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在哮喘儿童家庭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2020-04-27康雪琴阴怀清张惠蓉

护理研究 2020年8期

康雪琴，阴怀清，张惠蓉

（1.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山西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支气管哮喘患病人数连年上升，成为全球公共健康问题受到各国的关注。儿童哮喘是儿童常见的慢性病，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家长的关注[1-2]。我国哮喘儿童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1990年、2000年、2010年进行的全国0～14岁儿童哮喘患病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分别为0.96%、1.66%、2.38%，呈现上升的趋势[3]，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哮喘儿童及其家庭承受哮喘治疗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HBM）是用来解释原因和预测未来采用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心理模型，通过观察受试者个人心态和信念来实现健康目标[4]。HBM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由社会心理学家罗森斯托克等为探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实施免费结核病筛查项目普遍失败的原因而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后经过调整用于研究各种长期和短期的健康行为[5-6]。目前，我国在儿童方面相关研究较少，有日本学者将其用于婴幼儿预防接种研究中[7]。本研究受我国微信使用人数众多[8]，网络医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而人民群众又迫切需要[9]的启发，借用微信平台为哮喘儿童及其家庭实施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并评估干预效果，以期为今后开展网络哮喘儿童家庭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相关经验。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3月—2018年7月因哮喘到某三级甲等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的80例患儿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哮喘儿童年龄6～11岁；②符合最新《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10]；③患儿患病时长大于1年；④患儿有参加本项研究的能力和意愿；⑤患儿家长有一定的教育背景，经常使用微信，有参加本研究的意愿。排除标准：①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不能配合研究或合并有其他急性或慢性严重躯体或精神疾病的患儿；②之前参加过类似哮喘健康教育活动的患儿及家庭。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本人设计，并按专家建议修改，调查内容包括患儿个人基本信息、患病时长、陪同家长微信号及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

1.2.1.2 儿童哮喘控制测试（C-ACT）主要用于评价哮喘儿童（4～11岁）一段时间内疾病的控制水平。患儿可以在院外自行使用，其结果也可以作为儿科门诊医生判断患儿哮喘控制状况的依据。中文版C-ACT由陈育智教授和法国里昂生命质量控制中心（MAPI）合作完成，经过测试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哮喘控制情况[11-12]。

1.2.1.3 家庭管理测量量表（Family Management Measure,FaMM） FaMM是在2006年由Knafl等共同研发，主要用于评价慢性病患儿家庭对患儿疾病的应对和照顾状态[13-14]。张莹等[14-15]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版，并对其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 0.52～0.86，内容效度 CVI为 0.84，说明中文版FaMM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在我国相关领域使用。量表共53个条目、6个分量表，本研究根据需要选用其中的两个分量表，依次为父母疾病精力消耗状况分量表（4个条目）和父母疾病管理能力分量表（12个条目）。

1.2.2 研究过程查阅健康信念模型、互联网教育和国内外哮喘儿童教育的相关文献资料，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和哮喘疾病的特点，初步形成以健康信念模型理论为框架的哮喘儿童家庭健康教育方案。然后咨询儿科1位副主任医师和2位工作10年以上的主管护师的意见，再次对初步形成的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充分征询几位专家的意见后形成最终的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方案，并将该方案应用于门诊哮喘患儿。便利抽取2018年3月—2018年7月因哮喘就诊的80例门诊患儿，依据患儿来院就诊时间先后顺序确定奇数为对照组，偶数为干预组。对照组患儿仅接受门诊医师制订的治疗和护理措施，干预组不仅接受门诊医师制订的治疗和护理措施，而且加入提前组建的微信群，在微信群中接受提前制定的相关教育。在干预前和干预4个月后进行效果评价。

1.2.3 干预方案 “哮喘宝宝之家”微信群由研究者和两名哮喘专科护士共同管理，两名护士均有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有丰富的儿童哮喘护理知识，熟练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技术，护士在线时间为每日19：00～22：00。研究者负责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处理，定期向微信群推送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内容。两名护士负责在群中答疑解惑，同时每月单独网络访问患儿家长1次，帮助解决患儿家庭个人问题。干预内容：①通过微信推送通俗易懂的哮喘相关知识（如儿童哮喘疾病基本知识、治疗、家庭病情监测、药物吸入方法指导、户外运动指导和生活环境指导等），使患儿及其家长感知到哮喘的易感性和威胁性。②强化外界因素对患儿采取健康行为的影响。在微信群中鼓励患儿家长讲述孩子患病的情况，形成治疗互助小组；季节变化时，及时在群中预告家长，避免上呼吸道疾病感染诱发哮喘；适时提醒患儿家长带患儿到门诊复查，养成及时复查的习惯等。③强化患儿及家长对采取健康行为的认知，帮助患儿及家长克服心理障碍，通过微信群分享哮喘控制较好的事例，增强患儿及其家长治疗信心；专业医护人员对患儿家庭日常护理问题提出建议，帮助患儿家庭提高克服障碍的能力。

1.2.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χ2检验、t检验、Z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研究结束后，有4例患儿因不能有效配合研究失访，失访率为5.00%，最终有76例患儿完成研究。其中干预组39例，对照组37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比较

2.2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C-ACT得分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儿童干预前后C-ACT得分比较单位：分

例数39 37组别干预组对照组t值P干预前14.72±2.36 14.27±2.41 0.48＞0.05干预后16.56±2.85 13.56±2.67 4.12＜0.05

2.3 两组患儿父母疾病管理能力分量表得分比较（见表3）

表3 两组患儿父母干预前后疾病管理能力分量表得分比较单位：分

人数39 37组别干预组对照组t值P干预前29.51±4.40 28.89±4.46 0.85＞0.05干预后41.50±5.29 30.05±4.89 6.49＜0.05

2.4 两组患儿父母疾病精力消耗状况分量表得分比较（见表4）

表4 两组父母干预前后疾病精力消耗状况分量表得分比较单位：分

人数39 37组别干预组对照组t值P干预前14.77±1.60 14.49±2.01 0.95＞0.05干预后12.21±2.65 14.54±1.97 3.45＜0.05

3 讨论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分析完成研究的76例患儿中男性占 55.3%(42/76)，女性占 44.7%（34/76），与儿童哮喘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一致，男性人数相对高于女性[16]。本研究选取的患儿72.4%（55/76）来自城市，77.6%（59/76）的主要照护者文化程度是专科及以上，55.3%（42/76）的家庭月收入高于8 000元。由于患儿均选自某省城三级甲等医院，多数来自城市，父母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且经济状况较好，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偏倚。

3.2 两组患儿哮喘控制情况 C-ACT作为哮喘儿童生命质量调查工具之一用于评估哮喘儿童治疗过程中及不同患儿之间哮喘控制状况的比较，被哮喘全球防治创议（GINA）推荐使用。顾希茜等[17]研究表明，在反复多次的门诊随访过程中使用C-ACT量表可以减少患儿及家长对哮喘症状错误感知的概率，提高对哮喘控制状况判断的准确性，鼓励门诊哮喘患儿使用C-ACT。王鑫等[18]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哮喘防治知识相关健康教育可以提高C-ACT得分，同时患儿肺功能提高，急诊次数、缺勤天数和治疗费用均降低。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一致，经过干预后，干预组患儿C-ACT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分析其原因：对照组患儿及其家长未接受过系统、专业的哮喘知识健康教育，对哮喘相关防治知识不够了解，不能正确处理遇到的各种哮喘诱因，且在研究后期天气转凉后未多加注意，导致患儿哮喘发作次数增加，哮喘得不到良好控制，最终使C-ACT得分降低。而干预组患儿及其家长接受了健康信念模式教育，有专业的哮喘护士定期随访和“哮喘宝宝之家”微信群成员之间的沟通，知道如何正确应对各种诱因，4个月后的测试得分提高。

3.3 两组父母疾病管理能力和疾病精力消耗状况控制哮喘需要长期、规律用药和护理，但是目前许多患儿哮喘得不到有效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哮喘疾病的认识不足和目前哮喘管理体系不够完善[19]。李威等[20]研究表明，良好的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哮喘患儿家长对疾病治疗知识的知晓率和疾病管理能力，降低医疗成本和经济负担。本研究采用FaMM测评后结果显示：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可以提高患儿父母的疾病管理能力，减少精力消耗。本研究显示，干预组患儿父母干预后疾病管理能力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患儿父母疾病精力消耗得分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哮喘儿童家庭接受健康信念模式教育可以提高患儿父母的疾病管理能力，降低用于管理患儿疾病的精力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