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艳红

摘    要： 托马斯·哈里斯的小说《黑色星期天》，在真实的慕尼黑惨案背景下，虚构了“超级碗”恐怖袭击事件。在“恐怖袭击者”形象的背后，主人公兰德尔是一个失去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飞行员，更是一个失去国家认同感的士兵，其经历折射出美国当代社会边缘群体的认同危机。本文以认同理论为视角，通过社会群体中的局外人、自我凝视下的局外人，国家视角下的局外人三个方面，探究主人公在经历一次次身份认同危机后最终沦落到“恐怖袭击者”境地的社会根源，解读哈里斯笔下这一局外人形象的社会象征意义。

关键词： 《黑色星期天》    社会认同    自我认同    国家认同    局外人

《黑色星期天》是美国著名悬疑小说家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的处女作，其直接灵感来源是1972年震惊全球的慕尼黑事件。故事以阿以冲突为背景，结合慕尼黑事件、越南战争与“超级碗”恐怖袭击事件，在现实与虚幻的交织中讲述了一个普通飞行员如何靠近恐怖分子并帮助他们实施爆炸计划的故事。

小说以全知视角对各个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作者并没有选择在人物出场的时候就对人物经历进行介绍，而是在某段高潮缓缓回落之后，再回味其成长历程。通过这种倒叙的手法，读者能深刻体会到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避免把主人公兰德尔片面地当成一个残忍的“恐怖袭击者”看待，而是更加倾向于同情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种种心理创伤。作为哈里斯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恐怖袭击小说，《黑色星期天》深刻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对于美国社会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认同理论为分析视角，从少年时代的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到青年时期的自我身份认同失败，直至最后越战造成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三个层面研究小说主人公兰德尔从骄傲的飞行员到匿名的恐怖袭击者的心路历程，探究小说中呈现出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国家认同危机，挖掘主人公兰德尔的象征意义。

一、少年时代：社会群体中的局外人

小说开场，兰德尔似乎以一個次要人物的形象加入了“黑九月”组织。然而令读者费解的是：如果说出生在难民营的达丽娅成为恐怖袭击者是由于小时候种种不幸遭遇的话，那么作为美国白人并且成长环境相对优渥的兰德尔为何主动向恐怖分子靠近，主导最终恐怖袭击事件？这一疑惑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答，兰德尔作为一个关键人物逐渐走近舞台中央，此时作者以第三者的身份回顾了兰德尔的一生，展现出一个自幼年起便围绕身份展开的不懈斗争的局外人形象。

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认同”由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最早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创造了“身份认同”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术语。“社会身份认同强调社会的各种决定作用……承认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赵一凡，2006：467）少年时代的兰德尔认同社会中“不曾明言的准则”，对于社会主流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然而，兰德尔想要融入群体的努力却屡屡受挫：他从记事起就始终是被排挤的对象，八岁的他跳级到四年级，成绩的优异使他成为同学们嫉妒和殴打的对象，在体育课上没人选他加入自己的足球阵营，此外他也难以融入同龄人的圈子。高于同龄人的智力让兰德尔陷入了认同困境，他渴望在群体中自信地存在，然而他人的疏离让兰德尔难以在学校这一社会之“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学时期的兰德尔仍然想好好融入同学之中，然而受到父母的强势阻拦，让他敢怒而不敢言。整个少年时代，兰德尔始终是一个顺承者的形象，内心有愤怒却不敢表达出来，这一切的容忍和屈服都是为了获得社会对他的认同。

身份认同问题“主要起源于个体在拥挤的、无名的人群中的无根感和孤独感”。（凌海衡，2013：62）少年时期的兰德尔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即使他努力迎合主流文化，在群体中建构社会身份，然而他人的排挤、父母的干预让他摆脱不了被疏离的命运。这种由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而导致的混乱和失望，反映出渺小的个体在社会洪流中由于不被认可而产生的无归属感。

二、青年时代：自我凝视下的“局外人”

身份认同的关注点之一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左右自身命运、参与塑造自己的认同”。（凌海衡，2013：71）兰德尔的行为不仅为他人所见，他也时刻在镜中“凝视”自己。对这个害羞的男孩来说，自我的身份让他更加轻松，只有在独处时他才能做真正的自己，并且通过自我的“凝视”建构形象，使之符合自己的想象。

兰德尔自我认同的努力首先表现在他对制服的态度。中学时期他并不喜欢校服，认为“校服使他毫无个性，一穿上校服，他就看不到自己”（60）。这时候的兰德尔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对校服的排斥是他试图彰显个性和身份的标志。服装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在身份建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通过服装传递着独特的思想，因为个性化的着装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并使其能够在人潮中脱颖而出。自小便受到排挤的兰德尔默默忍受着环境施加的压力，对他来说与众不同的服装是一种无声的反抗，用来向外界宣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身份。

长期以来遭受的被排挤的无助感让兰德尔无法与同伴和谐相处，他的个性更加极端，认为“和谐无竞争的环境与尸横遍野、水深火热的战争之间并没有一个中间地带”（65），由于无法找到情绪的出口，只能默默忍受负面情绪的苦果，他不再渴望在“无知”的同伴面前塑造自我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压抑情绪的积累，成年时期的兰德尔不再钟爱张扬个性的服装，反而“喜欢自己穿着制服的样子，喜欢制服给他带来匿名的身份”（65）。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富塞尔在《品味制服》中提到，人们面对制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人人都必须穿着某种制服，但都必须否认自己穿着制服，除非他无价的个性和独特的身份受到威胁”（Paul Fussel， 2003：5），大多数人在职业场合下是出于害怕遭到嘲笑的心理而被迫同他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在这一点上兰德尔异于常人，他赋予制服匿名的含义，这是因为制服具有强烈的约束性，在这一服装的掩盖下，个体的言行趋于一致，能够令他人对于本体的认知变成盲区，这正是兰德尔喜欢穿着制服的原因。哈里斯赋予制服以匿名身份的象征，通过兰德尔这一时期对制服态度的巨大转变，可以看出他已经放弃向外界宣示自我身份的努力。

兰德尔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另一个体现是他对机器的痴迷。当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后，对机器本能的喜爱让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激情所在，“一坐到机器里，就看到自己行为变得如同机器一般”（64），无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是怎样一片混乱，飞行让他“无拘无束，自信而果断，所有压力都抛到脑后”（66），在飞行中取得的成就让他被人认可，与玛格丽特的婚姻更是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在飞艇的世界中，在玛格丽特的凝视下找到了自我镜像中的认同感。然而，这不过是黄粱一梦，飞艇队伍在几年之后被解散，兰德尔再也体会不到飞艇带给他的自由感，这对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以至于他对玛格丽特的态度也变得非常糟糕，暗示着他追求自我身份的努力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个体自我认同危机的实质是个体自我评价的困境”（尹岩，2007：25），虽然兰德尔在青年早期从飞艇中找到了自我认同感，然而这种身份认同的骤然失去让他陷入更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长期的情感压抑和无法向人言说的苦楚，逐步让他的内心建立起了一道与世隔绝的藩篱，导致隔阂加大，亲人远离，最终兰德尔将自己隔离在了一座封闭的孤岛，逐步变成了自我凝视下的局外人。

三、成年时代：国家视角下的“局外人”

成长于越战期间的哈里斯，在其第一部作品中对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心理创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美国参与的世界性战争表面上几乎都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王立新，2003：134），越战更不例外。在小说第一章，兰德尔以一名发表反战宣言的叛徒形象出场，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发现他同许多越战老兵一样，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这些创伤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士兵们对引以为傲的祖国所宣扬的普世自由主义价值观产生怀疑，由此引出了“国家认同”这一概念。“国家认同的话，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他所属国家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张文宗，2007：45）”，当对祖国的情感依附转为情感冷漠甚至仇视时，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危机。

在越战期间，对兰德尔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作为战俘这一难以启齿的经历：被俘之后，为了保护驾驶飞艇的双手，兰德尔被迫发表反战宣言谴责自己的祖国，受到以德容上校为代表的所有美国战俘的排挤，此时他身在异乡，却仿佛回到了小学课堂上，“过去所有的坏时光再次涌来”（71）。蘭德尔看到了美国政府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已然淡化，他的手、他所依赖生存的飞行远比国家更宝贵。面对其他同胞的排斥，他无处诉说，如果说小时候被排挤是不被同伴认同的话，那么现在则代表的是被自己的国家所排斥。

越战带给兰德尔的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兰德尔被捕后，海军公务员告诉他的妻子战俘有同性恋和阳痿倾向，甚至预期寿命会大大缩短，这是导致后来玛格丽特离开兰德尔的原因。归国后，美国政府也没有给予兰德尔足够的慰藉和关怀，他从政府那里感受到的是无比的失望，这在他对公务员的态度上表现得最明显：总务管理局的人从接待员到精神病医生，到总务局长官皮尤都露出一副懒散、无所事事的模样，甚至有些人会因为无所作为而被提拔……这些所见所闻让兰德尔对公务员充满了厌恶，让他与美国社会渐行渐远，与恐怖袭击者越来越近。亲身经历过越战的残酷之后，越战士兵“渐渐意识到威胁他们自由的不是越共，而是他们为之服役的美国政府，战场的现实使他们决意与政府和伪善的理想决裂”（胡亚敏，2004：92）。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时，即便让兰德尔引以为傲的飞行也难以治愈他，紧接着妻子的背叛便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剩下的部分能够与愤怒共处，因为它就是由愤怒组成的，愤怒是它的组成元素，借此茁壮成长，就像哺乳动物依赖空气”（81）。如果说被小群体的排挤还不足以令兰德尔崩溃的话，那么亲人的远离和对国家认同感的丧失让他彻底沦为了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局外人。

兰德尔代表的是越战后处于社会边缘的士兵群体，战争让他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在战场上，他们是为政府卖命的机器;战后，他们忍受着国人的冷漠和疏离，感受不到政府本应给予的关怀。正如他那自杀的战俘朋友杰根斯一样，“谢天谢地，我要死了。其他人也都要死……我等得太久了。杰根斯，你自杀是对的……”（220），由于在社会中受尽冷落和排挤，唯有死亡可以让这一群体得到解脱。国家认同感于他们而言已荡然无存，作为一个本身就喜怒无常，有着暴力倾向且被社会抛弃的孤立个体，兰德尔想到的是“去寻找解脱，通过不断地杀戮、杀戮、杀戮，以及死亡”（81）。于兰德尔而言，只有制造大量的屠杀才能发泄他长久以来不为他人所认可的愤怒，以此最大限度地报复排挤他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主动靠近“黑九月”组织并着手实施后面的行动。最后，在“超级碗”袭击中，他的身份随着他的逝去永久地失去了。

四、结语

哈里斯在《黑色星期天》中呈现了一个一生中都带有边缘人物印记的“局外人”形象。当寻找身份认同的努力付之东流后，兰德尔转而适应匿名身份，在不被人注目的地方准备着巨大的阴谋，直至最终走向死亡的结局。作者把主人公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与美国当代社会危机紧密相连，将越战给美国普通人民带来的切肤之痛在兰德尔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边缘人物身份认同困境的描述，哈里斯对美国社会和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让大众思考在面临认同感和生存意义丧失的时代，人们应如何在社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身份，走出迷惘与混乱，走向更加确信的未来。

注释：

①如无特别注明，小说所引皆出自沈靓靓译《黑色星期天》，新星出版社，2017.

参考文献：

[1]Paul Fussel. Uniforms： Why We Are What We Wear[M].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3.

[2]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3]凌海衡.何为身份认同研究？[J].文化研究，2013（4）：60-72.

[4]尹岩.论个体自我认同危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24-28.

[5]张文宗.浅析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认同[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6）：43-48.

[6]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J].历史研究，2003（4）：124-136.

[7]胡亚敏，李公钊.从幻想走向噩梦的深渊——论美国越战小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89-94.

基金：基金名称为“三峡大学学位论文培优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为：2020SSPY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