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跃华

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

李亚伟

古人宽大的衣袖里

藏着纸、笔和他们的手

他们咳嗽

和七律一样整齐

他们鞠躬

有时著书立说，或者

在江上向后人推出排比句

他们随时都有打拱的可能

古人老是回忆更古的人

常常动手写历史

因为毛笔太软

而不能入木三分

他们就用衣袖捂着嘴笑自己

这些古人很少谈恋爱

娶个叫老婆的东西就行了

爱情从不发生三国鼎立的不幸事件

多数时候去看看山

看看遥远的天

坐一叶扁舟去看短暂的人生

他们这些骑着马

在古代彷徨的知识分子

偶尔也把笔扛到皇帝面前去玩

提成千韵脚的意见

有时采纳了，天下太平

多数时候成了右派的光荣先驱

这些乘坐毛笔大字兜风的学者

这些看风水的老手

提着赋去赤壁把酒

挽着比、兴在杨柳岸徘徊

喝酒或不喝酒时

都容易想到沦陷的边塞

他们慷慨悲歌

唉，这些进士们喝了酒

便开始写诗

他们的长衫也像毛笔

从人生之旅上缓缓涂过

朝廷里他们硬撑着瘦弱的身子骨做人

偶尔也当当县令

多数时候被贬到遥远的地方

写些伤感的宋词

1990年12月，诗人柏桦在一首名叫《现实》的诗中写道，“而冬天也可能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是林语堂”“修辞学”上的“转身”显示了柏桦对“现实”的天才发现，“悖论式”的“变形”使人惊叹柏桦对历史的“辩证”认知。时间倒退到1983年，当20岁的李亚伟终于从普希金式的“忧郁与抒情”中走出，现实的洞见开始超越历史的阴影，“莽汉”式的粗粝与造反、幽默与反讽进入历史的褶皱。李亚伟开始用“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对“中文系”的故事进行冒险的反讽和反叛。诗人不要当“屈原的秘书”和“李白的随从”，他也不再“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要做伟人”，他要用自己的激情、暴力与语言将古人狠狠掀翻在地，告诉古人们一切都属于“莽汉”，一切都可能是李亚伟式的幽默与反讽。有关历史人物苏东坡的书写，也留下了鲜明的李亚伟式烙印。

“古人老是回忆更古的人，常常动手写历史”。自古至今，书写历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坚定而无法拒绝的历史诉求，如“永动机”般充满不可预知的魔力。没有人可以逃避历史，不仅古人回忆更古的人，彼时还是大学生的李亚伟，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书写历史。然而，要做“莽汉”的李亚伟怎屑于同古人为伍？古人们当然会“著书立说”，也会在江上“向后人推出排比句”。但是，毕竟古人们的“毛笔太软，而不能入木三分”，他们随时都有“打拱的可能”，他们的“鞠躬”“像七律一样整齐”。非常明显，李亚伟看透了历史的虚伪与文学的做作，他不屑于像古人一样将纸和笔藏在“宽大的衣袖里”，李亚伟只是轻轻地“咳嗽”一声，历史的阴霾便烟消云散，坚固的历史开始大面积崩塌。这一声带有冒犯意义的“咳嗽”，掏空了历史人物内在的崇高感与沉重感。

在第四节，诗人开始转换视角，从爱情观、人生观、君臣观、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等多层面深入历史人物，一支“油滑”之笔，轻松而诙諧地将饱含文化意蕴的历史人物拉下神坛，成为无聊、庸常而又真实的日常性存在。在诗人眼中，这些“假正经”的古人根本不懂得“恋爱”，他们只需要“娶一个叫老婆的东西”，而那些看山望水、登高望远的“惬意”，也不过是无聊人生之一种，用于打发难捱的时光。借由“坐一叶扁舟去看短暂的人生”的引渡，诗人自如地将历史人物彷徨的一生纳入书写范围。这些人将毛笔高举，“提成千韵脚的意见”，却在多数时候成为“右派的光荣先驱”。在诗人笔下，慷慨悲歌的历史情怀同精于风水、嗜好饮酒的文人并置，伟大的宋词也成为贬谪之后的副产品。最后，只留下笨拙的、不知所措的“硬撑着的瘦弱的身子”。历史的崇高感消失殆尽，丰富的历史情怀在诗人有意识的变形中降格为狂欢化的悲喜剧书写，历史人物的幽暗面开始显现，庸常而无聊的古人形象开始诞生。通过逐步降格的手法，李亚伟完成了书写历史人物的辩证法，在认知中重塑了曾经崇高而悲壮的历史人物，这种全新的塑造，深深地打上了李亚伟式烙印。如果说历史深处的苏东坡是固定的崇高，那么诗人笔下的苏东坡则是一种深深的诙谐、幽默与反讽，是历史变幻中造就的“后现代神话”。

对待历史人物态度上的云泥之别，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幽默与反讽的吸引力，或许同诗歌所处的文学位置相关。“既然诗歌的想象力无法承担严肃的伦理责任，那么在见证、反讽、观察的位置上，想象力自然可以使一切轻逸化为风格，让历史在碎片中有趣”（姜涛语）。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抑或是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为代表的的第二代诗人，“现代性”神话赋予这些诗人一个可供想象与书写的“未来”。正如食指在《相信未来》中所写，“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同样，北岛在那首著名的《回答》中写道，“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也即是说，“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套直线向前的历史体系。在现代性的迷思之下，诗人站在历史的废墟中眺望未来，坚信一种连续的、进步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时间。随着历史的断裂，诗人逐步失去了其固有的位置，从时代的阐释者、立法者逐步沦为生活的见证者、观察者与反讽者，对“未来”的坚信也逐步成为对日常、对世俗、对生活的体认。位置的变化带来视角的变化，宏大的启蒙视角开始被平民化、个人化的视角所取代。在这种境况下，“莽汉”诗人李亚伟应运而生，他主动疏离所谓的宏大叙事，以青春期特有的激情与暴烈，对历史进行了解构。在李亚伟看来，对世界与历史的认知只能是一种个人化的体认，他自称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以平民化的立场来消解崇高、再造历史，以独到的文学想象与别样的语言创造完成了对世界的重新编码。在这里，苏东坡不再是苏东坡，而是“莽汉”李亚伟的审美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化与对象的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苏东坡也可能是李亚伟”，而李亚伟则始终是李亚伟，是诗歌史上真正的诗歌“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