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堃

汉末以来，中国多次出现了以“李弘”为名的作乱事件。汤用彤先生在《妖贼李弘》一文中列出了《晋书》中出现的四个“妖贼李弘”，而其中最早出现的便是两晋之际江东的潜山李弘及其道团。然而李弘道团并不是简单的出世宗教团体，而与江东地区的侨旧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晋书·周札传》中记载：

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潜山，云应谶当王。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进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距之，兵散见杀。

实际上早在李脱之前，至少就有两位“李八百”，即李宽、李阿，而葛洪《神仙传》中也记载了一位不知姓名的“李八百”。葛洪在《抱朴子》中表示“余亲识多有及见宽者，皆云宽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聋，齿堕发白，渐又昏耗，或忘其子孙，与凡人无异也。”可知李宽活跃年代比葛洪略早，约为两晋之际。而李脱在东晋初被王敦诛杀，其活跃年代亦在两晋之际。《太平御览》卷670记载 ：“李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来往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此记载虽荒诞不经，此书出现亦与其时相隔甚远，但民间传说亦有其宗教史价值。加之李脱、李宽二人约为同时之人，不难得出结论，即李脱的神学渊源或多或少与李宽，至少与巴蜀李家道流有一定关系。

观察二人所行神迹，不难发现，李宽“能祝水，治病颇愈”(《抱朴子》)，而李脱则是“以鬼道疗病”，当然，二人同时也都自言“八百岁”。李脱在抵达建邺之前在“中州”进行宗教活动，凭现有文献，无法确切得知此处“中州”究竟是指西晋时的司州还是代指整个中原地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北方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医疗活动。终西晋一代，可谓无岁不疫，无地不灾，如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晋书·世祖武帝纪》)晋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晋书·惠帝纪)晋怀帝永嘉年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晋书·食货志》)西晋时期北方地区疫病横行，而李脱以神秘的鬼道治病，凭借其所谓的超自然力量治愈患病的百姓，此举与张仲景、华佗略无似处，却与基督教中行神迹治病的耶稣如出一辙。此举的直接影响便是“时人多信事之”，李脱在北方地区施展神迹，获取了大量的信众，而永嘉南渡之后，也许会有部分信众渡江，甚至可能成为其弟子李弘所养之徒，而没有能力渡江的则留在北方，成为二赵时期李脱、李弘道流的信徒。

而其弟子李弘，自然是师承其宗教思想及道术。李弘养徒于潜山，而潜山为汉代南岳，具有相当的宗教意义，加之前代有“妖巫”李广自称“南岳太师”在此作乱，李脱、李弘渡江之后在潜山积聚人口，建设不受东晋政府管控的宗教组织，又自命应谶为王，难免会被东晋统治者视为“妖贼”。然而，江左的李脱、李弘道流此时并未如其后的广汉妖贼李弘一般“聚众为寇”，也未如贰原妖贼李弘一般勾结外部势力起兵作乱，虽自称应谶，然刻玺称号之事尚未有之，只是“谋图不轨”而已。

须知此时江左应谶者非唯李弘一人，东晋陈眕问戴洋曰 ：“人言江南当有贵人，顾彦先、周宣珮当是不？”(《晋书·艺术列传》)顾荣、周玘在当时都有“贵人”之谶。周玘是当时义兴周氏的代表人物，而义兴周氏是江左土著武力强宗的代表家族，掌握有一定的军事武装力量。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南渡侨人虽是寓居他人土地上，但“多居显官，驾御吴人，吴人颇怨。”(《晋书·周勰传》)周玘及其子周勰甚至想要付诸武力。周勰“以讨王导、刁协为名”，想要起兵颠覆立足未稳的东晋政权，代表江左土著武力强宗的周氏与寓居江左的琅琊王氏之间的矛盾不言而喻，周勰又“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晋书·周勰传》)企图勾结其余不满者作乱。《晋书·五行志》记载 ：“怀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纯筮之曰 ：‘此郡东之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亦寻自死矣。’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馥亦时灭，是其应也。”《晋书·郭璞传》对此事描述更为详细 ：“时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 ：‘此郡东当有妖人欲称制者，寻亦自死矣。后当有妖树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傥有此者，东南数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无锡县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连理者，其年盗杀吴兴太守袁琇。”无论当时是真的预测出此次叛乱，还是后世附会之语，可以明确的是，徐馥被时人或后人认为是妖人。而当时被称作“妖人”的有两人，其一是徐馥，其二便是李脱。结合前文对徐馥作乱事件的充满神秘意味的占卜之辞，认为徐馥之乱或多或少具有宗教色彩大抵是没有问题的。

综合来看，义兴周氏前应贵人之谶，后勾结妖人徐馥，加之对初期代表侨姓大族利益的东晋政府及侨姓大族本身积怨已久，王敦所言周氏与李脱勾结并谋图不轨恐非空穴来风。或者可以说，至少在反抗东晋政府这一层面上，李脱、李弘道流和企图利用宗教力量的周氏的利益是相对一致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义兴周氏家族中的周札及其侄周筵并没有勾结徐馥作乱，周筵甚至大义灭亲，听从王导的指示杀掉了自己的堂弟，即周札参与作乱的儿子周续，并也想除掉自己参与作乱的堂兄周勰。故而王敦指明周札与周筵勾结李脱、李弘道流，恐是污蔑之辞。

王敦一方面指责李脱、李弘道流为妖贼，另一方面自己却勾结李脱，“密使妖人李脱诬嵩及周筵潜相署置，遂害之。”(《晋书·郭璞传》)可见李脱、李弘在当时并非如张角一般是能够一呼百应的妖贼渠帅魁首，更像是侨姓大族与土著豪族斗争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棋子，土著豪族可以相与联结，侨姓大族亦可以借之除掉政敌。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据表明周氏对李脱、李弘道流怀有敌意，二者甚至可能真如王敦所言有所交通，而王敦究竟对李脱有何秘密许诺才将其争取过来污蔑周氏亦是不得而知，但从其之后企图僭越的不臣之行与政治野心来观察，不难猜出，所允之事无非两点，其一为保证其宗教领袖人物的人身安全，其二为承认其道流合法的宗教地位。总结上文，不难发现，李脱、李弘道流虽然在公元四世纪前二十年有兴兵自立的意图，似是作乱妖贼，但后来李脱又成为王敦的鹰犬爪牙，最终师徒二人被王敦一网打尽，前后看似矛盾，实际上是其依附性和妥协性使然。无论李脱、李弘道流究竟勾结义兴周氏还是王敦，抑或与此二者都有往来，总之李脱、李弘道流对统治阶层存在一定的依赖性，是以合作的姿态出现在大族斗争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