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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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专线车穿过哈尔滨车水马龙的街道，穿越雄伟壮丽的松花江大桥，一路疾驰，一站一站向呼兰奔去，向萧红故里靠近。当年，萧红是不是沿这条路离开的呼兰？她求学、逃婚、离家出走，一点一点远离位于中国北部的故乡，直到来到中国南方的香港。

是怎样的河流，孕育萧红这样的性格？怎样的家庭，走出萧红这样的女子？怎样的环境，让萧红的文字优美而有力量？我一路在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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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书中写道，呼兰这座小城有横竖两条大街，构成一个十字路口。

如今的呼兰，街道纵横，繁华。

我与哈尔滨朋友红走向靠南的街面，走在平坦宽阔的萧红大道，路上看到一所萧红小学，这是萧红幼时读书的地方。

秋阳下，一座清末八旗式青砖青瓦院落。院正门面东而开，黛色门楼，廊檐下雕刻花纹，门楣上悬横匾，镌刻“萧红故居”四个行书烫金大字。青砖墙垛、浅灰瓦当，黑色木门、金色铜环，彰显大户人家的气派。

据资料介绍，张家老宅始建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面积七千多平米。上世纪50年代张家外迁，这里扩建民居。上世纪80年代，海内外萧红热兴起。1985年，当地政府在原址重建五间正房。1986年，萧红故居对外开放，被定为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建萧红纪念馆。修复后的萧红故居占地面积三千五百平方米，共有房舍三十间，均按萧红在小说《呼兰河传》中的描述设置。

宽大的院落中间，有一座两米高、灰色大理石基座的汉白玉萧红全身塑像。萧红坐在一块石头上，刘海整齐，梳着发辫，辫梢打两只蝴蝶结;身着一袭旗袍，颈上系一条丝巾，腿上放一本书;她右手托腮，左手抚卷，目光望着远方……凝神沉思的意境，很像萧红创作早期用的一个笔名：悄吟。

雕像基座有来参观的人献的鲜花，正面刻录“1911～1942”字样，这是萧红短暂而艰辛、凄凉而丰厚，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人生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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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低低的四合院，五间一排的是正房，萧红就出生在这所房子里，中间是厨房，祖父祖母住两间、父亲母亲住两间。

萧红故居保留满族民居建筑风格，分东西两个跨院，东院八间，西院二十二间。东院为萧红自己家使用，西院租给房户使用。东西山墙上，镶嵌四块四米长的薄风板，上有浮雕的云子卷花卉和盘肠图案;柁关上刻楷书“吉祥如意”四个大字。

五间正房宽大明亮，堂屋中间摆放萧红故居原始面貌的模型;东厢房外间是萧红父母居室，门口有晚清举人、做过县教育局长的萧红父亲张廷举于1947年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殒去”，下联为“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小女”是指萧红，“长男”是萧红的弟弟张秀珂。离家出走的萧红，无形中引导弟弟走出呼兰，走上抗日之路。

西厢房是萧红的居室。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萧红出生在这里，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改名为张迺莹。房间里陈设八仙桌、高脚椅、书柜、黑板、编织席、炕琴等生活物品。有萧红作品原著和手稿，萧红遗稿字迹娟秀、整洁。还有中外名人参观时的留影、题词、诗作、信函等，墙上是萧红以及生命中重要人物的照片。展柜有一块小手帕，上有四粒红豆，是鲁迅和许广平赠给萧红的。鲁迅为萧红作品《生死场》写序言：“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对年轻有才气的萧红不吝赞赏。《生死场》1935年12月在上海出版，引起文坛轰动。

这里还原萧红的成长环境以及生活轨迹，呈现20世纪30年代东北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风。但严格说来，这里并非真实的张家老宅，而是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艺术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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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屋后门出去，是近两千平方米的菜园，即萧红在小说《呼兰河传》中说的“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后花园”。这是萧红祖父张维祯陪伴她玩耍的地方，“六月里，后花园更热闹起来了，蝴蝶飞，蜻蜓飞，螳螂跳，蚂蚱跳……从磨房看这园子，这园子更不知鲜明了多少倍，简直是金属的了，简直像在火里边烧着那么热烈。”《呼兰河传》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活力和灵气，字里行间像跳动一个小精灵。

午后的阳光撒在后花园，我与红在青砖铺成的甬路边走边看：两旁低矮的冬青碧绿清幽，斑驳的阳光下葡萄架珠玉串串，土垅上有蔬菜、瓜果，草地上九月菊在微风中摇曳，蝴蝶、蜻蜓翩翩飞舞……这里曾是萧红的乐园，装满童年的快乐和梦想。

萧红的童年是孤独的。她八岁时生母逝世，父亲严厉，继母刻薄，祖母冷漠，唯有温良和善的祖父宠爱她、庇护她，陪她玩耍，带她去田里认识蔬菜瓜果，在灶火里烤熟整只的乳猪和鸭子给她吃。祖父给她讲故事，教她读古诗词，是她最初的文学启蒙，为她打下文学创作基础。

菜园右侧草丛中有一尊灰色石雕塑像，是萧红依偎在祖父身旁嬉戏的情景。祖父留着长胡子，头戴草帽，脚穿布鞋，披着衣，斜蹲在地上拔草。梳着短发的萧红搂住祖父的胳膊，一只脚着地，一只腿翘起来，扳着祖父的胳膊，给老人头上插花儿。天伦之乐，仿佛石头也有温度、会唱歌。旁边是个石磨盘，凹凸不平的石缝里装满旧日的故事。萧红作品中的文字清新、自然，生动、温馨，因为就是生活本身。

萧红曾写道：“从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这片绿色田园就是萧红的乐园、灵魂的归宿、永恒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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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院房屋矮小简陋，曾租给张家房客和佃户，住着王四掌柜家、养猪户人家、王大姑娘家、小团圆媳妇家等，還有张家粮仓、粉坊、磨坊、草房、马厩、老式风车、木制筛粮车、水井、大缸小坛等。我与红在还原的历史场景中，领略昔日黑土地上民俗、民风、民情，以及萧红笔下的生死场。

拉磨的冯歪嘴子常隔着窗子向萧红要瓜果，王大姑娘与冯歪嘴子发生一段浪漫而悲怆的恋情，王大姑娘难产而死;赶车的老胡家小团圆媳妇成天被婆婆打，精神恍惚，被婆婆认为有病在身，三次被泡在热水缸里驱走鬼神，最后被虐待致死……童年的萧红在这里初步接触和了解社会底层人民困苦、悲惨的生活。

《呼兰河传》写东北黑土地风情，文字既细腻、清新，又坚硬、凛冽。我细思：细腻、清新，是不是得益于与祖父度过快乐时光的后花园？而坚硬、凛冽，是不是来自于那些鲜活的生命生活地、悲惨的场景发生地西后院？这些文字读来有时令人愉悅，有时让人揪心般地疼痛，这正是萧红的文字具有的意义和力量。童年的生活、饱满的感情烙印在她灵魂深处，她的文字落笔故乡高远的天空、厚重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苍天之下、厚土之上，那些卑微的穷苦的、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

我与红不怎么说话，脚步也轻轻地，只是从院子进入正房，再从正房到厢房，生怕漏掉一个角落。因为每一处都曾留下萧红的脚印，都是萧红作品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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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故居西侧的萧红纪念馆，于2001年，即萧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建成开放。展览分为“呼兰河畔”“漂泊岁月”“书香恒久”等部分，以灰色为主色，阶梯造型窗户象征书架，重叠式屋顶象征翻开的书籍，三十一面装饰性窗户隐喻萧红三十一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

纪念馆里大量萧红的著作、手稿、遗物、照片等，众多专家学者怀念萧红的书画作品、传记、小说和评论文章等，翔实地介绍萧红的生活经历，分析萧红的文学创作价值，研究其短暂而坎坷、漂泊而辉煌、有传奇色彩并充满谜团的一生。是一段丰富而生动的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特殊的生活经历，形成萧红脆弱而倔强的个性，造就她漂泊辗转的人生经历：1930年，因为逃婚，十八岁的柔弱女子萧红提着皮箱，离家出走;萧红与未婚夫汪恩甲在哈尔滨同居，却被抛弃在旅馆里;萧军救她出来，两个人相爱，有过一段贫困而温馨的生活;萧军引导萧红开始文学创作，加入左翼文化人圈子。在时代的洪流中，萧红和萧军四处漂泊、辗转各地，去上海投奔鲁迅先生。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出版《八月的乡村》，萧红出版《生死场》。由于情感纠葛，她和萧军分手，与作家端木蕻良结婚。

萧红坚持写作，迫切希望有一个安静稳定的创作环境。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到香港，萧红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小说《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在香港的日子，写作成为她唯一的生存方式，在窗外光线穿透而成的布满阴影的狭小空间，她想象一个文字构筑的世界。

萧红远离时代变局和文坛纷争，但病痛与她如影随行。她一病不起，在香港孤独地离世，年仅三十一岁。

图书馆外墙是铜质浮雕，展示萧红与命运抗争、争取自由、积极投入鲁迅等领导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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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兰大十字街西端的西岗公园，有一座萧红青丝冢和萧红纪念碑，那里只埋有端木蕻良珍藏的一缕萧红头发。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萧红，最终没能埋于斯。

萧红从中国北方的故乡呼兰河畔走到中国南方的香港，中间经哈尔滨、青岛、北京、上海、日本、临汾、西安、武汉、重庆、九龙;她的生死场是人生极致：反叛家庭、逃婚出走、私奔同居、生子弃婴、遭欺骗被抛弃、进行文学创作、感情婚姻受挫、被贫病吞噬、最终客死他乡……

萧红从1932发表第一篇作品，到1942年，其创作时间只有九年，却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百万字传世之作。萧红病逝四年后，1945年，茅盾为萧红生命的绝唱《呼兰河传》作序，序中写道，这本书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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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故居和纪念馆，呈现的不只是一个女性短暂而曲折的人生经历，更展现时代的风云;保留的不只是萧红生活的痕迹，更是萧红的灵魂。萧红故乡，是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灵魂所依，是她多部力透纸背作品之题材的源头、创作的动力和深层的情感。

故乡，呼兰河，后花园，深藏于萧红灵魂深处，是她生命中隐秘而柔软、狭小而广阔的所在。

萧红对呼兰来说，不是一个平凡的名字、普通的作家，而是代表这方水土最动人的一个文化符号;因为萧红的《呼兰河传》，呼兰河这条松花江的支流被世人知晓，偏远闭塞的呼兰成为中国地图上一个鲜明的文化坐标。呼兰河滋养和养育萧红，萧红在乱世和困境中创作，这些风格独特的作品超越时空，超越时代。呼兰河，因萧红作品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永恒的魅力。

（选自《朔方》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