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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革命

2020-04-24长江

北京文学 2020年4期
关键词:养老

长江

中国早已进入老龄社会,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父母也已进入老年行列。日渐老迈的父母们,未来如果儿女靠不上,该靠谁养老?行动不便时谁来照顾?身患疾病时谁来帮助他们挂号求医治病?他们又该怎样守住中國千百年来传统中的血脉亲情和赖以生存的家庭?一系列新问题让传统养老正面临严峻挑战,需要来一场革命——这该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前言

中国人很熟悉“革命”,许多时候许多事,不革命不行,不革命就推翻不了什么,建立不起来什么。所以,如今,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几个对这个词儿不熟悉、不浮想联翩的。只是今天,我要振臂一呼:“来一场‘养老的革命吧!”大家或许会发愣:啊?事情真是到了这一步?非要“革命”不可了吗?

对!我坚持!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人老”,是眨眼之事,不信,你到了退休的前一天看一看。

“人老了以后”,日子不好过,传统地一任自己老去,在今天更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

因此我关注“老”、研究“老”,想了一百种题目,做电视、写文章,都不满意,都觉得轻描淡写,温水煮青蛙。于是脑袋里有一天就突然爆发了小宇宙,久违地冒出来了“革命”的这个词——一声春雷滚过大地啊——“好”!就这样,够警觉、够扎心!

时代在变,我们过去对“老”,认识不够,成见重重,一边走着弯路,还一边以为这是“顺其自然”,但是今天,你“顺”不下去了。

今日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生活日新月异。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但面对信息爆炸,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我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则跟上时代的脚步,绿色养生、科学长寿;“退”则原地踏步,被时代甩下,跌落无知与无能的境地,最后连可怜你的人都找不到……

近些年,常常看到:某某老人,不是因为没有儿女,有儿有女,却守着空巢,孤独寂寞;有的人已经死去了多日,要不是房间里发出来的尸臭,外界还不知道这顶屋檐下究竟生活着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13亿人口,2亿多壮劳力在农村,过去他们大多被拴在土地、守着父母,就是分家也离着不远。可现在,年轻的儿女们都到外面去打工去了,一年回不了几次家。一位县城的老师,老伴死了,一个人日子艰难,身体有病,心中孤苦,又不好意思总是去打扰已经在外面成了家的孩子,便给儿子留下了一封信,说:“如果没什么事,那妈就先去死了……”

妈就先去——死了?

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没了良心?!

从城里工厂回到家乡给病重的爹爹“办事”,到家都好几天了,病危的父亲却还没有断气,儿子便苦恼又无情地说:“爸,你怎么还不死啊?这一趟回家,我可是只有7天的假,还包括来回的路程和要把您老人家的丧事……给办完。”

天呐!

面对残酷的现实,你还留恋“养儿防老”的昨天吗?

儿女靠不上,我们靠什么?

老了,不能动,是选择“居家”还是去“养老院”?

“以房养老”?我们怎能不被骗得倾家荡产?

眼下没病,突然一病不起,我们的晚年究竟由谁来照顾?

夕阳西下,从老至终,要不要设计、怎样设计?

怎么守住老伴、老窝、老本?

如何摆正自己与社会、社区,父母、儿女的关系?

还有,你能读懂自己身体发出来的种种信号吗?

住了院你是只听医生的,还是顺应自己内心的渴望?

大限之前,如何面对死亡?

你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身体和灵魂,都说得过去的“万全的准备”?

……

老年的世界,阳光灿烂,又荆棘丛生。

拉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容易,但解决好这些问题却难倒千万人,尤其,昨天的太阳如何能晒干今天的衣裳?

终于有一日,我鼓足了勇气,把内心的担忧和冲动告诉了家人,然后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没想到我的话刚一出口,呼啦一下子,说到哪儿,那里就会涌出一片热议——看来“养老”,这个原来本很私密的话题,竟然如此地有市场,甚或可以开一场全民参与的辩论大会了?

“同意你的革命!”“革命需要启蒙!”“革命需要指南!”

我听到呼声四起——那好,从现在,我们就开始试着推倒常规,建立起全新的养老观念。

不过“革命”真要“闹起来”了,大家手里可就不能只有鲜花和掌声,我们还要拿起手术刀,不是切蛋糕,而是刀刃向内,面对自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当然,现实的麻烦是:如果我们尚不老,我们是很难设想我们“老了”以后的种种麻烦;而有一天当我们突然感觉自己“老了”,想要改变些什么了,又往往失去了改变的能力。

怎么办?

“养老”不仅要“革命”,还要趁早!

“趁早”?早到何时?

早到半老、小老,中年、青年——早到当你第一次意识到老,或看到别人正在慢慢地老去,你就不能再闲着了。

人生没有彩排,是一张单程票。

今天你年轻,不代表你明天就“不会老”。今天你能动,不代表你明天就“还能动”。

因此,我们需要“换个活法”——未雨绸缪,养老前置。

生命和死亡,人不过是走进又走出了永恒的时间;夕阳并非无限好,但100岁的人生,别人能健康地走过,你为什么不行?

人生不过百,那是你的错!

怎么能够不错?人生“不错”的前提是什么?

你愿意推开一扇窗吗?愿意重新思考和定位“老年”的世界与天地吗?

一起来吧!

第一部分

突然,你被拽进“老年的天地”

别抱怨,你得适应

但你内心是否同意:我们不能等老,我们并不怕老

但我们要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

老年节目为何“胎死腹中”?

2014年,我终于结束在香港十年的驻外生涯,回到北京,继续在CCTV总部《新闻调查》做我的田野记者,我想做的节目此时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砍砍杀杀,曝光与揭露;我想做一系列与人有关,与生命、天地、时空、永恒有关的专题,其中一条主线,就是“老年”和“如何老去?”。接着我做了《我的生命谁做主?》《你立遗嘱了吗?》《重生》,此外还有不少的节目,比如《走近“悬空村”》《空巢如何是我家?》《失独之难》《别等你到老!》等等,这些节目有的就胎死腹中。为什么?题目不好?问题敏感?领导不批?不是,都不是,也不是没有鲜活的故事可以让我给观众讲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这些节目没有做成的原因是我找不到出路,节目“没有出口”,我总不能让老人只看到晚年的凄苦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因此,我很难过!

事实上,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当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去了全体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去了全社会总人口的7%,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呢?

2016年1月,来自国家人社部的新闻发布数字:截止到2014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达到了2.1亿,占人口总数的15.5%;

2018年,中国老年人口又提升到2.14亿,占人口总数的17.3%;

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预计还将突破2.55亿,所占百分比要继续上升到20%,其中,高龄老人还将增加到6900万人,独居和空巢老人的总数更要达到1.18亿!

天呐!

综合这些数字,说老实话,我不是为了说明我们今天的中国已经处于了“老龄化”甚至“严重老龄化”的社会,(这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整合这些数字我首先要说:随着老龄人口的迅猛增长,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又持续下降(2018年出生率为10.94‰;死亡率为7.13‰),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缩减,那么“老人”在我们国家,不是国家不管我们,而是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护、福利、保障和相关设施建设方面的支出,每一年都在大幅度地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已不堪重负,如果缺口再进一步扩大,“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异常的艰难!

2014年9月8日,“九九重阳节”又快到来了的日子,我填写了一张选题报题单,这个题就是我前文刚刚提到的《走进“悬空村”》。我向审题的领导描述:据新华社太原报道,记者在中国北方矿业大省山西的最北端,实地探访了一个安静得近乎“死寂”了的村子。白天在村里根本就看不到人,荒废的小楼院门紧闭,敲了好几家,才碰到一位叫魏XX的66岁的老年妇女把头探了出来。魏老太告诉记者,由于采煤造成村子地下出现了“采空区”,现在村庄早已变成了“悬空村”。年轻人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些“老太太”和“老汉汉”。尽管依据山西省政府近日印发的有关文件,到2017年,力争完成全省1352个村子的采煤沉陷区的治理工作,计划将包括秦家山村在内的位于采空区、沉陷区的1000多个“悬空村”都实现搬迁。

但,老人们愿不愿意走呢?

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愿意离开。

中国人住惯了自己的地方,习惯了传统的生活,要“改变”,很难。很多人不是首先去想改变以后的“新天地”“新活法”,而是一“动”就头疼,就不肯迈步!

所以,我说呼唤老人来一场“养老”的革命,这“振臂一呼”容易,真正做起來却关山重重。

2020年,我们国家的老年人不是说已经会突破2.55亿了吗?这个结果几乎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而未来,我还没说完呢——到了202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还会摸高到3个亿;2035年,4个亿;最后到了204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达到顶峰——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还将大幅度地增加。

想想,一个国家,光老年人口就有4个亿,这不仅仅是一片人头攒动、接踵而行的不息的人潮,它更是一片排山倒海、汹涌而来的新旧观念冲击碰撞的巨浪,逼得你不改变旧有的生活模式不行,不转变观念,你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

可改变,从何入手呢?

“变”之于“不变”,前者面前是一座山!

上个世纪90年代,没错,那一年我还不到40,有一天在上海外滩,刚刚完成了一场街采,突然身边就跑过来了一个女青年,大学生上下的样子,边跑边撞到我的面前,脱口而出:“阿姨,您快帮我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一愣,低头看表:“11点半!怎么,这姑娘……”

姑娘问完,拿了答案就跑,看得出她一定是有什么急事。但是我呢?她刚才叫我什么?“阿姨”?对,那姑娘刚才就是管我叫“阿姨”来着,我听到后,自己心里那个气啊——我还不到40,真的有那么老吗?

好了,2014年,20年,时间过得又慢又快。

这一年,还是在上海的外滩,一家商业大厦的公共卫生间。这回是一个小女孩儿向我开口了,她倒没有管我叫“阿姨”,直接就叫我“奶奶”了,说:“奶奶,您可别去用那个蹲坑的厕所,很脏,您用这个,马桶的!”

哦!

小女孩长得漂亮,样子、个头都很像《芈月传》里的刘楚恬。这孩子刚才管我叫什么?奶奶,真真切切的、奶声奶气的,就是“奶奶”。那声音既好听,也动听,只是……

嘿!

20年前,我还不到40,上海的外滩,一个大姑娘就管我叫了“阿姨”;20后,还是在上海外滩,我的称呼又升级成了“奶奶”?!

人,你说怎么这么不经活?!

对,人就是这么不经活!

不然为什么叫“眨眼就老”?

大多数中国人,60和55岁,是一道坎,是城市有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分别该退休了的年龄。只不过中国历来没有“老年教育”,我说的是由国家组织,强制的,像孩子九年制义务教育一样,每个人都必须去学校学习,要考试、考文凭。因此我们突然面对衰老,尤其“老了以后”生活是一番怎样的情景,会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去寻找光明?全体老人首先是“不懂”,没有学习,没有人要求我们去武装头脑。因此职业身份一旦被亮起了“红灯”,便手忙脚乱,不知何去何从。

2019年春节,微信拜年,我的手机和大家的一样,每天都是烫的。亲朋好友,同事伙伴,大家都翻着花儿地转发各种各样的新年贺语、小视频、小动画。但很多“祝福”,说老实话,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倒是有几位中学同学的对话,杵了我的心,他们在议论老人,其实也是在议论我们未来的自己。

这个群叫“七班”,是我所在的北京二龙路中学76级高中毕业班、今天的“老同学”。

其中SJ说:“日子过得不好,整天忙着我妈……”

这话显然是被人问到了“这个年过得咋样,好不好?”

SJ说:“我妈不是这不舒服就是那不舒服,照顾她得思想高度紧张,而且每天就一个内容。”

有人此时插嘴,说:“有妈就好,有妈就有家,有家就有根。”

SJ很坦诚,说:“说是这么说,实际上(我)这个妈除了添麻烦,没有其他的了。看着她不舒服我也吃不下、睡不着的,可是又不能不管,对付着过吧。”

“对付着过吧”,SJ的感叹,实际上是今天大部分五六十岁的“退休族”的生活常态。照顾比自己更老的父母是核心的内容,而且每天每月每年——“就一个内容”。

不过比较他人,SJ说她还不算是最惨的:“我的一位朋友,家里只剩下老爸了,白天睡、晚上不睡,半夜起来给你打电话说要去吃鱼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你拉一裤子或尿一裤子。”

所以最后SJ总结:“人老了真的困难太多。做个健康的老人是幸运的。我们每个人(年轻时)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努力锻炼,保持健康,到了老了,自己快乐,也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SJ的话道出了60岁上下,已经成为了“小老人”的人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最佳期许。

但是,谁能给自己担保呢?

曾经,我一百次地跟朋友发誓,说,如果我到老了,绝不去折腾儿女,早早地就去养老院,或雇好保姆、司机、护士。有一次,也是七班的一位老同学YSH笑嘻嘻地就甩给了我一个绝望:“得了吧,你想得倒挺好。我妈今年97岁了,年轻时也通情达理得很,只是到了这个岁数,我给她雇了两个保姆,她还是整天黏着我,一发现我不在,就害怕,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又哭又闹。”

“那儿女也有儿女的生活啊?”我很想争辩。

YSH说:“是啊,可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道理这个程序就已经废了。什么拖累不拖累、麻烦不麻烦的,她没有这个力量去想那么多了。”

哦,老小孩儿?对,“老小孩儿”!

这一场对话,春节期间关于老人的对话,让我整个春天都无法阳光明媚,心本来就紧,现在又现实地被紧了一扣。

那么,怎么保证自己老了以后不走进尴尬?

怎么能让自己这种“老小孩儿”的状态不吓着自己的儿女也烦死儿女?

还有,更残酷的,夫妻二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老了就是个伴儿,这个“伴儿”注定了的是会有人先走,有人靠后一步,那剩下的一个……?

谁来救救老人?

谁来拯救老人的孤苦?

没有人?不,有人,那“人”首先是自己。

我们自己?

对,只有我们自己!先想通、再准备,用你现在还能动的脚,踩出一条路来,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来。舍此,都不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绿色养老”出路何在?

归拢老年人养老的心思:健康、长寿是大家的通盼;孤苦、无依是大家的通怕。

那可有什么法子让自己健康、长寿,不苦、不孤?

世界发达国家,有些地方人们观念的“先行”已经迈出了巨大的步伐,比如有些国家不允许儿女“照顾”老人,也不允许老人“照看”孙子,为什么?不专业,没有资质。国家要组织社会的力量,更好地养护和养育老人、孩子。当然公民是要付出一定的费用。

中国能行吗?

看看今天中国老人们的尝试,满世界正在时兴的“以房养老”“抱团养老”“邮轮养老”“候鸟生活”“医养结合”“安寧疗护”等等,听起来已经很“先进”了。但就是观念改变到了这一步,更多的时候,我采访过很多的老人,大家都讲:这些“新活法”好是好,理论上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只是真正实行起来,称心的却不多。

为什么呢?

作为记者,我也已经瞭望到了暮年,我不能用光鲜亮丽的花边,来乔装现实生活的艰涩。

2017年,央视10频道,有一档用电视纪录的手段专门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栏目叫《讲述》,12月先后两期在“讲述”着一位“抱团养老”的老人。我很钦佩编导的眼力,但出路何在?节目依然是以一个“没有出口”的“出口”落幕。

我在C奶奶家采访的时候,大孙女HR并不在,是小孙女SR接受了我的采访。

SR说:姐姐听说爸爸不会给她交学费了,很生气,一个人跑到外面哭着去打工。奶奶看到这种情况,既理解孙女,又心疼儿子,只好一个人再回到碓盘村,在大山深处采茶、采药、养鸡、种菜,然后背出大山去卖。

奶奶一个人吃住在老屋,那“老屋”已年久失修,一半的山墙都已经让雨水给浇塌了。“所以我爸爸和叔叔们在外面都很担心,每天都不停地打电话。一旦奶奶没有接,就害怕是出了事——在山上摔倒了?用电电着了?中风突然倒在床上不能动了……?”SR跟我说。

900多万“留守儿童”是时代的特殊存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大面积的老人与孩子孤守山村。

过去老人在农村帮儿女带孙子这并不出奇,旧时光的日子也都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往下过的。只是此时不是彼时。此时儿女不在身边,老人要独立带大孙辈,还要承担教育、教养,看病、服药,吃喝拉撒,农村山高水深,防火防电防水淹,更是心頭巨大的压力。

2019年5月我在碓盘村,接触了十几户留守儿童的家庭,C奶奶还算硬朗,望着苦不出头的日子还能咬牙坚持。但我遇到了FU,12岁的女孩儿FU,看到她的爷爷奶奶,我就很能理解,为什么这孩子从一开始接受我的采访,眼泪就从来没有断过。

FU的家也是很特殊。父母生下三个孩子。前面两个是女儿,后面一个是儿子。之后就心满意足地(重男轻女啊)走出大山。自此,爷爷奶奶带着三个孙子,泥一把水一把、干一口稀一口地过起了日子。

本来父母在外面打工,目的就是要还上家里盖房欠下来的一大笔钱,但时间过了没多久,儿媳见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尝试到了挣钱的艰难,先是失联,一走就是三年。而后突然回到家乡跟爸爸打了离婚,那以后,直到2019年5月我见到FU,她说她那“狠心”的妈妈“就一别四年,再也没有回来过……”

FU的奶奶坐在田埂上鼻涕一把泪一把:“现在大孙女已经懂事了,恨妈妈,也想妈妈,同时还得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不然我们老两口岁数都大了,爷爷更是一身的病,每天都要吃药。FU小小年纪就得学着洗衣、做饭,学校放长假了还得跟我上山掰竹笋、采茶、采药,换点钱。不然又怎么办?”

我问奶奶:“那你们家现在的经济来源,就只有靠FU的爸爸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奶奶听到这里,更是心碎得哭出了声,说:“FU 的爸4年前闹离婚,心乱,在修路的工地上不小心让机器给轧断了几根手指头。现在,虽然还在外面打工,但干不了重活儿喽,钱也挣得不多。我和孩子爷爷在家里喂猪、喂牛,卖猪仔、牛犊,可是今年,运气匹啊(不好),母猪不怀孕,母牛也没有生下来一只小牛犊……”

FU的奶奶,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却和老伴快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也眼湿,但心里更知道:中国高达902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像SR奶奶、FU 奶奶这样的,还有千千万!

曾经,我问过很多农村的老人,“那你们一边叫苦一边流泪,为什么不拒绝儿子?说你们带不了,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悲哀的是,所有被我问过的人,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可以拒绝”“应该拒绝”。在他们心里,养大了自己的儿子(有的人家好几个呢),再帮儿子带大一群孙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谁不这样做,倒有了问题。

我们摄制组那一次在大巴山拍摄了很多山里驼背的老人,要么在茶园里采茶,要么在菜地里除草,还有的七老八十了背上还背着一个巨大的箩筐,里面装着满满的猪草、鸡草、草药、柴火,行进在高低不平的山岭坝子。

面对他们我经常无语:这一代老人,怕是农村最苦、最无助了的爷爷奶奶了吧?

他们的付出,十年、几十年,之后会换来什么?

那些终于被自己豁上晚年带大了的孙子、孙女,一个个长大,一个个考上了外面的学校,他们心中所盼的都是进城,将来还会回到农村守着祖父母?很多山区空荡荡的“新房”,再过十几、几十年,这些“新房”会不会也像“老房”,因为根本就没人住而有一天也被阴雨浸泡,被洪水、泥石流给冲得不见了踪影?

难怪有人讲:沧海桑田,现在这种情况正出现在眼前。

数不清多少农村老人今天为国家带大了900万的“留守儿童”,他们是家庭的“依靠”,社会的“基石”,国家的“功臣”,但代价呢?茫然了自己的老年,放弃了“含饴弄孙”的恬淡,甚至走进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我想跟他们谈一谈“养老”“革命”,“绿色人生”“金色百年”,都变得奢侈和不够真实。

怎么替他们计量一下“幸福指数”呢?

第二部分

眨眼就老,生命和你没商量

但你听说过“黑洞”吗?

如今,现实的“年老”和历史的“养老”已截然不同

你有准备迎接“无限升级”的崭新的人生了吗?

40年深不见底的“黑洞”

老生常谈“上帝是公平的”,但反对者总会反驳:“得了吧,上帝在哪儿我都不知道,还跟我谈什么公平?!”

人生在世,绝对的公平当然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但生命如钟,一生下来,就像上了发条,滴滴答答地就开始向着“老”而奔去。有时走、有时跑、有时貌似原地踏步,但终点,老天爷都会给你留下了一席之地,这就是公平,是天则,挡不住。

这些年各种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闪婚、闪离、闪富、闪肥,但“闪老”呢?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间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开始。这就是“闪老”?

“闪老”是一种客观,不分穷富,无论贵贱,只要你不设防。

但面对衰老,你如何“设防”,如何还要“早作打算”?

我年轻时也没有想法,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群人,一群盲人,从盲人那里我听到了一件事,瞠目结舌了——

2016年我和我的摄制小组来到福州去采访《中国盲足》,这是一帮中国有骨气的“小瞎子”。他们在有视力的中国队员都很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纠结中为国争光,奋力一脚,成为了国际上有实力且排名很靠前的世界盲足劲旅。

采访除了正式聊训练、聊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生活起居。我几次去球员的宿舍,总想看看他们平日的生活,衣服怎么洗、球鞋怎么刷?洗好了的衣服怎么晾到楼道里高高支起来了的晒衣杆上?此外还有这些孩子会不会用手机?平时里的文化生活是咋样?业余爱好又有什么?

记得一位17岁,平日里最不爱说话的队员YYT,跟我说他平时就喜欢听音乐和手机语音。

“语音?是那些在线的音频节目吗?爱听什么?”我问。

他说:“很多,其中比如像罗胖的‘罗辑思维,就是你们中央电视台的,后来离开了,这个人每天一清早都会跟听众说上一段60秒的人生感悟。”

“哦,是吗?真好。”我说,是随口呼应的。但实际上“罗胖”是谁?什么叫“罗辑思维”?为什么不是“逻辑思维”?我刚从香港回内地不久,还真不知道。

不过,经年轻的盲足队员一说,我立刻,当天就关注起罗振宇的“罗辑思维”公众号。跟着有一天,罗胖的一句话,一个叫“40年黑洞”的话题,深深地“恐吓”了我,也十分尖锐地提醒了我——

罗胖在60秒里说:

最近在咱们“得到”App的“每天听本书”栏目,我听到了一本书,叫《百岁人生》。这书就是提醒大家一件事: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代人有很大概率能活到100岁。

“能活到100岁?这不是好事情吗?”我心说。

“可您先别高兴,活得长虽然是件好事,但代价是什么?”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三段式”人生规划,到现在,没有用了。

所谓“三段式人生”,大概就是一个人30岁之前,学习成家立业;30岁之后在社会和家庭中顶大梁;60岁之后退休回家安度晚年等死。这就是过去的“三段式”。但是,如果以后我们普遍都能活到100岁,“这个安排就出了问题……”

……

说老实话,听到罗胖的“40年黑洞”,我那天是一下子先把自己从床上给吓了起来,腾地坐定,然后仿佛就没有资格再躺下!

40年的“黑洞”,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陌生的岁月?

按照《百岁人生》作者的担忧:

60岁之后的40年,很多老人的身体可能还健康,但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脑力会不会不可避免地要衰退?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但你每天都要带着前60年积攒下来的私心杂念、陈旧的习惯和偏好继续往前走,我们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还有,今天的老年人为自己攒的养老钱,也许就是到80,但80岁以后的资金保证呢?后面如果还有一下子多出来的20年,那你从中年就要改变储蓄计划,还要考虑努力使存下来的钱能跑赢通货膨胀。

人老了,今天60岁就已经有人不会玩智能手机,不会用微信,不会“滴滴打车”、网上挂号,更不要说会用网上支付和完成在线的一切金融交易;而60岁,如果后面还有40年,那各种新技术的掌握已经成为生存的必须,你都玩不转,可怎么办?

记得小时候,我听到哪个工人师傅是8级钳工,内心对他的敬仰便如滔滔江水。

同样的敬仰,谁的爸妈如果是教师、工程师、医生、画家、作家、演员、歌唱家,甚至是泥瓦匠、裁缝、会理发的、会修车的,我都觉得他们有了一技之长,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一辈子。但现在呢?

以后你只会一种技术,到人生的后三分之一,还够用吗?

如果没人顾你,你也干不动了,那你要靠什么来生存?

靠退休金吗?够花吗?不够了就得过苦日子。大家都苦着没关系,但有人苦,有人不苦,你就“苦”了。

面对60岁以后的“黑洞”,我们该怎么办?拿什么来建立保障?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保障计划”?

罗胖替作者提醒大家: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得从现在开始,学会过一种无限升级的生活。这个“无限升级”就是逼迫自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掌握新知、新技能,这是进入“黑洞”里的火把,是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出路。

你想得通吗?能接受吗?

93?我的天!

其实到了2020年,我做记者已经有35年,大半生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不服老”的老人,有时我诧异他们怎么会如此地“返老还童”?有时更羡慕他们很可能有着非同一般的“长寿基因”,然而更多时,我是认定他们有一种精神,自我勉励、自我较劲,说好听了是“夕阳红”;说调侃了就是“还想玩儿”。比如,2015年,我的两位采访对象,都是93岁,都精神矍铄,干劲十足。他们是谁?有什么故事?我忍不住要说:一个是牛翁,另一个叫秦怡。

秦怡,电影演员嘛,大家当然都不会觉得陌生?

但牛翁?什么人?因何要引得我要对他前去采访?

牛翁是一个报人,并不在一般的大众视野中,只是2015年我到重庆采制电视专题片《重庆大轰炸》与他相识,便走近了他,被他感动。

按照采访顺序,我先来说牛翁。

牛翁,本名杨钟岫,1922年生于重庆,家境富裕,不是一般的富。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们家据说在整个重庆,半个城都是他家的,因此人称“杨半城”。

不过家里有钱,并不代表牛翁就一定是纨绔子弟。相反,牛翁一生钟情于“新闻”,不去经营买卖、继承家业,倒是先后就读了燕京大学等5所大学,1943年开始在成都做记者,抗战以后来到重庆,加盟《新民报》。虽然1957年被错划成了“右派”,但改正后复出依然继续他的“新闻事业”,并于1985年参与创办了《重庆晚报》,并开辟时评专栏《朝闻夕议》,每日一篇,每篇三五百字,针砭时弊,微言大義,替时代发声,为百姓鼓呼。因此“牛翁”这个作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山城读者牢牢地追捧……

1987年,牛翁65岁时出任了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会长。直到2015年我去他家采访,93岁了还日日读书、写作,还给年轻人改稿子,忙得在他的书香世界“团团转”。

我们《新闻调查》拜访“牛翁老”的时候,先是打听到他的家就住在重庆报业集团的家属院,心里一疑:怎么?如此德高望重,又是“杨半城”的后人,他的家就住在普通的居民楼,而且,他的书房也不在楼中,是七拐八绕、让我们在报社的大院子里很费了一些时间,最后才发现“偏居一隅”。那“一隅”就是院子里的一间小平房,大小也就十几平方米,到处是书报、杂志、照片和录像带。

见到牛翁老,我首先请他帮我回忆了日军在1938年开始、随后在重庆连续展开的长达6年零8个月的大轰炸,想让他给我讲些故事,牛翁老想都没想,思维马上就跳回到了60多年前,谈话、反应完全不像个老人。他告诉我:当年,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对重庆进行了两天的“无差别轰炸”,什么叫“无差别轰炸”?就是军队、平民,军用设施、民用住房,统统的都是目标,而且大量使用燃烧弹,使重庆市中心的大火连着烧了两天,商业街都被烧成了废墟,4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损毁建筑物大约5000多栋,20万人无家可归……

“啊,您还能记得那么清楚?”我很吃惊。

牛翁老:“是啊,反复念叨,不忘国耻嘛!”

当时在“大轰炸”最艰难日子里,重庆老百姓不仅用血肉之躯消耗了日本侵略者的军力、国力和士气,让日本人“三个月让重庆从地图上抹去”的叫嚣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妄想。而且在“大轰炸”的白色恐怖威胁下,人们仍然坚持生产,坚持学习,不少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还经常去当时的国泰大剧院和抗建堂剧场看话剧。周恩来抗战时期也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他领导组织了20多个剧社、团、队,利用重庆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常常出现大雾、日机无法进行有效轰炸的缝隙,开展每年一季的集中演出,这叫——“雾季公演”。

嚯!

牛翁老思路清晰,说起抗战时的往事,每一幅老照片都能讲出一段故事。更让人敬佩的是,抗日战争之前,他们家资助过不少当时的进步人士出国学习,其中就有老一代卓越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后来改革开放了,邓家的儿女想起了这件事,就去重庆找杨家的后人,牛翁老被通知前去赴宴,但老爷子说:“过去的事情都是我父母做的,都过去了,跟我也没啥关系,我就不去了吧。”

……

第二位,秦怡。

说到秦怡,“雾季公演”秦怡也在重庆,很巧,和“牛翁老”还是朋友。事实上1938年“重庆大轰炸”开始后,秦怡刚好就住在杨家,也是在重庆出道。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秦怡老也应该是93岁的老人了。

啊?又一个93?

好啊。可是,老人,可老?

说实话,我们摄制组后来还真专程赶到了上海去见秦怡,但采访前,我对秦老是否还有良好的表达,可是带着疑问与担心的。

但是在老城区一个由普通居民楼组成的老院子,也是出乎意料的低调,我见到了秦老,在她的家里完成了对她的采访。一见面,秦怡那天淡淡地化了妆,天后级的中国演员,不化妆恐怕是不能见人的。我是演员出身,年轻时也搞过专业话剧,所以知道秦老那天的妆绝对的只是“略施了粉黛”,没有浓眉、没有黑眼影,相反,淡淡的口红,“度”是拿捏到恰到好处,既不失一代名媛的天生丽质,也不与她的年龄相抵牾。

“天后”开口一谈,我们都惊呆了。

怎么回事?

老太太竟抢记者的话哦!

我这样说,不是嫌秦老太快人快语,而是她的状态,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她反应极快、表达非常准确。

或许,几十年来,外界都以为秦怡是一生关在摄影棚,千人仰、万人迷的大明星,戏下的人生也是娇滴滴、风情万种的大小姐。然而,熟悉她的人都知道,秦怡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情感生活更是深一脚浅一脚。1944年,她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一病不起,因交不起奶粉和抚养费,前夫竟准备将孩子送与他人,这导致了秦怡无法忍耐,两人的婚姻因此宣告结束。1962年,秦怡的第二任丈夫胃出血,病倒在床,从此秦怡便在病床边照顾,一坚持就是20年。此外,还有她的儿子,文革时受了惊吓,16岁就被诊断为急性轻度精神分裂症,秦怡也是始终守护,几十年从来都没有让儿子漏吃过一顿药,洗澡、理发、刮脸等等的,也都是亲力亲为,直到59岁,她的儿子也先于她去世……

见了面,面对我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陌生人”,秦老并不回避,说到儿子的死,她心都碎了。只是,很可惜,时间关系(采访完我们当天还要赶飞机回北京),我就不得不有意岔開话题,说我们要抓紧采访了,毕竟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跟抗战有关。

秦老调整了一下情绪,马上一变,说:“哦,好,不说这些伤心的往事了。来,咱们谈正题吧。”

我万分感谢,小心地问:“当年,重庆大轰炸的那些年,您也在山城,记不记得当时你们都演过什么剧目?”

秦老说:“记得,记得有很多!当时,从1941年到1944年,重庆上演的剧目有200多出。比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大地回春》《愁城记》,等等,等等。”

哦,秦老的记忆和表达果然了得。果然不愧“四小名旦”(当年重庆抗战时期,话剧界的“四小名旦”之说,分别是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和秦怡)。

她说:“有一次稍微有些雾,我们就想演一场,正好演到半场的时候,敌机就来了,不知怎么就开始轰炸了。我记得我赶紧趴在抗建堂的椅子底下,那时我还挺胖,也爬不进去……”

我问:“那当时来不及去防空洞?”

秦老说:“来不及,很突然。但飞机飞走后,我们就又钻出来,继续演。”

“观众也没走?”

秦老:“观众忽然又进来了一批。”

“那你们就继续演,观众就继续看?”

秦老说:“对,我们就继续演,观众继续看。这场景,很感人。中国人当时都非常团结,我们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命运,就是有一天抗战会胜利,我们的重庆能熬过去!”

上海的采访,没有提纲、没有准备,秦怡跟我谈了整整一下午,临分手时还兴趣盎然。她的美,不仅在容颜,更在于从心灵深处散发出来的那种坚强、宽容和高贵。

或许,除了生活的磨难,人们总相信像秦怡这样的长寿老人,身体好是一个决定因素了吧?但秦怡的身体好吗?不好。

文化大革命时,她其实自己也得了肠癌,那时候她没有倒下,一边坚持治疗,一边迈开了双腿坚持走路,每天5000米、1万米。后来,用她自己的话说:“癌症是让我给逼走的,我感谢走路、非常非常地感谢走路……”

一动一静一安心!

其实我知道,无论牛翁,还是秦怡,他们的长寿并不代表上一代老人整体意识的觉醒,是个性追求,命运使然。但是有一点,不停地做事,使他们的晚年不仅充满了对社会的贡献,而且靠“充实”赶走了很多“麻烦”。比如孤独、烦恼、伤痛乃至疾病,这种精神,与我今天倡导的“革命”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快乐地忙着,其实是最好的养生”。

时下,我们这一代老人,可以“忙”什么呢?

我们的身边,“百岁”的榜样有名人、大咖,当然也不乏平民百姓。事实上如何养老,如何能活出“健康”的一百岁?今天的很多老人,他们已经在用智慧去选择一种“绿色”的方式,一种适合自己的“可为的”方式。

2018年秋深,满街的树叶子都被冷风给抖落了个精光,树干、树梢赤条条的,我的头也光秃秃,因为丢了一顶心仪的帽子,非要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才肯戴,于是趁着出差的间隙赶忙来到北京百荣服装及小商品国际商贸城。这个“百荣”位置在北京南三环木樨园桥的西北角,是北京下大力气疏解“非首都功能”,将大部分“小商品市场”都转移出城市了以后,为数不多的几处“仅存硕果”,所以每天的卖主和买主都乌乌泱泱。

买完了帽子,还真一模一样,立刻戴上,高兴得仿佛年轻了十岁。本来嘛,年轻、年老,都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人心不老,就不老。这时,饭点到了,我打算随意到A座6层的快餐区,把中饭在这里给解决一下。谁知才坐下没吃两口,长条桌的对面就来了一对老夫妇。我说他们老,是因为看到他们满头白发,这是老年人最明显的外部特征。但这两个人其实身板都很硬朗,高高大大,透着活力和不输年轻人的一种自信。

我看先生,先生左手提着一个大号的木头菜板,右手是一大兜居家的杂物,身后还背着一个特大号的黑色双肩背,里面也装满了鼓鼓囊囊的看来是新买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女士呢?女士则一手举一个托盘,托盘上各有一盘上了尖的炒面和一大碗紫菜鸡蛋汤。总之这两口子什么都大,饭量大得尤其让我心生惊异,于是边吃,我们就边慢慢地聊了起来。

我先说贵庚,“您二老贵庚啊?”女士看着我,让我猜。我说“有60了吧?”老太太就哈哈大笑,揭穿我这样讲是“专门为了礼貌和让她高兴!”我说“没有没有,你们二人真的是看起来很年轻、很壮实!”坐在一边,此时已经风卷残云了大半盘子炒面了的先生,生怕一会儿两个女人相互客气,倒把真相给弄得越整越没边儿,就用手比了一个八字,插进话来,说:“还60呢?我们今年,都80啦!我俩同岁,还不是虚岁!”

啊,这就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为自己庆幸。正研究老年,就碰上了这么一对精彩的老人,哪里肯放过?

于是我要给他们看我的记者证,说我是哪里的,現在正在做老年的节目,也正在写老年的书。先生说:“不用给我看了,我认得你,你是不是叫长江?央视《新闻调查》的?”

我说:“啊?对呀,您看过我们的节目?这太幸运了!”

先生说:“看过,是看过,而且看了很多年。”

我连忙道谢,说,那可好了。那我现在就想对你们做做采访,比如“你们是哪里人?是不是生活在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养老?对健康地活到100岁有什么想法?”……

先生开始回答,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他们两个现在都住在北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的北京移民。“当年双双从外地考到北京来读大学,然后的命运就随着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冲浪一样,在波峰浪谷间翻来荡去。开始是工作、恋爱、结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我搞设计,她在中学,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再往后,我们有了女儿,独生子女政策,只能生一个。20年前我们都退休了,老伴儿到今年已经退下来整整25年了……”

25年?

25年不上班的日子怎么过?

我悄悄走了一会儿神,但马上又把自己拉了回来。

“好,那你们个人的生命真是融在了国家大发展的历史画卷中。可女儿呢?她现在在哪儿?和你们一起生活?”

“不,在美国,不和我们过。这不,我们刚刚从旧金山回来,在她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人家现在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夫人接过来话说。

“女婿是中国人?”

“是是是,找的是咱中国人。”

“那她们还会回来吗?最终会回国来和你们一起生活?”

两个老人互相看了看,同时判断:“好像不大会。”

“那你们将来怎么办?会不会有一天也彻底地搬去美国?”

听了我的话,这一次两位老人都把头摇得很认真、很坚定:“不会,这不可能!我们有空会去看看他们,但是,我们不会去美国。正常的时候,她们过她们的日子,我们过我们的。”

嚯,好开通!

然而,你们现在都80了,往后再老一些,怎么打算?我是意思是“能靠谁?”

夫人讲:“这不是嘛,我们刚刚订了一个养老社区的单元房,预交了5万块押金,就算是有了一间养老院的房子,今天就来置办居家做饭的各种东西了。不过现在不住哈,现在我们都还比较健康,养老院也会帮助我们先把房子租给别人,挣些房租。一旦我们不行了,需要有人24小时照顾了,我们就会立刻搬过去。”

“哦,原来是这样。”我点头,不住地点头。

“可是你们有女儿,到了老了却要去养老院,这……”

我的意思是一般人觉得去养老院,那一定是儿女不孝顺,才让老人出此下策。

先生猜出了我的疑问,不干了,抢过我的话:“养老院有什么不好?花钱有人照顾,省得给儿女添麻烦,自己的内心也没有什么歉疚。我们的养老院,是搞医养结合的,有一个护士站,随时关注你的身体。如果不好了,先给护士打电话,护士就会来帮助你先处置一下,然后马上叫120或999,很快就会把你送进医院。没有性命之忧,耽误不了病情。儿女如果在,不也就只能如此?!”

“哦,挺好的,挺好的。”

我真诚祝福。而且夫人为了让我放心,还跟我说:“养老院的事是有合同的。我们也不是仅听开发商那么一说。”

“那你们的日常生活?我的提问是想知道你们二老都80岁了,可论身体、精神,还那么强壮,这是……?”

“哦,你是想知道我们是怎样保养的啊?”先生问。

我说“对。”

“那我告诉你简单一句话吧:一动一静一安心。”

“一动一静一安心”?

哇,这怎么理解?跟科学养老有什么关系?我精神大振。

夫人具体解释:“我们每天坚持走3000米,这是‘一动;每天上午先生练书法,我画画,这是‘一静。”

“那接下来还有‘一安心呢?”这怎么解释?

夫人说:“‘一安心就是我们已经提前把自己的‘后路给安排好了啊——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现在能动就好好地动;而哪一天动不了了,我们就去养老院。这就是把自己的归宿都给想好了、安排好了,所以心里就特别安静、特别的按部就班……”

把“城里老人”带回村!

太多太多的文章如今在谈“年老”“养老”“百岁”,甚至“逆龄”,无论在电视、广播,还是微博、微信,如下的题目我相信很多老人都不陌生:

《人老之后“9件宝”》

《退休之后“让心归零”》

《“老了”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

《60岁以后“要做的事”》

《75岁当“背包客”》

《86岁的“神仙奶奶”》

《96岁的老师把自己饿死》

《111岁举案齐眉……》

《如何才能“从容地老去”?》

……

我们的“养老”不是为了某种虚妄的意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不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强求。

不过就算我们是“小老百姓”,我们可以不去轰轰烈烈地彪炳史册,但晚年,只要你有心、有设计,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让自己“忙起来”。

2017年春节前,又一点星星闪烁的革命火花让人眼前一亮,于是我请示领导批准我和我的老搭档编导CXH再去做一期《带着“城里的老人”回农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常年在城里给人做保姆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的年龄慢慢大了,总在城市背井离乡地生活也不是个办法,况且家有公婆,年事已高,儿子、女儿又都成家立业,家中缺钱少花的日子已经基本结束,就跟城里的“老主顾”、80多岁了的一位大叔说“过了年,这个春节,我就不回来了,我要叶落归根,也该回家去享享清福了。”

城里的大叔一听,好意外、好紧张、好难过!

家有保姆,大叔十几年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老伴去世后要不是还有保姆在他身边,他都不知道日子該怎么过。加上这几年自己也是一天比一天衰老,唯一的儿子又跟自己不住在同一座城市,如果保姆辞工,自己可……

所以大叔不敢想,根本也没法想!

他立刻恳求阿姨:“你不要彻底地离开了吧!今年春节,你可以先回家去过年,我自己凑合着暂时过几天,但过了节你一定要回来哦,我可以加工资。如果你不回来,我不懂得怎么吃饭、怎么吃药,怎么穿衣、怎么洗衣,那我……”

保姆听大叔这样讲,也是于心不忍,毕竟她在这个家里“当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主仆关系处得好,不是亲人也是家人了一样。但是面对选择,她身处两难。忽然,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能不能先缓解一下矛盾?就说:“那要不这样吧,这个春节,我先把您带回家,您就跟我回农村去先过个年。我们家可没有城里的条件好,但房子有的是,只要你不嫌弃……”

大叔连忙说好好好,哪里还会嫌弃?于是急忙收拾东西,就跟着阿姨回到了南京近郊的家。

保姆把城里的老人带回村,这本是个权宜之计,没有长期的打算。

但是大叔到了农村,生活在农家小院,过得非常好。每天眼前有鸡有鸭,有狗有猫,还有小孩子,不断地围着“老爷爷”跑来跑去。自己过去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起来就整天窝在沙发上几乎不怎么动的日子一下子就改变了。开了春,他还到村里到处转转,闲了还帮保姆到菜园子里去砍菜、担菜,回来洗洗炒着吃。

嘿,农村干净的空气,干净的食材,短短20天,大叔脸上的气色就好多了,腿脚也比过去有了力量。好家伙,“农村养老”,这可是个“好去处”!因此,过了春节大叔该回城了,他竟然“赖”着不走,提出:能不能让我就留下来?我不回城了,就跟着你,跟着你们一家人在农村养老?保姆费我照给,此外我还要为我的吃喝再付上一些“伙食费”!

……

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样?

我当然心动。

这不是一个传说里的故事,是真事,公元2017年就发生在我们中国,一个“养老”遇到了很多问题的古老的文明大国。

后来,尽管我们的这期节目因为当地政府没有完善好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建立起老人生病与急救的绿色通道啊,平日看病取药的医保报销啊等等的,建议我们等一等再做。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过去农村妇女都是进城去帮助城里的老年人,给城里人做保姆、做看护,但现在时代变了,农村的阿姨为什么就不能带着城里的老人和自己一起回农村?

“养老”革命需要发散思维,需要因地制宜,敢于创新。

在“银浪”时代,当城市养老设施难以满足所有城里老人的需要,有学者评论:这种“跟着保姆到农村去”不失为一种智慧的打造,具体说,很多方面还有附带的好处,比如:

其一,城市老人换个天地,体味了乡村的自然与宁静;

其二,城市养老压力得以纾解;

第三,如果城市老人可以寄养在农家,很多农村的打工者就可以回到家门口挣钱;

最后,城里老人的子女一旦想爸爸妈妈了,他们原来只能回城,从一处楼房到另一处楼房,现在是可以常“到农村来看看”,也是大人孩子都开心。

总之,“带着城里老人回农村”,这是一面旗帜,它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养老模式的创新。

尽管这样的“新鲜事物”,国家和地方政府还要关照好老人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交通便利等等客观的配套,但有了旗帜还愁队伍吗?

我的节目可以等待,相信不多时,“时机”会成熟,我就可以带队伍第一批出发了!

第三部分

“想活”是人的本能,“会活”是人的本事

现在你同意“革命”了,愿意好好地考虑“养老”了

但大脑如何被自己来一次“格式化”?

与“老”有关的“所有事情”你都想明白了嗎?

我们为什么要“长寿”?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长寿”?

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大家都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也不会认为有必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长寿”嘛,是天经地义的,人人向往之。

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瘫痪、失智、睁着眼、能吞咽、植物人、只要有心跳,就算长寿?

不。

有质量的长寿和没有意义、甚至没有了尊严的长寿,两者之间千差万别,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区别都一定值得我们进行必要的考虑与选择。

2018年,一本首次讨论“老年”问题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作者周大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读者中荡起了持续不断的涟漪。书中主人公是一位70岁了的退休老法官,开始,他还在“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让自己长寿,先是花了一万元去见了一位魔术师,让骗子围着他煞有介事地转啊转,然后突然下手就说已经从他的身体里“揪”出来了一条“黑蛇”,这样就可以让他多活28年,他信了。然后再做“拍拍健身操”,也被许诺能多活10年,又信了。再花去6万元购买了40瓶具有长生不老功能的黑白“千岁膏”,再延寿3年。然后进深山、讨良方,凡此种种很容易被戳穿了的“简单上当”,退休法官都像很多老人一样样地咬牙付出。最后,他被设计能活到117岁。但是,这位老法官,后来身体差得一生气就晕倒,站着穿裤子竟然摔成了骨折,更吓人的还有动不动就脑出血、心梗,最后连耳朵也失聪了、眼睛也失明了,反反复复地进出医院也没有挡住他在86岁的时候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此时,老法官终于明白了人生原来是怎么回事,“长寿”是怎么回事,以及生死的不同意义。他回归了理性,开始做他认为刻不容缓非要做的“有意义的事”——小说力图说尽老年人的所有渴望、困顿、屈辱和每一个老年人都要面对的种种“最真实的况味”。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如果有电话,我一分钟都不会耽搁地就给周大新老师打过去,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没有问过认识的老人——你们大家这样地追求长寿,而‘长寿的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很多老人都被“长寿”感召得要花钱舍得花、要克己会克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而,我们拿“长寿”来干什么?没有目的的“长寿”是对生命的不公,甚或是对生命的辜负,你想过吗?认同吗?

太多太多的老人爱对年轻的后生说一句:“哼,我这辈子,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米粒要多!”仿佛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他对人世间的一切物事都了然于胸了。然而,面对衰老,面对“如何老去”,自己其实是“一无所知”。

60岁以后的老人要看透人生,要承认自己的弱智,要学会自己照亮,用什么?智慧。

对,智慧。

人之越老,其实“智慧”的生产能力反而是越高的,这样东西和“年轻力壮”彼消此长。研究显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内侧颞叶系统和前额叶神经系统功能会慢慢地出现障碍,这必然导致“短期记忆和执行能力”的下降。但是在大脑功能频频向你说“拜拜”了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却“不会衰退”,什么?那就是“逻辑推理和认知功能”,这些越老越值钱的“功能”是怎么来的?就是靠“知识和经验”,年轮一样的积累,以支撑人们心中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永远都不愿意熄灭的愿望与梦想。

人生总是会有“梦”的,这个“梦”过去很多人都只做到60岁,以后便任其自然,自生自灭。但如今,我们从60岁出发,懂得了人生刚刚过了一个驿站,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可做、值得做。这些事没有高下之分、对错之别,只属于自己,只区别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自然老去”。这样,哪怕60岁你才开始创业;70岁才开始想把外语说好;80岁才开始书画、棋艺、茶道、插花;90岁了还在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走路、健身,都是“有目的”的。这“目的”就为“长寿”积攒了光明和动力,并用学习、不断的学习壮了你的胆,给了你不断进步的信心和实力。

另外,一般而言,我们想到“长寿”,就会觉得那是自己的事,是生命的“个体”行为。

但是,如果回望人类进化的悠悠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其实是在一点点地变化,一点点地因为注入了探索的力量、求新的冲动,之后是不断地使自己“越变越好”。

2017年,一篇题为《不要太早放弃人生……》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出现,该文介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对近5万名年龄在10岁到90岁之间的(各种能力)人进行了调查测验,结果表明,无论你在什么年龄,总会有某种能力会“才达到峰值”,比如:

18岁:人的大脑在整体处理和细节记忆能力方面达到峰值;

22岁:记忆陌生人名字的能力;

32岁:面部识别能力;

43岁:注意力、集中力;

48岁:理解别人情绪的能力;

50岁:做基本算术的能力;

67岁,词汇技巧的能力。

什么意思?

就是人到了67岁,我们的大脑才会呈现“最好的表现”。这样的结果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不断“用脑”,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寻求“最好的表达”而长期自我训练的极限突破。不信想想很多人,到了耄耋之龄,还会发表很多闪烁着思想光芒的文章,包括学术见解、理论新知、文学作品、人生感悟,这些都是他们“老了”以后才能更好地拥有智慧的结晶,往往带着独特的沉淀,定义与表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拥有着“增维”的优势。

因此,“长寿”就个人而言,是自己的;

但就整个人类而言,又提供着物种优化的积累,完成着生命基因、精神传承等等,一笔笔新的对人类繁衍“进化”积极的刻写。

所以我发现,当我们在生命和死亡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过去的“长寿”和今天的“长寿”真的有所区别,“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盲目的、被动的;后者是积极的、敞亮的、有目的的。

今天,我们人类大脑里的“词汇技巧能力”67岁才能达到峰值。明天、未来,我们怎么不可以将其推向87岁、97岁,甚至更高、更远?

每一个人,当我们都成为了人类整体“进化”的推手,那“养老”的意义就不同了,就成就了一项更恢宏的伟业,这支队伍,你难道不愿意加入吗?

我们怎么能够“长寿”?

关于长寿的秘诀,千百年来中国人探讨的真不算少,历朝历代皇帝为求“万岁”而炼仙丹的传说也散见于各种历史的文献记载。我想做很多“老年”的节目,这当中也有一个系列,就是“你如何能活出精彩的百年?”只不过面对铺天盖地的老年人的长寿秘笈、指导、提示、建议和行动范例,我不是非要另辟蹊径,我只更看好一样东西,一样过去少被国人提醒、甚至始终讳言的——爱。一个字,一种能量。

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我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您别急,听我慢慢讲:

“长寿”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工程,因此,外因、内因都不是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可以自己控制的。万般因素中,“人是铁饭是钢”,是指人不进食,物质的生命就无以维持;那么同样的道理,精神的生命,我们的精神也要“进食”,也需要不断地补充“活下去”的温暖与营养,这“精神食粮”是什么呢?就是“爱”。

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杨宪益,杨老,一位我终身都不会忘记的智慧的老人。

这个人“何方神圣”?

现在的80后、90后、00后或许都太年轻了,都不太清楚?

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红楼梦》《楚辞》《长生殿》《儒林外史》等等的文学名著,无论到了何时,哪一代的年轻人都不应该“不知道”。是谁把这些文学名著翻译到了国外?对,杨宪益。杨宪益和他的英国裔太太戴乃迭,这一对夫妻一生不仅成就了文化使者的辉煌,在生活里他们也是形影不离、恩爱一生的“样板夫妻”。

上个世纪80年代,家兄有阵子要给杨老画漫像,常去他家,有天便跟我说:“其实你写东西,倒也不如去写写这位老爷子。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你不去亲身感受感受还真的有点可惜。”

噢?是吗?我听了哥的劝,就相约上门,知道这“老爷子”有得写,于是连续不断地采访了杨老好多次。

杨宪益在中外翻译界赫赫有名,史学家承认他是一个“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但这样的“大家”,生活里是什么样?为什么我说“爱”是人长寿的“精神食量”,立刻就会想到他,要举他的例子?

很多有意思的事情,30年前就让我没齿难忘——

第一次上门,其实也包括后来的很多次,我和杨老当年的见面,他都不跟我很认真地聊,进门就说:“哎,我没什么可说的,那些往事都不重要了,来来来,咱们还是随便侃侃,赶上什么话题就说点什么。”呵呵呵,然后一边笑,一边说。有时抿嘴小笑,有时听了我说到外面“时髦段子”,杨老也会哈哈哈地大笑。所以这“老爷子”对人的感染力,首先是让你和他相处非常舒服、非常放松。

然而他家里没有水、没有茶,只有酒。

啥意思?

就是杨老家的待客方式,一般是不会给客人预备水的,不特别申请,茶也没有。他家所有的访客,一进门,坐下来就只有一种风格不变的招待——喝酒。白酒、紅酒,啤酒、洋酒,谁爱喝什么就自己倒。这样的情形对我(当时还年轻啊)能喝酒的当然没问题,但我也经常看到有些不会喝的,开始不习惯,要茶,后来也慢慢地被杨老家的气氛所感染,从从不端酒杯,到后来到也慢慢地开始品起这杯杯“神仙液”。

除了“酒”,杨老的烟也是了得,所以他也可以说是“烟不离身”。

只是,这样的人会长寿吗?

今天的医生,包括中医和西医,对抽烟、酗酒难得一致地都持反对的意见。但,即使是连烟带酒,杨老还是活到了95岁,2009年11月24日才辞世。他抽的烟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烟,牡丹、凤凰、中华不是没有,可在我的印象里,杨老当年抽的最多的还是不带过滤嘴的那些低档的差烟,一根火柴能抽好几根,有时便开玩笑,说:“你们看我,每天烟很费,但我不费打火机啊。”哈哈,然后又是哈哈哈的大笑,自己笑也感染着别人……

因此,熟悉了这样家庭的待客之道,我和哥每次去就都不带别的什么手信,永远都是带上酒。茅台、五粮液不可多得,有时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二锅头也行。

当然,如果赶上饭口,杨老就会说:“你也别客气了,就留在我家里吃饭吧!反正我家天天宾客不断,每天阿姨都会做很多的饭菜,谁赶上谁吃,你不吃也会有别人留下来吃。”

哦,好好,那好。

30年往事如烟,当年我是怎么完成的对杨老的采访,文章发在了哪本杂志或报纸上,如今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杨老的为人,他对人的爱,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看透”,深深感染了我。

这个“爱”、这个“看透”,怎么帮助了杨老?

后来我反复研究“爱”,对比了很多人的命运实例,我发现,“爱”是一种特质,有一种能量。“爱”,必须心胸广大、处世乐观、通达五内;必须善良谦和、心存感恩;除此以外,“爱”还会经常让人甘愿吃点亏,不去占什么便宜,这既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亏是福”,又促成了自己和家人的“知足常乐”……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日租界,是津门的富家子弟。1934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后来认识了与他相依相伴数十年的妻子——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

1940年,杨宪益夫妇回国,之后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翻译专家,他与戴乃迭一同合作的翻译作品不仅有《楚辞》《史记选》《长生殿》《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还有很多现代文学的作品如《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这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后写下的诗,缅怀他们夫妻相爱60年、渴望“同归”而不得的心绪。

也许,有人要质疑: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的夫妻,他们天生就是嘴里含了金勺子出生的人,人生咋样都是贵族的,当然能“看透”“乐观”“吃亏”“感恩”。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那是可以粉碎一切人不坚固的精神殿堂。

30年前,我很想亲口听一听戴乃迭说出她的“不容易”,尤其是他们夫妻双双都在文革中坐过牢(1968年4月27日同时被捕入狱,理由是“英国间谍”),并且是单独关押。在那段时间里,戴乃迭是靠什么挨过了“莫须有”的罪名?两个女儿流离失所、一个儿子精神失常,后来竟在英国自焚走上了绝路。然而,戴乃迭不愿意提起这些过去的伤心事,她家的氛围也总是欢乐、轻松的,仿佛也没有“悲伤”的机会可以让我“重提往事”。

我叫戴乃迭为“戴老”,她听了说,你就叫我“戴乃迭”吧,不用考虑年龄和礼貌。

4年的牢狱生活,戴乃迭得了一种总会自言自语的后遗症,杨老和女儿们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但是说什么?没有人知道。

采访杨老的那些时日,朋友有时晚饭后还想再聊一会儿,杨老就说他得先把戴乃迭抱回房间去睡觉,于是我就看到杨老真的把戴乃迭从沙发上抱起来,送进卧室。杨老的身高并不比妻子高,人也是瘦瘦的,他怎么能把妻子抱得动?然而他就这样经常地抱,先安顿好爱妻,然后和客人们再喝上一小会儿酒、再聊上一小会儿天。

每每看到这一幕,我都感动到内心像连接了一片温暖的汪洋大海。

你说“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对于生命,它不可估量!

“爱”能提高免疫力?

现代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哲学都解释不了“爱”在人与人之间究竟能产生怎样的关联,并能迸发出对生命怎样强大的给予与支持。但很多学者都认同:爱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精神变物质”不是一句只能鼓舞人心的口号,它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2007年,我在香港看到了一本书——《不生病的活法》,副标题是“神奇的酶:决定你的健康与寿命”,作者是日本一位名叫新谷弘实的内科医生。眼界大开!

新谷弘实1935年出生,1969年在美国因发明内窥镜,首次利用大肠内镜插入法,在不打开病人腹腔的情况下直接切除肿瘤而声名鹊起,为人类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就是从这位从医40年,自己说“从来也没有开出过一份死亡证明”的医生的观点中懂得了我们的身体,除了细胞、血液、器官、组织、骨骼、神经以外,还有一种决定人身体健康的重要物质,这就是“酶”。

“酶”是什么?“酶”有什么用?

用新谷弘实的话说:“科学地解释,酶就是在生物体细胞内合成的具有蛋白质性质的一切触酶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保障生物体能够完成最基本生理活动的基础条件。”

“酶”等于“生命力”?

对!

新谷弘实还说:“我们人的体内有5000多种酶,每一种都有不同的作用。而酶越丰富,生命体就越充满了能量,也能提高免疫力。”

啊?“酶”还可能提高免疫力?而且这种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还越多越好?

对!

太棒了!新谷弘实的观点作为支撑我十年后提出“养老”革命的口号简直是雪中送炭,振聋发聩!

神奇的“酶”,决定着我们的生命质量。它当然也有对手,对手就是消耗我们身体里正常“酶”的“游离原子团”。这“游离原子团”,如果是两军对垒,它越多,就意味着“敌人”越强大;而“酶”越多,我们越强大,也就是我们拥有源源不断的“援军”。只不过,“酶”从哪里来?我们怎样获得?这一点更重要、更现实,我们需要清清楚楚地知道并深深地牢记。

新谷弘实明确告知世界:我们身体中的“酶”,来源有两种渠道,其中,“物质是一个渠道,精神也是一个渠道。”

物质的渠道:“酶”首先来自食物,运动,良好的睡眠,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没有敌意的生活环境;精神的渠道:就是指我们人类的精神,对于肉体的功能,医学证明“也有着强大的影响作用”。

仿佛是为了声援我,新谷弘实在《不生病的活法》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干脆用了这样的一個标题,叫——《“爱”能提高免疫力》。

他说:“我要说的爱,是(包括)两性之间的爱,对孩子的爱,对朋友的爱等各种各样的爱,不管是哪一种,健康、高兴(的感觉)都会因为爱而产生出来。人如果能够真正地感觉到幸福,免疫功能的激活便是能够在血液当中被检查出来的。”

验血,能验出免疫力?

实验室和临床的数据已经在支撑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结论:一个人快乐,内心追求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的身体里酶就多,相反就少。

是嗎?我真想拥抱科学,像拥抱太阳!

为了说明精神的重要、“爱”的重要,新谷弘实在书中还引用了基督教的教义:“人不能仅靠面包而活着”。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他身体里都隐藏着无限的可能,这种“可能”被开发出来了的时候,体内的“酶”就被激活,其产生的能量甚至能将人从死亡的边缘给拉回来。

啊!“酶”神奇,“爱”更神奇!

医学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天到晚总是算计、一点都不吃亏;或活一辈子,只知道抱怨,永远都不肯宽宏大量……这样的人怎么能和“绿色养老”相关?这样的“自私鬼”“倒霉蛋”不仅是可恨的,而且也是可怜的。他或许,有些人,可以“长寿”,能侥幸地活到80岁、90岁,但这样的“长寿”,对生命、对高贵的精神生命,难道不是一种浪费?

继续说完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故事吧——

文革结束后,戴乃迭的晚年还是因为接受不了儿子的惨死,积郁成疾,最后得了老年痴呆症。80多岁的杨老就格外地细心照顾,一边给她戴上餐巾,一边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同时还会反复地跟她讲:“鲜花搬进屋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是让我来爱的。”等等,如此等等,甜言蜜语,不厌其烦。直到1999年11月,戴乃迭在丈夫的“爱”中安详地离世。

几十年来,杨宪益、戴乃迭,这对事业、生活上“珠联璧合”的恋人,不仅创造了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时也用他们的人生,铸就了一个美丽的传奇。

这“传奇”可以复制吗?

为什么不能?

我的体会,夫妻之间哪怕生气地吵了一个晚上,这一宿我都无法入眠,连续几天都无精打采,更不要说正常地采访和写作。

没有爱的日子是黑暗的、难熬的,比起重症甚至癌症,它才是真正的杀手。

而“鲜花搬进屋是让我来养的,女人娶进家是让我来爱的”,这样的人不长寿谁长寿?

这样的“长寿”没有意义,舍此还有什么更大的格局?

读懂身体发出的“信号”

“爱”之于“长寿”原来如此重要。

有了爱,人轻松,有底气,生活遇到再多的困难,特别是迈不过去了的“坎”,他都可能比别人更多了一份自信、力量、依靠,往往生气的时候就少,生病的机会也就相对地要少去了很多。

当然,我这里认定“爱”,并不是说“长寿”就可以忽视身体的客观状态。事实上就像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推理:健康是1,有了这个1,后面的财富、荣誉、事业、享乐才有可能;而没了这个1(当健康变成了0),那后面的一切也就都会瞬间丧失。

如何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过去我们从来也没有忘记叮咛自己要健康地生活,早睡早起,少吃多运动;但一旦有了病,都束手无措,都只有一条路:去医院、去“看医生”。

这样的惯性对不对呢?不对。至少不完全对,在今天,值得重新商榷了!

我的生命“我”做主,我们的身体首先要“拜托自己”给好好地看着!

什么意思?

就是要转变观念!

曾经,有不止一位医生告诉我:不仅在中国,在英美、在全世界,人类今天无论走进哪家医院,“误诊”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中国的误诊率大约在30%。听了这话“您可别太激动”,30%并不算高,很多的发达国家都要达到50%。

50%?真的吗?一半的病人都让医生给看错了?

你以为?!

现代医学对很多病都没有办法,更不要说对其潜在成因。加上我们的医生,每天都要看那么多的病人,哪个会有时间来好好地听一听每位患者诉说怎么不适?怎么来的?可能的诱因?更别提对你百分百地“对症下药”。

我这样讲,并不是在有意地冒犯医院,指责医生。事实上,我们一旦感觉自己身体有了问题,医院还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只不过我说的我的生命“我”做主,这里是针对长寿,针对我们老年的保健,更是针对过去一直被我们忽视了的一件事:那就是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读懂自己身体向我们发出来的种种的信号。

老实讲,“随时读懂身体的信号”,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像被针扎了一下。这个话,是北京电视台我的一位同行YXH贡献的。她说:当你头发白了,知道自己是老了,对吧?这很容易理解。但记忆力为什么会衰退?根本没上火你怎么会突然牙疼?好好地走着走着路,你为什么会莫名奇妙地走不直、摔跟头?等等,等等。这些都在“说明着”你的身体已经在向你报警,而且以上的种种“表现”,很多都是中风或脑血管病的前兆。

2007年,母亲因为无知,把自己的老命给搭上了,那时候我一点“读懂自己身体的信号”都不知!

母亲是什么人?

1951年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老大学生,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校长。

55岁,母亲终于从教师的岗位上要退休了,她拉着父亲,放弃了在海外与小女儿(我的妹妹)一起生活的打算,从美国回来,倾其所有,办起了北京市第一所私立双语幼儿园——北京私立繁星实验幼儿院,手里管着几十位教师,400多个孩子,同时外面还常年有很多很多的幼儿正在排队等待。

母亲要强,75岁了还经常因为要给老师们在中午开会、组织学习而自己不能按时吃上饭(老师们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有点空啊)。但是常年的劳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追随父亲到了湖北阳新县的“五七干校”,那几年,春种秋收,抗洪抢险,母亲凡事不甘落后,最后落下了肾病,心脏也不好,临终前几年更是经常地跟我说“心紧”,走不了多少路,一走快了,心就像被“拧着”。

我不明白母亲所说的“心紧”“拧着”意味着什么,几次带她去看医生也只是三言两语,没有结论,还说“心电图看着也没什么问题啊?”这就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2007年9月,母亲因为吃不好饭,去北京一家非常有名的中医医院进行调养。

调养嘛,当然和死亡还差着不知几万几千里。

但不幸的是,过了几天,人都快出院了,母亲突然有点小咳嗽。医生顾及她的肾本不敢给她用抗菌素,致使母亲最后肺部发炎,心肾功能突然显示衰竭。

此时,妈妈的生命实际上已经是“危在旦夕”了,但我人远在香港,心里又认为“没关系啊,反正妈妈就住在医院,医生怎么也不会让她老人家出任何的危险”。于是就把心放在了肚子里。但是,谁知道,后来母亲的肾功能已经严重“不全”了,这家中医医院开始说周末(当时是周末)没有人会用透析机。半夜,妈妈已经不能平躺下来睡觉了,她还不知道这是一脚已经迈进了死亡的门槛。加上老太太生平最不愿意“麻烦他人”,她就那么苦苦地挨着,根本不懂此时应该叫医生,让医生给她透析,把她身体里的血洗一洗,这样就可以救她一命。

但是妈妈没有常识,她不懂什么是“读懂自己身体发出来的信号”。

那一宿她没有叫医生、护士,也没有打电话给家里的儿女,就由护工抱着,痛苦地靠在床头。

这件事直到2017年我已經从香港回到了北京,为了制作《我的生命谁做主?》的电视专题片,我去解放军309医院采访透析并等待“肾移植”的病人。一位同意接受我采访的41岁的首钢工人说,他现在每周三天都要来医院“洗肾”。我随口问:“是吗?那可真够麻烦的。你不会哪一天忘了吧?”这位患者立刻就说:“怎么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我不洗肾,身体就开始报警。开始是浮肿,然后肿到心脏,不能平躺着睡觉。那时候如果还没有医生给我透析,我的人就麻烦了,就可能要挂了。”

啊?

患者的情况,他所说的情况,和我妈妈……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

我突然心被烙了一下。

10年前的伤痛意外地又揭开了伤疤。

我找到了证据,也深深地爆发了自我的谴责——平躺不下,不能入睡……我忽视了母亲,母亲也忽视了自己……我们都没有“读懂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所以她走,妈妈那是心脏最后被憋炸了!

母亲走得冤,更死于了无知。

所以,我说“养老”革命,为什么非要用“革命”这个词?过去,我们都没有“自我守护”的概念!

今天,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才发现,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好好地被自己密切观察着、小心警惕着,那实际上是每一天、每一刻,都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各种可能的危险当中——我们在赌,多少人“死于无知”,多少人“英年早逝”。这种“赌”,轻了,小恙酿成大疾;重了,一朝粗心,生命便随时可能“随风而去”,想追,都再也追不回来了!

妈呀,我对不起你!

第四部分

明白了过去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身体的、心理的、个体的,整个人类的

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有了“革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了

吗?

不要成为“三等公民”

尽管世卫组织几年前就根据人口老龄化的新情况,作出了“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的最新测定,划分出年龄标准的新规,但很多人并没有嗅出这个“新规”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这个规定将人的一生分为了五个年龄段:

未成年人:0至17岁;

青年人:  18岁至65岁;

中年人: 66岁至79岁;

老年人: 80岁至99岁;

长寿老人:100岁以上。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80岁的老人,头一年,你还是一位中年人。

但是,老年人面对的问题可不是从80岁才开始。

曾经在互联网上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位孙女,她在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写下了一篇“很悲伤”的文字,说:我给我快90岁了的爷爷奶奶在淘宝上买了护膝和膝盖按摩仪,我以为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快递一来,爷爷就只要走到家门口,打开门,拆开箱子,就可以倒在沙发上享受孙女的孝心了。但是我错了。现在我们的小区有一个很方便的代收快递的箱子,叫“E栈”,快递小哥只要把整个小区的快递一个接一个地扫了码,然后开箱,扔进一个个格子里,收货人手机上就会同步地收到短信,告诉他“提取密码”,然后由他自己去小区门口的“E栈”提取。这样的“E栈”说先进是先进,但我90岁的爷爷,连路都有点走不稳,平时,只会用手机接电话、拨电话,微信啊、短信啊啥的就都不会,你让他……

这位“孙女”所说的“E栈”,事实上就是如今我们很多城市小区里的类似“丰巢”“格格货栈”一样的、与快递业相配套的存储设施。飞速发展的社会,科技无处不在。年轻人如鱼得水,但老年人却处处尴尬,这已经让大家司空见惯。

很多年轻人告诉自己的父母怎么使用手机,怎么发微信,又画图、又留语音指导的,但父母,更不要说爷爷奶奶,就是学不会。

一些不常出门的老年人,走在路边,还习惯招手要车,他们奇怪一辆辆的出租车,明明脑瓜顶上都亮着绿灯(空车的显示),可就是不停,怎么叫也不停。如今的世界,大家都在用“滴滴”了,你出门没预约,那就只能傻等。

E时代,人们的生活正在更多地依赖技术,这有错吗?没错。但科技,你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提醒提醒自己不要“忽视了老人”?

面对各种新型工具的不断花样翻新,老人追不上。老人很孤单。老人在害怕。老人们都怕被时代甩掉。

然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没有人能挡住时代前进的列车,更挡不住“今天”对“昨天”无情的抛弃。那怎么办?

还记得“无限升级”的活法吗?

那我们就只剩下一条路:“活到老,学到老,不掉队。”

面对这种“说教”,很多人肯定是会抱怨说:“这不科学,老年人肌体退化——眼花、脑笨、手脚不灵活,尤其记忆力很差,根本学不了东西。”可我说:“不对,这样的抱怨本身并不科学。”为什么?

如果你肯学习,我说的是从青年到中年就一路没有停下来地学习,你对新鲜事物的理解和接受就相对容易。“跟不上队”,错不是老年,而是出现在你的中年,甚至青年,“从小”,你就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老了”才说跟不上,你怨谁?

我的一位叔叔,86岁了,别说智能手机,照相、编辑、美图、相册、时光书,统统玩得倍儿溜,上街打车叫“滴滴”、进超市刷“多点”,自己用手机来结账,都不在话下!别人问他“您老爷子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啥啥的都会?”叔叔说:“别断了,要学习。这就有点像冬泳,从夏天、秋天就得开始下水。一辈子走路就不觉得累,一辈子不走,八九十岁了才走,那就走不动,哈哈,走不动了!”

叔叔讲得好不好?太好了。给我的“养老前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范例。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又立刻出现——那就是那些没有提前走路,没有循序渐进“学会冬泳”的人,这样的老人,于眼下的时代,岂不惨了?

是的,“科学养老”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几个、一群,也可能是一代、甚至两代人。

所以我说“养老”,不是“老了以后的事”。我们必须像储存金钱一样地早早开始“储蓄”,为自己储蓄健康、能力、兴趣、爱好。这是金标准、金提醒。谁早一天明白,谁日后的生活就可能跟上潮流,获得轻松、自信、生龙活虎。

2019年春天,我老公的一位发小Lxy回国省亲。他和妻子早年移民日本,女儿长到花季年龄,却因为先天性疾病突然离世,这使他们成为了“失独老人”。按理,这样的夫妇是应该难逃悲伤的绑架了吧?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挺过了伤痛,知道余下的日子还得过。于是打起精神,重新上路——读书、旅行、记录生活、感恩生命。这次回来听说我在关注老年问题,便饶有兴趣地希望和我讨论。我说,太好了,你们生活在日本,没事还经常到世界各地去转转,那只要遇到哪些国家如何处理老龄问题有什么好做法、好创意,你就帮我收集吧,也让咱国人开开眼。Lxy说好,跟着就给我微信过来了很多关于“老年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文章有国外的,也有中国的。有一天他转发过来了这样的一篇,乍看题目,我还以为是在调侃——《不要成为“三等公民”》,但仔细一看,吓傻了。

什么叫“三等公民”?

过去我只听说过“等下班、等薪水、等退休”,这样的“三等”;但Lxy说的“三等”不是,是指有些老人,一到了退休,就一觉醒来“等早饭,等午饭,等晚饭”,如此的“三等”,还美其名曰——“逍遥自在”。

我开始试图为这些老人找理由,“龟息法”嘛,不是很多不爱运动的老人都说自己是在向乌龟学习,所以很多人一退休就跟沙发“较劲”,身体也并没有出现什么大毛病。

Lxy说:那不对。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这样的“三等”,此刻不出问题,对身心注定都不好,更别提如果我们的养老目标是一百岁,那就一定没有优势了,其中最时髦的问题就是痴呆,等着得阿尔茨海默症吧。

“阿尔茨海默症”,再说一遍:在中国,就是“老年痴呆症”。

这样的患者,其实已经是一个病人的群体。他们上了年纪,常常忘记自己是谁,外出可能找不到家,会把牙膏当手机,把儿女认作有敌意的陌生人;有些人发展到厉害,更暴躁、伤人、烧房子、光着屁股满大街乱跑……这样的“病人”,目前在我们中国有多少?不说不知道,说出来——这群人,600到800万!每一年,其发病的速度,还在飙升,一路急剧地向上飙升!

偶尔,很多“老年痴呆”的儿女会忍不住抱怨出“心里话”:“这种病,谁赶上了谁倒霉;谁赶上了,一个家庭就开始——苦海无边!”

我们每个人离这种病远吗?不远。

清早不拉开窗帘,你就不知道天阴还是天晴。

如此提醒,我是想说:如果我们不预防,怎么知道自己有一天不会成为“可怕”的一员?

“三等公民”和“老年痴呆症”是不是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呢?

依靠大数据:目前我国患“老年痴呆症”的数百万人中,65岁以上,发病率差不多是5%,每增加10岁,发病率也会相应地增加5%。这样也就是说,中国走进85岁的人群,每2到3个人,就有一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

数字有时很阴冷。百分比有时更吓人。

今天,尽管医学也还没有对“老年痴呆症”的成因作出科学的定论,但是,当我们尚不知自己有没有一天会成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虎口猎物,在这样的时候,总结那些乐观的、有爱心的,爱动的、有想法的老人,他们当中得“老年痴呆症”的病例就是相对地要少,这是个基本的事实。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下面的启示:动起来吧!大脑、四肢。今天你不动、不主动接受新知,你就跟不上时代;到了百岁,那你还想比“不落伍”的人活得更有后劲?

家里的世界太安逸了,家里的沙发太舒服了。

但“安逸”暗藏杀机,“舒服”也让人看不起。

我这样说,或许一些就愿意“我行我素”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会生气,甚至会开口骂我多管閑事,但是我如果不这样说就不够“刺激”,就不能引起老年朋友的警觉。所以,不好意思了,对不起了。

比“衰老”更可怕的——

人都说“不快乐”是健康的大敌,自从我开始关注“衰老”,更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已经把祝福的话语作了改变,其中之一就是把“健康快乐”改成了“快乐健康”。理由?没有“快乐”就没有“健康”,“快乐”对于老人是比什么都好使的“大补”。只不过,“快乐”从哪里来?很多“快乐”,我们说到、做得,都流于表面,给人看,或安慰性地“演”给自己看,都不算货真价实。真正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无拘无束的,自然到就像吃饱了饭要“打饱嗝”,想瞌睡了就会“打哈欠”。

人为地制造快乐——“养老”革命有这样一项任务。

可能吗?

可能。

我们老年人要学会这一门“手艺”,学不会的,暂时没学会的,你至少不要去制造“不愉快”,咀嚼“不愉快”。

不快乐,会致命。小到一天都别扭,大到一生都郁郁寡欢,那生命就没有了质量。

我有一位一直都令我尊重的老前辈、老同事,也是我的远方亲戚H姨。年轻时她不仅很早地就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冲冲打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时尚女性。然后嫁给了一位老首长,一生无子女,晚年首长先她20年就走了;一只老猫,藏到床底,很多天不吃不喝,随后也随着老首长“去”了。于是剩下她,孤苦无依,一个人过日子。开始摔倒过,骨折过,还想到过死,但后来终于坚强地挺了过来,走进养老院,成为“月光族”,过上了还算安定的晚年生活。

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位农村妇女,不是城市平民。H姨有学识、有资本,更有职业女性的皇冠。然而,就是这皇冠,或许只照亮了她的鼻尖,老了,却遮蔽了她门外更远的世界。

2017年快过年了,我和另一位同事C姐照例去看她,那时她87岁,正在写回忆录,我说好啊,快让我看看!她不给,说她写的内容都是揭露,很多东西一定要到“我死了”以后才能安全地示人。我心想她写的都是些什么往事啊?怎么就严重到一定得等她……

H姨说:“你可不知道。你这点年龄!”之后就不断地抱怨,吐槽这、吐槽那。先是看到C姐给她买的一些水果,上来就说:“你买这些干吗呀?我没胃口!一看水果就烦!我就是不爱吃水果!”

我心里觉得不太好,“怎么?这H姨,水果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人家C姐拎来可是一份心意!”

但H姨一向快人快语,聊天都不让人:“你哪里会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水果?60年代我们到农村搞四清,一年半没吃过一片菜叶!还提什么水果?哼!”

“啊?一年半!”

我知道“四清”,我这个年龄幸亏还知道什么是“四清”。

那是一场革命,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此为“四清”。

H姨说:“那时候我们每天就吃一顿饭。一块儿去的5个人,一个就饿死了。”

“饿死了?”

我知道当年很惨,人被“饿”死,也真够悲壮!但不想让H姨总陷在过往,就有意岔开话题,想让大家都回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

我故意找轻松的话题问:“平时您住在这养老院,是不是也会经常跟大家聊聊天?老人们在一起都聊什么?”

说到“聊天”,H姨更大为光火,她狠狠地:“不聊。聊什么?!现在的老头老太太,所有人一见了面,不是聊儿女,就是聊保健、秘方,要不然一坐下来就是下棋、打牌、打麻将——简直是整天瞎耽误工夫!”

啊?这个话题也让H姨生气?“老年生活嘛,可不就是这些?”我还在打岔。

不想H姨统统嗤之以鼻,然后便开始痛苦的回忆——

“我這一辈子就干了记者这一件事,当年从天津到西安,是考进报社干新闻的。我什么没见过?什么苦没吃过?在农村写报道,就在地里埋锅煮饭,煮着煮着,狼就来了,就离我两三步。嗨,热情了半辈子,后来我发现,生活里很多很多的东西……”

“姨,您看您怎么又说到这些了啊?不说了,咱不说了,说了让自己不开心。”

“哪开心,你说我这辈子有什么事值得开心?一点都没有!”

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值得记住的东西,但这些“刻骨铭心”总不能永远地当一日三餐吧?咱不是还得“活在当下”?那就只能尽量地去回避悲伤,寻找光明。

可H姨说她哪怕今天都快“九张”了,也不能不忧国忧民。她是记者,一辈子都正义在胸,眼里容不下沙子。

我很崇敬她。但我该再怎么劝呢?两只手都出了汗。

我就说:“要不然咱能不能试试这样——咱就傻吃、傻睡、傻开心呗,您往这边靠一靠。”

听了这话,看到我继续的“不知趣”,H姨愣了,显然她是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因为她知道我写作、做舆论监督、关注国计民生,历来也是有追求、有良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

“但,你怎么也这么说?垮掉的一代,难道你也成了……”

啊?

啊!

H姨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失望了,难过中还有一丝怜悯、一丝鄙视。

她的手在眼前晃着,一副过来人“看透了一切”的样子。完全没法跟你谈,没法跟你谈!得,得,你有事快去忙你的去吧,别再在这儿跟我“话不投机半句多”——老太太下逐客令了!

……

那一天,那一天我终于半尴不尬地离开了养老院。

第一次非常切肤地感觉到人老了,其实有比“年老”更可怕的事,那就是清高、固执,过分不食人间烟火,不与时代合作,更不愿意接受任何的新鲜事物、新的知识与活法儿。

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其实并未走远。

分手的时候,尽管我最后还是在安慰着H姨,说“明天和意外,永远都不知道哪个先来”。这两年,我的两个战友,好得像弟弟妹妹一样,一个51,一个57,都是几天前还好好的,还跟你通着电话,商量着要到哪里去吃红烧肉、大盘鸡,但一个脑溢血、一个多年的癌虫钻进了脑袋,突然间就都“悄默声儿”地走了。所以珍惜生命,过一天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自己高兴一天,这才是应该做的。

我们用了一辈子的时间,难道都闹不懂“原谅别人,实际上是在放过自己”?

老年人真正的快乐是心宽,懂得断舍离。

这“断舍离”,不单是指你穿不了、用不着了的衣物;还有精神上的负担、心里头大大小小的死疙瘩……

你立“遗嘱”了吗?

2015年秋,我终于发现有一个老年人的问题,可以找到出口,有办法解决,对老年朋友执行起来也并不麻烦。什么?遗嘱。北京成立了一家名为“中华遗嘱库”的民办机构,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创办,专门协助60岁以上的老人写遗嘱、存遗嘱。这项服务对老人是免费的,通过预约,轮到你了就可以前往办理。

我立刻查电话,然后找到了“中华遗嘱库”的创办人和这个机构的管委会主任CK,请他给我讲故事,讲如今和“遗嘱”有关的所有暗道机关。

可“遗嘱”,与我的“养老”革命有什关系?

这不是个新鲜事,这个话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都是“忌讳”。

“很多家庭、很多老人,事情没有到那一步,你不知道,走到了‘那一步,所有人都会立刻明白为什么‘遗嘱文化在今天,对中国的养老事业是非常致命的一环!”CK说。

连续多少年,中国民事纠纷的案子,70%都是财产纠纷,财产纠纷中的60%又都是因为《遗嘱》的书写有误而导致了无效。

一些法律意识强的人,拿着自己的《遗嘱》去公证处公证,花钱多、手续繁不说,光排队一等就是几个月或“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而“中华遗嘱库”2013年3月在北京首发,2014年9月又在北京启用了“第二登记中心”,地点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西交民巷。开始,我还觉得这样的“中心”安插在北京人生活的核心地区会不会遭到市民的反对?但后来我真正采访了,才知道这个遗嘱库自打一开张,就吸引了很多老年朋友前来咨询。很多老人在这里通过指纹扫描、视频录像、现场见证、密封保管等手续,把自己的《遗嘱》存放到了一个安全的、恒温恒湿的库房。需要时,事先委托好了的执行人可以拿出来宣读,请相关者执行。

一位后来接受我采访的Y大爷才逗呢,这位70岁的北京老人,两个儿子,大儿子啃老,不好好工作,他就不想在死后让大儿子得到房产,想让他自食其力。所以前来设立《遗嘱》。而没“遗嘱文化”这个概念之前,他告诉我:一年四季,无论在家还是外出,他都要把身份证、房产证“统统地带在身上”。

我說:“怕什么?”

“怕大儿子偷偷地拿出去把房子卖了啊。”Y大爷很认真地说。

“那您睡觉呢?”我接着问。

Y大爷:“睡觉也带着——人在阵地在——谁也偷不走!”

哈哈!

2007年6月23日,有媒体报道: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侯耀文先生因为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对死后自己的财产没有作任何交代。两年后,侯耀文的两个女儿将伯父侯耀华告上了法庭,认为侯耀华等三人侵占了她们父亲的遗产。

2011年8月9日,齐白石大师的弟子许麟庐去世,留下了大量的遗产,其中,媒体描述的仅72幅字画就有人估价20个亿。为了争夺这笔巨额的遗产,许麟庐的三儿子将母亲及两个哥哥都告上了法院,前后8名子女卷入了继承纠纷。

遗嘱,“遗嘱文化”,这对中国人来说到底需要不需要?如果需要,为什么今天显得十分重要?

过去在中国,少数人生前会立遗嘱,那立遗嘱的人在人们的印象里总是大老板、大家族。但如今,中国人虽说普遍不是“大老板”“大家族”,但手里有些钱,房子不是公家的,而是自己掏钱买的了,很多人便也算有了一些财产,这些“财产”一旦成为“遗产”,会不会给儿女带来事端?因此,很多老年人不得不考虑“我的财产怎么办”?“我死了以后家里会是个什么样”?

还记得在天津我遇到了一位刚刚办完了《遗嘱》的Z女士,她告诉我:“好嘛,就在我家对面,那个楼,我的邻居,老太太刚去世啊,尸体还搁在那儿呢,哥俩就为了争这个房子,谁赡养得多,谁伺候得少,吵起来了。我亲眼看见儿媳妇儿钻大衣柜,在那儿扒银行存折、房产证、户口本。我一看这个,心都凉了一半。”

“中华遗嘱库”自诞生之日起就广受欢迎,截至2018年年底,他们已在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广西、上海、重庆等7个省市建立了遗嘱登记中心,为超过12万老年人办理了《遗嘱》,其中684份已经“生效”。而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具体说就是《继承法》):“遗嘱继承”的效力要优先于“法定继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公民如果在有《遗嘱》的情况下,“遗产”的分配必须先按《遗嘱》的“说法”来执行;没有《遗嘱》的,才按“法定继承”,也就是由法院来判。继承的顺序依次为——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第一顺序的配偶、子女、父母都还在的时候,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权。

北京有一双姓CAO的兄妹,母亲前几年已经去世,父亲死后两兄妹决定要把父母留下来的一套两居室给卖掉,然后二人一人一半,公平对待。如此温和地“分产”,听起来应该是“一点毛病也没有”了吧?但是CAO姓父亲在生前没有《遗嘱》(也根本想不到要立遗嘱),兄妹要过户房子,就只能通过相互起诉来打官司,不然拿不到“法定继承”的判决书,房子就没法进入市场进行买卖。

“您可不知道我们去法院遇到了多大的麻烦。”接受我采访时哥哥CJ跟我抱怨,“开始,要通过公证拿到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死亡证明,因为我母亲早我父亲去世,她死时上面还有老人,有兄弟姐妹,这可麻烦大了!我们必须请外婆和几个舅舅、姨妈,一一地都到法庭来说明他们会放弃我妈的那一部分房产,不然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

“你外婆?那都多大岁数了?”我问。

“90多了,远在昆明。到北京出庭,怎么来啊?”CJ说。

“跟着,更难的一件事,就是要证明我们家里只有两个孩子,法院跟你要这个,我们必须想法子拿出我们的父亲、母亲生前各自都没有在外面有‘非婚生子女的证明——嘿,这玩意儿,您说我们上哪儿去搞去啊?”

老人“养老”,生活苦一点,家里穷一点,都没什么,最难过的是生前儿女不孝、不和;身后儿女争产、打架。

那依着人们的想象,如果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子女,问题是不是就简单得多?

在我们的电视专题《你立遗嘱了吗?》(2015年11月28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CK特别有一段说明:那也“不简单”。

如果没有《遗嘱》,假设年轻的父亲突然去世,他的“独生子女”能不能得到父亲的“全部遗产”?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按“法定继承”,我们把死者的遗产先画成一个圆,半个圆首先是要归死者的妻子;另一个半圆,死者的父母和孩子都有份,各占1/3,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只能拿到父亲全部遗产的1/6。

啊?

这是走“法律继承”。

“那如果年轻的父亲有《遗嘱》呢?”记得当时我很认真地问。

CK:“有《遗嘱》就好办了,他想给谁,给多少,家人都得照办,法院也给做主。”

难怪“中华遗嘱库”免费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办理《遗嘱》,但60岁以下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花钱、排队等候的也很多。

Y大爷在北京“中华遗嘱库”办完了《遗嘱》,心情放松了很多,他跟我说“现在,我吃得下、睡得着,高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别担心会犯了——你說这《遗嘱》该有多么重要?”

中国人不敢直面“死亡”,更不知道哪里会有一种最好的办法,在生前就把“自己的身后之事”给处理得停停当当。所以,“遗嘱文化”在我的“养老”革命中是必须提倡的,它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你活着,如果“怕麻烦”,那死后,会有多少“麻烦”等着你,等着你的儿女?

今天,也许有些人还是不能一下子理解这件事对老年生活有多么重要,但我得提醒你:这是你想长寿必须要填的一张答卷。但,眼下,你立遗嘱了吗?

你有“死亡”老师吗?

不敢“直面死亡”,更不愿意在“不到死的时候”就谈论死,这是中国人几十年腰包渐渐“鼓了”,却被外人看起来“精神还不够富”的佐证之一。

我说“养老”革命,非要把“养老”的问题提高到“革命”的份上,第一就是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用全新的视角,把“老年的问题”想个明白;第二也包括在提倡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做好必要的“处置”方面,用行动让自己获得真正的心安。

“养老”革命,“遗产”不可回避;

“养老”革命,“死亡”也不能被人们视而不见,正所谓,不懂死就不懂生。“鸵鸟”其实做不成了,“阿Q”其实也做不成。

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地“向死而生”呢?

首先,“尚不太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早一点把死亡的事情看穿。“看穿”不是一件难事,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头脑风暴刮过了,选择作好了,余生才能活得轻松,没有恐惧,健康与长寿的路上,我们才算战胜了心里最大的虎豹豺狼。

2017年夏季的东戴河,一个由一群医生和《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志愿者们,以民间的身份组织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讨论并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中国“缓和医疗”与“安宁疗护”发展蓝皮书》。我和我的创作小组受到邀请,在那里一网打尽地采访了各位权威人士。然后在《你立遗嘱了吗?》之后,我们又制作了另一期的《新闻调查》——《我的生命谁做主?》。

《生前预嘱》是什么?“缓和医疗”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和我们养老、长寿又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太大了,大到天!

上个世纪60年代,《生前预嘱》的概念最早诞生于美国。美国神父+律师基姆·托维(Jim Towey)来到世界著名的慈善工作者特雷莎修女所创办的、华盛顿特区“艾滋病之家”做全职志愿者,他在这里见到了太多的人面临死亡,惊慌失措,没有尊严,在痛苦与难堪的煎熬中苦苦挣扎,遂想到要设计出一份由“五个愿望” 组成的《生前预嘱》,英文名:《Will Living》,给病人面对死亡时开创一个选择,一种解脱。

《生前预嘱》推出之后,逐渐在欧洲各国,也包括后来在亚洲的新加坡、中国台湾与香港,快速地“流行”起来。简单地说:《生前预嘱》就是在我们身体还属健康的时候,就签署好一份文件,通过这份文件我们要选择和安排——当我们病入膏肓,重病或绝症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是希望得到哪种“医学照顾”,是不顾一切地被“积极抢救”——切喉、插管、心脏电击?还是承认现实,顺应生命,在“缓和医疗”的帮助下,无痛、无喘,不经受生理和心理的惨痛折磨,从而自然、有尊严地从容死去?

这件事,如此重大,直接钩沉着临终,牵绊着生死。

有一天我在采访《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总干事,也就是我们国家开国大将罗瑞卿将军的女儿罗点点时,她对我说:“长江啊你知道吗?如今医学上‘心肺复苏等急救技术突飞猛进,专门用于救治危重病人的加护病房也如雨后春笋,这些抢救措施在挽救了人的宝贵生命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侵犯了自然死亡的领地。事实上在ICU(重症监护室),越来越复杂的人工设备,可以将越来越多的临终病人滞留在生死之间。这些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了的临终病人,并不能真正地‘起死回生,而成熟的医疗技术却可以将这种生死不明、尊严尽失的状态维持数天、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

天呐!

认识了罗点点,知道了什么是“无效抢救”,我立刻告诉了我的儿女:“以后要是我到了抢救毫无价值(一般是指脑死亡或癌症晚期根本救治无效白白忍受痛苦并花钱无数时),你们千万不要让我再被推进ICU,不要在我的身上切开很多口子,然后再插上各种各样的管子,就让我平静地、有尊严地死去。如果你们不听,非要让我‘体无完肤,那我就要效仿国外的医生,在我的胸前,用刺青刺上NO ICU,任何医生在‘抢救时都能一眼看到,他们就会放弃无谓的抢救——还我尊严。”

说完这话,我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对人生最大的恐惧,渐渐地就消失了。我要借助“缓和医疗”,看到了生命的归途上还有这样一盏温柔的灯,这盏灯可以照亮我的思维与判断,让我最终保持清醒,不作传统伦理道德的再一个牺牲。

如果人不怕死,还有什么不能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被看轻?

2016年5月25日凌晨,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说起钱钟书,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的一本《围城》让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深刻地思索了人性的真伪与价值的取舍。但是杨绛,作为钱钟书的夫人,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家,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还被公认为世界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经累计发行了70多万册;93岁,杨绛出版的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96岁,先生出版了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到了102岁,她还出版了《杨绛文集》共八卷,总字数250万字。

杨绛是用“我和谁都不争,谁和我争我都不屑”的傲骨,使她独立处世,看透寰宇,什么都不怕,也不怕生命中总有归途,所以,反倒活得那么长。

临近百岁的门槛,有一天杨绛说: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说完这话,杨绛又活了9年——

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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