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闵福德译本强调了中国文人书斋意境，并创造性地尝试在英语世界重塑“聊斋”。本文旨在利用与中国古典哲学关联甚密的生态翻译学原理来研究闵福德《聊斋志异》译本中“斋”的生态环境构建，以期将闵福德重构“聊斋”所采用的多维手法呈现给读者。

关键词：多维转换;聊斋志异;生态翻译;闵福德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作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书中的狐鬼怪谈、花妖精魅几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现今《聊斋》在世界上已有20多种外语译文，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 [1]69，其中较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一般都认为是翟里斯的Strange Story from a Chinese Studio 。而2014年全部出版完毕的宋贤德译本，更是聊斋译史上第一部全译本。与众多优秀的译本相比，闵福德于2006年第一次出版的译本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也许不是最出名的，但却难得地强调了“文人书斋”的意境。他的译本不仅在前言中对“斋”进行了解读，创造性地附上斋中读书须知，还在书斋意境与读者阅读体验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这是其他英文译本所不具備的。作为一部产生于21世纪中西文化充分交流时期的译作，闵译本相较于前人的译文更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也对蒲松龄的“聊斋”有着更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书斋是文人于空间上的延续，译者把握住了书斋的精神，便是把握住了作者的精神。

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及整体和谐观念。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典籍的翻译，尤其是研究《聊斋志异》中象征着文人精神世界的“斋”，在根源上就十分契合。闵福德在翻译时为了感悟其境，居于山区的老书房里，也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那么闵福德是否能在他的旧书房内重构一个让西方读者接受的中式书斋呢？

一、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斋文化

书斋作为一个读书、藏书与著书的场所，承载着中国文人千百年来的精神与态度。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是他的骨气与不屈;“横肱欹曲几，搔首落乌纱。此趣人谁识，长吟窗日斜。”是司马光在书楼中阅读的乐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以书斋为经，寄托对亲人的思念。关于书斋文化，朱亚夫先生先后出版过《名人书斋》《书斋文化》《中华名人书斋大观》等相关著作，然对于其文学意象的研究似乎并不常见，在翻译学的研究当中则更为稀少。

斋，最初意为祭祀前的清心洁身，而书斋既是阅读著书之所，亦是洗涤心灵之处，因为读书本就是一件神圣的事。中国古代对于读书的执着与儒家思想及科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若一朝上榜，入朝为官，则可兼济天下，但若久久未能得志，则隐于书斋中独善其身，也不失为一种保留尊严的做法。作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寒窗苦读几乎是每位文人的必经之路。他们一方面渴望进入朝廷，获取功名，实现抱负;另一方面又或因屡考不中、官场受挫等原因，萌生归隐书斋，不问世事的想法。历史上挣扎在这两种矛盾心绪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明代戏曲评论家何良俊，便曾叹道：“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作牛马走乎？” [2]205其虽身在庙堂，却心在书斋，林下之思跃然纸上。无论是入仕为官的苦读，还是退隐山居的闲适，文人们都离不开书斋。这一方空间是他们肉身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

这种精神的寄托有时候还会体现在斋内常备的物件上，比如纸墨笔砚、伴读书灯等，例如宋代诗人张商英便有诗云：“自小共寒热，相亲如友朋。” ① 这位朋友指的即是从小陪伴他读书的书灯。长时间共存于书斋这样一个空间中，使文人对书房清供也有了独特的审美爱好，他们通常不以奢华为贵，却以拙朴为美。事实上，整个书斋都不宜花哨华丽，当以清简为佳。这是一种审美文化，也是文人风骨的表达。同理，书斋的名号也很少以华丽辞藻为饰，多是明志励行，比如陆游的“老学庵”;或是借物托志，比如清代经济学家惠周惕的“红豆书庄”;又或是简单的环境描述，如宋濂的“青萝山房”。这种为书斋命名的雅趣一直流传至今，许多现代文人也会为自己的居室取名，如沈从文先生就曾有一间“窄而霉小斋”，如此命名，用以自嘲居所简陋。而人们从这些或刻意或随意的斋名之中，也能将背后主人的心性窥得一二。

书斋文化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在功能上，书斋不再仅仅是读书的地方，还逐渐成为了小说的写作场所。明代话本小说盛行，其中多为书坊商制造，为迎合大众，获取商业利益。这些小说通常内容较为低俗，文字粗糙，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还会相互抄袭。虽也有文人参与小说创作，但并非主流现象，直至乾嘉时期，文人写小说才成为趋势。而他们写小说的地点，正是相较于书坊更具有私密性和个人性的书斋。文人的小说多不为获利而著，他们更加渴求的是个人抒写，因此，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完成一部作品的现象也很常见，例如“批阅十载”的《红楼梦》，例如搜集异闻二十余载的《聊斋志异》。

二、蒲松龄的“聊斋”与闵福德的“聊斋”

蒲松龄的聊斋是冷寂寒苦读的。科举之路屡屡受挫，考到71岁，也只补得一个岁贡生，其中心酸和愤慨从他的诗词中可见一斑：“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 [3]129考官昏聩，科场黑暗，蒲松龄怀着极度的失意，回到荒斋里，写起了他的“孤愤之书”。书斋是他苦读几十载、忍受寒冷贫穷的地方，也是他抒写自我、实现文学价值的地方。尽管斋的外形是“案冷疑冰”，但它的精神内核却不是贫瘠的。蒲松龄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读书人，聊斋成为他逃避世俗的理想国，他创造出狐鬼世界，光怪陆离，包罗万象。科举制度的僵化腐朽，读书人却麻木不仁，随波逐流，令他痛心不已。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他却描绘了大量美丽善良、情操过人的女性，让她们打破封建男女之防，自由恋爱。他借其丰厚的文学功底，以传奇志怪，将身为文人的傲与痛都记于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蒲松龄的聊斋虽是陋室，也是他追求美好品格，讽刺社会黑暗，保留文人清高的一片天地。

现谈及聊斋，多将“聊”理解为聊天之意，由蒲松龄为搜集异闻在路边设免费茶水邀人闲聊而来。但也有学者认为“聊”之意义不止于此。例如王光福便曾指出，“聊”应当是姑且的意思 [4]13。李小龙则将“聊”解释为无聊，认为其中含有讽刺之意 [5]182。而闵福德也在这本译文的前言中提出聊斋的意义有多层，是无法翻译的。

“‘聊本质上是无法翻译的，是多层意义交织在一起的：闲暇，一时的兴起，闲谈，凑合……这小小一字，是虚无，也是一切……” [6]xx ① 。

闵福德师承大卫·霍克斯，两人合译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在西方享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他所翻译的《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与《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在英语国家也十分受欢迎。其翻译能力与前人相比毫不逊色，其耐心与毅力亦如此。为了翻译《聊斋志异》，他花了14年的时间精心打磨，也正是在这多年的打磨中，闵福德对《聊斋》的见解愈发透彻。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发表了对聊斋之“斋”的看法：

“‘斋是一个独特的空间，通常是庭院角落里的一处楼阁，竹篱环绕，与世隔绝……《聊斋志异》便诞生于此种环境里。然而，‘斋又不止于此。它还象征着一种文化精神、美学感官……聊斋二字，是书名，是盛满蒲氏幻想的酒盏，也是一面跨越时空的棱镜，让我们得以窥视古典中国文人的内心世界。” [6]xix ②

闵福德认为，“斋”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更象征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而“聊斋”不仅是蒲松龄写下“孤愤之书”的书房，也是他寄托半生困厄、抒发情怀、实现美好愿望的精神家园。

早在研究翟里斯译本之时，闵福德便对中国文人的“斋”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哪怕只是一本古书，也能让读者立刻感受到其中散发而出的古典文学气息，而当你“手捧小巧的书册，翻着薄如蝉翼的书页……”时，你会立刻意识到，你的周围“缺少了一个书童，侍茶焚香，没有书斋应有的韵味和气息……” [7]8-9 ① “斋”之形有千万种。有的文人请的起书童侍茶焚香，书斋布置也颇为雅致;而有的文人，尤其是如蒲松龄一般的中下层文人，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书斋也就相对简陋许多。闵福德为了体悟蒲松龄的写作环境，在翻译期间把自己置于一个法国山区的破旧书房内 [6]xxxii，一边与青山为伴，一边感受着一个中国文人孤独寂寥的灵魂，以期能进入聊斋的境界。

总体而言，相较于聊斋的“案冷疑冰”，闵福德更加强调其精神上的脱俗与高雅，并着力于在译本中重塑书斋生态。他的翻译是将文本和空间糅合的一种尝试，但其完成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外部生态的影响，即虽然闵福德有心在英文世界重塑聊斋，然而受到西方读者阅读习惯以及出版社的影响，他在翻译策略上会做出妥协。从他的译本中不难看出，文本本身即为一个生态系统，但它还处于一个更大的外部生态系统之中，两者是不可避免相互影响的。

三、生态翻译的“平衡和谐”与“多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将生态学与翻译学相结合，把整个翻译环境类比作生态系统，通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的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8]11翻译的生态环境从宏观上来看，是由参与影响翻译过程的所有外界条件构成，国家政策、文化环境、赞助人、原作者、译者、读者等都是翻译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有因素互相关联，相互影响。从微观来看，文本本身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即文本生态。文本生態指的是“文本的生态环境与文本的生命状态” [9]91原语是一个文本生态系统，译语是另一个文本生态系统，两个系统之下又可以各自细分为语言、文化、交际生态。

多重系统的共存，需要各有兼顾、互相协调，以达到“平衡和谐”。《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10]5，意为达到中和之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也能正常生长起来，这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观。生态翻译里的“平衡”这一概念就来源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庸之道”。所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即君子的中庸，是能做到适中、恰当，不过多也不过少，使事物处于一个恰当好处的平衡。从翻译的生态环境上来说，宏观上的生态达到平衡，有利于翻译与译学的健康发展，达到互利共惠的良好生态循环;微观上译本的生态平衡，则是译语与源语平衡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既能负责任地保留住源语的生态，又能使译文能在译入语的生态中长存。“和谐”则源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整体观，天即是人，人即是天，破除了我与非我之间的界限，实现整体的和谐。体现在翻译学中即为译者融入翻译的生态系统中，与其实现和谐统一。这种“平衡和谐”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需要调节适应的，而在其中产生关键性作用的即为译者。在这样一个相互关联的、大系统套子系统的生态环境中，他们协调着“翻译群落”（译者、作者、读者、出版者、赞助者等）、翻译文本以及翻译环境的关系，是维系环境平衡的最重要角色。译者一方面受到环境的生态作用影响，使翻译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译者也能重构翻译环境，通过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有限制的环境下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因此，译者翻译过程便是译者在对环境的适应与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选择中交替循环，通过多维转换整合最终达到“长存”的理想状态。

这里的“多维转换”即是生态翻译学提出的翻译方法——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8翻译的生态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多维的。鉴于翻译的生态环境中因素众多且均能对译文产生影响，译者在翻译时必须从多方考虑，实际采取的翻译手段不仅多样，有时甚至相矛盾，比如相似的内容，前文用了注脚解释，后文却直接省略了。这时如果只用一种维度去翻译和衡量译文，是非常不科学以及不公平的。

《聊斋志异》成书时间长达几十年，包涵490多篇独立的故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本生态体系。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聊斋》作为故事集的特殊性使得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一方面要注意根据不同短篇的特征改变翻译技巧;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文本生态的整体性，同时还需要顾及到翻译群落之间的关系。在这样复杂的生态中，使用多维转换对其进行分析是比较合理的。

1.文化维

文化维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 [11]8。两种语言当中理所当然存在文化差异，尤其是古典文学的翻译，还存在时代上的差异。如何将百年以前的文化展示给外国读者而不失其原有的风貌，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由于中英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译者在进行文化翻译时通常采用的手段为解释说明，一种为文内解释，即在文化术语出现后立刻对其进行补充说明，将隐含之意显现出来;另一种则是通过添加前言、注脚、附录来进行说明。闵福德在对“斋”进行构建时，主要还是用的后者。

最为明显的是闵福德在前言介绍里引用了冯镇峦的评论，并以“How to read strange tales（怎样阅读志异）”为标题提醒读者阅读《聊斋志异》有特定的、与西方阅读习惯不同的方法，以下是他翻译整理的冯镇峦的六点阅读方法：

1.When wind and snow fill the sky and my fire has grown cold，my page-boy relights the coals and heats my wine…

2.Read these tales properly，and they will make you strong and brave;…Cling to the details，and they will possess you…

……

5.A man eager to climb famous mountains must have the patience to follow a winding path…Reading requires patience too.

6.This book should be read as one reads the Zou Commentary… [6]xxvi

首先便是读书的环境：风雪夜里，书童温酒，挑灯夜读，至得意处疾书数行。其次，领略书中精髓，有利于提升修养品德，过于追逐细枝末节，则有可能误入歧途。读书需要耐心，去领略作者意图和书中的叛逆精神，切忌焦躁，浮于表面情节。此书比《左传》更为精巧，比《庄子》的刻画更真实，比《史记》更辛辣讽刺。《聊斋》描写鬼狐，难免被世俗划为旁门左道。而这番与正统典籍的比较，突出了《聊斋》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与警世价值。这一点闵福德在前言介绍里也有强调，《聊斋》对于传统古典的继承还体现在文体上。虽是志怪小说，却是用文言以宋代传奇形式写成，措辞优雅，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闵福德开篇便提及此事，一方面是因为冯氏之言能激发读者对文人书斋的尊重与想象;另一方面也为《聊斋》设下一个门槛，让读者明白这本书并不是用以随意消遣的读物。想要真正读懂这本书，需要跨过这道门槛，了解聊斋真正的文学地位和成书的用意内涵。

译者另一种手段是在书后添加文化术语解释和注解。因为企鹅出版社并非学术机构，为其翻译的作品需要更加贴近读者，因此闵福德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注脚。闵译《聊斋》中便几乎没有使用注脚，然而这样似乎又无法完整地传达书中内涵，作者便想出了添加后注的办法。

书后术语表内列有单词72条，12条与传统文人有直接关联，包括科举官职、儒家思想等。其中译者用大段文字对科举考試制度进行介绍，还简单提及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s）的写作模式，直言蒲松龄便是这种僵化制度的受害者 [6]471。之后译者又用63页的篇幅来为前文增添后注。值得注意的是，闵译本中将“异史氏曰”部分都移至后注里。整部译本选取了27篇含“异史氏曰”的短篇，译者在后注中进行翻译的有20篇，删除了7篇。翟里斯在翻译《聊斋》时因“异史氏曰”的仿史评写作不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将其删除。这里闵福德的处理大概有类似的目的。但“异史氏”的文末点评形式鲜明独特，在中国小说里都绝无仅有，是剖析升华故事的点睛之笔，是对《史记》中“太史公曰”的继承。正如前文所言的，闵福德强调《聊斋》对古典文学的继承性，如果白白将“异史氏曰”删除实在可惜，只有退而求其次放在了后注里。

除此之外，译者还在后注中引用了古今评论家的批注，例如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以及一些国外评论者等。批注是中国典籍中常见的现象，是文人之间表达分享阅读感受的一种形式。闵福德引用这些批注目的在于利用“他们的声音营造书斋环境” [6]xxxiv。他在《莲香》一篇当中直接插入古人的批注，以达到与古代文人们“伴读”（readers companions）的效果。《莲香》一文中的批注达到19个，其中但明伦的批注有14个。他在该故事的开篇就批注一事提醒读者，还指出这种文章夹批注的形式是古版《聊斋》中常见的现象。整部译作中，只有《莲香》一篇延续了古版《聊斋》的文中夹批注现象，可见这是译者期望重塑书斋的试验田，是译作完整生态中的一个小生态，这样的做法既不会对译作的阅读带来大范围的困难，又能在读者心中搭建一个原始的聊斋。

2.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与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8这意味着译者要将翻译的重心放在原语的交际上，目的是让读者能够领会作者意图。由于与企鹅出版社合作，译者需要考虑译文阅读的流畅性。若是为了确保语言的准确，在文中大量穿插解释和注释，交际的流畅性将大打折扣。读者刚从前言中的文化“门槛”迈进聊斋，大部分还只相当于书斋的“初级学童”水平，不适合阅读佶屈聱牙的文章。因此闵福德非常注意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转述书中叙事，基本采取使译文简洁通顺的翻译方式，相较原文更加通俗。

例：“如怜小人而助之葬，当结草以图报耳。”

Help me，I beg you，to pay for his funeral expenses，，and I will be ever grateful to you for your kindness.

例：“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米追而亦醉者也。”

…was a mule in a previous life. He may seem a very distinguished gentleman，but really he is a person of shameless greed.

这里“结草”和“饮米追亦醉”均为中国典故，分别意为感恩报德和贪财无耻。如直译为“weaving ropes”和“becoming drunk by eating steamed cakes”，读者不知其故，若添加注解则影响阅读，因此闵福德直接将其含义译出。

类似的简化还体现在人名的翻译上。中国古代的文人，除了名之外，还会以字、号自称。闵福德认为这些字号于英语读者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无法理解例如“留仙”的涵义，而逐一去解释人名的意义又增添了许多阅读负担，因此他只选择音译人物的名，并忽略字与号，让读者明白所指为何人即可。《聊斋》当中尤其喜用人物角色名作故事标题，如《婴宁》《董生》《聂小倩》《莲香》等等。而闵福德在翻译这些标题的时候，则倾向于重新概述内容，而非简单地音译。例如，《婴宁》便译作了“The Laughing Girl”，《董生》译作“Fox Enchantment”，《聂小倩》被译为“The Magic Sword and The Magic Bag”。正如前文所说，人名于英语读者而言只是单纯的符号，相较于中国读者们对于聂小倩等角色的耳熟能详，英语读者们甚至无法通过名字判断角色的性别。因此，对故事的标题做这样的处理便于让读者立刻就能领悟故事的梗概。唯独《莲香》被直译为“Lotus Fragrance”，且在文中提及莲香名，也作“Lotus Fragrance”。由此可以再次看出，《莲香》的确是整部译作中翻译处理较为独特的一篇。

3.语言维

语言维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11]8和文化维着重传达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不同，语言维主要着眼于语言本身的转化。《聊斋》用文言著成，其语言形式不仅和英语千差万别，与现代汉语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对翻译文言小说的译者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王春华曾就闵福德的译本与翟里斯译本进行对比，发现闵译不仅对文言的把握和理解更为准确，译文行文也更為流畅。[12]17-22闵福德在前言里也提到《聊斋》的语言“artistically polished（精心雕琢）”，并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其文学性。因此相比于“初级学童”，闵福德在语言维度上寻求有一定鉴赏度的“高级读者”。

译文中有多处体现了他对表现《聊斋》文学性的执着。比如《考城隍》中宋公的文章：“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闵译为：Virtue pursued with intent deserves no reward;evil committed without intent merits no punishment。原文中写下此句的宋公是位廪生，因为文章见识通透为诸神传赞，因此这段话翻译起来也要讲究一些。而闵译既准确表达了内涵“有心为善不赏，无心为恶不罚”，注意对仗工整，还把原文中带有重复“善”“恶”的让步句改成简单的定语从句，使其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得不说是十分成功的语言转换。

闵译的《聊斋自志》则更为明显。原文几乎每句都含有典故意象，闵福德直译意象，并创造性地将其改以诗歌的形式，以保存古典文学的优美。他解释翻译这篇自志的目的在于强调蒲松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脉相承。而原文本身是以骈散结合、对仗工整的文体著成，他改为诗歌体也是为了传达这种形式感。

例：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

闵译：Ivy-cloak and mistletoe-girdle！

Thus was the Lord of the Three Wards

Moved to

Rhapsodize.

Ox-ghosts and serpent-spirits！

Thus was the Bard of the Long Nails

Driven to

Versify.

常春藤（ivy）与槲寄生（mistletoe）皆为英语读者熟悉的诗歌常用意象，前者为酒神狄奥尼索斯所持，象征欢乐与永恒的青春，后者则是爱情的象征。虽然意义上与“萝”“荔”不完全相同，但在诗歌意象的转换上来看这种替换是很成功的，因为常春藤与槲寄生的美好意象能够帮助英语读者完成对山鬼绰约风姿的遐想。后一句与前面对偶，意为牛鬼蛇神虽属荒诞虚幻，诗鬼李贺却癖好吟诵此类诗歌。闵福德采用“moved to rhapsodize”和“driven to versify”进行转换。Rhapsodize和versify都为作诗写文之意，闵直接略去“成癖”，重点抓住感而发的内涵，所译之文甚至比原文的对偶更加工整。

结语

由此不难看出，为了重构“斋”的生态环境，为读者建立起“形”“神”兼备的聊斋，闵福德从文化维、交际维和语言维三种维度入手，尽可能采取多样的翻译手法来达到目的，其中有些手法表面上看起来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在正文处删除“异史氏曰”，又补充在后注中，意在传达书中的文学性和对古典的继承，却又不得不将影响理解的典故简化。然而纵观整个翻译生态环境就不难发现，这些都是译者为了整体平衡所做出的多维选择与适应。闵译《聊斋》是在充分考虑读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聊斋，一方面其通顺准确的翻译为普通读者阅读中国古典典籍降低了一定难度;另一方面译者在故事之外为书斋添砖加瓦，帮助读者构建他们心中自己的《聊斋志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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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春强.聊斋志异闵福德英译本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Analyzing John Minfords Construction of “Liaozhai”

in Strange Tales from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GONG Qin-yi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lated by John Minford em-phasizes the conce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io and makes an effort to re-construct‘Liaozhai in English world. Therefore，this article aims at using eco-translatology，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Zhai” in John Minfords translation，so as to display Minfords translation skills of re-constructing“Liaozhai” to readers.

Key words：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Eco-translatology.

（責任编辑：陈丽华）

收稿日期：2019-01-21

作者简介：龚沁怡（1991- ），女，江西南昌人。爱丁堡大学翻译学硕士，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①张商英，《读书灯》：小笼疏四面，明纸罩孤灯。自小共寒热，相亲如友朋。旧书曾递照，新烛莫相憎。几为吟诗苦，留光到夙兴。

①原文：liao，is virtually untranslatable. It contains several differing and yet interconnected sen-ses：leisure time on hands，a passing enthusiasm or whim，something ephemeral，chit-chat，a desolate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or inadequacy. This little word is both nothing and everyth-ing.

②原文：“This‘studio worldwas a very special space. It was a physical space，a pavilion set apart in the garden，screened perhaps by bamboos，a place of seclusion and privilege…”见 John Minford Strange，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6，Pxix-xx。

①原文：“The flimsy pages，the soft-stitched binding… the textures，aromas and other sensations of the 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