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埃米尔·匡特铺路奠基，由此实现匡特家族的商业起飞，也完成了个人社会地位从平民到富商的逆袭;京特·匡特巧手经营，由此带动匡特家族的产业转型，也完成了个人身份从工厂主到大财阀的晋级;赫伯特·匡特匠心独运，由此带动匡特家族的资本扩张，也完成了个人管理生涯从实业家到资本家的延伸……。作为德国最富有的家族，匡特家族不仅在财富的代际传承上实现了完美禅让与交接，同时以自己的智慧游刃有余地穿越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将自己的不凡镜像刻录在了德国经济历史的簿记之中。

纺织工的逆袭

位于德国首都柏林东北130公里处的巴特洪堡虽然是一个小镇，但它却是德国最受欢迎的高雅疗养小城。这里不仅有欧洲最早的赌场，还有值得参观的黑森公园、露天博物馆以及小巧精致的黑森农舍，并且徒步可达旁边的格鲁森费尔德山。登上只有880米格鲁森费尔德山顶，便可从观景塔楼上俯瞰和眺望美茵平原的美丽风景以及黑森州最大城市法兰克福的摩天大厦。

巴特洪堡的历史也格外悠久。据悉，位于巴特洪堡北面的萨尔堡是于公元135年罗马大帝哈特里安统治时期修建的，而且当时还有500名罗马士兵在此驻扎过。不过，与这些已经尘封的过往历史相比，匡特家族则更容易挑起巴特洪堡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巴特洪堡的西南边，有一家名叫奥古斯特和路德维希·德雷格纺织厂，这是匡特家族发家的原点。距离工厂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排面朝田野和草地的小楼，它们分别是以匡特家族二代和三代掌门人名字而命名的京特·匡特办公楼、哈拉尔德·匡特控股有限公司和赫伯特·匡特基金会。按照约定，今天的第四代匡特家族成员每隔四年会来到巴特洪堡相聚会面。

追寻匡特家族的商业历史，虽然在埃尔米·匡特之前，父亲弗里德里希·匡特甚至父亲的父亲曾做过制鞋、织布或者制绳的生意，但那都不成什么规模，最多算是仅能养家糊口的小生意，匡特家族真正崛起的时日应当从埃尔米·匡特开始。由于父亲在埃米尔六岁时撒手人寰，全家所有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因此，中学毕业后埃米尔就不得不停止学业去打工来分担母亲的压力。当时，巴特洪堡有一家名为奥古斯特和路德维希？德雷格的织布厂正在招工，埃米尔很快便走进了这家工厂。

奥古斯特和路德维希？德雷格纺织厂的厂名采用了两位创始人的名字，公司创立不久，普法战争爆发，对军服的需求猛增，企业的财务业绩由此红火了好一阵子。但战争结束后，销售迅疾转入萧条，而且不久又发生大火，创始人中的一人退出，另一人路德维希？德雷格继续留守。或许是为了纪念二人共同创业的成果，厂名也一直没有变化。埃米尔进厂后从学徒开始做起，由于勤奋并且聪明好学，几年后就被提拔为店员和公司业务经理。

对于埃米尔来说，影响其后来命运的恐怕不是职务的升迁，而是有幸结识了老板的千金海德维格？德雷格。相识两年后，埃米尔与海德维格结婚，次年岳父路德维希？德雷格去世，埃米尔与小舅子马克思？德雷格联手接管织布厂。后来，埃米尔发现，公司除了岳父的股权外，还有其他投资人的股份。在征得了小舅子的同意后，埃米尔个人拿出了3.5万塔勒，先后收购了除岳父名下之外的所有股份，由此实现了对纺织厂的全资控股，从此开始了匡特家族的创业历程。

接手奥古斯特和路德维希？德雷格织布厂后，埃米尔除为企业添置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机器从而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外，还通过开发新品种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并借助产品降价以及设立经销商渠道拿到了德国军队的不少订单，工厂营收一直保持着良性循环状态。不仅如此，埃米尔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在生意经营上拒绝贷款，增添机器都是靠工厂经营产生的现金流。也正是如此，在随后德国经济寒冬不期而至时，埃米尔的纺织厂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而很多同行却在萧条期间倒闭歇业。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产业形态与企业组织的深度洗盘，趁着很多公司在商业萧条倾轧之下急于出手且并购成本低廉的大好时机，埃米尔先后收购了当地三家实力强大的纺织厂，奥古斯特和路德维希？德雷格织布厂也由此站到了行业垄断的位置。

研究德国企业历史的学者发现，不同于美国的家族企业主允许自己的孩子根据个人意愿选择职业以及中国家族企业主认可甚至鼓励下一代进行自我创业，德国的家族企业几乎都希望子承父业。为此，德国很多的富豪家族制定了严格的教育与继承制度，家族的每一个孩子从小会安排在封闭的环境下培养，了解家族文化，学习各项技能。埃米尔同样没有脱俗。作为长子，京特·匡特自小就享受着来自父亲的无尽厚爱。从小学到中学，京特都被送到柏林最好的學校学习，之后又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普鲁士纺织工业中等专科学校就读。不仅如此，为了让儿子提前长见识，埃米尔不止一次地带着京特参加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按照计划，埃米尔其实并没有那么急迫地将企业管理权杖交到儿子手上，但在一次体检中埃米尔被检出患有严重的胆病与肝病，为防不测，埃米尔只能火速将儿子从柏林召回，而在父亲身边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观摩后，京特接过了家族企业的帅印。

虎父无犬子

与父亲一样，京特·匡特除了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禀赋外，还特别擅长与政府打交道。在柏林读高中时，京特寄宿在校长家里，即便当时只有15岁，只要有一些要人造访校长家，京特都会不失时机地主动笑迎上去，目的是让自己在对方心中留下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京特被当时的德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特邀进入帝国议会大厦聆听首相宣读停战要求;“二战”爆发前后，京特深得希特勒的赏识与重用，匡特家族也从战争中受益匪浅。

话说回去，京特·匡特主政家业后，抛弃了父亲过于保守的经营理念，开始从银行进行大额贷款用于企业扩张。在京特看来，当时的首都柏林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必然对棉纺织品构成强大需求，企业唯有扩大经营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京特斥资110万德国马克买下了亲戚手中一个规模为中等的织布厂，接着进行持续六年的增量投入与扩建。命运厚赐给了京特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仓皇参战的德国急需大量织物被服，京特的纺织厂产量被迅猛拉大到平时的四倍之多，白花花的银子也开始昼不停地流进了匡特家族的口袋之中。

应当说京特不只是一个能捕捉市场机会的商人，更是一个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走势的行家里手。“一战”期间，6500万人参战其中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而且随着同盟国与协约国停战协定的签署，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余震开始发威。战后，战胜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导致德国货币持续贬值，国内通货膨胀率飙升，大部分中产家庭因此而破产，甚至几代人辛苦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但匡特家族却属于另外。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戈洛？曼所言：“战争使强者更强，使已经开始衰退的弱者更弱，这是一个老经验”，这句话用在京特身上非常贴切。

比身边的任何人觉醒得要早，京特已经提前看到了战后通胀必然升级与蔓延的结果，于是，未等战争结束，京特就将手中现金转换成了实物资产。不仅如此，通货膨胀也让京特轻易地还清了对银行的借款，而且开始将眼光转移到上市公司的股票上。资料显示，当时京特在二级市场上买进了20多家公司的股票，理论上来看算得上是一种可以分散风险的理智投资，但京特却认为，作为小股东在哪里都没有讲话的权力。于是，睁大眼睛搜寻猎物，蓄电池厂股份公司（AFA）很快进入京特如鹰犬般的视野。经过缜密的研究，京特惊奇地发现尽管货币急剧贬值，但AFA的股本从战前以来就没有增加过，理论推定它的股票一定具有相当大的实物价值。基于此，京特开始有系统地通过交易所购买AFA的股票，而且还要选择不声不响方式进行着，尽量不让AFA的创办人、70岁的老谋深算的阿道尔夫？穆勒有所察觉。最终，京特成功晋升为AFA的大股东，并被推选担任AFA监事长。对于匡特家族来说，这次成功的股权收购算得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仅AFA成为了日后匡特王朝的商业核心，而且匡特家族也从此由轻工业迈进重工业。

进入AFA管理层后，京特在德国商界的地位与日中升，并通过同样的股份收购取得了德国最大的军工康采恩（商业垄断组织的一种）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的控制权，而且京特被推选为DWM的监事会主席。资料显示，DWM旗下的毛瑟工厂具有强大的步枪和弹药生产与供应能力，这样，连同AFA一起，匡特家族又实质性地掌控了两家地位显赫的军工企业，且为日后在战争中获取超额利润做好了铺垫。

当然，让京特有些喜出望外地是，自己的财富扩张才能与经济预判能力还赢得了希特勒的关注。在担任德国总理一年半之前，希特勒亲自召见京特？匡特，向他请教如何能解决德国的经济危机，而胸有成竹的京特也是如遇知音，言辞确凿地陈述这场经济灾难起因在于产品过剩以及缺乏明确的规划。因此，他向希特勒提出了“扩大公共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内需”的经济改革建议。据悉，这项经济改革策略深受希特勒的认同。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仅用了三年时间德国便从全球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变成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

另外，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战争中尤其是战后的京特在商业思维上已经越来越成熟，竞争手法也日趋老辣。明显标志是，在与对手展开竞争的同时，京特会主动发出倡议，寻求与不同公司的联合。在京特看来，合作和竞争的有机结合才是促进商业和经济发展的理想途径。也正是依靠着这种全新的友好商业理念，京特在业界的人缘越来好，即便是到了67岁，AFA董事会依然挽留他担任公司监事长。

然而，患上了严重支气管炎的京特？匡特已经开始明显察觉到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在平均两个月就得住院一两周的情况下，京特开始考虑遗产的传承与分割。资料显示，京特去世时，匡特家族的业务涉及200多家公司，包括电池、冶金、纺织、化学、医药等，并持有汽车企业奔驰集团3.85%的股份。按照京特的遗嘱，家族资产将平均分配给两个儿子，其中赫伯特？匡特管理蓄电池、汽车和钾矿业的股份，哈拉尔德？匡特负责其他公司，包括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就管理权而言，赫伯特出任AFA董事会主席，哈拉尔德出任监事会主席，而在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则正好相反。

三个儿子的不幸之事

京特·匡特经历了两段婚姻。首任妻子安东妮按照京特的公开说法是“自己的真爱”，而且婚后二人培育出了两颗爱的结晶：儿子赫尔穆特·匡特与赫伯特·匡特。然而，正在京特分享着幸福婚姻与美满家庭生活时，安东妮在37岁时不幸病故，京特第一次遭遇到了沉重的命运打击。不过，京特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反而不久之后结识了比自己小20岁的玛格达·弗里德伦德尔后感觉重又得到了爱神的宠幸。相识两年后，二人走进婚姻的殿堂，玛格达也在次年为京特生下了他的第三個儿子哈拉尔德·匡特。

京特·匡特与玛格达是在火车上相识的，为了庆祝结婚假期的到来，京特特地送给了玛格达一套位于格利布尼兹湖畔的高档别墅，但可惜地是这场婚姻只有善始却没有善终，二人的夫妻关系仅仅维持了10年便不欢而散。哈拉尔德？匡特后来跟随着母亲的改嫁来到了继父家中。当然，除了婚姻变故再度给自己的家庭笼罩上了一层乌云外，儿子们身上接二连三发生的意外让京特·匡特这个商界强人几近感觉到走向了人生的绝境。

作为家中长子，赫尔穆特自打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而且在京特的心中，赫尔穆特就是钦定的家族事业接班人，为此，赫尔穆特读完小学就被送到国外学习语言，后来还在巴黎接受工商管理专业的学习。但天不遂人愿，19岁那年赫尔穆特患上了急性盲肠炎。住进医院后，医生叮嘱彻夜守在病床前的玛格达尽可能不要给孩子服安眠药，否则会引起肠麻痹。然而，赫尔穆特就是整晚睡不着，而且疼痛得在病床上直打滚。看着赫尔穆特痛苦的惨状，玛格特还是给了儿子一粒安眠药。早上查房时得知消息后，医生决定在傍晚给赫尔穆特做一次纯油灌肠，清洗肠道。

然而，傍晚时分做完灌肠的赫穆尔特却疼痛得大喊大叫，这时医生才惊讶地发现，护士用的不是纯油，而是兑了一半水——这位护士是一个逃亡者，并未接受过完整的护士培训。而接下来的一整夜，赫尔穆特就在一会儿疼痛一会昏睡中度过，至次日凌晨六点中安然睡去，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悲痛的京特起身走进凌晨的清新空气中，摘回了满满一捧红色玫瑰，将它们铺在儿子的病床上。“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孩子，这是一场灾难！”京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

长子早逝后，京特将家业传承的希望转移到了次子赫伯特的身上，因此只要有可能，无论是饭局应酬，还是出外旅行，抑或是商业考察，京特都会将儿子带在身边。不过，赫伯特也同样算不上是一个健康之人。出生落地不久，京特夫妇就发现儿子患有先天性眼疾，及至稍微长大，赫伯特的视力进一步退化，甚至到了10岁的时候，赫伯特已经完全不能看书，最终不得不离开学校。为此，京特在一座平缓的山坡上为儿子买了100公顷的农庄，还花大本钱进行了改造，以让儿子能够舒服得在那里呆上几个月。但所有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见效，赫伯特一生只能通过听觉来打理公司事务。

与大哥和二哥相比，哈拉尔德的命运结局更加悲惨。九岁时跟随妈妈玛格达来到继父约瑟夫·戈培尔家中，哈拉尔德不仅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希特勒少年”，而且后来的生活深受戈培尔的影响，因为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的宣传部长。据悉，戈培尔在鲍根湖畔盖了一所房子，里面有21个房间，并配有5个游泳池，以及巨大的窗户和家庭酒吧，而且整个房子都可以用电控制沉降到地下。同样，哈拉尔德的别墅中安装了25部电话，还有一座私人影院。为了能够更舒服地看电影，他让人在床上方的天花板镶嵌了一个巨大屏幕;不仅如此，哈拉尔德在300米的大客厅和家庭酒吧之间修了一堵墙，摁一下按钮就能让它沉降到地下。看得出，所有这些前卫式装潢，哈拉尔德都下意识地模仿了戈培尔的风格。

当然，哈拉尔德还有超出继父的更多嗜好。45岁的时候，哈拉尔德喜欢上了一项高危险度的运动——航空飞行。两年后，哈拉尔德搭乘一架私人飞机去他位于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的别墅度假，没想到在法兰克福上空遭遇到恶劣天气，飞机的无线电联络系统出现故障，无法判断方向的飞机只能盲飞，飞行员与哈拉尔德及其助手都判断错了路线。当他们看到图标的灯光时，误以为到了尼斯，飞机开始降落，结果一头撞在了前方的阿尔比斯山脉上，飞机上所有人员遇难，哈拉尔德也未能幸免。

无疑，京特当初在为两个儿子分割遗产时绝对不会想到小儿子哈拉尔德后来的遭遇，但有一点却可以让这位做父亲倍感骄傲，那就是哈拉尔德活着的时候，与二哥赫伯特共同管理家业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兄弟感情，二人从没有发生任何利益上的斤斤计较。正如赫伯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所言：“我们发誓，在匡特家族内没有发生一场兄弟阋墙……我们珍惜兄弟情谊。我们所有的生意都对半分。在德国企业界，我们兄弟的和睦传为佳话”。

产业“狩猎者”

德国作家吕迪格尔·荣格布鲁特在《宝马背后的家族》一书中写道：“这个家族的历史贯穿着一条线：历代的匡特成员从不固守于某种行业，一旦发现某种产业经营发生变化，他们就迅速重新部署”，在荣格布鲁特看来，每一代匡特家族领导人都是敏锐的“狩猎者”，他们能从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找到最具发展潛力的行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匡特家族对汽车行业股权的染指与竞夺。

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宝马集团全称是“Bayerische Motoren Werhe AG”，前身是一家飞机引擎制造厂，由古斯塔夫·奥图与人合伙创建，后因经营不善奥图黯然离开，他的合伙人找到奥地利金融家佛朗兹·约瑟夫·帕普，后者于是接下了这家工厂并将其改名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即今天的BMW。另外，宝马的LOGO是一个中间蓝白相间图案，它代表的是蓝天、白云和旋转不停的螺旋桨，象征该公司过去在航空发动机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由宝马制造且配置IIIa直列六缸发动引擎的军用飞机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展各方的大量采购，但随着战争的结束，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禁止制造飞机，无奈宝马公司转型制造汽车摩托车发动机，其中首款R32摩托车帮助了宝马摆脱了战后阴影的束缚。另外，“二战”前夕宝马收购了英国奥斯汀汽车公司并拿到了奥斯汀7汽车的生产许可，这样，将奥斯汀汽车简单贴上宝马车标，宝马集团便可开始销售汽车。三年后，宝马推出3/20 PS这一首款自己研制的产品，次年又推出宝马303，又过了三年，宝马推出首款中型豪华汽车326四门轿车以及326加长版335豪华高端轿车。从转型到汽车领域到产品正式升级拓展，宝马用了不到七年时间。

不过，伴随着“二战”的枪声响起，战争的需要又将宝马拉回到了飞机引擎制造的轨道，同时宝马放弃了汽车制造。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期间宝马的工厂被盟军炸毁，且随着纳粹德国的告败，作为“二战”时德国飞机发动机主要生产公司，宝马的设备产权被盟军剥夺。为了公司能够生产下去，宝马只能使用没有被盟军拆走的设备生产水壶和平底锅等产品。战争结束的两年后，宝马获得了可继续生产摩托车的许可，其中首款R24摩托车为宝马完成了“二战”后的资本再积累，而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持续改善，宝马重又启动了进入汽车领域的步伐。战后宝马推出的搭载V8发动机的502车型一度成为德国市场销量最好的轿车，但是，这款定位高端市场的车型并没有延续持久向好的销售态势，而且在当时德国国内豪华品牌奔驰、奥迪的竞压下，宝马似乎没有十分过硬的还手招架之功，及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宝马公司竟然发生了高达600万德国马克的亏损。不仅如此，就内部管理看，宝马公司当时的董事会也是群龙无首，扭转市场颓势的有效策略迟迟未能落地。寻找狩猎对象的商业资本也开始闻到了宝马身上的血腥味。

的确，赫伯特面前的物质世界虽是模糊一片，但其却拥有者常人所不具备的灵敏嗅觉。尽管当时宝马公司的股价逆势涨到了票面价值的180%，但赫伯特仍持续地在二级市场吃进宝马公司的股票，对此，哈拉尔德曾出面坚决阻止，但赫伯特还是坚持接续不断地买入。特别是作为一根重要的“救命稻草”，宝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非定向发行新股的增资方案，但此时根本无人愿意认购，而且德意志银行也拒绝承销，僵局之下，赫伯特决定背水一战，亲自担任协调人，以自己财产作为赌注，购买了全部剩余股份。这就意味着，如果宝马无法脱离困境，赫伯特个人也将破产。连同之前在二级市场购进的股份，加上一次性的增资认购，赫伯特让匡特家族对宝马的持股上升到了47.6%，折合市值约330亿欧元，并最终取得了完全的控股地位。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赫伯特不可能让宝马会起死回生，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赫伯特的确有着妙手回春的能力。除了想尽一切办法赢得了政府支持外，赫伯特还拿出了新的整改方案，并赢得了多达96%持股人的支持与赞同。另外，赫伯特还从通用汽车挖来了在欧宝工作过的汽车销售经理保罗·哈恩曼，并任命他为宝马的销售总监。在此基础上，赫伯特对管理人员充分放权，鼓励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由此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后，宝马开发出的运动轿车New Class一举将公司推入上升通道，接踵而至取代New Class的宝马5系更是赢得了市场如潮水般抢购。据悉，当时消费者必须提前15个月下单才能如期将宝马5系开回家。

事实上，在获取宝马公司控制权之前，赫伯特还展开了对奔驰公司股权的争夺。当时，德国一名煤炭和钢铁生产商弗里德里希·弗里克买入了戴姆勒-奔驰公司25%的股票，与德意志银行并列成为最大股东，双方为控股股东身份展开明争暗斗;而此时，投机商赫尔曼·克拉格斯持有奔驰总股份的8%，周旋于两大股东之间，企图借此以双倍价格卖给对方。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弗里克与赫伯特联手施展明修栈道与暗度陈仓之术。一方面弗里克明确拒绝出价，另一方面赫伯特出面与克拉格斯展开谈判，在没有拿到德意志银行理想价格的情形下，克拉格斯最终只能选择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将全部股票卖给了赫伯特;随后弗里克与赫伯特按照3.5：2.5的比例分配增量股份，前者取得了奔驰公司的控制权，匡特家族对奔驰的持股比重上升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