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俄罗斯文学与政治

索尔仁尼琴：生活与创作*

刘文飞**

本文是对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俄国作家之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生活与创作的概括描述和具体分析，通过对其《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家》《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红轮》等代表作品的细读，归纳其创作的艺术特色，并对其“艺术性调查”“微型散文”“两段式短篇小说”“节点式系列长篇”等体裁进行介绍，旨在揭示其创作的整体风貌，界定索尔仁尼琴创作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文学 劳改营文学 《古拉格群岛》

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于2008年去世后，世界关于他的谈论似乎在减少，因为在俄罗斯，他与之不懈抗争的体制已不复存在，他和他的预言自然会被逐渐遗忘；而在西方，这个总是对西方社会指手画脚的老人终于离开，他连同他那些“迂腐的”道德说教便也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可是在当下的俄国文学中，人们面对这位大作家离去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却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Кисловодск）。他是遗腹子，在他出生前六个月，他父亲伊萨基·索尔仁尼琴在一次打猎中意外负伤，因感染去世。他的母亲塔伊希娅·谢尔巴克是乌克兰人，出身库班富农家庭，曾在莫斯科农业女子学校就读，懂多门外语。丈夫去世后，她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成人，并带儿子迁居顿河畔罗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靠打零工供养儿子上完中学。1936年，中学毕业时获金质奖章的索尔仁尼琴免试进入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大学期间，索尔仁尼琴在专业学习之余做家教，自食其力，同时也未放弃在中学时就产生的文学写作兴趣。1939年夏起，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学习。大学四年级时，他与同学娜塔丽娅·列舍托夫斯卡娅（Наталья Решетовская）瞒着家人偷偷结婚。

1941年6月，索尔仁尼琴以优异成绩自罗斯托夫大学毕业，随后前往莫斯科，打算参加文史哲学院的夏季考试。恰在此时，他在宿舍的广播中听到卫国战争爆发的消息。他返回家乡，在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一所学校短暂任教。10月应征入伍，在畜力辎重队喂马，次年4月被送入科斯特罗马炮兵军校，11月毕业时获中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炮兵声源侦察连连长。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先后获卫国战争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2月，因在给朋友的信中对斯大林表示不满，已获大尉军衔的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被押回莫斯科。他在监狱中听到莫斯科红场燃放的四十响礼炮，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但这位战场上的功臣却被判处八年劳改外加终身流放。他先后在多处劳改营服刑，做过搬运工、泥水匠、图书管理员、石匠等各种工作。在此期间，妻子与他离婚。1953年，服完八年徒刑的索尔仁尼琴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捷列克（Кок-Терек），直到解冻之后的1957年才被平反。

在漫长的劳改营和流放地生活中，索尔仁尼琴身上发生过两个奇迹：一是他数次身患绝症，却都神奇地痊愈。1952年2月，他在埃基巴斯图兹（Экибастуз）劳改营接受了腹股沟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主刀医生是在押囚犯，劳改营里的医疗条件之恶劣不难想象；这年11月，已服完苦役的索尔仁尼琴因身体不适去江布尔州立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因癌症扩散，他的生命只剩下三周时间。1953年底，他获准转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肿瘤医院接受放化疗治疗，短短几周的治疗之后他居然彻底痊愈。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没有死掉这是上帝创造的奇迹。归还给我的生命，从这时起在完全意义上说已经不是我的生命了。它被注入了新的宗旨。”[1]他身上发生的另一个奇迹，就是他的文学写作。在第一处服刑地，索尔仁尼琴便已开始秘密写作，他用打腹稿的形式写诗作文，写成后反复背诵，他就这样背诵了数万行诗句和多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后来说：“被捕之前我对许多奥妙全然不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就倾心于文学，却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文学和文学为什么需要我。只是因为很难为小说找到所谓的新鲜题材而黯然神伤。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会成为作家的。”[2]可以说，是监狱生活把索尔仁尼琴塑造成了一位作家，至少，是把他塑造成了他后来这种类型的作家。

1956年8月，索尔仁尼琴来到苏联腹地，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米里采沃村落户，仍在学校当教师。次年，他与前妻破镜重圆，随后迁居妻子的工作地梁赞（Рязань），在梁赞第二中学任物理老师，同时开始正式的文学写作，他搜集各种相关材料，为他的劳改营题材文学创作做准备。1959年5月18日起，他用45天时间完成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小说在《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1962年第11期刊出后引起巨大反响，44岁的“新作家”索尔仁尼琴从此扬名天下，并迅速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甚至差一点获得苏联文艺最高奖——列宁奖。解冻时期结束后，索尔仁尼琴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作品被禁，但他仍坚持地下文学写作。后来成为索尔仁尼琴第二任妻子的娜塔丽娅·斯维特洛娃（Наталья Дмитриевна Светлова/Солженицына），就是他当时从事地下文学工作的好帮手。

1967年5月，在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代表发出一封公开信，抗议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在这之后，他在文学界和社会上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不久，他的作品在西方出版，这更加剧了他与官方和官方文学的激烈对峙。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以表彰“他在继承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体现出的道德力量”。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他的获奖也在苏联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他也因为担心出境之后无法返回祖国而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他并未发表声明拒绝诺贝尔奖，反而提高了与当局对抗的调门。1973年，他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1974年，他的代表作《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在西方出版。这两件事彻底激化了他与苏联当局的矛盾和冲突，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并被剥夺苏联国籍。根据他事先安排，他秘密写于1972年的“道德革命纲领”《不靠谎言生活！》（Жить не по лжи！）被立即公布出来，他还有意把这份公开信的落款日期标为他被捕的那一天。他在信中对苏联知识分子发出呼吁：别让自己写出哪怕一行歪曲真理的文字，无论是书面文字还是口头文字，最可行的方式就是，“个人不参与撒谎！即便谎言覆盖了一切，控制了所有人，我们仍要守住底线：别让谎言通过我起作用！”从此，“不靠谎言生活！”，索尔仁尼琴喊出的这个时代强音，就成了当年和后来许多苏联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流亡的索尔仁尼琴先到西德，后落户瑞士苏黎世，最后于1976年定居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卡文迪什（Cavendish）。索尔仁尼琴初到美国时受到热烈欢迎，他接到很多邀约，四处演讲，还受到美国总统的邀请。但是不久，索尔仁尼琴体现出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让美国社会对他产生警惕，使他在美国也迅速成为一位新的“持不同政见者”。他1978年6月8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著名的《哈佛演讲》（Гарвардская речь），就是他此类观点的集中体现。他在演讲中激烈地批评“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价值观，认为整个西方只有严厉的法律规范，却无深刻的道德规范，而缺乏精神力量的社会和人是缺乏勇气的。他的这番言论让美国当局和许多美国人心生不满，这位“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很快便在美国遭到冷遇。1984年，他因为小说《1914年8月》（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的发表甚至被召至美国国会出席所谓“索尔仁尼琴案”听证会。不过，这样的社会处境反倒为索尔仁尼琴创造了更安静的写作环境，他在他的森林木屋中潜心写作，写出大量作品。

苏联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被视为俄罗斯社会新变革的“功臣”和“英雄”，他当年的案件被撤销，他也被恢复国籍。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返回俄罗斯。他的回国之旅是一场凯旋般的归来，他从美国阿拉斯加起飞，经停马加丹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初升的朝阳一同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莫斯科的旅程，索尔仁尼琴整整走了两个月，他乘坐专列式火车，在沿途的每个城市都作停留，会见当地官员和民众，他想用这种方式“走遍”阔别的祖国。7月21日，索尔仁尼琴终于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车站里人山人海，索尔仁尼琴受到众星捧月式的热烈欢迎。但是，回到祖国的索尔仁尼琴很快就对叶利钦及其幕僚发出抨击，认为他们“误国误民”。他接受了叶利钦赠送的位于莫斯科郊外圣三一雷科沃（Троице- Лыково）的一栋别墅，却拒绝了叶利钦在他80岁生日时授予他的圣安德烈勋章（Орден Святого апостола Андрея Первозванного），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罗斯带入灾难的权威那里接受奖赏”。他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讲，阐述他的政治纲领，却遭到包括盖达尔、丘拜斯等政坛新贵们的嘲笑。普京执政以后，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有所缓和，他曾在家中接受普京的探访和褒奖。1997年，索尔仁尼琴由于编纂《俄语扩展语字典》（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в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等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同年，由索尔仁尼琴夫妇创办的“俄罗斯社会基金会”设立的“索尔仁尼琴文学奖”（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开始颁发，现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进入21世纪后，耄耋之年的索尔仁尼琴渐渐淡出政治和媒体，在与高血压、心脏病和颈椎病等疾病顽强抗争的同时，他仍不懈地继续他的写作事业，同时编辑30卷本《索尔仁尼琴文集》。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郊外的家中去世，此时离他90岁生日仅差数月。

二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篇幅不长，译成中文还不到十万字，但却以小见大，成为20世纪俄国文学中最为厚重的作品之一。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即1951年1月的一天，严格地说，还只是从他的起床写到他的就寝。早上5点钟起床时，舒霍夫就感到不舒服，可他还是因为起床动作慢了被罚去给劳改营看守们擦地板。在医务室，他没有得到治疗却受到威胁，于是，在喝下一碗不热的稀汤之后，他和其他犯人一起在零下27度半的严寒中被赶到工地，干了一天重活，来回途中还遭遇数次严格搜身，在临睡前又遭遇两次“点名”，之后，舒霍夫终于“用没有洗过的薄薄的棉被把头蒙上了”。然而，这样的“一天”却是舒霍夫的一个好日子，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对舒霍夫的“一天”作了这样的总结：

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被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钵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他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札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

不过，紧接在这段话之后出现的两行字，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幸福”的感觉：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3653天。

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3]

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1942年2月的西北战场上因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劳改营：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尚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什卡则仅仅由于信仰上帝而被抓了进来……他们的刑期或为10年，或为25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

小说的情节被压缩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之中。劳改营的营房和囚犯们干活的工地，这是小说中仅有的两个空间，而且是两个都围着铁丝网、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看守的空间，在这两个封闭场所之间的出入，不仅没有使犯人们（以及读者们）的心理空间有所扩大，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的不自由感觉。小说的情节发展十分缓慢，节奏十分滞讷，甚至会让人感到难耐和枯燥，其中的一分一秒似乎都是被放大、被延长的，而这正是劳改营犯人真实心理感受的再现。这“一天”是短暂的，也是无比漫长的；是浓缩的，也是无限扩张的。这样的小说空间和时间处理方式，不仅使《一天》成了劳改营残酷现实的真实再现，而且还使这“劳改营中的一天”具有了概括性的象征意义。

《一天》所具有的象征性，还由于主人公舒霍夫形象的典型性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据说，在《一天》的人物中只有这一个是虚构的，其他人物均有其真实原型。这个人物身上无疑也有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影子，但作者最终没有让自己来担当小说主人公，却让一个普通的农民士兵出场，大约是想突出劳改营囚犯之命运的普遍意义。舒霍夫是苏联时期劳改营里的一个普通囚犯，正是这个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对于这种遭遇的“普通”态度，才构成了这个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被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舒霍夫的态度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命题：对苦难的忍受也表现为一种尊严，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活下去就构成一种抗议，一个胜利。

作为个人经历之缩影的《一天》自然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它毕竟不是一篇报告文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还是在整个20世纪的俄国文学中，这部作品都占据一个显赫位置，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一天》是在苏联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以苏联劳改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开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劳改营文学”（лаге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先河，为俄国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但这“一天”却构成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中，《一天》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这部小说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是他在俄国文学中的首次亮相。同时，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索尔仁尼琴之后创作的发展轨迹，为他的作品风格确定了基调，也许可以说，作家之后的创作就某种意义而言都是这部作品的继续和发展。索尔仁尼琴造就了《一天》，而这“一天”则反过来又派生出无数个充满艰辛和喜悦、付出和收获的创作时日。

时过境迁，《一天》所描写的特定时代以及使它轰动一时的社会背景如今均已成为历史。当年为其发表而出谋划策、竭力鼓吹的人多已作古。在这段时间内，读者也更替了不止一代。然而，这部小说在当下依然具有阅读的价值和意义。舒霍夫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我们所遭遇。生存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敌意和残忍——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劳改营的高墙或铁丝网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说，“劳改营”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每个“一天”或许也同样都是与环境和命运的抗争。因此，《一天》或许并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读者看的，每个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人，每个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都肯定能在索尔仁尼琴的这部作品中获得慰藉和启迪。

三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史诗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小体裁散文高手。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他在《一天》之后陆续刊于《新世界》杂志的几个短篇小说，二是贯穿他整个创作的“微型散文”，三是他在回归俄国前后写作的“两段式短篇”。他的短篇小说细腻精致，与他粗犷豪放的长篇史诗构成鲜明对比。

《一天》让索尔仁尼琴一鸣惊人，红极一时。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他流亡境外的1974年2月，这十多年时间里他仅公开发表了区区四个短篇小说，即《马特廖娜的家》（Матрениндвор）、《柯切托夫卡车站一件事》（Случай на станции Кочетовка）、《为了事业的利益》（Дляпользыдела）和《“钱袋”扎哈尔》（Захар-Калита）。由于这几个短篇像《一天》一样均刊于《新世界》杂志，故合称“《新世界》小说”（новомирская проза）。

小说《马特廖娜的家》中的女主人公马特廖娜有真实的生活原型。1956年被平反后，索尔仁尼琴来到弗拉基米尔州泥炭镇的乡村学校任教，租住在村民马特廖娜·扎哈罗娃（Матрена Захарова）家里，《马特廖娜的家》这篇小说就是他为自己的女房东描绘的一幅完全写实的肖像画。索尔仁尼琴曾为马特廖娜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马特廖娜脚穿长筒胶靴，头扎围巾，站在破旧木屋的门旁，脸上露出憨厚的微笑。而在这个短篇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则为我们更详细地展示了她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马特廖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寡妇，孤身一人住在一幢破旧、阴暗的木屋里，她家徒四壁，没有任何财产，家里只有一头瘦弱的山羊和一只瘸了一条腿的猫；她不修边幅，穿着破旧的衣服，也不太会做饭；她经常生病，生了病就不吃不喝躺上两三天，硬挺过来；由于乡村里的官僚主义，她一直没有领到退休金，只能靠在地里种点土豆充饥，靠自己捡来的煤炭取暖。但是，对于集体农庄的工作和同村人的活计，她却有求必应，分文不取；对于新来的房客，她关爱有加，却从不多言多问。马特廖娜生过六个孩子，却全都夭折，她丈夫也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从此没了踪影，有人说她丈夫可能有意抛弃了她，马特廖娜从丈夫的哥哥法捷伊处过继来女儿吉拉，把她抚养成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爱过他的法捷伊带着儿子和女婿，要来拆走马特廖娜木屋中的正屋，把木料拉走，马特廖娜并未反对，还在夜间送拉木料的拖拉机和雪橇上路，结果在铁路道口，她与法捷伊的一个儿子一同被火车撞死。在小说中，除马特廖娜外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私的：当年深爱过她的法捷伊，居然带头来拆她的木屋；被她抚养成人的女儿吉拉，也默许并参与了拆房；马特廖娜的三个妹妹都住在村里，却从不过问她，直到她遇难后才来到她身边哭泣，看能否从她微薄的遗产中分一杯羹。第二年春天，村里的女人有时还会议论起马特廖娜，说她不会打扮，不会精打细算，不善交际，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之后的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感叹道：

一个没有得到丈夫理解，甚至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一个埋葬了六个孩子的女人，她不善交际，被自己的妹妹和小姑子们视为外人，她很可笑，傻乎乎地帮别人干活却分文不取，因此一直到死也没积攒下任何财产。只有一头脏兮兮的白山羊，一只瘸腿猫，几棵橡皮树……

我们大家就生活在她旁边，却未能明白，她就是一位义人，就像谚语说的那样，没有义人便无村庄。

也就没有城市。

也就没有我们整个地球。[4]

索尔仁尼琴在这里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即“没有义人便无村庄”（Не стоит село без праведник），他起初曾想用这句谚语作为这篇小说的题目。的确，这句谚语最好不过地道出了这个短篇的主题，即俄罗斯乡村和俄罗斯大地的存在，就依靠马特廖娜这样有道德、无私利的普通“义人”。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主题，这个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在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反响，被公认为后来兴起的俄国“乡村散文”（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的奠基之作。

《柯切托夫卡车站一件事》描写柯切托夫卡车站军代表助理佐托夫一天里的作为，他忙于指挥调度，同时也在阅读《资本论》，思考战争，他关于战争的思考无疑是索尔仁尼琴战争期间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但是佐托夫所做的“一件事”却可能是索尔仁尼琴的合理虚构。年近半百的特维里季诺夫应征入伍，在与预备队一同乘火车奔赴前线的途中，他在一个车站下车购物，火车突然开走，掉队的他手持车站军代表开具的证明，盲目地追赶部队。他来到佐托夫的办公室，与佐托夫交谈起来，佐托夫对这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很有好感，在得知对方是演员后更觉亲近，像是在战争年代遇到了知音。可是突然之间，特维里季诺夫在交谈中无意间暴露了他居然不知道“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原先叫什么，“佐托夫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变得冰凉！一个苏联人，居然不知道斯大林格勒，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设法稳住对方，叫来士兵，把特维里季诺夫押往上级机关，交给军中的审查机构。几天过后，几个节日过后，佐托夫一直感到不安，他既觉得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遍又一遍地向上级机关打听结果，但听到的回答都是：“您那位特维里季诺夫正在接受调查。我们是不会出错的。”小说结尾的一句话是：“可自此之后，佐托夫一辈子都无法忘掉这个人……”

20世纪50-60年代和90年代，索尔仁尼琴两度着手同一特殊体裁的写作，即他本人所谓的“微型散文”（крохотки），有时亦称作“微型故事”（крохотные рассказы），这是一种介于小小说和散文诗之间的文体，或叙事，或抒情，或是一段议论，或为一个场景，但篇幅都很短小。索尔仁尼琴的这些随笔体、日记体文字，是他早年的诗歌写作经验和后来的小说叙事方式之间的一种过渡，更确切地说是两者的融合，史诗作家索尔仁尼琴所同时具有的细腻、温和、精致的文学笔法在这些短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索尔仁尼琴后来出版的多种微型散文选本中，被置于首篇的大多是这篇《呼吸》（Дыхание）：

夜间落过一场小雨，此时仍有乌云在天上徘徊，不时还轻落几滴。

我站在一株苹果树下，一株花已开败的苹果树下，我在呼吸。不仅这株苹果树，就连四周的草地都在雨后挥发芬芳，一股莫名的甜蜜气息充盈着空气。我用整个的肺叶在吸取这气息，用全副的心胸在感受这芬芳，我在呼吸，在呼吸，时而睁开眼，时而又闭上眼，我也不知道哪样更好。

如此地呼吸，呼吸于此地，——这也许就是自由，唯一的、然而却是最珍贵的自由，一种被监狱从我们身边夺走的自由。对我来说，世上任何的佳肴，任何的美酒，都不比这空气，不比这充满了花香、湿润和新鲜的空气更香甜。

虽然这只是一方被五层楼的兽笼压迫着的小小的花园。我不再听见摩托车的刺耳、飞机的嘈杂、扬声器的嘟哝。只要还可以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那么，就还可以生活下去！[5]

这篇散文写于1958年，当时，走出劳改营已经三年的索尔仁尼琴终于被正式恢复名誉。他与离婚的妻子破镜重圆，并来到妻子的工作地梁赞市，入住妻子分到的住房，受聘担任梁赞第二中学教师。在十多年的苦役之后，他的生活和工作又重回正轨，开始了他所称的“平静生活”。索尔仁尼琴夫妇住在梁赞城卡西莫夫第一胡同三号公寓，这幢两层木楼（不知为何索尔仁尼琴在《呼吸》中要写成“五层楼”）后面有个小院，院里有一棵苹果树。索尔仁尼琴在写作之余常来到院落，站在苹果树下，自由地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这篇散文就是他当时真实心境的体现。与此同时，这篇散文也构成了一个硕大的隐喻，即“自由即空气”，自由像空气一样无比宝贵，像呼吸一样必不可少，可我们似乎只有在失去它时方才感觉到它的无比宝贵和必不可少，而雨后苹果树下的自由空气和自由呼吸，就是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前提和意义。

与写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微型散文相比，其20世纪90年代的同一体裁作品在调性上却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关于人生和死亡的感慨和思考逐渐凸显出来，犹如屠格涅夫晚年的散文诗。在索尔仁尼琴的最后一篇微型散文《追悼逝者》（Поминование усопших）中，作家写道：“父母走了，同龄人也在相继离去。他们去了哪里？似乎，这是一件猜不透、道不明的事情，我们无法知晓。但是有一个清晰的念头在我们面前闪过：不，他们并未消失。”因为，我们为他们亡灵所做的祈祷会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架设起一座无形的拱桥，这座拱桥具有“宇宙规模”，却又“近在咫尺”，逝者们变得面容模糊了，却又一如从前，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如今已经比我们年轻了，“你向他们回报以尘世的温暖，因为或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还有，相逢的许诺”。

1994年返回俄罗斯前后，索尔仁尼琴陆续写出八篇“两段式短篇小说”（двучастные рассказы），其中有《年轻人》（Молодняк）、《杏酱》（Абрикосовое варенье）、《娜斯坚卡》（Настенька）和《艾戈》（Эго）等。这些小说的情节多与革命、战争、良心、背叛等相关，似是索尔仁尼琴写作他那些大部头作品时剩下的“边角料”。但这些短篇小说毕竟是索尔仁尼琴创作最成熟时期的产物，因而体现出很高的文学水准，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别具一格。这些小说均由两个段落构成，两个段落或构成穿越时空的呼应，或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作者用这种方式节省了大量篇幅，把主要笔墨放在两个重要的场景上，让读者通过阅读在两个场景间建立联系，填补中间的“空白”。这一手法，其实是对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Повести Белкина）中所采用的只描写故事一头一尾的短篇小说结构方式的借鉴和发展。

《年轻人》的第一部分写桥梁建筑系副教授沃兹德维任斯基主持的材料力学课面试，来自工厂的调干生科诺普廖夫一问三不知，但在后者的苦苦哀求下，出于对工人大学生的同情，沃兹德维任斯基违心地给了他“及格”的分数；第二部分写科诺普廖夫对沃兹德维任斯基的审讯，当年在考试中蒙混过关的科诺普廖夫成为国家政治总局的一名军官，沃兹德维任斯基无辜被捕，科诺普廖夫对“恩师”心怀同情，他知道沃兹德维任斯基没有任何过错，但也明白后者没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出去”，于是便给自己的老师找了一条出路：做内线，汇报自己身边人的“思想动态”。老师严词拒绝，学生苦口婆心，并说否则只能送老师去劳改营，老师的女儿也将遭灾，老师听后痛苦地伏在桌子上。小说的最后一句是：“一周后，他获释了。”“考试”和“审讯”构成一种对比，“师生”的角色发生转换，这自然是对那个残酷年代的非人性本质的揭露，同时似乎也暗示了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教育和20世纪30年代政治事件之间的关联。

《娜斯坚卡》的两部分写的是两个名字均为“娜斯坚卡”的女主人公，第一位娜斯坚卡是神父的孙女，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爱读书、信上帝的小女孩被迫偷偷撕碎圣像，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本想通过做保育院老师、乡村图书管理员等方式自食其力，却先后被村苏维埃主席、共青团领导、工厂会计等引诱或强暴，渐渐地，在与有权势男人的交往中她也就半推半就了，直到被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党内官员看上，被带到莫斯科。另一位娜斯坚卡成长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立志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俄国文学，后来随父亲去了罗斯托夫，她只好进入当地的师范学院语文系。她洁身自好，在与出类拔萃的学校共青团领导舒拉相爱后却拒绝舒拉提出的同居要求，两人因此分手。但是，她的俄国文学观念却似乎遭到了强暴，在大学学习时她就感觉到，如今的俄国文学“再也没有她先前熟悉的那种文学的影子了”，毕业后成为中学文学老师的她，也渐渐地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手法来看待文学了。

四

1968年，索尔仁尼琴的两部长篇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和《癌症楼》（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在西方出版，这两部小说连同之前发表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主要作品，换句话说，索尔仁尼琴主要就是凭借这几部作品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1974年，他的《古拉格群岛》也在巴黎面世。这三部劳改营题材长篇小说构成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监狱长篇三部曲”，确定了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基本风貌。

长篇小说《第一圈》写于1955-1968年间，这部小说有着一个间谍剧般的情节：1949年12月24日晚5点，苏联外交部二等秘书伊诺肯季·沃洛金跑出外交部大楼，在阿尔巴特街头的电话亭给美国使馆打去一个电话，称有苏联特工窃得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图纸，将在纽约一家广播器材商店递交情报。沃洛金并非美国间谍，他出身高干家庭，身为苏联外交官，却对苏维埃体制抱有成见，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止这个不公正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小说中也交代了沃洛金这一思想立场的来源：战后苏联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引起他的深思，读了已故母亲留下的笔记之后，尤其是在回到乡间探亲、与舅舅深入交谈之后，他逐渐意识到现存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他获悉苏联将获取原子弹设计图纸这一绝密情报后，便决定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驻苏使馆。这段电话被监听部门录音，这一叛国行为引起高层注意，要求彻查，辨别打电话人身份的任务被交到一座狱中科研机构。苏联时期的监狱和劳改营里关押着大量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杰出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为“利用”这笔宝贵的“智力资源”，苏联内务部门在狱中设立许多秘密研究机构，并冠以各种名称以掩人耳目，但此类机构后获得一个统一俗称，即“沙拉什卡”（шарашка）。《第一圈》的情节发生地就是位于莫斯科郊外的马尔菲诺沙拉什卡，这是一家专门研究电话保密技术的机构。沃洛金的告密电话被送到马尔菲诺，交由语言学家鲁宾、工程师索洛格金等人研究。最终，打电话人的身份被确定，沃洛金被捕。

在《第一圈》中，与“破案”过程这一表层情节同时发展的，还有一个同样引人入胜的深层情节，即主人公们紧张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激烈的思想交锋。鲁宾是一位日耳曼语言学家，他上过战场，官至少校，在战争后期因质疑“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的口号被捕入狱。但是，鲁宾并未因此改变信仰，他坚信列宁的事业终将胜利，无辜被关进监狱的人只不过是伟大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之结果。鲁宾在沙拉什卡研究“声音类型”，目的是确定说话人的个性特征。他工作积极，因为他痛恨妨碍祖国获得核武器的人。他也觉得自己的研究最终可以把声音变成指纹，帮助国家抓获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与国家合作，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鲁宾的研究进展顺利，最后将嫌疑人由五名缩小至两名，听闻当局决定把两个嫌疑人都抓起来，鲁宾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会被冤枉而不安，但看到世界地图上巨大的红色区域，他又稍感释然：无论如何，我们终将胜利。鲁宾的“友人加敌人”是工程师索洛格金，他负责研制电话解码器，他的研究也很顺利，他因此很有可能提前获释。但是，他始终对与官方的合作抱有警觉和疑虑，认为自己的研究有可能是助纣为虐。在与鲁宾的一次激烈争论之后，他将自己已经完成的图纸付之一炬，不惜因此再获第三个刑期。鲁宾和索洛格金经常争论，作为他俩争论之见证人和参与者的，就是小说的叙事者格列勃·涅尔仁。涅尔仁的身上显然有索尔仁尼琴的影子。他是位数学家，也参与了保密电话的研制工作，但他喜爱语言学和历史，一直在偷偷写作思考俄国革命的文字。他与鲁宾、索洛格金经常一起讨论哲学、历史和政治问题，他和索洛格金立场相近，反对鲁宾对体制的认同，与体制的合作。在小说的最后，他也主动放弃科研工作，被送回条件恶劣的劳改营。涅尔仁、鲁宾和索洛格金构成的“思想三剑客”，既各自不懈地深入思考，又相互不停地交换看法，他们在不自由的生活环境中进行自由的思想，聚焦于“历史”“革命”“人民”“上帝”等问题，他们的思想探索也是俄国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的心路历程的缩影，他们的对话为这部小说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小说”的烙印。为了突出小说中“思想及其争论”这个真正的核心主题，作家采用了一些独特的处理手段：首先，《第一圈》不像《一天》那样，其中并无一个真正的主人公，鲁宾、索洛格金和涅尔仁似乎在小说的人物等级谱系中占据大致相等的地位，作者以此来凸显他们三人之间的张力关系，让他们的观点以及交流和交锋成为小说的主要叙述对象，从而构成了一个由多种主人公声音并发的复调结构。其次，像《一天》一样，《第一圈》的情节也被压缩进一个短暂的时间段落，即1949年12月24日傍晚至27日下午间的三个昼夜。在这一短暂的时间段里，主人公们似乎都在迫不及待地表达自我，主人公之一涅尔仁也因此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最后，小说人物的思想探索是在一个具有悖论色彩的独特空间展开的。沙拉什卡是智者的牢笼，同时也是会给思想者以刺激的场所。在沙拉什卡，这些知识精英犯人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研究工作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求知求新的学者天性，他们在这里甚至有可能取得科学突破，小说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如果不是在沙拉什卡，两位大科学家是无法一起工作的，他们必然会为争夺名利打得头破血流，而在沙拉什卡，他们更容易齐心协力，心无旁骛，更何况，通过研究工作还有可能获得减刑，甚至奖赏。也就是说，沙拉什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最理想的监狱，人身的不自由和工作的自由并存，囚犯们似乎置身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过渡状态。但正是在这里，在感受到了自由的诱惑之后，在面临某种选择自由的时候，主人公们的思想活动可能会更加紧张，他们相互间的思想斗争也会更加激烈。涅尔仁和索洛格金的最终选择，就是这种心理活动和思想斗争的结果。

被索尔仁尼琴用作小说标题的《第一圈》，也像他许多作品的书名一样具有多重含义，小说中至少有这样三处“题解”性质的描写：

沃洛金在与克拉拉散步时，曾用树枝在湿地上画了两个圈，他说：“这是祖国。这是第一圈。还有第二圈。这是人类。似乎第一圈能融入第二圈？绝不可能！这里有偏见的栅栏。这里甚至还有铁丝网和机关枪。无论身体还是心灵几乎都难以突破。结果，就什么人类都不存在了。只有祖国，祖国，大家各有各的祖国……”“第一圈”象征一种狭隘的民族立场，一种既是地理意义、也是思想意义上的封闭和局限。

沃洛金被捕后被塞进汽车，押往国家安全部所在的大楼，汽车在大楼前的卢比扬卡广场转了一圈：“轿车遵循道路交通规则，绕着反光的卢比扬卡广场转了一周，像是画了一个道别的圈，以便让伊诺肯季能最后一次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旧卢比扬卡和新卢比扬卡合为一体的五层楼，他的生命将在那里终结。”押解沃洛金的汽车所画出的这个“道别的圈”，就像是沃洛金自我选定的一道人生轨迹。

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沙拉什卡是但丁设想出来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颇费思量：他该把那些古希腊罗马的智者放到哪里去呢？一名基督徒的义务吩咐他把这些异教徒投进地狱。可是，一位文艺复兴时代人士的良心却无法让他把这些智慧君子与其他罪人混为一谈，遭受肉体拷打。于是，但丁就为他们在地狱里辟出了这么一处特别的地方。”这就是说，“第一圈”即但丁在《神曲》中描绘的九层地狱的第一层（根据这一寓意，这部小说也可译为《第一层》）。这一层地狱名为“幽冥”，但丁将那些智慧的异教徒安置在这里，比如诗人贺拉斯和奥维德，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科学家欧几里得和希波克拉底等。他们被置于地狱第一圈，仅仅因为他们的“异教徒”身份。如此一来，“第一圈”应该就是自由思想者的天堂，将苏联时期的沙拉什卡比喻为“第一圈”，其实就是在颂扬苏联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和不屈精神。有学者还认为，“第一圈”同时也象征着《圣经》里的挪亚方舟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6]

《第一圈》的情节和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鲁宾的原型是科佩列夫（Лев Копелев），索洛格金的原型是帕宁（Дмитрий Панин），索尔仁尼琴曾与科佩列夫和帕宁一同在马尔菲诺沙拉什卡工作，他们当时也的确有过如书中人物一般的思考和争论。科佩列夫后来出版了回忆录《我的忧伤已消逝》（Утоли моя печали）[7]，帕宁也写成《从卢比扬卡到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笔记》[8]一书，他俩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均可用来佐证小说《第一圈》的“纪实性”。帕宁的回忆录初版时甚至就题为《索洛格金笔记》（Записки Сологдина），也就是说，帕宁承认小说《第一圈》中的那个人物就是自己。令人意外的是，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争论如此真实，如此持久，竟然使得这三位思想友人在后来分道扬镳，甚至成为敌人。他们获得自由后曾亲密交往，一张他们三人面带笑容的合影照片记录下了他们志同道合者的温馨友情。但在索尔仁尼琴流亡境外后，由于对西方民主、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三位友人最终决裂。

长篇小说《癌症楼》写于1963-1967年间，是索尔仁尼琴以自己1954年1-2月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肿瘤医院治疗癌症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写成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位流放犯，他因身患癌症，获准离开流放地到塔什干肿瘤医院住院，住进标号为13号的癌症楼中的一间九人病室。病室里的病人各种各样，有当地工业管理部门的高干帕维尔·鲁萨诺夫和建筑工人叶夫列姆，有16岁的中学生焦姆卡和26岁的地质队员瓦季姆，有曾为教授的图书管理员舒卢宾和拖拉机手普罗什卡，还有几位少数民族居民。这些身份、年龄、民族、职业和命运各不相同的病人住在了一起，他们同样身患的绝症却像一个公约数，共同直接面对死亡的处境使他们变得“势均力敌”了。也正是在这样的“临界状态”中，他们的个性本质和生活态度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表达。因为在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较少虚伪和欺瞒，而更多反省和思考。于是，在癌症楼里，病人们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之碰撞便不可避免，病房于是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战场，这部小说也就成了一部思想作品。

鲁萨诺夫早已习惯了包括单人病房在内的特权待遇，他即将退休，安度幸福晚年，没想到却身患癌症，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还不得不住进普通病房，他感觉无法与身边的普通病人为伍，病房里的“民主”氛围与病房外的解冻气候相互作用，也使这位依靠告密、玩弄权术爬上高位的苏联官员感到恐惧。他的邻床病友科斯托格洛托夫构成他的对立面，他在看到这位病友第一眼的时候便心生反感，立即送给对方一个恶毒的绰号，叫“啃骨者”（Оглоед）。科斯托格洛托夫34岁，他在前线打过仗，也坐过牢，在流放地发现身患癌症，来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但来到医院后他的病情却迅速好转，更为重要的是，在癌症楼这个其他人感到不自由的地方，他却感觉到了空前的自由。面对作为体制之象征、之产物、之既得利益者的鲁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火力全开。小说中描写了他俩之间的几场论战：听见鲁萨诺夫打着官腔，斥责叶夫列姆转述的托尔斯泰关于道德修养的童话故事是“乌七八糟的东西”，是在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科斯托格洛托夫质问道：“您为什么跟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那么过不去呢？为什么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会引起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个问题会刺痛谁呢？只会刺痛那些道德上的败类！”（第11章《桦树癌》）听到鲁萨诺夫说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就是癌症，科斯托格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顶撞道：“比癌症更糟的是麻风病！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还好受吗？”（第11章《桦树癌》）在谈到“阶级意识”问题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毫不留情地指出：“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这种谬论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鲁萨诺夫喊道：“大家都听听！我要求大家作证！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被彻底激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回应道：“你们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第29章《硬话和软话》）在这些思想交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无疑是占上风的胜利者，他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似乎把多年来的积郁和压抑全都一吐为快。小说中写道，早已习惯在“自由人”面前低眉顺眼、默不作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突然觉得自己又可以畅所欲言了，于是“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境”。从彻底丧失言说的自由到重新获得话语的权利，科斯托格洛托夫所体验到的这一身份突转，无疑也是索尔仁尼琴本人在写作《癌症楼》时的一种切身感受，作品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形象因而获得了一种狂欢化色彩，成为作家当时情感体验的独特释放和形象表达。

在《癌症楼》里，作者还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位重症胃癌患者安排了几乎平行的两段罗曼史。护士卓娅因为同情而对科斯托格洛托夫心生爱慕，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跟随他去往流放地，但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卓娅的相处，却让科斯托格洛托夫感觉到：“生命中的一切力量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相比较而言，科斯托格洛托夫对女医生薇拉的感情则更微妙，更深刻，这位苗条娇小、沉静温柔的女医生与科斯托格洛托夫年纪相仿，一直未婚，科斯托格洛托夫身上的活力和意志力对她很有吸引力，但他们之间似乎横亘着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这两段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爱情纠葛，不仅表明康复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恢复了体力，同时还表明他恢复了情感，恢复了爱的能力。

癌症楼里的病人有的治愈，有的病逝，有的看似治好了却又出现反复，有的顺利出院却是回家等死，这一切都表明癌症的治愈之艰难。癌症楼的主治大夫东佐娃治疗并治愈了很多病人，但自己却和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患上了胃癌，这一“从反面来看”（小说一章的标题）的情节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疾病的凶险。同样，社会若患上癌症，其治愈也一定不易，甚至无望，因此，乐观和悲观的交织、希望与绝望的并存便构成了这部小说起伏跌宕的特殊调性。孤儿焦姆卡勤奋好学，爱好足球，可命运却让他患上骨癌，只好截去一条腿；如花似玉的阿霞热情四射，却因为乳腺癌要切除一个乳房。一男一女两个患难与共的少年，凄惨地面临“处处是单数”（第28章的题目）的可怕未来。小说的最后两章更构成一个强烈对比：《创世的第一天》和《也是最后的一天》。康复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清晨走出医院，迎来真正自由的一天，“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这次走出医院的大门，对他来说，何异于走出牢门？”他乘坐电车，看到在晨光中泛着粉色的杏花，吃到了羊肉串和冰激凌。“他本来没指望能活到春天，可眼前正是这春天的太阳。尽管周围的人谁也没为奥列格获得新生而欢欣鼓舞，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可是太阳却知道，所以奥列格冲它微笑。哪怕下一个春天永远不会来临，哪怕这是最后一个春天，但要知道，这一个春天已是额外得到的！”但是，随后在百货商店和动物园里的见闻却让他百感交集。商店里挤满顾客，他们热心地抢购，其中一位男士居然知道自己衬衫的衣领尺码，这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另类身份。他在商场的大镜子中看到自己形象的一幕很有象征意味，这似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又一次“自我认知”。如果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商场里发现了自己与“正常人”的反差，那么在动物园里，他则发现了自己与各种被关押动物的相近。“猴子的脑袋谈不上什么发型，仿佛个个都推成了平头。它们神情忧郁，在板铺上专心回忆往昔的悲欢，那模样使他不由地想起过去的许多熟人，有几只甚至使他联想到今天还关在什么地方的人。”科斯托格洛托夫还痛苦地意识到，即便他有权力，他也不会放出这些动物，“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离开动物园后，他买了两束紫罗兰去看薇拉医生，却没赶上她在家，他在车站给薇拉写了一份告别的信，然后挤上返回流放地的火车，爬上行李架，躺了下来。小说的最后一句是：“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9]

“癌症楼”的意象无疑是在影射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其中住院病人们所患的种种癌症也各自有其象征色彩，而在作者看来，人们最典型的精神癌症就是谎言和恐惧，而国家肌体上的癌症就是无处不在的劳改营和流放地。作者生怕读者领悟不了这层寓意，于是便在小说结尾处直截了当地写道：“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10]

这些劳改营和流放地在苏联国土上星罗棋布，状若群岛，索尔仁尼琴就用这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隐喻做了他的史诗巨著《古拉格群岛》的题目。“古拉格”（ГУЛАГ，或为ГУЛаг）是苏联内务部一个下属机构名称的缩写形式，该机构全称为“劳改营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苏联劳改营制度的存在时间长达30余年，“在1929-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11]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不仅使苏联时期的劳改营这一非人现象及其罪恶昭然于世，同时也使“古拉格”这个缩略语名称转化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甚至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普通名词。

《一天》发表后，索尔仁尼琴收到无数来信，其中有许多是劳改营和监狱的幸存者们写来的，他们在表达谢意和敬意的同时也寄来大量材料，并要求作家继续深入开掘这一题材。索尔仁尼琴原本就没打算止步于《一天》，甚至在相继写成《第一圈》和《癌症楼》后仍不满足，他决心写出一部完整揭露古拉格真相的史诗性作品。为此，他旅行苏联各地，走访了227名前劳改营囚犯，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为创作《古拉格群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便在解冻时期，写作这样一本书也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索尔仁尼琴四处躲藏，断断续续地秘密写作，并在1965-1966年之交、1966-1967年之交的两个冬季，躲进爱沙尼亚塔尔图附近的科普里-米亚尔基村（Копли-Мярди），最终完成了此书。1973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由尼基塔·司徒卢威（Никита Струве）主持的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YMCA-Press）出版，其他两卷也在随后两年推出。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史诗巨著，译成中文近160万字，全书共分为七部。第一部《监狱工业》是古拉格概况，详细描写了逮捕犯人的方式、劳改营犯人的构成、侦查和审讯过程、监狱内况、相关法律条文、死刑判决等等。书中写道：进入古拉格群岛的“必经之路”就是被捕；监狱就像一条下水道，水流最足的三个时期分别是1929-1930年、1937-1938年和1944-1945年。先后被投入下水道的“人流”构成复杂，主要有：革命前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富农，沙皇时代官吏，内战中的白卫军官兵，神职人员，旧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少数民族人士，30年代的“人民公敌”，二战时做过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等。在刑法第58条、即“反革命罪”于1926年颁布后，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触犯这条由14款构成的法律条文而被判监禁、流放或死刑。古拉格体系的建立有多种目的，如打压政治对手、消灭社会异己分子、用其制造出的大恐怖氛围来维系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等，但其中也不乏经济目的，因为数以千万计的劳改犯被视为一笔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是无偿的，苏联工业化时期的许多重大建设项目其实都是由劳改犯完成的。第二部《永恒的运动》描述古拉格群岛间的犯人转运押送方式。在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分布着无数“岛屿港口”，各种各样的“航船”日夜不停地在这些岛屿间穿梭往来。在所谓“囚犯车厢”，或曰“斯托雷平车厢”，一个普通旅客列车包厢大小的地方会塞进二三十人，犯人们紧紧挤在一起，要熬上数昼夜，甚至数周，只发给一点咸鱼和面包，还不让喝水，也不让上厕所。到30年代，由于囚犯数量越来越多，便开始用运输牲畜的车皮组成“红色专列”，一次即可把数以千计的犯人运往荒原、林区或冻土地带。用来短途转运犯人的汽车通常是所谓“乌鸦车”。第三部《劳动消灭营》是苏联劳改营的“发展史”。“群岛诞生于阿芙乐尔号的炮击声中”，自20年代起逐渐“浮出海面”，第一座“岛屿”出现在1923年，这是一座真正的岛屿，即位于白海中的索洛维茨岛，该岛上建于15世纪的著名的索洛维茨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被改作劳改营。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扩大劳改营以及强制劳动不付报酬的决议，从此，劳改犯被当成“任劳任怨的建设者”，“群岛获得了经济意义”，其中，白海运河的修建就是一个例证，成千上万的劳改犯赤手空拳地完成了这条至今仍无明显用处的“伟大工程”。30年代，随着镇压规模的空前扩大，除苏联极北地区外，西伯利亚、远东、中亚等地也布满劳改营，如远东科雷马（Колыма）地区的多处劳改营，劳改营里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严酷，饥寒交迫、病入膏肓的囚犯大量死去。卫国战争期间，劳改营里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战后的劳改营生活，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已是亲身经历，因此他便在书中给出大量生活细节。在数十年时间里，古拉格中的囚犯成了“一个阶级”“一个生物学类型”，甚至“一个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惯、生存逻辑，甚至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第四部《灵魂和铁丝网》揭露劳改营生活对被关押者精神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劳改营里很少良心谴责，因为囚犯们有着几乎一致的无罪感，但是，绝大多数犯人都不可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紧张的精神生活，沙拉莫夫因此认为，劳改营中人的感情会逐渐泯灭，因为贪婪和残忍成为日常生活，出卖和叛变成为生存手段。第五部《苦役》再现劳改犯的苦役生活。1943年，在苏联一度被废除的苦役刑被恢复，最早实施苦役刑罚的地点是沃尔库塔（Воркута）矿井。索尔仁尼琴在这一部分也叙述了他服苦役的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第六部《流放》指出，苏联时期的流放与沙俄时期的流放之不同，不仅在于规模和“待遇”，还在于性质和目的，相形之下，古拉格的流放就是对人的所有权利的永久剥夺。流放地和强制迁徙地成为人的垃圾场，瘟疫和各种自然灾害频发。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被强制性地集体迁移，如朝鲜人被从远东迁至中亚，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被赶到卡累利阿，伏尔加流域的德裔人、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高加索地区的车臣人也都遭到驱逐。全书的最后一部写道，“门终于短暂地开了一道细缝”，但是却让人们“左右为难”，因为古拉格的存在，“我们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更可怕的是，“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今天依然存在，今后还要存在！”[12]

这部作品的体裁十分独特，作者在书名下方特意附加了一个说明性的副标题：“艺术性研究尝试”（Опы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他是在申明，他要尝试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历史研究。在与瑞士大学生的座谈中，他更明确地对《古拉格群岛》的这个副标题进行了解释：“我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它的体裁可以确定下来了。当下对苏联的监狱和劳改营问题进行研究的条件十分特殊。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考古还要困难。所有的第一手资料要么被销毁，要么被密藏，无法看到，等到有朝一日能看到的时候，它们又肯定会被销毁。大部分见证人都遇害了，或者死去。因此，我现在无法进行普通的学术性研究，依靠文献、数字、统计等进行的普通的学术性研究，不仅我现在无法进行，我担心，恐怕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艺术性研究也不仅仅是学术性研究的替代品，这也并非因为学术性研究无法进行，因此我们才另辟蹊径，这是因为，艺术性研究就其各种可能性和水准而言，在很多方面都胜过学术性研究（对此我深信不疑）。艺术性研究具有所谓隧道效应，具有直觉。在学术性研究需要翻山越岭的时候，艺术性研究却可以借助直觉的隧道更迅速、更准确地穿山而过。”[13]索尔仁尼琴在这里强调了他的“艺术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науч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的不同，正是两者间的这种差异，不仅彰显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文学属性，而且也使“艺术性研究”这一独特手法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中一种自在的体裁。

《古拉格群岛》在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一本纯粹的政治揭露之书，一本地道的非虚构作品。的确，在全书的开端，索尔仁尼琴就明确地写道：“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用，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留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14]但是在书中，索尔仁尼琴却又直截了当地说明：“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需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限，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15]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此书同时也是一部道德哲学，“这部书是讲人的内心世界的升华，讲人的灵魂与恶之间的搏斗的。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在合上书之后，除了痛心和愤怒，还会感到充满力量和智慧的原因”。[16]这本书是写实的，纪实的，却未必就是普通的报告文学或口述史。《古拉格群岛》是“苏维埃苦役的百科全书”，但它更是一部将个人经历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将历史思考和文学表现完美结合的文学史诗。这部著作的“文学性”，既来自贯穿全书的叙事者形象及其声音，也源于全书浑然一体的结构和妙笔生花的语言，更得益于作品所蕴含着的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强大的人道精神。

索尔仁尼琴的三部监狱长篇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主题一致，即体现人与体制的冲突，展示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再现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上半期遭遇的巨大灾难。从形式上看，它们也具有诸多共性，如情节上的自传性、文字上的写实性、形象上的隐喻性。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贯穿三部小说的某种风格演进路线，即作品的篇幅越来越大，它们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逐渐扩大，从封闭的马尔菲诺沙拉什卡“第一圈”中的数日，到半封闭的塔什干肿瘤医院“癌症楼”里的数周，再到遍布整个苏联国土的“古拉格群岛”上的数十年，作者由小到大，由点到面，既形象又概括地描绘出一幅古拉格历史的全景图。

五

小说《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的构思由来已久，“1986年11月18日，索尔仁尼琴在自家人的圈子里庆祝了长篇小说《红轮》的纪念日，从他上大学一年级决定写一部俄罗斯革命史那时起，已经有50年了。”[17]这就是说，早在1936年，大学生索尔仁尼琴就已立下了写作一部关于俄国革命的大部头小说的雄心壮志。索尔仁尼琴很早就酝酿《红轮》的部分内容，但正式开始写作是在1969年，小说的第一部、即《1914年8月》于次年完成，并于1972年在境外出版，但这部史诗的主体部分仍主要写于索尔仁尼琴流亡境外之后。回到俄罗斯后，索尔仁尼琴继续对《红轮》进行修改和加工，全书于2006年起陆续面世。

《红轮》的副标题为《特定时段叙事》（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отмеренных сроках），为了探明俄国革命的起源并厘清其发展过程，索尔仁尼琴采用“倒叙”方式，从结果倒推原因，他试图借助对俄国历史中某些关键“节点”（узел）的剖析、呈现和思考，来实现他写作《红轮》的既定抱负。在十月革命之前七八年的俄国历史中，索尔仁尼琴仅选取那些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发挥过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时刻作为叙述和描写对象，这一方式成为整部小说的结构原则。根据最初构思，《红轮》将由20个节点构成，从1914年写到1922年，甚至直到1945年。《红轮》的第一节点《1914年8月》很早完成并出版，第二节点《1916年10月》于1981年写成，第三节点《1917年3月》在1984年封笔，第四节点《1917年4月》在1989年基本完稿，可以看到，《红轮》每一个节点的写作都耗费了索尔仁尼琴四五年的时间。或许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过于庞杂，或许是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的梳理过于精心细致，他20余年的辛勤写作却只完成了原定计划的五分之一，甚至连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尚未写到。写完第四节点的索尔仁尼琴终于无心恋战了，他宣布《红轮》到此结束。即便如此，由四个“节点长篇”构成的这部鸿篇巨制也已皇皇十大卷，厚达六千余页，总字数约合汉字400余万。这部实际上由四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史诗，可能是20世纪俄语文学中篇幅最大的文学作品。

第一节点《1914年8月》的第一卷写的是该年8月10-21日间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事件。俄军将领萨姆索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сонов）率领的俄国第二军在东普鲁士陷入敌军包围，他陷入险境并非由于他指挥不当，而是各种客观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第一卷以这位悲剧将军在8月17日的开枪自尽作为结束。第二卷集中叙述当时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Пётр Столыпин）的作为。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这位苏联时期被称为“农民起义镇压者”、以所谓镇压革命的“斯托雷平领带”（即绞索）流名于史的政治家，却成为一个对俄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大改革家。对于他1911年9月1日在基辅剧院的遇刺，索尔仁尼琴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一枪决定了俄国的命运”，因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篇幅来描写刺杀斯托雷平的凶手博格罗夫（Дмитрий Богров），对这位刺客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动机的叙述竟然占据了63章。索尔仁尼琴认为，斯托雷平的遇刺是俄国历史上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灾难的先兆。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路线走下去，俄国原本可以避免革命的爆发。这一卷另辟74章描写俄国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作者把他写成一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爱自己的家庭和人民，面对他当政时期俄国遭遇的各种困难局面，他其实是有心无力的。如此一来，在索尔仁尼琴笔下，第一节点中的三大历史人物，即萨姆索诺夫、斯托雷平和尼古拉二世，无一例外都是悲剧性形象。第二节点《1916年10月》叙述1916年10月14日至11月4日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国家杜马、政府和沙皇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书中用较大篇幅叙述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其中对百万富翁革命家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做了详细描绘，这位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活跃人物为俄国革命提供了大量金钱，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位“俄国大仇人”的资金给了俄国革命的“红轮”以最初的驱动力。第三节点《1917年3月》是全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由四卷构成，内容是俄国专制政体的危机和二月革命的爆发，具体叙事时间为1917年2月23日至3月18日。这里写到临时政府和国家杜马的活动，写到彼得格勒的革命运动，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写到尼古拉二世的孤立无助和最终退位，认为在沙皇之后开始管理国家的一批激进分子，就道德水准而言远低于皇室成员，对俄罗斯民族也毫无责任感可言。正是由自由派组成的临时政府削弱了国家，使民族最终陷入革命的动荡，毁灭的力量最终席卷整个俄国。最后一个节点《1917年4月》描写俄国最终跌入深渊的那一时刻，即1917年4月12日至5月5日。作者写到，临时政府成员们的争权夺利，前线、街头和乡间发生的各种小规模动乱逐渐扩展开来，为一场革命的总爆发创造了前提。

这部作品的题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隐喻性，“红轮”的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1914年8月》中就有这样两个场景：两位主人公沃罗登采夫（这个形象具有作者的自传色彩）和勃拉格达列夫在炮火中看到一个燃烧的磨坊水车轮，它像一个红色的火轮在不停地旋转，最后散落成一地碎片（第25章）；在俄军撤退时，一辆运送伤员的大车着了火，“被火光映红的车轮仍在滚动”（第30章）。这两个场景中的意象，其实又各有其“出处”。在《古拉格群岛》第二部《永恒的运动》开篇处，索尔仁尼琴引用德国诗人缪勒（Wilhelm Müller）的长诗《美丽的磨坊女》中的四句诗作为题词：“水车轮未停止，/水车轮……/磨盘舞动着旋转，/旋转……”缪勒的长诗后被舒伯特改编为同名歌剧，这段名为《浪游》的唱段以及其中的“水车轮”，可能给索尔仁尼琴留下过深刻印象。车轮的意象则源自《圣经》，《圣经·以西结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以西结“见四轮”的描述：“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18]当然，关于这个意象之来历的最直接表述，仍来自索尔仁尼琴自己，在1983年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他曾这样回答“红轮是不是一个隐喻？”的问题：“我发现，这最准确不过地体现了一切革命的规律，其中也包括你们的法国大革命。当这个近乎宇宙规模的巨轮滚动起来，它就会把全体人民、把许多民族的人民都裹挟进去，把最初的始作俑者也裹挟进去，就像带走无足轻重的沙土，于是，那些发动革命的人后来也会在这场飓风中无助地旋转，多半会丧命。”[19]无论是磨坊水车轮还是以西结所见之轮，无论是大车车轮还是火车车轮，它们均构成一个无情滚动、残酷碾压的形象，再配以燃烧的烈焰，甚至其自身焚毁后留下的残片，都被作者用来作为革命的象征，一种摧枯拉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之象征。

《红轮》中的出场人物很多，数以百计，其中既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形象，还有一些既有真实成分、又有艺术加工的形象，如主人公萨尼亚·拉仁尼琴，这个人物的原型即索尔仁尼琴从未谋面的父亲，作者关于父亲的爱情和战争经历的叙述均有现实生活基础，但为了深入描写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也加入了许多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甚至掺入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和意识（这位主人公的名字“萨尼亚”就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小名），还安排了这个人物对托尔斯泰的拜访。但总体而言，索尔仁尼琴对小说中虚构人物的着墨并不十分浓重，他并未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做的那样，对几位主人公进行“心灵辩证法”式的描摹和剖析，而是采用速写手法，几笔带过，有的在被历史的“巨轮”碾过之后便无影无踪了，这似乎也在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历史对于个人及其意志的忽略和压制。相形之下，索尔仁尼琴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却十分细致，为此他不惜辟出大量篇幅，甚至加入大量虚构情节，直至写到他们的幻觉和梦境，也就是说，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都纷纷成了具有音容笑貌和性格逻辑的文学主人公。

《红轮》的体裁十分独特，这是一部史诗，但与一般的历史长篇小说相比，它似乎显示出了更为复杂的体裁属性。除普通的小说叙事外，这里还大量引入历史文献、书信、日记、报刊文章、会议记录、回忆录、学术研究文字等。有文学史家在《红轮》中发现了12种“叙事类型”（вид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即事件本身、历史人物、作者评析、历史文献、报刊资料、社会生活场景、画面镜头、抒情沉思、民间俗语、作品人物的笔记、虚构人物的命运、女性内心独白。[20]其结果，就体裁特征而言，《红轮》很接近俄国古代的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当然，《红轮》的这种写法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巨大的体量、枯燥的文献、对俄国历史细节的过多纠缠以及作家的冗长议论，都会让很大一批读者，尤其是不太熟悉俄国历史的外国读者望而却步。《红轮》完整面世时，苏联已经解体，对俄国革命及其历史的思考已很难再激起普遍关注，因此，命运似乎跟索尔仁尼琴开了一个玩笑：他在一个半月间写出的“处女作”、仅区区数万字的《一天》曾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首发的《新世界》杂志、转发的《小说报》杂志（Роман-газета）和后来出版的单行本，印数均在百万以上，其在全球以数十种语言发行的译本，更构成一个天文数字；而他耗费二、三十年时间创作出来的文学史诗《红轮》，在1997年首版时却只印了三万册。更让人叹息的是，在很多批评家，甚至索尔仁尼琴的研究专家眼中，《红轮》很少被视为索尔仁尼琴的最佳之作，法国斯拉夫学者乔治·尼瓦（GeorgesNivat）在其《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Борец и писатель）一书中甚至称《红轮》为索尔仁尼琴“天才的败笔”（гениальная неудача）：“可写着写着，就遇到了神秘的死胡同，揭秘者兼法官同时接受了所有人的立场，他想评判但却做不到，因为他同时见证了诉讼的整个环节，既是检察长，又是法官，还是案件的参与者。这样，这部鸿篇巨制就成了一个‘天才的败笔’。”[21]尼瓦所称的“败笔”，主要是就《红轮》中叙述主人公身份的模糊和飘忽而言的。但是，我们似乎又恰好可以在这层意义上理解《红轮》及其作者的创作价值和历史意义，即索尔仁尼琴在数十年间不懈地搜寻、阅读俄国历史文献，紧张地思索，忘我地写作，体现了俄国作家在面对祖国及其历史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作家形象，他的文学创作的宏大历史覆盖面和强大的思想渗透性，更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强大生命力的又一次彰显。

六

索尔仁尼琴去世后的第三天，俄罗斯《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辟出五个整版，讨论索尔仁尼琴的“身份”问题，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祖国和世界的文学、历史和文化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他的身份更像是哪一种：社会活动家、作家还是政论作家？”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早已为自己赢得诸多“最高级”称谓，如“真理的声音”“民族的良心”“国家的精神导师”“20世纪的俄国先知”“俄国文学的主教”“俄国文化的象征”等等，不过这些都是些“虚名”，索尔仁尼琴的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呢？该报刊出十余位作家、批评家和文化界人士的文章，他们给出的回答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发现他们最看重的身份。《消息报》这一期还在头版刊登该报网站发起的“您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什么人？”的网上调查结果，四个选项的占比分别为：“杰出作家”21%，“民族良心”23%，“斗士”40%，“当代最伟大思想家”16%。[22]

操办索尔仁尼琴“后事”的单位不是曾开除他的俄国作家协会，也不是曾驱逐他的政府，而是俄罗斯科学院。由俄罗斯科学院发布的官方讣告这样概括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和创作：

亚·伊·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兴趣和创作追求的范围是无边的。他所创作的举世闻名的文学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廖娜的家》《第一圈》《癌症楼》和《红轮》，纪实性史诗《古拉格群岛》，都是崇高的精神成就，复兴了伟大的俄国文学的公民传统。作家富有表现力的、充满高尚情感的语言，保留并发展了俄国古典散文的一切优秀特征。

他对20世纪俄国历史的翔实研究是对历史学的巨大贡献，如《对二月革命的思考》《两次革命的特征》和《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仰仗亚·伊·索尔仁尼琴考古发掘般的工作，大量历史文献被引入科研领域。他的哲学政论作品《我们如何安置俄国》《每日一分钟》和《倾塌的俄国》，均对社会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亚·伊·索尔仁尼琴在俄国民间语言领域的探索也构成了祖国语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他对当代俄国文学语言词汇扩展含义的研究，他耗费数十年心血编纂的《俄语扩展语词典》，都具有恒久的学术价值。他的那些后来被收入内容广泛的《文学收藏》一书中的关于俄国作家的特写，也以批评分析的独到和观察的精准而独树一帜。[23]

不难看出，这则讣告是分别从文学、史学和语言学三个方面肯定索尔仁尼琴的成就和贡献的。人们对于索尔仁尼琴生活和创作不同侧面的认同，这其实也折射出了索尔仁尼琴命运和遗产自身的多元和丰富。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合而为一，这才是真正的索尔仁尼琴，这才构成了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俄国文学乃至俄国历史中的独特意义。

索尔仁尼琴是—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苏军的炮兵军官，他却对最高统帅说长道短，因此惹火烧身；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作者受到最高层青睐，但他却选择与当局对峙，最后被驱逐出境；来到美国之后，他并没有因为“主人”的慷慨收留而心生感激，却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很快就被当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在凯旋般地回到俄国之后，他不久就公开宣称叶利钦等人是“民族的罪人”。普京时期，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有所缓和，但他与政府和政治显然还是保持距离的。索尔仁尼琴的生活和创作始终存在于一个强大的张力场中，或者如他的第二部自传《谷粒落进两片磨盘间》的书名所隐喻的那样，他一直置身于两个“磨盘”之间。似乎无论何时何地，索尔仁尼琴都是反对派，都构成一种抗议。对于一位真正的社会活动家而言，这样的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表现，不如说是他的人格和观念之内在驱动的结果。索尔仁尼琴许多不幸的人生遭遇无疑是很多外在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但他的命运说到底还是他本人有意识的主动选择。他这种永远对峙的姿态，有时甚至比他具体道出的话语更有意义。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历史上又一位思想型大作家，是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俄国思想家之一。索尔仁尼琴还是大学生时就开始了写作，而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对俄国的革命史做出解释，这一抱负后来成为贯穿他终身写作事业的一项使命。后来，他因为思考被关进监狱，而监狱里的环境和坐牢的经历反过来又强化、深化了他的思考，使他得以在走出监狱后写出那些揭露古拉格内幕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内容而言，就其社会影响而言，均实为思想读物。流亡前后，他写出的那些“公开信”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广为流传，是当时社会中最具有思想感染力的文字，激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态度和质疑精神。他的史诗巨著《红轮》，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等作品一样，被视为“思想小说”。他在晚年写作的探讨俄罗斯民族与犹太民族之关系的著作《两百年同行》，虽然出版后在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两边似乎都不讨好，却显示出了一位思想家的时代责任感和思想激情。他的“新斯拉夫主义”（не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更可被视为其思想观念的集大成者。早在流亡前后，他与友人合作编辑的文集《顶起巨石》（Из-под глыб）就为后来兴起的“新斯拉夫主义”奠定了基础。归国前后，他相继发表“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ека）和《倾塌的俄国》（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命运，乃至问题和药方，都给出了独到论述。这三部政论作品贯穿着两个思想：一是对俄罗斯人民传统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导，一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既是索尔仁尼琴给出的俄国改革出路，也是他政治主张的核心。他认为，俄国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国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俄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在谈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时，索尔仁尼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拿西方做比对。索尔仁尼琴面对西方的态度大体是这样的：历史上的西方多是加害于俄国的。西方世界对俄国一直怀有敌意，在俄国强大的时候，它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它，或削弱它；在俄国衰弱的时候，它又总是幸灾乐祸，并常常乘人之危干一些不地道的事情。当今的西方世界虽然“万事如意”，却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它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更为可怕的还有一点：西方还总是对俄国构成一种虚妄的诱惑，让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国的文化取向不时地左右摇摆，无所适从，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俄罗斯人民族自信心的树立以及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开辟。可以看出，在对“下层”和“西方”的认识上，索尔仁尼琴和俄国历史上传统的斯拉夫派大体上一脉相承。他在《我们如何安置俄国》中为俄国的发展道路开出药方，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反思俄国的历史，在《倾塌的俄国》中针砭现实。深深关切俄国的索尔仁尼琴在近十年时间里始终在思考俄国的命运，被称为“俄国文学主教”的他却一度放弃文学作品的写作，转而写作这组政论。他以俯瞰历史、指点江山的豪气，带着干预现实的勇气，再一次扮演了先知和布道者的角色。他的这些思想虽然似乎并未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却使他成了俄国文化史中又一个集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家；他的理论最终未能成为当今俄国的一副济世良方，却无疑奠定了索尔仁尼琴作为20世纪俄国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历史地位。

当然，我们在“后索尔仁尼琴时代”谈论索尔仁尼琴，阅读索尔仁尼琴，首先还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一方面，他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现实、介入生活、作用社会的强大传统，通过其创作重复了阿瓦库姆不屈不挠的言说姿态、赫尔岑波澜壮阔的思想力量、托尔斯泰纵览天下的历史视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入木三分的精神透射，使俄国文学中的诸多优异特质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综合性的再现；另一方面，他的创作自身也构成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一个强大的潮流，他不仅开创了“劳改营文学”“乡村散文”“道德文学”等20世纪下半期俄语文学史中的重要流派之先河，而且还极大地扩大了这一时代俄语文学的世界影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他在90岁的一生中不懈地写作了70余年，无论置身囹圄，还是流离失所，留下了洋洋数十卷的文学作品，他可能是20世纪俄国文学中写作量最大的作家之一。他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文学体裁，从短篇、中篇、长篇和史诗，到自传、随笔、散文和政论，再到抒情诗、长诗、戏剧和批评，是一位罕见的全能型作家，由他创建的“艺术性调查”“微型散文”“两部分小说”“节点长篇系列”等独特新颖的体裁，更是对20世纪俄语文学的新贡献。在“非虚构文学”于20世纪下半期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的当下，我们也能更清晰地意识到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从创作态度的角度看，我们也无疑可以把索尔仁尼琴归入世界文学史上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文学圣徒之一。他把文学写作当成一种崇高使命，虽九死而不悔。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写作是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在结束《红轮》的写作之后，在编选30卷文集的同时，他还写出一本文学随笔集，即《文学集锦》（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在这些随笔性质的文字中，索尔仁尼琴对数十位俄国作家进行细读和评说，在返回地理意义上的祖国之后，他似乎也在耄耋之年重访他文学意义上的家园，即俄国文学。在完成了以文学为武器总结俄国历史、反映俄国命运、指点俄国道路的宏大使命之后，索尔仁尼琴又以这样一种火炉边交谈、书桌旁对话的温情方式，完成了他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对文学的一次不无留恋的回望。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索尔仁尼琴一生创作中的文学遗产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解读和珍视。

This paper provides a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life and creation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ussian writ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century. Through detailed reading of his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s, such asand, the author attempts to induce Solzhenitsyn’s artistic features.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Solzhenitsyn’s literary genres such as “artistic investigation”, “mini-proses”, “two-part short stories”, and “knot novels”, aiming to reveal the overall style of his works and to define the literary value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his creation.

Solzhenitsyn, Russian Literature, Labor Camp Literature,

【Аннотация】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бщее описание 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анализ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одного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Через детальн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его репрезентатив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таких как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Матрёнин двор», «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 «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и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 также изучение ег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жанров, ка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крохотки», «двучастный рассказ» и «узел-роман»,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с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общий стиль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ценность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оженицы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агерная проза,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1]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同上，第3页。

[3]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

[4] Солженицин А.И.На изломах. Малая проза. Ярославль: Верхняя Волга, 1998. С.180.

[5]索尔仁尼琴：“呼吸”，刘文飞译，载贾平凹编选：《一生的文学珍藏·影响了我的五十篇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6]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Х века (1950-1990-е годы). М.: Академия, 2010. 5-е издание. Т.1. С.274.

[7]Копелев Л.З. Утоли моя печали: Мемуары. М.: Ex libris. Слово, 1991. 此书第一章即为《马尔菲诺沙拉什卡》（Марфинская шарашка）。

[8] Панин Д.М. Лубянка-Экибастуз. Лагерные записки. М.: Скифы. Обновление, 1990.

[9]索尔仁尼琴：《癌症楼》，姜明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527-580页。

[10]同上，第566页。

[11]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635页。

[12]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下册），钱诚、田大畏译，田大畏校，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年，第626页。

[13]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Беседа со студентами-славистами в Цюрих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20 февраля 1975)//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7 мая 1992 года.

[1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田大畏、陈汉章译，田大畏校，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卷首页。

[15]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64页。

[16]索尔仁尼琴娜：“表现的天赋”，载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娜：《古拉格群岛》，胡学星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17]萨拉斯金娜：《索尔仁尼琴传》，任光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867页。

[18]《新旧约全书》，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第754页。

[19]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Тот выстрел решил судьбу России. Из интервью с Бернаром Пиво для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0 декабря 2010 года. №.280 (5359).

[20]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Х века (1950-1990-е годы). Т.1. С.310-312.

[21]尼瓦：《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孙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224页。

[22] Известия. 8 марта 2008 года.

[23]Президиу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глубоким прискорбием сообщает о кончи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го члена РАН Александра Исаевич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04.08.2008. http://www. ras.ru/news/shownews.aspx?id=c2c75716-d7fa-4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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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项目批准号：17ZDA283）的阶段性成果。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肖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