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通过查阅典籍及课堂所学相关知识，简述了太常音声人在唐代的地位及其对音乐发展的影响。他们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奠定唐代音乐文化高度繁荣的基石。但是，他们备受欺凌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不幸遭遇，从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

【关键词】唐代;音声人;赋役制度

【中图分类号】J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2020）03-0001-01

【本文著录格式】王珊.简述音声人在唐代地位与对唐音乐发展影响[J].北方音乐，2020，02（03）：1，3.

一、音声人

“音声人”这一词汇从唐代开始出现，在《通典》卷146中曾有记载：“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之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兹多，至有万数。”相对《通典》中的表述，《唐六典》又进一步记载道：“凡初配没有伎艺者，从其能而配褚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其余杂伎则择褚司之户教充。”从《新唐书》卷22《礼乐志》记载可知音声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为唐代所有乐人的总称，狭义则指演唱歌曲，制作音乐的艺人。《通典》卷146记载的应为广义的音声人，即唐代所有乐人的总称。

唐代音声人数量庞大，极盛之时可至数万人，他们中有的人身份既有官户的成分也有杂户的成分，属于有独立户籍但不能算作官户也不能算作杂户的人，身份地位比较低。在《唐律疏议》中有关于音声人身份地位的记载：若回避改人他色之类，是名“避本业;太常音声人，州县有贯，诈去音声人名者，亦同工、乐之罪”;“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其工、乐、杂户及官户、奴，并太常音声人，虽移乡，各从本色”。从不能改掉音声人名、避本业以及要求其要各从本色的描述中可以发现音声人的地位比良人要低，唐五代时期音声人地位有所提高，甚至后期出现大量富饶门户，并且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改变了以乐工是由有罪之人和奴隶充当的局面，甚至很多富户愿意成为音声人，揭示了唐后期社会杂役征科对百姓的影响。

二、赋役制度

刘进宝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在唐代因为有了均田制，音声人也与百姓一样可以受田，他们还可以免去徭役杂科，因为他们上番设乐就相当于执役。在《唐会要》中记载，在祭祀陈设及卤簿时太常寺会安排鼓吹散乐以及音声人，他们发挥各自的技能，诸色供奉。相应的也会有奖赏，免征他们的徭役杂科。在《唐会要》第34卷《杂录》中记载，在开元二十三年设有音声内教坊博士，曹第一、第二博士房，都免除杂徭，本司不得驱使。但在张九龄的《皇太子纳妃敕》中表示，在长安、万年两县的百姓，乐人同工人、卫士、杂匠等这些人，是有田地并且要赋税的。对于这一疑问倪高峰在文章《唐代太常音声人赋役制度研究》中解释到免除杂役不代表不用交租庸调。安史之乱后唐代均田制遭到破坏，租调制度也随之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两税法，即户税和地税。户税和地税在唐初就开始实施，只是当时没有租庸调地位高，但并不是不重要。乐人免地税只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的优惠政策，这和缴纳租庸调并不冲突，说明音声人除豁免的赋役外还要缴纳户税和地税。因此他们除了要提供色役服务还得在上番之余回到自己的田地里，继续为“租庸调”和“两税”而劳作。

三、音声人与唐代音乐

唐代乐舞艺术成就极高，不仅规模宏大极尽奢华，且种类繁多各种艺术争奇斗艳，写就了我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就像岸边成雄说所说，这种盛况是中国音乐史上任何朝代都不能相比的。唐人好乐，从天子贵族到军营私人都拥有自己的歌舞伎乐工，期间涌现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唐代善歌人物在历史上都首屈一指。在《乐府杂录》上记载的有永新、张红红、韦青、罗宠、陈彦晖等。宋代《碧鸡漫志》上记载唐代男性歌者有长孙元忠、侯贵昌、李龟年、李衮、何满等;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张好好等等。散见于唐诗的还有薛华、刘安、杨琼、都子、多美、张歌人、盛小从、金吾妓、金五云等人。其中，永新的歌声可以和战国的韩娥相媲美，“喉啭一声，响传九陌”，就是用来形容她的歌声响亮;念奴卓越的歌唱技艺，被王灼的《碧鸡漫志》载入，形容她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相传《念奴娇》是在唐代天宝年间制作完成的，这首曲子最初的歌词应是对念奴的赞美。唐代的歌手众多，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演唱风格，有的是哀怨，有的是高亢，有的是缠绵，有的让人心生悲悯，有的声音纤细，有的曲调婉转，体现了艺术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器乐，唐代的乐器可谓种类繁多，除了汉族固有的传统乐器，还有西域传入的外来乐器总计达四五十种，包含到目前为止还广为流传的琵琶、羯鼓、筚篥、五弦、胡笳、箜篌、笛、琴、箏、笙等，涌现出了一大批有超凡技艺的器乐演奏家。敦煌壁画飞天中的琵琶乐伎以及传世的绘画名作，就证明了琵琶在唐代的盛行。唐代是我国琵琶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就是在唐代，虽然最初琵琶是外来乐器，但是已经是一门成熟的乐器，演奏高手如云，名曲不胜枚举，唐代众多的乐手仍以炉火纯青的技艺和真挚的感情表达将琵琶艺术推向又一个新的境界。

唐代的器乐艺术和歌唱艺术灿烂辉煌，如大家李凭，有诗句“李凭中国弹箜篌”，笛子演奏家“李谟压笛傍宫墙”，琵琶家“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筝演奏家“李周弹筝听不足”，笳演奏家“紫清人下薛阳陶，末曲新笳调更高”的薛阳陶……这些大家都是音声人中的代表，他们以自己登峰造极的艺术才华，在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空前绝后的音乐盛世。

四、音声人的凄惨境遇

唐代的音声人对唐代的音乐文化发展以及后世的音乐流传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低微，生活往往是不幸的。这些歌舞伎艺人成为衡量主人家是否体面的标志，可以被任意买卖。一些家伎，又兼作婢妾，专供声色之娱，而乐工则兼当家童。女性歌伎，则更容易遭受残忍的对待，成为上层统治者的玩物，对于她们来说，只要秀丽端庄、才艺精湛，就会被当做商品用金钱随意买卖，人老珠黄便被抛弃。刘禹锡的《泰娘歌》中的泰娘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歌舞乐皆精妙，几经周转最后流落他乡过着无所依凭的生活。更有甚者因为一点过错便惹上杀身之祸，《唐语林）记载了善于吹笛的梨园弟子尤承恩，得罪了洛阳令崔隐甫，玄宗为了表白自己并非“重乐人而轻臣”，便“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将他活活打死。《乐府杂录》载唐文宗时有位善弹琵琶的内人郑中丞，在宫中时善弹名琴“小忽雷”，有一次因触犯皇帝的旨意，竟被内官缢杀，抛人河中，幸而被人救起，此后只有在深夜时分方敢轻轻地弹奏心爱的琵琶，哀叹自己的不幸遭遇。《资治通鉴》记载了富于民族气节的梨园乐工雷海青，他精通琵琶演奏，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后，将文武朝臣、官妃乐师迁至洛阳，在凝碧池上大摆筵席，胁迫众乐师奏乐。雷海青将琵琶掷于地上，向西恸哭，表现了不甘屈服的崇高气节，因而被安禄山残忍地肢解示众。

唐代极盛的艺术成就至今为止也让世人望尘莫及，其间有赖于音声人的双重功劳，在创造历史精神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经济的繁盛，使唐代乐舞繁荣发展。但是，他们备受欺凌的社会地位和种种不幸遭遇，从本质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以上这些事实中证实，唐代音乐繁荣发展和统治阶层歌伎乐工声泪俱下的痛苦生活史实亦不能磨灭。

参考文献

[1]刘进宝.唐五代“音声人”论略，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2.

[2]倪高峰.唐代太常音声人赋役制度研究，载中国音乐学季刊，2013（4）.

作者简介：王珊（1994—），女，汉族，山东烟台人、青岛大学音乐学院2017级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