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艺术表现层面上，“典型论”中所强调的人物与环境关系对艺术真实性的把握，使李健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李健吾得以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特殊的内在原因，也是其沟通文艺与现实政治关系的方法，从而确保了文学批评维持了某种程度的艺术性内容。但政治对文学规律的不断规约，又使得李健吾必须不断协调批评的文艺性内容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小心翼翼地确保文学批评维持在规范之内。而调整的过程又难免暴露出文学规律与政治规约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1945年后的李健吾强调文学活动的“国民责任”，“艺术的欣赏还在其次焉者也”。①1947年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上的新倾向：通俗、尝试、暴露、讽刺》里，李健吾认为这些“文艺上的新倾向”，“都是时代所赋予进步文艺的”，作家要敢于尝试“使用人民自己的工具”，去暴露和讽刺时代的黑暗，“这四种倾向综合起来，就表现了在希望中找寻一点光明，在绝望中求得一条生路的努力”。②1948年李健吾翻译出版《契诃夫独幕剧集》，主要理由就是契诃夫“接近民众”。③这些观念与写作《咀华集》时候的观念显然有明显的不同。但李健吾的这种文艺倾向不是由政治而文艺，而是由文艺而政治的。因此在李健吾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中，文艺仍然是自由的。但政治活动对文艺的规训也给李健吾产生了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