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林，邓丽云，宋清海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发生率高达17.5%，其中10%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具有攻击性行为，需要得到及时救治。能够向基层居民提供精神疾病防治服务基层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但数量少，人员配置明显不足，工作辛苦程度与收入不成正比[1]；同时因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基层精神疾病防治(精防)人员普遍存在职业倦怠感[2-3]。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应用于缓解负性情绪、促进应对方式养成效果值得肯定[4]。“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即医院、社会、家庭、爱心团体等相关单位共同构建的多元社会支持网络，为有需求者提供信息、情感及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本研究以心理健康、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为切入点，分析基于互联网背景的“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在基层精防人员中应用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先从丽水市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抽取20个单位，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能熟练使用互联网工具基层精防人员142名；入组者均知晓本研究内容并自愿参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71名。其中观察组中途退出3名，对照组中途退出6名，最终纳入133名。观察组：男44名，女24名；年龄22～60岁，平均(33.8±5.1)岁；工作年限1～15年，平均(10.2±1.3)年；职业：医生47名，护士21名；文化程度：初中2名，高中/中专20名，≥大专46名；职称：无职称12名，初级42名，中级13名，高级1名；工作地区：主城区20名，贫困县22名，其他26名。对照组：男46名，女19名；年龄22～60岁，平均(34.5±5.2)岁；工作年限1～15年，平均(10.5±1.4)年；职业：医生50名，护士15名；文化程度：初中1名，高中/中专17名，大专及以上47名；职称：无职称9名，初级38名，中级16名，高级2名；工作地区：主城区24名，贫困县18名，其他23名。两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社会支持[9-10]，包括健康教育、基础知识培训、技能指导、心理辅导等；给予观察组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具体由研究组牵头，成立包括医院、社会、家庭的“三位一体”社会支持小组；该模式包括：①远程培训：建立基层精防远程通信与信息化系统，组织基层精防专家进行远程视频培训(120 min/次，2次/月，共12次；6个月)，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基层精防基础知识培训、技能指导、心理辅导等。②微信支持：组建微信群，指定研究组工作人员担任群主，围绕本次研究重点(心理健康、职业倦怠)，每天推送1～2条基层精防工作相关小消息，每周选择1～2个基层精防工作感兴趣话题展开讨论。③线下互动：包括集中教育(1次/月，120 min/次)、同伴支持(招募基层精防同伴支持者，包括具有5年以上基层精防工作经验、有良好沟通能力并愿意分享自身经验的基层精防人员；组织同伴支持活动，1次/月，120～180 min/次、家属支持(组建“基层精防工作者家属之友”微信群，告知基层精防工作目的与意义，要求他们给予尽可能的关爱与支持)。④社会支持网络：组织卫生行政机构、医院、学校、社会媒体、爱心团体等相关单位，为基层精防工作者构建一个多元社会支持网络，提供信息、情感、经济等方面的支持。⑤阶段化支持：以时间为节点，将“三位一体”社会支持分为支持前期(前2个月)、中期(中2个月)、后期(后2个月)，支持前期侧重知识培训、技能指导，支持中期侧重于心理辅导，支持后期工作满意度的提升。

1.2.2 评估 干预前后对入组者进行评估。①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估入组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包括躯体化(12条目)、强迫症状(10条目)、人际关系敏感(9条目)、抑郁(13条目)、焦虑(10条目)、敌对(6条目)、恐怖(7条目)、偏执(6条目)、精神病性(10条目)、其他(7条目)等10个维度共9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1～5)，分值越高，症状越严重。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75。②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MBI-GS)中文版：评估入组者职业倦怠程度；包括情感衰竭(9条目)、去人格化(5条目)、个人成就感低(8条目)3维度共22条目；采用7级评分(0～6)，分值越高，职业倦怠程度越强。③工作满意度问卷：评估入组者工作满意度；包括我对单位内的提升机会、单位里同事、我的直接上级、我所从事的工作本身、我从单位得到的报酬非常满意、我目前的工作等6个条目；每个条目5级评分法(1～5)，分值越高，满意度越高；总分>27分为非常满意，20～27分为满意，<20分为不满意。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MBI-GS评分比较(表1) 干预前两组MBI-G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6个月后两组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P均<0.05)；且观察组情感衰竭、个人成就感降低，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

表1 两组干预前后MBI-GS 评分比较

注：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P<0.01

2.2 两组干预前后SCL-90评分比较(表2) 干预前两组SCL-90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除恐怖、偏执评分外，干预后两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其他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P<0.05或P<0.01)；且观察组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敌对、精神病性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

2.3 两组干预前后工作满意度比较(表3) 干预前两组工作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6个月后两组工作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P均<0.05)；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项目干预前观察组(n=68)对照组(n=65)t值P值干预6个月观察组(n=68)对照组(n=65)t值P值躯体化25.44±4.1224.62±4.201.0520.08217.04±3.10**20.12±3.25*5.1790.016强迫症状22.45±3.6521.58±4.131.1930.08115.45±2.15**18.65±3.20*6.2870.007人际关系敏感16.35±3.2415.74±2.711.0880.08213.21±1.45*13.55±1.54*1.2140.081抑郁22.05±4.3521.42±4.210.7850.15615.54±2.16**17.62±3.21*4.0720.024焦虑16.54±3.1516.10±2.450.8300.09413.25±2.15*13.75±2.24*1.2160.081敌对10.62±1.5610.34±1.321.0330.0828.12±1.10**9.05±1.21*4.0920.026恐怖10.06±2.109.75±1.540.8960.0889.60±1.689.72±1.540.3970.032偏执9.12±1.129.06±1.210.2750.6578.82±1.158.94±1.020.5890.356精神病性16.05±2.2015.52±2.101.3150.08012.21±1.10**13.54±1.12*6.3960.006其他13.54±1.5413.25±1.231.1090.08010.54±2.12**11.04±2.24*1.2240.08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P<0.01

组别例数满意度评分干预前干预后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满意度观察组6823.45±3.2426.32±3.15*45(66.18)21(30.88)2(2.94)66(97.06)对照组6523.72±3.3225.04±3.20*27(41.54)30(46.15)8(12.31)57(87.69)t/χ2值0.4752.3249.6254.193P值0.4620.0360.0000.021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的趋势。与之相矛盾的是，我国基层精防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严重滞后[11]。作为公认的高风险职业，基层精防工作者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如进修机会较少、工资待遇未能完全达到期望)，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存在不同维度的职业倦怠现象[12-13]。

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对于改善心理状况、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效果值得肯定[14-15]。如何围绕基层精防工作者这个特殊的群体构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基层精防工作者这个角度分析，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专业的知识背景，同时也面临着特殊的工作环境及工作压力；从社会支持来源分析，社会支持来源上级、医院、家庭、亲友、患者、社会支持等不同层面；从社会支持途径分析，互联网无疑是最快捷、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16]。

本研究在准确评估基层精防工作者心理健康状态、职业倦怠的基础上，以医院-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为基础，实施线上(远程培训、微信支持)、线下(集中教育、同伴支持、家属支持)等阶段化社会支持干预。结果表明，经“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干预后，观察组SCL-90中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敌对、精神病性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 MBI-GS评中情感衰竭、个人成就感低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工作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模式更有利于改善基层精防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作为一个中介因子，在个体职业管理与职业倦怠之间发挥或消极或积极的效应作用[17-18]。社会支持能够调节抑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19]。进一步分析表明，远程视频培训、微信支持等新媒体社会支持模式，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支持对象、支持内容的全覆盖，达成持续性、无缝隙支持效果[20]；同伴支持能通过同伴之间的互动，于“榜样效应”、“朋辈效应”中激发“攀比行为”，于互动之间产生潜移默化的支持效果[21-22]；家属支持则在理解、关爱之中给予基层精防工作者感情的慰藉；阶段化社会支持通过阶段化目标的考评与完成，保证社会支持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这也可能是观察组基层精防工作者工作满意度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应用于基层精防工作者中，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化解职业倦怠感，提高工作满意度。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尚缺乏对心理健康、职业倦怠的阶段性分析，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三位一体”社会支持模式的可操作性及可持续性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