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冬旭

从情节上看，《婚姻故事》似乎改叫《离婚故事》更为合适。演员妮可（斯佳丽·约翰森饰）和导演查理（亚当·斯基饰）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感受让他们渐行渐远，最终两人决定离婚。两个真诚、有趣、不在乎钱财的“文艺青年”本来打算好聚好散，谁知一场彻底撕破脸的离婚诉讼大战还是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离婚是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特别偏爱的一个主题。他此前的半自传性作品《鱿鱼与鲸》取材于他小时候父母离婚的经历，这部《婚姻故事》则取材于他自己的离婚经历。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是“婚姻劝退指南”，其实电影的基调是温柔且极富感情的，许多场景都带着一种“我爱过你，我从不后悔”的动人滤镜，但温情并不妨碍本片的清醒。本片的主题不是控诉婚姻的可怕，而是探讨婚姻中的权力关系。

不管我们多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都不能否认，任何亲密关系归根结底都逃不开话语权的博弈。

在影片所描述的亲密关系中，妮可是弱势的一方。这也许是因为她在见到查理两秒钟后就爱上了他;也许是因为当时她更想结婚，而查理并不那么想结婚;也许是因为她是女人，而社会对女人，特别是亲密关系里的女人（也就是妻子和母亲）的要求总是比对男人的要求多一些。如同影片中女律师所说：“他们容易犯错，我们因此爱他们，但人们绝不会接受女人有同样的感受，无论从生理上还是精神上……所以你必须完美。查理是个混蛋也没有关系，人们永远会用不同且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你。糟透了，但就是这么回事。”

在亲密关系中，一旦有了强势方和弱势方，就有了忽视和压迫。弱势方的愿望往往不被重视——夫妻俩可以为了查理的工作去哥本哈根生活半年，却不能为了妮可的工作去洛杉矶一年;弱势方的声音不被听见——尽管妮可很想当导演，可查理的回答永远是“下一部”;弱势方长期被要求无条件付出，且所有的牺牲都被视作理所当然——查理觉得妮可为他导演的戏做演员天经地义，还觉得妮可的片酬当然应该用来投资他的戏剧公司;强势方的意志会自动成为已达成的协议，而弱势方的愿望永远只能停留在讨论阶段。更可气的是，强势方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这套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正如妮可对查理所说：“你和你的自私融为一体，你甚至都分辨不出那是自私。”

遗憾的是，权力关系里的弱势方若想争取权益，从来只有一条路——拔刀相向。妮可这样做了，准确地说，是她的女律师代表她这样做了。我们总是要求亲密关系必须是温情的、为对方着想的，因此在拔刀相向的那一刻，这段关系必然也就结束了。

离婚战役打响时，查理最初的反应是惊愕和不解，他觉得妮可不近人情。查理的律师在法庭上质问妮可的律师：“你怎么可以使用双重标准？”女律师答：“为什么不可以？”有的观众看到这里会觉得这个女人令人厌恶，可真相是，她说得完全正确，而且她的方法也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强势方在亲密关系内用双重标准对待自己和别人时，他又何曾问过自己“你怎么可以这样”。

问题就在于，在亲密关系里，强势方永远不会大发慈悲地主动解决弱势方的困境。妮可只有要求离婚，只有剑拔弩张地刺痛对方，才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最后，查理决定搬到洛杉矶住一年，妮可实现了她并不过分的愿望。可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婚姻破裂，双方撕扯到遍体鳞伤，还要支付两份天价的律师费账单。

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一切本来都可以避免：如果查理能重视—下对方的愿望，夫妻俩就不至于感情破裂;如果决定离婚后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矛盾就不至于升级为昂贵且丑陋的诉讼大战。但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这些“如果”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亲密关系中，弱势方不可能靠温和的抗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出武器是唯一的选择。离婚的丑陋不在于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如今恶语相向，而在于揭掉了親密关系的“皮”以后，婚姻关系就是这么不堪。

亲密关系的残忍之处，还在于我们往往把人生的不完美、内心的黑洞都“甩锅”给一段我们不再满意的关系。查理说妮可是利用他逃离洛杉矶，说妮可明明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却把对自身选择的不满怪罪于婚姻。查理说：“你那时很幸福，你只是现在判定那时不幸福。”妮可说因为婚姻，她放弃了电影，放弃了洛杉矶，放弃了导演梦。查理说因为婚姻，他放弃了青春，放弃了自由，放弃了丰富的情爱生活。他们说的都完全正确，也都相当错误。亲密关系永远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自我，这不可避免，但“因为婚姻，我才没能如何”的说辞大可不必。人生的不完美有其更本质的原因，那是每个人都只能独自面对的东西。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把婚姻当作挡箭牌，往往只是自欺欺人的软弱之举。

而亲密关系的温柔之处，也许都在查理的那首歌里：“它使我们摆脱了孤独，它使我们找到了活着的感觉。”当一切过去，没有必要再“判定自己那时不幸福”时，我们会发自内心地承认——我们曾经是幸福的。

于是，当查理读到那封迟到的信时，当妮可弯腰给查理系鞋带时，我们忘记了前两个小时的丑陋，在眼泪和微笑中原谅了一切。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曾深爱过对方。

爱，残忍也温柔，但它毕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