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雯 张红玉

摘 要：中国在农耕文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文化，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的精粹，这些优良的经验和传统不仅助力了中国农业的飞速发展，为保证人口增长繁衍提供了物质保证，还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助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扬、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农耕文明;农业文化;优良传统

中图分类号：S-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54/j.nyyjs.20200415066

收稿日期：2020-03-16

基金项目：2019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农耕文明和谐视野下甘肃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YB154）

作者简介：郭晓雯（1968-）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春秋战国以后就强调“农为国本”、“食为民天”、“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历代统治者遵循“得谷者昌，失谷者亡”，把农业始终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

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农业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

1 因需而行的农业三才理论

先民认识到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注意尊重自然规律，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着农业思想和谐性，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础。

发展农业离不开天地人三者。天地人即三才，三才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春秋战国，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观点。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荀子在阐述财富观时，反复论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的必要，其认为只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才能财货如喷涌的泉源，浩浩的河海，高高的山丘。

《诗经·生民》有“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有相之道是相地之宜，就是因地制宜，视察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品种。周代已经有管理农业的官员负责巡视邦野，考察各种农作物品种，了解各品种及各宜生长的土地，安排农作物和园艺生产;根据地势不同，安排人们的居住地和生产地。注重天时地利的和谐已经成为此时期一个重要的农业文化内容。

《吕氏春秋》中有“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阐明人是天地人三才中的首要要素。《管子》中“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这些观点其实都在强调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联性，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和天地等客观因素配合，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结合，才能获得农业丰收，达到国家富强。

《荀子·天论》有“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意思是天有四时变化，地有蕴藏的财富，人有利用天时和挖掘地财的办法，如果人们能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与天地相配合，“知其所为，知其所不為”，就会达到天地也能为人类尽其职守，万物也能为人类服务的目的。后魏大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即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在农业生产中，只有适应天时的变化，度量地利的差异，才能用较少的力量，获得较大的成功，如果只凭主观愿望办事，任意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白费力气而得不到任何收获。世间事物都有运行轨迹，人们只有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才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取得更多自由，掌握更多主动权。

除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古人还特别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的重要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意为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努力向大自然索取，只坐等自然界的恩赐，财富是不能自己增加的。

在农业生产措施上天地人充分发挥和谐能动作用，人发挥聪明才智对土地充分利用，对土地精细加工，进行作物改良栽培，让地力常新壮等，不仅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而且形成了中国人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重视耕读、勤俭持家的淳朴家风。

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中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在变化和扩展，纯粹顺天然之时而为土地生产之利的低效时代已经过去。但天时、地宜、人力在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中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天地人关系的全新认识和诠释等，对当代人依然有借鉴和学习的作用。

2 守土求变的田间管理方面

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特别重视“时宜”、“地宜”、“物宜”，这三宜成为农业生产必须遵循的原则。《淮南子·泰族训》中有“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诸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意思是在天时千变万化，地利千差万别的条件下，实施各项事业，不得不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适应各种复杂条件，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应该以变应变。强调守土求变的重要性。

古代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产量，贯彻“三宜”原则，即在土壤耕作上因土质，定时宜、定耕法;因地势，定深浅;因时宜，定耕法、定深浅;因作物，定耕法、定次数等。为了满足作物的肥水需要，产生了施肥、灌溉措施;为了保障作物良好生长，在整地之外，创制中耕除草、消灭害虫等技术。这些都是守土求变的田间管理经验。

在长期的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中，人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与自然越来越和谐，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人类尊重爱护自然，不违农时，因地制宜，逐渐形成了一套作物选种育种和施肥等综合运用的方法，使得我国农田使用了几千年而不衰敝，养育了无数生灵。

良种选育和新作物引进使得农业发展兴旺发达。良种选育，合理搭配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多熟种植的前提，也是提高产量的必要条件。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良种观念。《生民》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是说种子的选择标准是色泽鲜亮，籽粒粗大饱满，当时有黍的嘉种“秬”、“秠”，粟的嘉种“穈”、“芑”。汉代选种是在作物成熟时，到田间选择大而整齐的健壮植株穗子作为种子。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技术体系，选的种子先在试验田试种，然后在大田推广种植。后来人们选育耐旱、耐涝、耐盐碱和抗虫抗倒伏方面的品种。现在的农业育种继续沿用了这种方法。选育优秀品种自古以来就是选拔培养的不二之选。

古人在选种、积极育种的同时，经常进行作物品种的交流和推广，互通有无，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早在汉代，就从西域引进了葡萄、苜蓿等。明代中后期，新作物番薯、玉米、烟草等引进到中国，传播并大量种植，如《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进行引种试验，其注意抓技术关键和品种原产地的生产条件，接近原栽培地条件进行择种，取得了很好的栽培推广经验。

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多积肥和多施肥可以促进作物的生长和改良土壤，对耕作的土壤采取主动态度，想方设法去改良和维持其肥力，积累了可贵的、丰富的施肥经验。农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就是指施肥能让庄稼丰收。“村前村后走一围，随手拈来都是肥”就是指以前人们常常用的积肥方法。

我们的祖先，把一切能充作肥料的废弃物都收到土壤里，参与物质的再循环和资源的再利用，使其变废为宝，化无用物为有用的肥料。播种前上底肥，播种时下种肥，中耕时追肥。在春天播种前，把粪肥均匀撒在田里，盖严耕土，既能增加土壤肥力，又能起到保墒作用，还能较长时间供给作物养分。同时，根据时宜、土质、作物品性，随土分别用粪、施肥。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诗经·周颂·良耜》），提到先民已经认识到使用绿肥与作物茁壮生长的必然关系，其栽培绿肥，将绿肥作物耕翻入地，沤烂作为肥料，以田养田，或者进行谷豆轮作，利用豆类作物的根瘤菌，从空气中固定游离氮素，利用生物固氮作用养地。

这是劳动人民在劳动中总结出的经验。善于发现，善于总结，善于举一反三，都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在长达千年的农耕时期一直延续，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化肥，改变了这一传统。而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诸多问题。

2000a前，农人已经有了“防重于治”的思想，体现在除草、病虫害防治、储种等方面。《周礼》说，古代农人根据四季来除草，春天杂草刚萌芽，将其耕翻于土中;夏天齐地面割掉杂草;秋天杂草种子未成熟时将其刈割;冬天将杂草根翻出曝晒而死，运用这4种方法消灭农田杂草。《汜胜之书》说，贮藏种子的器皿放干艾，可以不生虫。用附子浸谷种，谷子长起后也不生虫。《论衡》也说，冬麦种子，烈日曝晒，再存放于干燥容器，也不生虫。古人用火来诱杀向光性害虫。现代人使用的熏烟法及除霜冻法，就来自于古人的发明。

以上种种，均反映了精耕细作农业田间管理中守土、惜土、用土、養土的智慧。农民发明轮作、间作、混作、套作等种养技术，将充分用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达到了“共生互利”的种养效果。“铺沙又换土，一亩顶两亩。”甘肃人发明的石子田就是针对甘肃中部黄土高原干旱、盐碱重的土地性状，进行抗旱、保温、压碱、稳产的方法，经铺砂而达到减少蒸发量，增加降水有效性，从而获得粮食收成的措施。对今天的农业依然有借鉴作用。

3 适时而行的农耕生产

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适时而耕，适时而种，适时而获，都按季节的早晚决定，这就是农时。符合季节是得时，反之为失时。

夏商周时期的奴隶不仅注意到水土肥的作用，关心作物生长，还选择适时播种，历法就是在这一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季节属历法范围，历法规定一年分4季，12个月，24节气，各个季节中气候不同，农业操作事项也不一样。若单纯按季节进行农事不适宜时，会参考物候来进行农业生产。植物的萌芽、开花、结实，动物的出现、休眠和来往等现象，常与气候有关，也作为了解气候进行农业生产的辅助手段。农民根据多年来对天时节令的关注，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无数经典的农业谚语，成为了农业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天气预报”，给农民的生产带来了便利。如，“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时令）;“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人们尽量利用和发挥自然法则，使自然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一部分。

对“时”的重视是农耕文明一个重要的价值维度。自古以来，“不违农时”便是世代农民心中不可撼动的“圣经”。黄土高原旱田耕作有这样的基本原则：“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趣时就是赶上雨前雨后最合适的耕地时间;和土是使用耕锄耱平等技术措施进行碎土，保持土壤松软细密;务粪泽是保持土壤的肥沃和水分;早锄可消灭杂草，防旱保墒;早获是及时收获，防止作物在田间地头时脱粒、发芽，保证颗粒还家。

中华先民们在对“农时”的把握过程中，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与民俗完美结合，被誉为农耕时代的实践智慧。人们又根据节气规律，创造了丰富的农事谚语和民俗习惯，体现了农耕文明对“时”的准确把握和巧妙运用。

4 禁发结合的生物保护

有人说，中国农业是典型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其实是中华农耕文明“取宜”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农民历来讲究时宜、地宜、物宜“三宜”原则，即根据时令变化、气候变化，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的项目从事生产活动，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水则水。自然环境作为农耕文明的载体，养育着人与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既能为人类提供食物来源，又是生态平衡的保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成为古人保护资源的指导思想。

我国最迟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注意保护生物资源，荀子反对过早过滥损害草木和鱼鳖的生长发育。《吕氏春秋》谈到，从眼前的利益来看，虽然“竭泽而渔”和“焚薮而田”都会有相当的收获，但是从长远来看，破坏了鱼和兽生育繁殖的基础，以后就再也没有鱼和兽可供捕获。这种思想，对于现在的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古代为让人民在利用生物资源时，能够取当其时，适时取，制定了“时禁”。《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这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的再生能力，不损害草木和鱼类的生长发育，而做出的政策规定。《吕氏春秋·上农》提到“四时之禁”。汉代时禁更为严格。当时政治家认为，只有严格执行禁令，自然界才能呈现出勃勃生机，呈现出繁荣兴旺景象。禁是为鸟兽得以生长发育，繁殖生息。禁的时间是春天3个月和夏天3个月，这段时间禁止伐木，不能覆巢，不杀小虫，不夭飞鸟;不捕捞，不烧山林，不伐树，不举行大的打猎活动。晚秋草木黄落，可以伐薪烧炭，冬季可以捕鱼，举行田猎，捕获禽兽，这是发的时间。进入秋冬之后，草木鱼鸟兽长成，陆续开放各种禁令，以补充食物，为人民提供营养。当时严格的“时禁”保证了连续不断的生物食物来源，可以看出，当时的禁与发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配合和谐适当。如果光禁不发，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光发不禁，也就丧失了再发的根据，禁是保护，发是利用，禁发是保护和利用的统一，是合理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统一。

除了以上的优秀农业传统文化，古人还特别重视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如，使用畜力来助农益民，来耕种，来牵引翻车、筒车、磨、碾等，功效高于人力;利用水力作为灌溉工具;利用碓、磨、砻、碾等加工农具;利用风力制成风车去除粮食中的糠皮;用风力驱动水车浇灌田地等。当代运用风力来发电，都是人们对自然能源的利用，是“善假于物”和发挥“机械之利”的典型例证。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发展的根脉，又是未来发展的源泉。农业生产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提供了丰富的衣食物品等物质财富，也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更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范楚玉，苟翠华.悠久的中国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侍建华.甘肃农业发展史事纪要[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

[3]郭文韬，曹隆恭，宋湛庆，马孝劬.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

[4]王革，景琴玲.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J].中国乡镇企业，2013（9）：74-78.

（责任编辑 常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