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 军，邹 昀，冯晓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体育在教育、健康、商业、旅游、国家品牌塑造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实践的体育正在成为跨越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媒体和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焦点。然而，与这种蓬勃发展的大背景所不同的是，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并不乐观。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大学教育公司化（corporatization）的思潮影响下，体育社会学及其母学科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正在被逐步边缘化，在资金、资源、合法性和相关性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如何发展，其学术研究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是以学术为业的体育社会学同仁关心的问题。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y of Sport Association，简称ISSA）主办的顶级学术会议。2019年，在新西兰达尼丁市举办的第54 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以“体育社会学及其可替性未来（Sociology of Sport and Alternative Futures）”为主题，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比利时、匈牙利等29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体育全球化、体育与性别、体育政策、体育赛事、城乡体育、新兴体育和体育未来发展等议题进行了52个专题的交流讨论，举办了202场口头报告。本文以2019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报告论文为基础，结合近期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考察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概观，聚焦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展望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

1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概观

2019 年第54 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的专题设置情况直观地反映出当下国际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状况。第54 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共设有体育全球化、运动和酒精、运动和身体、体育政策和发展等33个专题（见图1），其中青少年体育是报告场数最多的专题，性别和体育、体育和国家认同、体育传媒、大型体育赛事、体育未来可能性等专题也拥有较多的报告场数，不同类型的专题报告反映了当今世界体育社会学者的研究关注。例如，体育社会学中备受关注的性别研究在这次大会中依然热度不减，研究涉及性别和媒体形象、性别与政治、性别和体育、性别与歧视等专题。此外，新兴体育、体育促进、体育发展评价、体育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图1 2019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专题分布及专题报告场数Figure 1 Thematic distribution and number of oral presentations at the 2019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f Sport

本研究对口头报告数量排在前十的国家或地区的学者进行了研究领域方面的分析，不同国家的学者在关注焦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1）。中国学者的选题聚焦于当前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新西兰学者则关注青少年体育和新兴体育运动，这也体现出新西兰户外运动天堂的特色。澳大利亚学者主要关注体育未来可能性、体育传媒、种族和本土文化、大型体育赛事等方面，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体育赛事发展繁荣，另一方面也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有关，其体育发展中存在着种族和文化问题。此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学者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但其关注的焦点都和各自国家体育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

2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

通过对2019 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专题报告和体育社会学期刊文献的梳理，发现体育与科技研究、性别与体育研究、青少年体育研究、体育与政策研究、体育与国家认同和种族主义问题受到体育社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是当今世界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议题。

2.1 体育与科技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包括体育在内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科研工作者应该思考科技在新世纪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理应扮演的角色[1]。我国2019 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也指出，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构建跨学科的体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竞技体育和奥运备战，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2019年在南京召开的第11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其主题是“体育的科技力量”。科技作为体育运动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科技与体育的融合拓展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边界，科技为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体育与科技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如何利用科技促进体育发展，如科技助力竞技体育成绩提升，新技术在体育装备、体育传媒、体育营销、体育场馆等方面的运用；另一类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科技嵌入人们的日常运动实践后带来的影响，如对自我的“赋魅”[2]，对生活和身体的控制与失控[3]，借由身体数据实现对身体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4]。

表1 2019年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主要国家学者研究领域Table 1 Research Areas of Major National Scholars at the 2019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f Sport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DEBORAH LUPTON 教授在第54 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上的主旨报告围绕“可穿戴设备”“自我追踪”展开，重点关注科技带来的体育中的异化与新的不平等，为科技发展下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LUPTON 教授以《健康自我追踪：新唯物主义的视角》（The Morethan-Human Worlds of Self-Tracking for Health and Fitness）为题，界定了自我追踪的涵义，即通过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收集关于自身日常生活、身体活动等具体数据的实践；阐述了通过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收集数据所蕴涵的社会意义，认为这些关于人们身体与健康的数据不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它们关乎个人的生命、社会健康、社会交往、社会互动、社会资本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5]。

目前，市场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了大量与运动和健康有关的可穿戴设备和手机应用程序，借由这些科技产品进行的健康自我评估和追踪一方面为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带来了诸多福音，另一方面与之而来的过量信息也可能给人们带来困扰。LUPTON教授的研究指出，自我追踪可能会减少人们面对面的交流交际交往，使人们更依赖于自我而减少向他人寻求帮助。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因为收入较低的人群无力购买设备进行自我追踪。

可以预计，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将运用于体育领域，体育社会学应更多关注体育与科技发展中的社会正义、社会排斥、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等问题。

2.2 性别与体育研究

变化着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体育图景使得社会性别和体育研究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6]。本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以“体育：为女性创造积极的社会变革”（The power of sport as a tool to create positive social change for women and girls in society）为主题开展了圆桌论坛，这表明女性体育作为体育社会学经久不衰的议题仍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重视。嘉宾们以国际妇女和体育工作小组（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IWG）on Women & Sport）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为例，就体育作为一种为女性创造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力量展开讨论。讨论的内容包括：促进女性更好地参与体育运动是新西兰体育和娱乐部门的工作重点；在商业和体育领域女性的典型代表较少，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战略以提高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价值、参与度、知名度和领导能力；体育作为激发女性潜能的政策工具和政策载体的可能性，具体到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提供多层次的体育运动参与机会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工具以及体育为女性赋能的社会意义，即如何使普通女性通过体育参与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国际体育社会学对性别与体育的研究可细分为性别和媒体形象、性别与政治、性别和歧视等不同的研究方向。“性别与政治”研究关注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政治话语权。体育行业女性话语权的缺失较为严重，荷兰学者ANNELIES认为这与现有岗位上的领导者对管理层多样性的抵制有关[7]。与女性运动员在奥运会等大型赛事中取得的成就相比，女性教练和高层管理人员数量相对较少，韩国学者WONMI 认为这与高级职位的女性管理者往往会被贴上诸如“单身”、“女强人”等特定标签相关，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友善看法阻碍了女性在职场上的“争金夺银”[8]。体育组织中的天花板效应依然存在，政府、体育组织和学者应努力打破天花板这一无形阻碍，真正实现男女在体育运动中的平等。

Twitter、Instagram 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引发了学术界对“性别和媒体形象”的研究。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传媒格局并对运动领域产生了影响。对运动爱好者而言，如今以视觉为导向的社交媒体正在为女性带来一系列新的运动文化实践，以图片为载体的数字健身社区不仅影响着女性对自身的身体满意度，还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女性的身体和健康理念[9]。对职业运动员而言，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女权运动的新战场，如WNBA的一些球员在个人社交帐号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她们将自己的薪酬对标NBA球员，向社交媒体观众们抱怨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带有过度的女权主义倾向[10]。同时，男性粉丝与职业女性网球运动员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互动，其互动主要包括对女性运动员的外貌和身体特征的讨论，渴望或提议与女性运动员进行身体的接触，发布露骨、带有威胁性甚至暴力倾向的评论[11]。社交平台和虚拟社区中充斥着这种对女性职业运动员的性别暴力，它们与过度的女权主义一样，仍处于灰色地带，亟需得到体育社会学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国外学者对“性别和歧视”问题的关注显然高于中国学者。如在变性运动员参赛合理性这一问题上，国外学者泾渭分明地分为反对派和包容派，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TARYN，他倾向于“像接受运动员在身高体能、经济社会方面存在优势那样去接受变性女运动员在生理上的优势”[12]。又如体育领域中的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现象，有学者认为体育运动往往会创造一种特别强调男子气概的环境，因此更难以接受同性恋[13]。这种对同性恋的排斥和恐惧使得同性恋和双性恋青少年参与团体运动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一半，而他们企图自杀的可能性则是同龄人的3～4倍[14]。从西方国家立法和政策变化来看，国家和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但在体育领域中对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性别歧视依然普遍存在，如75%的澳大利亚U18男子橄榄球队队员在过去的两周里听到队友说过有关同性恋的侮辱性语言，52%的队员承认自己说过类似的侮辱性语言[15]，这种歧视可能会影响同性恋人群的运动表现，制约他们的运动参与甚至是阻碍他们借由体育实现的社会交往。

2.3 青少年体育研究

青少年体育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的重点是青少年体育参与、学校体育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关于青少年体育参与，澳大利亚的CAMERON提出了一个新颖且富有洞见的观点，认为青少年入学前的早期运动体验比中小学体育课程设置更值得关注，这种在家庭中获得的早期运动经历与父母对孩子体育参与的态度有关，将对日后的青少年体育参与产生显著的影响[16]。然而不少父母对孩子的运动参与缺乏明确的支持态度，他们对安全等问题存在担忧和困惑[17]。

体育商业化已不可避免地波及并影响着青少年体育，学校体育的职业化和学生运动员的商业化已经为社会和媒体所关注，也引起了学者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目前的运动员选材体系过于强调运动天赋，但如何界定运动天赋以及如何根据运动天赋准确地预测青少年运动员未来的成就并没有科学的依据[18]，这使得过早开启职业生涯的青少年运动员没有相对确定的发展前景。在学业和运动训练的双重压力下，青少年运动员常常面临睡眠不足、极度疲劳和运动成绩下降的困扰，但他们又很难放弃运动训练，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19]。此外，获得商业赞助的青少年运动员由于频繁参与赞助商安排的活动而无法保障训练和学习，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20]。

在学校体育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方面，有学者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各个国家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如提出教育改革、成年人体育组织的发展和校际体育协会的建立在20 世纪初美国学校体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1]。有学者关注学校体育管理者的教育理念，SIMON 对10 所中学体育部主任的半结构访谈发现，新西兰中学体育的管理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关注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一种是追求优异的体育比赛成绩[22]。有学者深入探讨了大学体育在国家体育发展中具有的引领作用，发现处于同一个校园和教育体系下的大学生精英运动员与普通大学生之间的交往互动有利于融合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其次，较少受到商业摆布而以追求更好的运动成绩和运动体验的大学体育有助于净化全社会的体育氛围[23]。在商业化的冲击下，传统精英体育的价值观被以金钱为导向的商业体育价值观所超越，但是大学体育仍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这是大学体育最难能可贵的价值所在。如何更好地培养大学生运动员，更好地发展大学体育，更好地发挥大学体育对大众体育的积极影响，是值得体育社会学者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2.4 全球化视野中的体育政策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政策紧密相关。虽然各国（地区）的政治体制不同，但是体育与政策的相关议题都是各国（地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综观国际体育社会学关于体育与政策的研究，一类是对各国或地区的体育政策体系或脉络的梳理，第二类是对体育政策作为政策工具的效用研究。

对各国（地区）体育政策体系进行全面梳理的研究梳理相对较少。代表性的研究有香港浸会大学的WU WEN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自1997年以来的精英体育政策的研究，她的研究涉及羽毛球、自行车和击剑三个项目，从宏观层面和实施途径对政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24]；法国学者ALEXANDRE研究了法国在经历了1992、2008 和2012 年申奥失败后推动的一项体育赛事主办政策，通过对法国体育政府部门、奥委会的十几位人物采访，以及体育部门的档案资料整理，研究这一政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在推动法国申奥中的作用及其经验与得失[25]；BENCE梳理了欧盟委员会发展体育外交方面的政策，认为发展社会基层体育活动以促进民间关系是欧盟体育外交应当重视的核心内容[26]。

学者们还探讨体育政策在资源分配、运动推广和推进政治进程方面的作用。巴西学者FERNANDO以巴西体育政策体系和体育联合会的关系为切入点，发现巴西的体育政策主要是保证如何将这些公共资金公平合理地分配给非政府机构和运动员[27]。乔凤杰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三亿人上冰雪”口号和冰雪运动发展相关政策进行解读，认为无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本身就已成为北京冬奥的一项重要遗产。同时，这一政策也是推动体育强国梦实现的重要支撑，是刺激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思想力量，是承载中国冰雪历史文化的未来符号[28]。加拿大渥太华大学DONGKYU 以韩国国际体育合作署的体育志愿者项目（KOICA-SVP）为切入点，研究韩国体育政策在促进政治问题和治国方略中的作用，认为体育作为重要纽带是促进韩国政治议程实现的手段[29]。

也有学者审视体育政策的负面效应并提出质疑。挪威EIVIND 等研究挪威在国家层面对土著人的体育组织实施的政策及其政策绩效，从政策的拟定、执行和评价等方面揭示当局如何通过政策手段将土著体育组织边缘化，并对这些政策提出质疑[30]。中国台湾体育大学CHIAO 讨论了台湾的体育民主化和体育立法问题，认为虽然台湾体育协会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台湾体育改革中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政府、立法机关和体育粉丝的不同诉求，在开放参与的原则下，政府和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总是难以调和，即便在政策实施后也存在较大争议。研究者因此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体育立法中民主程度是否越高越好[31]。这一问题也是民主政治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总体而言，国际体育社会学对于体育政策的研究，其视点多关注体育政策体系及演变、基于特定地区的体育政策制定。对于体育政策绩效的研究则体现在政策实施的效用上，也有对体育政策负面效应的质疑和反思。这些研究对于完善各自国家（地区）体育政策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策决策机制具有启示意义。

2.5 体育与国家认同、种族问题研究

体育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问题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在2019年第5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体育对于促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体育与种族主义等问题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体育和国家认同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对于存在种族问题或宗教问题的国家，体育更是公共身份的重要标志。例如在北爱尔兰，橄榄球虽然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重要标签，但是对于新教徒来说，橄榄球运动的起源为他们提供了与英国的联系，即使是天主教徒中的民族主义者，这项运动也能让他们意识到爱尔兰是由32个郡组成的国家，进而促进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32]。无独有偶，20 世纪30 年代，网球运动是维系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最稳固的纽带，网球在澳大利亚发展成一项国民运动的原因包括精英球员的个人魅力和风格使公众对网球产生了兴趣和认同感、为促进网球运动发展而设立的专门的国家行政机构，以及网球项目具有改造性强，便于在不同地区开展的特点[33]。JESSICA 对8 名亚裔球员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发现体育联盟和比赛对提升北美亚裔球员归属感具有积极的作用。研究还发现，这些球员所在地区的居民一直以来都对亚裔球员存在刻板印象，而体育联盟和比赛为亚裔球员提供了展示他们体育潜力和与具有共同种族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联系的机会[34]。一项对挪威当地一个土著节日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也发现，土著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在促进土著人的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具有重要作用，节日中的体育和户外运动教育对土著民族的儿童和青少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5]。

体育对于身在异国他乡人群的国家身份认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EVA以在亚洲球队的爱尔兰足球运动员为样本，研究爱尔兰移民运动员的身份构建。她引用“想象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用来解释移民运动员虽然身处异国他乡，民族和国家不再作为他们现实生活世界的组织结构要素，但是体育运动却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个人即使身处异乡也能拥有可供表达的身份。爱尔兰足球为在海外的爱尔兰人创造了一个以足球为纽带的“想象社区”[36]。

社会的多元化使体育在促进国家和民族认同中显得更加重要，但同时也引发了民族主义甚至种族歧视问题。澳大利亚BRENT 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职业体育在过去20 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少数族裔运动员在一些体育项目中的参与度提升，但是澳大利亚在选拔和训练运动人才时依然存在很强的“种族”逻辑，即生物学层面的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依然存在[37]。澳大利亚ROHINI 研究了斐济印度裔女性的体育参与，与土著女性相比，印度裔女性的体育参与人数很少，因为体育参与是高度种族化和性别化的。通过对印度裔斐济女性的访谈，ROHINI结合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试图解释印度裔斐济女性的体育参与是如何被边缘化的，种族因素在其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并提出这些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体育参与机会，社会有责任通过体育帮助她们发展领导技能，提高健康水平、学业成绩和生产力[38]。

此外，体育运动的全球化加剧了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通过体育运动获得入籍他国的机会。韩国KWANG 等研究发现，外籍运动员通过体育入籍韩国已经成为韩国国家队、职业体育联赛、业余联赛和大学体育联赛中的常见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大学体育中的归化运动员群体[39]。韩国入籍政策的变化、入籍运动员和本地人的关系、入籍大学生运动员毕业后在韩国的职业发展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归化运动员人数的增加。面对逐渐增多的归化球员，韩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YOONHO 等以韩国国家队中归化球员最多的男子冰球队为研究对象，发现韩国本土运动员承认归化球员对于提升球队竞技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归化球员的加入会加剧本土球员之间的竞争[40]。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归化球员对提升队伍竞技水平的作用，也要重视他们所带来的社会关注将对队伍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同时，学者们也应该对归化球员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对他们在新国家的生活、运动体验和职业生涯发展情况进行研究。

3 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展望

体育社会学就其研究使命而言，“是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对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体育运动发展中所发生的问题的一种反思性活动”[41]。无论是2019年新西兰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所设置的专题，还是体育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们都体现和秉承了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对体育社会问题反思性活动一以贯之的使命，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体育社会学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3.1 微观社会学在体育中的应用将受到关注

微观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情感和身体在互动仪式中的作用，已经为宗教、教育、社会运动和暴力等研究所普遍应用，但遗憾的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还较少使用微观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2019 年新西兰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的RAMÓN讨论了“激进的微观社会学”的概念及其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且结合案例论述微观社会学对于体育促进发展、青少年干预两个领域中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价值[42]。CAMERON从微观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儿童在体育课和运动场上身体活动对其成长的影响，发现儿童早期（一、二年级）的体育经历会对以后从事体育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43]。体育活动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少国家都致力于提高青少年儿童的体育参与，但体育育人功能的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更多关注儿童早期的体育经历和缺乏身体活动的成年人的早期的体育经历。可以预见，在体育参与、体育促进发展、运动干预等研究领域，微观社会学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3.2 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研究将得到重视

体育促进社会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的研究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体育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体育在促进宽容和尊重方面对实现发展和和平的贡献越来越大，它对增强女性、青年、个人和社区功能，以及对健康、教育和社会包容的贡献越来越大”[44]。许多国家制定了以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计划。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实施“太平洋体育伙伴计划”（Pacific Sport Partnership），从人力、信息、设备、融资、治理和服务等方面来支持7 个地区或国家的体育联合会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的重点通过体育促进健康和社会发展[45]。德国从2012 年开始实施“体育促进发展计划”（Sport for Development），在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相关试点，并在阿富汗、巴西、巴勒斯坦等国家进行了扩展实施[46]。社会多元化发展需要体育参与作为媒介促进社会融合。澳大利亚DANA等人的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难民和移民已经成为其社会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家庭中的青年人群长期面临边缘化风险，由此造成的心理问题和社会排斥已经成为社会隐患。而体育参与可以显著提升这些青年的幸福感、社会适应和社会关系，运动已经成为促进健康、提高社会福祉、增强社会包容的重要方式[47]。TEGWEN等人研究了加拿大体育促进发展项目的绩效问题，发现很多执行者对于这些项目的目标和问题有相似的理解，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方式却有不同的意见。因此，进一步明确目标、加强组织机构之间的沟通合作、改进项目的设计结构，将是未来体育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将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48]。

3.3 新兴体育项目发展的研究将得到加强

体育学界对于“体育”（sport）概念的讨论从未停止。什么是体育？什么是体育项目？体育学界一直都有不同的见解。造成这些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定义体育时，对于游戏、规则、竞争以及体育运动核心要素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现代科技创新和商业化发展形塑出新的“体育项目”，使理解体育和研究体育更趋复杂。无人机比赛、电子竞技、跑酷、冲浪等新兴体育项目的出现，正在挑战人们对于传统体育概念和方式的认知。随着这些新兴体育影响力的增加，其自身的体育组织相继成立，并被传统的体育官方组织接受。如，跑酷运动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关注并有可能被纳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但该项运动为了保持一定的自治权，在各国乃至国际间建立自己的联盟，实现了“国际化”“本土化”的双向发展[49]。新兴体育项目的产生、发展和普及具有复杂性，无不受到科技进步、社会需求和商业利益的交织影响[50]。实际上，这些复杂关系最终被证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们能够成为新兴体育项目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形成发展障碍。可以预见这些都将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兴体育项目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将得到社会学、体育社会学更多的关注。

3.4 体育社会学学科交叉研究将更加深入

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必然涉及到生理学、生物力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涉及到人类工程学、建筑学等工程技术科学领域，体育研究的学科交叉属性将更加凸显。每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都会涉及到体育与商业、管理、文学、哲学、医学等众多交叉领域，产生了一批交叉研究的成果[51]。同时，多数交叉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拓展，例如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体育管理中的组织问题，至今都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当今在体育社会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和在体育管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几乎没有重叠，学科壁垒严重[52]。体育运动发展面临更加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体育社会学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体育运动发展中的问题，思考体育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和未来发展的方向，体育社会学学科交叉研究势必将更加深入。

3.5 体育社会学研究将更加强调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

在各学科交叉融合日益明显的今天，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应当遵循怎样的学术规范是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2019 年第54 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也十分强调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围绕《批判和定性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造假行为及其表现》（The Fake Article Hoax and the State of Play in Critical and Qualitative Sociology of Sport）这一主题展开了专门的圆桌讨论。主题讨论聚焦于一个颇具轰动效应的学术造假事件，该事件本身是一个研究项目，它指使一批学者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知名学术期刊投稿，而投稿的论文都涉及学术造假。结果20 篇造假文章中竟有7 篇被顶级学术期刊录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简称IRSS）和《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简称SSJ）在此次事件中也未能幸免。该研究将这一结果公布于众，引起学术界对学术造假和期刊投稿的讨论。圆桌论坛围绕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论文评审的标准和严谨性展开讨论，认为广泛存在于有关批判主义的、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偏好值得重视，体育社会学期刊的论文评审标准和严谨性也存在严重缺陷，体育社会学研究亟需批判性思维的回归、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遵守。可以看出，重视学术规范、强调学术伦理将是国际体育社会学提升学术水准的重中之重。

4 结束语

考察当下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如果离开体育运动发展的时代背景，则很难认清其研究热点的形成及其形成的内在逻辑；展望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如果离开对体育运动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洞察，则很难把握和体悟国际体育运动发展所具有的超前性、交叉性和现代性。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研判，从本质上讲，都是学者对我们这个时代体育运动中发生问题的一种反思性认识和前瞻性展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沉浸于体育运动的实际，深耕于体育运动的实际，才能认识体育运动的实际，分析体育运动实际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问题，做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这当然也是体育社会学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