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军，张路娜，王胜光

(1.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2.中国科学院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

0 引言

21世纪以来，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引发的全球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破坏已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世界各国纷纷探寻对外经济合作新途径、新模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各国创新活动呈现出开放式、协同化、国际化等新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着眼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变化、新趋势，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突出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同时强调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创新国际化有助于整合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通过本土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创新国际化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国家高新区是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国际创新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沿阵地。经过30多年发展，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据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2009年全国出口总额下跌了16.0%,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开区出口总额下跌了8.6%，而高新区出口额凭借难以替代的高端技术和创新产品只出现了0.4%小幅下跌，首次超过国家经开区[1]。由此可见，创新国际化已成为除政府高效化、资本多元化、产业高端化之外推动国家高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迎来新机遇，将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Archibugi&Iammarino[2]最早以全球化视角研究创新活动，认为创新国际化是指不同国家间通过广泛深入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使一国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用的过程；Chesbrough[3]提出开放式创新理论，强调技术创新活动要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打破地域和行业限制，整合和利用外界技术和知识。创新国际化与开放创新理论表达的内涵在本质上基本契合。陈劲等[4]指出，创新国际化是指创新主体建立国外研发机构，通过跨国并购、联合研发等方式将技术创新活动拓展到国际，以创新资源获取的全球性、创新人才多国化、技术创新组织网络化为特征的技术创新范式。本文将创新国际化定义为：各类创新主体通过跨国交流与合作，整合利用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竞争水平持续提升的过程。

国内外有关创新国际化水平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或企业层面。例如，易瑾超等[5]以R&D活动国际化、国际直接投资以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衡量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国际化；徐晨等[6]将北京地区ICT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259家企业创新国际化行为分解为海外制造、海外设置机构、海外合作3种方式；王元地等[7]指出，创新国际化水平测量指标主要包括创新投入指标和创新产出指标，强调综合使用各类指标才能使创新国际化测量结果更为准确；Picci[8]以子公司与总公司是否在一个国家为界限，测量与总公司在一个国家的子公司以及与总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创新国际化程度；Guellec[9]用本国与外国共同发明专利数量与本国发明专利数量之比表征创新国际化程度；Hu等[10]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共同发明专利信息识别生物制药行业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

由上述文献分析可知：当前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研究大多采用单一指标或几个指标数据进行测算，由于创新国际化是一个多元复杂系统，所以采用单一指标或几个测量指标无法准确表征创新国际化的应有内涵[11-12]。同时，当前研究大多从产业、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国际化，较多关注某一特定行业和技术等微观领域，针对宏观区域视角下创新国际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内涵本质，构建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和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研究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差异化影响因素，可为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本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基于创新国际化理论架构，构建创新国际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提升评价结果精确度；二是以“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弥补现有创新国际化宏观层面研究不足；三是采用二次指派程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化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研究结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方法(PCA)。PCA主要是通过降维计算，将多个互相关联的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互不关联的综合指标，即用较少的综合指标代替原来较多指标[13]。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创新国际化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过程如下：由于原始指标数据存在量纲差异，首先需对创新国际化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以检验创新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原有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考虑特征根(特征根≥1)和方差累计贡献率(70%以上)，选取创新国际化水平主成分数量和主成分F。本文选取5个主成分，累计解释率在78%以上；最后，计算各个主成分F的得分，利用上述步骤确定的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计算各个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Ii。

采用主成分方法计算出的创新国际化综合指数有可能出现负值，为便于对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及后续相关回归分析，本文根据统计学中的3σ原则，运用公式(1)进行坐标平移，以消除负数影响。

Ij=It+H

(1)

(2)二次指派程序(QAP)。其主要包括QAP相关分析和QAP回归分析。其中，QAP相关分析以对矩阵置换为基础，比较两个方阵中各个格内数值的相似性，并给出相关系数，最后对相关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14]。QAP回归分析的基本原理与QAP相关分析相同，主要研究多个自变量矩阵与因变量矩阵间的回归关系，本文建立的关系矩阵回归模型如下：

Y=β1+β2X+U

(2)

其中，β1、β2为待估参数，Y和X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U为残差项目。其中，关系矩阵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为n阶关系方阵，矩阵中的观测值表示两两地区之间的差距。

2.2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本研究将西北6省(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东北3省(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南3省(广西、云南、西藏)，沿海5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内陆1直辖市(重庆)以及10个内陆节点城市(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与15个沿海节点城市(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区域国家高新区作为研究对象。由于18个省市与10个内陆节点城市、15个沿海节点城市存在交叉和重叠，因此本研究通过梳理上述每个省市所拥有的国家高新区数量，确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区范围，如表1所示。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区(共计80家)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火炬计划统计资料，由于安康、锦州、北海、三明、龙岩、萧山、嘉兴、湖州莫干山、源城、清源、璧山、湛江等高新区为新升级国家高新区，缺少2014年数据，因此本文采用2014-2016年数据研究创新国际化水平时不考虑这12家国家高新区，仅将表1剩下的68家高新区作为研究对象。

2.3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是指园区内各类创新主体通过跨国交流与合作(项目引进、联合开发、互设机构、技术互认、企业并购等)，整合利用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竞争水平持续提升的过程。因此，创新国际化以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绩效提升为核心特征。

(1)创新主体交互是开展和融入国际创新活动的基础，是提升园区创新国际化水平的前提条件，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等。国家高新区创新主体交互主要表现为园区通过引进外资企业、研发机构或鼓励企业设置境外分支机构等方式引导国内外不同创新主体开展交流与合作。企业越接近新知识、新技术，越能提升创新能力[15]。园区企业引进和设置海外研发机构能有效监测国内外先进前沿技术，从不同国家获得不同技术优势[16]，通过思想、观点碰撞，促进园区企业迸发新知识、新思想、新创意，提升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园区创新能力。

(2)创新活动融入是园区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的关键途径，是提升园区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有效抓手。国家高新区创新活动融入主要是指园区通过创新对外交流与合作途径，积极参与和融入各种形式的国际创新活动，这些国际化创新活动包括委托境外机构开展研发活动、申请国外专利以及参与或制定产业国际标准等。园区积极融入国际创新活动能够充分熟悉他国文化、经营方式、合作模式、管理风格和规章制度[17]，进而降低创新风险和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3)创新资源流动是园区整合利用全球范围内高端创新资源的本质特征，为提升园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提供要素支撑，创新资源主要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等。国家高新区创新资源流动是指园区通过海外人才、技术、资本引进以及海外投资等方式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实现借力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创新资源加速流动能够增强园区创新资源存量和多样性，从整体上丰富自身技术、人才、资本资源库，提高园区国际创新竞争力；另一方面，引进国外技术和人才，与本土技术、人才形成互补，实现“引进—创新—再引进—再创新”的良性循环，持续提升创新国际化水平[18]。

(4)创新绩效提升是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的最终目的，是创新国际化的必然表达。国家高新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承担着培育和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的重大使命。因此，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国际创新能力。本文主要从园区企业出口总额、高新技术企业出口额、技术服务出口额等方面衡量创新绩效，突出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园区产业结构优化状况，以增强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指标体系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指标体系设计架构

本研究将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其中包含4个一级指标(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绩效提升)和14个二级指标，如表2所示。

3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测度结果

3.1 数据计算结果

2014-2016年创新国际化指标数据均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以2016年为例，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P(sig.=0.000)<0.05，拒绝零假设，因此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存在显著差异。同时，KMO检验值为0.685>0.5，说明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综合排名情况，结果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本文只汇报了2016年创新国际化排名前16位的国家高新区)。从中可见，2014-2016年进入前20名的国家高新区名称基本没变，只是高新区排名位次发生了较大变化，说明前20名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发展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态势。上海张江高新区3年排名稳居第一，广州高新区3年排名稳居第三，表明上海张江和广州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武汉、东莞、青岛、长沙高新区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排名年均提升3位以上。因此，武汉和长沙高新区是内陆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典型案例，东莞和青岛高新区是东部沿海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典型案例。

表2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表3 KMO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

对表4中的国家高新区排名按区域进行划分,如表5所示。从中可见。2014-2016年纳入分析的沿海5省高新区有22家、东北3省高新区有15家、西北6省高新区有16家、西南3省高新区有5家。分类结果显示：2014-2016年排名在1～22位的沿海5省高新区数量占总数的50%，排名在1～22位的东北3省高新区数量占总数的20%，排名在1～22位的西北6省高新区数量占总数的6%,说明沿海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排名普遍高于西部内陆国家高新区。此外，沿海5省中排名在23～45位的高新区占比由2014年的32%上升至2016年的41%，东北3省中排名在23～45位的高新区占比由2014年的33%下降至2016年的20%，西北6省与西南3省中排名在23～45位的高新区占比均呈现出先降后升至原有水平的“V”形变化态势。这说明，近3年沿海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高新区进入23～45名，东北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高新区则进入46～68名，西北6省和西南3省中进入23～45名的高新区数量保持不变。这样的发展态势会加大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区域差距，尤其是对东北3省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均衡发展极为不利。

3.2 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以上海张江、长沙高新区作为创新国际化案例研究对象，可为沿海或内陆高新区增强创新国际化水平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上海张江高新区目前共有22个分园，总面积531km2。2011年，国务院批复支持上海张江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赋予张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使命。张江高新区是全国创新改革先导区以及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张江高新区创新国际化随着我国1990年初步融入全球产业转移浪潮、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调整等，也基本经历了3个阶段(见表6)，实现了从资源引进、实现集聚效应到整合资源及能力提升、再到创新能力输出的过渡。本文围绕创新国际化核心要素，从企业、人才、平台、资本、知识产权、政策支持等角度进行分析。

表4 2014-2016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综合排名

表5 2014-2016年四大区域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排名分布

注：表格内数值为不同区域在排名区间拥有的高新区数量，括号内数字为该排名区间高新区数量与这些高新区所在区域所有高新区数量之比，暂不考虑沿海节点城市和内陆节点城市

长沙高新区尽管地处内陆，但近年来依托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机遇，加快打造全球化“一带一部”创新创业高地，创新国际化水平获得了显著提升，重点体现在企业发展、平台建设和人才集聚等方面。

(1)企业国际化。长沙高新区一批本土创新企业抢抓机遇，积极推进国际化布局。例如，中联重科并购德国M-TEC、意大利那都勒、荷兰Raxtar后,建设了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三诺生物以2.725亿美元收购尼普洛诊断公司；远大住工完成南美苏里南基地布局投产；中冶长天陆续在日本、巴西、乌克兰、越南等国家承接了多项总承包工程等，长沙高新区推动组建了工业化住宅产业、大健康产业两大产业联盟，促进企业间资源互通，联合走出去。此外，园区还加大了外资引进力度，外商投资额逐年上升。

(2)平台国际化。长沙高新区建设了中南地区第一家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着力引进和聚集境外政府科技商务部门等服务机构到园区开展商贸服务,目前已引进不同国家的20余家商务协会入驻，设立了3家外贸综合服务中心，举办了各类境内外对接活动。另外，还成功加入欧洲企业服务网络(EEN)，促进中意技术转移中心、中俄国际技术创新转移中心和中俄科技产业园在园区落户。长沙梅溪跨境电商体验街获省商务厅授牌，是中国首条跨境电商体验街。成立湖南省国际低碳技术交易中心(我国首个低碳技术交易中心)，成功承办了首届亚太低碳技术峰会低碳技术展览会。

表6 上海张江高新区创新国际化不同阶段及主要特征

(3)人才国际化。长沙高新区建设了国家级“侨梦苑”(全国第九家)，打造侨商产业聚集区，与15家涉侨专业协会签订合作协议，一大批侨商纷至沓来。实施“三五人才计划”，出台支持归国华侨、留学归国人员、大学生创业专项政策，设立2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对引进的“555”高层次人才或团队最高给予1 500万元资金投入，对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项目最高给予1 000万元研发资金支持。

(4)政策支持。园区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企业、境外资源开发项目和境外高新技术合作项目给予20万～100万元支持；管委会财政每年安排2 000万元服务外包专项资金，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总结了上海张江和长沙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其中，上海张江高新区属于国际扩展模式，长沙高新区属于引进孵化模式。国际扩展模式是指园区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优势产业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因此这些高新区在创新国际化进程中，重点依托自身已有的创新资源和产业优势，进一步集聚国际高、精、尖、缺创新资源，加快园区创新资源和优势产业走出去，力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创新优势，从而形成国际扩展模式。上海张江高新区通过建立境外产业园、海外工作站、国际孵化器等方式获取海外市场扩展中的创新优势，同时引进高端创新资源，为园区创业孵化注入新动能。引进孵化模式是指某些高新区本身创新资源有限、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也较弱，在创新国际化过程中重点依托全球范围内创新资源的引进和本地内部消化再吸收，提升园区再创新能力，从而形成创新国际化引进孵化模式。长沙高新区创新资源和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有限，更多地依靠引进国际创新资源，并通过内地孵化模式催生新业态。

4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化影响因素

4.1 理论假设与数据选择

Picci[8]发现，创新国际化水平与地理距离相关。从上文不同高新区排名对比分析结果看，不同区域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东部沿海经济技术发达的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落后地区[19]。由此推测，经济技术发展差距是导致区域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20]。此外，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区域政府政策与自然生态环境差距也会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区域差异产生一定影响[21-22]。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受到地理距离、经济差距、技术差距、政策差距、环境差距的影响，并采用2016年国家高新区数据进行关系判定研究。

(1)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差距以两两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指数绝对差异作为代理变量，构建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差距矩阵，用INT表示；经济距离以两两国家高新区人均工资性收入绝对差异作为代理变量，构建高新区经济差距矩阵，用PWA表示；技术差距以两两国家高新区万人授权专利数绝对差异(为避免指标数据交叉，剔除欧美日专利)作为代理变量，构建高新区技术差距矩阵，用PAT表示；环境差距以高新区所在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的绝对差异作为代理变量，构建高新区环境差距矩阵，用AIR表示，上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火炬计划统计资料。

(2)地理差距以两两高新区管委会间最短高速公路里程表征，地理距离数据通过高德地图计算得到。具体做法是先利用高德地图计算出两两高新区的高速公路里程Dab(表示a高新区与b高新区间的距离)，然后以所有高新区间高速公路里程平均值T为临界值构建国家高新区地理距离矩阵W(wab表示距离矩阵观测值)。其中，如果Dab>T，记wab=0；否则，记wab=1。据此，构造高新区地理差距矩阵，用GEO表示。

(3)政策距离实际上反映了不同高新区政府创新政策质量差距，采用传统政策文件数量等指标很难真实衡量园区创新政策质量水平。基于国家高新区创新政策质量难于量化的特点，为客观反映各个高新区创新政策质量状况对创新国际化水平的影响，本研究以国家高新区创新政策对国家战略导向响应程度作为代理变量，构建政策差异矩阵，用POL表示。国家高新区创新政策对国家战略导向响应程度为定性评价指标，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两种方式获取数据。问卷调查于2017年1月至6月进行，以高新区2016年活动状态为填写依据。课题组与国内知名的中科院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科技部火炬中心支撑单位，与国内120多家高新区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进行合作调查，问卷填写者均为园区内相关政策研究部门负责人。同时，对未填写调查问卷的园区进行实地调研，以确保获取全部研究对象的真实信息。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聘请国内知名的5位国家高新区研究专家进行定性打分(取平均值)，据此构建高新区政策差异矩阵，具体评分标准和过程如表7所示。

表7 国家高新区对国家政策导向响应程度评分信息

注：以40分作为起评分，在此基础上从各分角度按每题最高10分进行加分，最高分为90分。专家依据上述评分标准，结合自己对高新区经验和高新区填报情况，拥有 2分(含)以内的酌情给分权利，但各分角度最终得分最高为10分，最低为0分

由于上述变量均为关系数据，所以不能采用常规统计检验方法检验关系数据间的关系。同时，为解决关系数据自相关及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QAP相关分析和相关回归方法进行模型关系判定，因为QAP是检测关系数据与关系数据之间关系的非参数检验方法，比参数方法更加稳健。

4.2 QAP相关分析

表8为QAP相关分析结果，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差异矩阵INT与地理距离GEO、经济差异PWA、技术差异PAT、政策差异POL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各个高新区地理位置差异、经济差异、技术差异、政策差异对创新国际化差异确实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与本文假设一致。但创新国际化矩阵INT与高新区所在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差异AIR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各个高新区自然生态环境差异对创新国际化差异的影响不显著，间接反映某一区域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非国际企业与人才进入该区域重点关注的要素。

表8 创新国际化差异矩阵与影响因素QAP相关分析

进一步对与创新国际化差异矩阵显著相关的4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人均工资性收入差异矩阵PWA与万人授权专利数差异矩阵PAT、政府创新政策质量差距矩阵POL高度相关，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同时，国家高新区地理距离差异矩阵GEO与政府创新政策质量差距矩阵POL相关，并在10%水平上显著(见表9)。因此，上述4个变量对创新国际化差异的影响可能存在重叠性，需要采用QAP方法才能更好地解决上述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9 4个差距矩阵的QAP相关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3 QAP回归分析

表10给出了QAP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为0.224，说明4个矩阵变量可以解释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差异的22.4%，并且R2在1%水平上显著。样本体积为4 556(68×67)。地理距离矩阵GEO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地理位置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有所差距，这验证了沿海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的结论。经济差距矩阵PWA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同高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创新国际化水平差距越大。技术差距矩阵PAT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差距也是影响创新国际化差距的重要因素。创新政策质量差异矩阵POL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创新政策质量状况也会对创新国际化差异产生影响。

4.4 结果分析

由上述QAP分析结果可知：一方面，从不同区域对比情况看，东部沿海中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高新区相较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高新区具有明显的要素支撑优势。东部沿海高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势明显，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对外开放程度明显高于其它区域；同时，东部沿海高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并且借助自创区和自贸区的广泛布局，在创新创业政策方面进行了先行先试，为园区开展对外合作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虽然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空气质量一般优于东部沿海地区，但大部分优质创新创业资源却集聚在东部沿海高新区，说明高新区空气质量或自然生态环境尚不会对创新创业资源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各类创新创业资源更偏好于向经济发达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区域流动和集聚，这主要是因为先进园区经济和技术因素弥补了自然环境的缺陷。因此，未来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高新区除关注自然环境建设外，还应更多关注经济效率和创新水平提升。

表10 QAP回归结果

从创新国际化模式或类型看，东部沿海先进高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互邻近、交通信息技术(如高铁、高速、海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不同园区主导产业相近(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均以电子信息产业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及高端技术互补，促使东部沿海不同高新区较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更为紧密，且初步形成了高质量创新创业综合发展体，共同致力于先进技术研发和国际市场开拓，如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其中，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仲恺、东莞松山湖、中山火炬、江门、肇庆8个国家高新区组成。同时，由于东部沿海高新区(如上海、广州、深圳、合肥、杭州、东莞等园区)较其它区域园区在经济效益、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并且依托国家多元化、多层次双创政策支持，拥有整合利用海外创新创业资源的强大能力，得以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创新优势，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因此，东部沿海高新区相较于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高新区更倾向于采用国际拓展模式提升创新国际化水平。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通过对创新国际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结合国家高新区发展特点，构建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PCA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利用QAP方法对创新国际化综合指数差异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以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绩效提升为本质特征。其中，创新主体交互是创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创新活动融入是创新国际化的关键途径，创新资源流动是创新国际化的要素支撑，创新绩效提升是创新国际化的最终目的。这4个方面是构建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指标体系的出发点；②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沿海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高，中西部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低；③国家高新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政策质量等差异会对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自然生态环境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不显著。

5.2 政策启示

(1)增强园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园区国际竞争力。一是建设高层次创新研发平台，重点引进建设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高层次研究机构、高水平研发中心，构建一批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开放性服务平台。支持高新区企业创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行业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等；围绕园区主导产业细分领域，建设和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和博士后工作站等产业支撑体系。二是加快建设新型科研机构。大力扶持和建设集“技术研发平台、创业孵化平台、资本运作平台、技术交易平台”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创富相统一的新型科研组织。联合国内外知名高校筹建开放式产业技术研究院，鼓励境内外组织、企业、高校及个人以多种形式创办新型科研机构，扶持海外创新科研团队创立民办科研机构；出台支持企业创办研发机构的指导意见，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建设；积极推广众包、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鼓励科研机构实施财团法人制度、理事会制度，开展全球招聘，拓展多元化业务。

(2)深化内陆园区与东部沿海先进园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一是支持内陆园区对接先进园区创新资源，整理创新联盟、协会、创新平台、中介服务、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接机构名录；结合产业方向重点梳理先进园区高校、科研院所平台资源及技术能力，编制合作项目目录；鼓励内陆园区企业与先进园区高校开展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合作，优先对联合申报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二是支持内陆园区设立先进园区对接工作站，建立与先进园区定期联席交流制度，加大创新资源、科技信息共享力度，形成长期稳定的工作对接平台。三是建立协同创新基地先试先行区，凭借内陆高新区基础环境优势，与先进园区探索在高新区建立协同创新基地先试先行区；引进先进园区重点科研机构、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入驻临时办公，优先配套办公场所、中试车间及产业化用地，加强两地管委会工作人员沟通交流机制。四是支持内陆园区探索与先进园区及其所属产业园合作共建园中园或共管园，实施一园一策利益分享。

(3)实施开放创新战略，提升园区整合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一是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开放通道，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二是营造国际化发展环境，全力打造一批全球性开放互动平台。探索中外合作建学模式，打造国际高等教育合作示范基地及“一带一路”人才培训重要基地，培育国际化人才。集聚市场化、社会化国际组织，引进与培育一批熟悉国际贸易、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运营规则的知名中介机构。打造国际科技商务合作平台，借鉴学习苏州工业园、广州中新知识城等园区共建共享模式，积极谋求高新区与发达国家园区建设国际共建产业园，引入国际基因。加强与发达国家(地区)园区的合作，着力加强平台载体建设，促进高新区国际化水平。三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推进，拓宽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渠道，逐步建立与国外机构技术交流与合作机制，大力引进国际科研机构、协会、跨国企业，与国际科技园区及创新区域协会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吸纳发达地区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构建以火炬中心为核心节点、以各高新区国际化服务平台为支撑节点的创新国际化网络，实现网络节点间的互动和交流，为全国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提供相关服务，增强落后地区的创新国家水平。

(4)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导向，完善创新创业政策。高新区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应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在科技创新政策方面，研究制定吸引国内外科研机构落户高新区的政策措施，出台鼓励高新区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政策，完善政府补贴政策体系。在创新人才政策方面，研究制定高新区人才战略规划，建立完整的创新人才工作体系，为人才创新发展提供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加强人才引进工作、人才平台、人才体制机制建设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通过在经费、项目等方面的资助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服务高新区建设。在企业成长政策方面，结合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需求，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针对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制定《高新区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指南》，从优惠政策、行政服务、信息服务、融资服务、创业导师、技术平台、联系和对接平台等方面对各种综合孵化器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指导和服务；针对高成长企业，研究制定《瞪羚企业支持计划》等政策措施，从企业发展、融资、改制上市、对外合作及发展空间等角度支持高成长企业发展；针对龙头企业，研究制定《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政策》等政策措施。在产业发展政策方面，结合园区经济发展规划和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制定支持园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政策文件，坚持以质取胜，从产业招商、科技招商、产业链招商、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制定政府财政政策、建设专业产业园区等方面建立产业发展工作体系，突破产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研发和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适应未来国际竞争形势的高新技术及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