是“爱”，意识到“你”和“我”之间的“依赖”，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是环境感染和教育强化。这样一来，不仅在物质世界的“感性对象”面前，人是僵死的、受动的，而且在作为“感性对象”的人面前，彼此之间也仅仅局限于“感性直观”。这种无反思、被动的直观，双重运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成为联结“感性对象”的工具和方法，使得费氏的唯物主义内置了“直观性的主要缺陷”。结果是费尔巴哈不但没有现实地完成对宗教的批判，而且还给“人”笼罩了神秘面纱，使之成为了“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造成了人及其历史的抽象化。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为基础和媒介阐述了自然主义式的唯物主义和主观主义式的唯心史观，使得他的人本主义“大厦本身”与直观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得以统一。如此，他的人本主义既建立在自然观的直观唯物主义之上，却又消融在历史观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尽管它有其理论的桎梏，但是在特殊时代为马克思由“宗教批判”转向“社会政治批判”，发现人的历史及其发展动力，发掘社会历史进展的矛盾规律提供了方法及经验启示，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完善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感性活动”辩证的三重规定：马恩对感性对象的扬弃

在《提纲》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止步于“感性对象”.而没有真正理解“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的重要意义，更看不到由此引发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导致他不能准确把握人的本质，找不到产生社会的动力和窥探到历史进程的规律。而马恩以“感性对象”为基石，以黑格尔概念的辩证法精髓为灵魂，完成了由“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的跨越。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理念辩证地“自我运动”，马恩的“感性活动”是人在对物质和精神的感性“需要”前提下有反思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随着需要和目的改变.“感性活动”在社会历史的不同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一）肯定之维：作为人类社会现实前提的感性生产活动

《形态》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文本表明“现实的个人”“活动”和已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才是社会历史真正的、现实的、肯定的前提，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关注的“前提”截然相反。他们要么预设一个“自我意识”并把其意识活动的过程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史;要么从主体“人”对“客体”的依赖来确立“客体”或“对象”的优先性，从而忽视人能动创造历史的事实。导致历史就成了“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和“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马恩不仅找到了历史的肯定前提，并且辩证阐述了作为前提的“个人”“活动”和“生活资料”几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个人一定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条件而活动着的人：活动无非是现实的个人进行着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过程：物质生活条件是现实的个人得以生存且进行活动的物质前提。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即肉体组织得以存活和发展，个人不得不使生命的吃、穿、住等基本生活资料需要得到满足。这种由肉体组织所决定的“需要”促使人与自然发生关系，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条件.也即人通过对“感性对象”进行有意识和目的的“感性活动”，完成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感性自然”的超越，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因此，人对自然的需要不再是一种人必须通过自然或感性对象来自我确证的抽象需要，而是作为历史前提的个人生命，作为肉体组织存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需要而言的。在生产“需要”的进程中，即“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自身与自然界或“对象”以及动物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是基于感性对象，而是基于人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物质资料“需要”引起的“感性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是被意识到了的“需要”和活动。所以，人的意识既不是对客观事物直观、虚幻的反映，也不是“为对象所形成的内容”，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也即能动的“感性活动”过程。至此，马恩不仅找到了社会历史的终极前提“人”及其存在根源，而且发现了“人”意识的发生机制，实现了物质与意识通过感性活动唯物地、辩证地统一。这样，意识就有了现实根源，它不仅能意识到现实的个人、现实活动及现实需要，而且能意识到各种异己的力量与矛盾，为矛盾的形成与解决提供了前提，为历史的形成与展开提供了能动性的可能。

（二）否定之维：作為发展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的物质交往活动

为了批判费尔巴哈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来看待人与感性世界，马恩提出“现实的人”后，接着通过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现实的历史的人”。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只有完整“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才能揭秘人类历史的本质及前进规律。这种把人的产生本质上看作是一个交往活动的“过程”，实质是创造性继承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不同于黑格尔借助人类历史来实证自我意识的能动发展，马克思是把人的产生与人之间“现实的、能动的关系”作为“历史的结果”来考察人与历史有机统一的。在这里，“感性活动”将通过能动的社会“关系”得到阐明，而促进这种“关系”的正是带有反思意识和目的性的物质精神“需要”。因此，马恩详细论证了在“需要”的推动和创造原则下，“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等历史构成因素是如何矛盾运动的。首先，基于生存需要，“感性活动”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生存而进行的一系列满足生活需要资料的生产活动，同时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和意识的构造过程，它作为生产力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其次，正是人类意识使“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需要的产生才是真正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再次，在伴随新需要及工具的生产同时，人们还从事着人口的繁殖，即自己生命的生产和延续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缔结了最原始的社会关系，即家庭，“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最初表现在性行为等方面的简单分工。最后，社会关系进一步丰富发展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进行“共同活动”的方式也是生产力的体现，因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也即决定着社会的交往形式。在考察了人们的物质联系即“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马恩强调“人还具有意识”。但意识并非纯粹的，必须通过物质介质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和意识是同一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正是因为这附带某种需要的反思意识才使真正的分工随着物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逐渐确立起来。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一、需要的不同，致使社会意识千差万别。于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成为现实”。与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形式相应形成不平等的分配，以所有制形式表达出来。马恩解释道：“分工和所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不过分工是相对于活动而言的，所有制是相对于活动的产品而言的。这使社会关系以利益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包括个人或家庭利益与社会交往中人们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并在所有制形式中使矛盾变得固化和尖锐。为了维护一部分人的“共同利益”，他们不仅营造了一个“普遍利益”的观念让社会其他成员理解并承认它，而且联合成为一个阶级，以“国家”这样“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在一定制度下得以维持和合理化，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正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学说里充斥着抽象的人、意识与需要以遮蔽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但马恩恰恰就是批判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臆想与思辨，把人的能动意识从抽象的理性神、自我意识和感性对象中解放出来。把意识还原到“感性活动”，即还原到社会的物质交往活动中，还原到一种互动“关系”的语境中.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反思物质世界、社会历史中的对象及区别。马恩通过归还意识的能动性使人反思到自己的“需要”，从而把历史看作是合目的性的物质交往活动过程，同时把人置人一种“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联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互动关系.说明了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与能动力量，才真正超越了费尔巴哈“僵死”的唯心史观。

（三）否定的扬弃之维：作为推翻现存矛盾的革命改造活动

在“感性活动”上述两层意义中.马恩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解决了人与意识的物质性来源问题，也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关系。转而立足于现实社会状况，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的状况，立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以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现实状况，启示无产阶级不仅要对现实矛盾给予充分理解，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反思对现存矛盾给予现实的否定与革命。与费尔巴哈以“共同人”之名，变相地宣称自己就是共产主义者，而达到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的目的相反，马恩批判道：“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因为费尔巴哈以为人或物的存在就等同于其本质，所以人的现存状态如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属性必然持存于人之中。马恩却扼要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与其“存在”完全不相吻合，工人阶级感受到的是来自剥削阶级的压迫等一系列不幸的事实和“存在”，但谁能忍受“不幸”作为自己的本质呢？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幸”成为自己的本质而自己却对此毫无意识呢？答案在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统治着社会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话语权，才使无产者身处不幸却无能为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感性活动”的第二层意蕴中具有需要目的的反思意识必须被揭示出来，为的就是使人们在社会之中能动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将需要通过活动外化出来。故无产者没有必要把不幸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予以承认和忍受，因为事实简单到就如同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一样.不得不受着染料和废料的污染及轮船行驶的影响等工业支配，不得不受着特定的环境和历史等因素影响一样。人的本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也只有对现存矛盾引起的不满有所意识和理解，有所行动和革命才能实现。在此基调下，马恩初步阐述了社会革命理论：首先，革命的原因。分工使得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结果产生了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形式，这直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为了防止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剥削阶级用“普遍利益”以蒙混个人“特殊利益”与阶级“共同利益”的界限.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对被压迫阶级进行统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阶级对立越发明显，无产阶级愈加不幸，同时也对现存状况愈发不满，所以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革命。其次，革命的对象与内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自己阶级的生产者——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分工的发展史上取得巨大经济优势地位，获得阶级统治的权力，并通过意识形态引导、国家组织形式和制度、社会生产方式等不断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社会制度等等。再次，革命的方法。由于资产阶级在发展中完成了手工业、商业、大工业等几个阶段，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所以要形成能与之抗衡的力量唯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实现联合的前提是，无产者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成为真正的普遍利益代表者，而且在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后，取得的成果必须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最后，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分工、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个性发展。使劳动服从于个人感性的物质精神需要，实现为“需要”而劳动，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这样阐明“感性活动”的革命维度，马恩才在社会现实层面上超越了古典唯心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

至此，马恩对“感性活動”作了三个维度的阐发：作为生存意蕴的物质资料需要的感性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肯定的一环;作为反思意蕴的带有目的性产生和发展社会关系的物质交往活动，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展开，是社会矛盾社会关系形成并作为否定一方被不断意识到的一环;作为自由意蕴的未来社会变革的革命改造活动，即在对社会矛盾有所意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现实推翻与改造，诉求人的新需要并扬弃的一环。它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系统的三个方面和因素，而不是三个阶段，因为这种感性活动“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所以它也就是现实的人及社会历史本身，历史在人满足生存基础上和追求白由的目的中得以形成与展开。从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历经社会矛盾关系，升华至化解并产生新矛盾的社会革命运动，无疑能看出黑格尔“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格式。但马克思祛除了它原本抽象的外壳，将人有反思意识的现实物质精神“需要”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置人人类历史，置人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和革命运动，探讨不断满足并创造新需要的动力因素;初步阐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肯定事物”进行“否定理解”的理论言路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从而实现了“感性活动”的辩证性联结，使其赋有了最生动最现实的能动意义。也正是基于具有“需要”意识能动的感性活动，才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当前中国社会状况在历史主线下的契合成为可能，因为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在本质上关注的始终还是人的“需要”问题，既是生存需要也是自由需要的问题。因此，将“感性活动”的辩证实质与社会主要矛盾置于同一论域中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哲学底蕴与现实意蕴的当代统一。

三、生存、反思与自由：“感性活动”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证性科学，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的预见性真理。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其理论最细微之处绽放出强大的生命力。它表现在习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也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了新时代。”而这一判断的依据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表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归根结底还是人们的“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不相符合，导致对生存现状“不满”的长久性话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重大论断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勾勒，而其现实性与科学性就在于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哲学意蕴。

（一）“感性活动”的客观物质性规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生存向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感性活动”或实践为钥匙，在现实意义上解开了知性形而上学之谜，以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为主线.提出了“现实的”“历史的”“活生生”的个人。凭借“人”的提出，马恩完成了对颠倒、思辨的主观主义的重新颠覆和超越，建立了“‘历史的形而上学”;将古典哲学所建构的形而上学大厦与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体系在市民社会中人的生存问题面前统统摧毁了。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人类历史的演进是基于感性活动引发的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与结果。不同时代，社会基本矛盾以不同内容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出来。而这些主要矛盾有一个共同的抽象形式，即人们对生存和生活资料的“需要”与当前生存资料现状之间的“不满”，也即生存理念与生存状态之间脱节的矛盾形式。这种既以生存为基点又以生存为目标的生存意蕴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成与消解提供了内在动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合上述的共同形式，蕴含了以“感性活动”创造的客观物质基础决定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理念的生存向度。首先，就生存状态而言。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结了过去五年包括十个方面的工作历程及其成效，并指出其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地位。在生存现状上，我国目前已实现总体小康，生活质量水平自近代以来完成了三次伟大飞跃。理论上.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共产党人的领导，但客观上讲，这也是社会矛盾运动和人民对生存与生活“需要”进行奋斗和努力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当代中国人民依旧面临诸多生存问题亟待解决，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反腐倡廉、住房改革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问题，它们既源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人们客观生存现状的两方面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次，就生存理念而言。“生存论研究申说的根本问题是信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信仰是共产主义，是关于个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生存理念，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每一时段对生存的信仰是循序渐进的，是量的积累，是抵达信仰的各个环节。因此才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三次变化.从“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进阶，人民以生存理念反映和引导着生存需要，不断接近信仰的生存状态，作为生存理念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互动的历史性结论”，是生存意蕴上肯定并客观存在的现实环节。

（二）“感性活动”的辩证否定性隐喻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思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感性活动的第二重含义上，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阐明了人类意识的物质来源、能动的反作用和上升式的发展规律。人们在物质活动过程中形成意识，反思到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差别与否定，从而与对象进行区分，同时反思到人类社会的普遍矛盾，并通过矛盾的解决发展自身。在这里，作为否定性的反思向度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逻辑，反思作为辩证法的否定性环节包括了反思的内容、方法及目的。一是反思的内容。须回溯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主要方面的一端，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总结反思既是五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总结.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活动中不断展露并积累的根本社会问题。而反思的内容不应仅仅是五年来党和群众的工作成果与实践结果，甚至需要深入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里的奋斗历程，反思几十年来实践的过程。这样，将反思研究的样本充分扩充才能深刻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科学总结诸如发展、民生、社会文明、法治、意识形态与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才能充分认识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各个部分。二是反思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科学方法，也是人民群众从事社会实践的现实途径。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要求人们深刻理解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共产党人始终秉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总结经验、阐发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与认识理论的辩证运动中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进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这一重大论断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却又高于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真理。因为其内在的唯物辩证法不仅已反思了矛盾中的各个重大问题，而且也蕴含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方向与方法。三是反思的目的。反思的目的可以追问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而得知.目的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如何实现美好生活问题的理论照应。这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反思基础上，进行工作实践须具有指向性，指向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指向实现人们美好生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思向度基于人们几十年来实践创造活动的历史事实，反思了正反两方面的重要经验，作为否定的一环证实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与历史性。

（三）“感性活动”的革命创造性映射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自由向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揭示了私有制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无情压迫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理论的保守性与封闭性;通过实践活动的阐发，赋予了工人能动的现实力量;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科学的综合统一，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实现政治自由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正因如此，《形态》中“感性活动”的深刻剖析，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过渡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革命，也即通过实践批判，阐发现实之人进入“个性自由”的必然之径。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探索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自由的诉求是一脉相承的，尤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方式和执政理念给予了巨大的理论启示。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归根究底就是中华民族在实践活动中追求自由的历史，只不过具体的“自由”在不同时期也有其特定的含义。一是政治上的自由。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终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取得的自由。从此，国家有了主权，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中国人民有了真正意义上生存的权利，实现了政治上的自由。二是生产上的自由，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所有制形式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彻底转变。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农村土地改革新征程。此次土地改革，將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尽管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但经营权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变革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意味着生产者可以更大限度地支配生产所得的产品，意味着生产上的自由性不断提高。生产上的自由使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更高层次的自由创造了客观物质条件。三是生活上的自由，即当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长期奋斗，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精神财富，人民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希望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面临重重阻力，供给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需求侧的阻碍。党的十九大报告并没有对“美好生活”进行量化描述.因为“美好生活”本身就具有开放性的自由向度，其现实含义要具体到发展的各个方面之中去，所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方面不断改革与发展才能通达。换言之，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党的领导，踏踏实实从事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通过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实现。因此，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自由向度最终是指向了人的具有超越性质的实践活动，也即感性创造活动。这样，通过“感性活动”.三个向度得以构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具备反思意义的自由向度最终又回归到更高层次的生存境域。

四、结语

“感性活动”或实践贯穿于整个《提纲》与《形态》中，正是通过对这一现实的人历史性活动的辩证阐释，马恩才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深刻批判，完成了两人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确立了实践的本体地位;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初步阐发，肃清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找到了历史前进的动力因素;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初期构想，对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起到空前的推动作用，为未来科学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景。还通过感性活动的发掘引申出了诸多历史与社会的范畴，为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普鲁东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阐发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做了充分准备。而时隔百余年后，在当代中国面临国际国内各重大复杂变化之际，尤其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转化的特殊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仍然能与中国实际历史性地结合，从而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重大论断提供了哲学基础。在“感性活动”的论域下，既印证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普遍必然性，也预示了其内在的特殊历史性，从而激励人民群众投身社会实践，从事创造活动，在“感性活动”或实践中否定和克服现存矛盾，逐步创造向往的美好生活，实现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