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德米特里·苏斯洛夫 等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 德米特里·苏斯洛夫 等**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这份报告（得到了俄外交部和国家杜马的支持）认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建立新的秩序。在此过程中，渐行渐远的不仅是“单极”或者“两极”时代，还有西方近几百年来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并未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而是像催化剂一样激化了既有矛盾，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重新分配。该报告认为，近年来俄罗斯在外交和国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胜利，但是需要更为充分地加以表达和阐释，同时有必要拓展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并为其提供思想保障。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维护和平；二是支持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三是共同保护自然环境，加强人文合作，应对包括流行病在内的新的全球性挑战。

俄罗斯外交新思想 中美俄关系 多边战略平衡 世界秩序

一、未来世界格局与俄罗斯对外政策新议程

俄罗斯国内外的外交政策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思想已进入完全不可预测的混乱时代。这一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它不仅反映出混乱趋势正在加剧的既定事实，还说明过去使用的智识、概念方法无法预测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西方国家设定了“智识模式”，因而西方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新的现实，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地位正在经历长期的衰落。

大众智识和情绪状态确实是难以预测的因素，因为“00后”“80、90后”（或“iphone”一代）已习惯超级链接，依赖信息环境，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拟，尤其容易受到外界潮流和自身情绪变化的影响。心理状况受信息环境影响的最新案例，是与新冠病毒相关的集体情绪失控。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的持续研发，使得世界的发展愈发难以预测。但是，如果人类不失去基本的价值观——珍视生命、渴望社交、持守家庭、热爱祖国和本土文化，那么人工智能就无法占统治地位，至少其影响是有限的。

大多数发展趋势是可预测的（尽管可能发生各种偶然事件，受到领导人性格和行为的影响，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领导人的作用与日俱增），新冠疫情非但不会改变世界的发展趋势，反而成为强化这种趋势的催化剂。负面进程（大国之间激烈角逐）和正面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同时进行。

在新（主要是亚洲）、旧（主要是西方）领导者之间，正在上演历史上最激烈、最迅速的权力再分配。新冠疫情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和信息战，加剧了这一进程。在西方整体走向衰落的趋势中，美国也许是个例外，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仍会是超级大国。但是，即便是美国，也在迅速丧失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无力左右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方向。于是，美国成为近年来最危险的国际角色，从维护现状的国家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虽然算不上“复仇主义者”）。从其内部走向来看，最近几年的美国仍将是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

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层及主要原因是，西方近500年来建立在军事优势基础上的、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已行将就木，世界正在回归传统的多极格局。

大部分国际协调机构和机制日渐式微或被有意取消。瞬息万变的局势和激烈角逐，使全球和区域大国之间的争斗无视规则，这是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作用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不是唯一原因）。

即将到来的世界将呈现出数字化发展、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以及大规模移民等重要趋势。这些因素势必加剧各国内部的社会紧张局势，也将激化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是从智力还是从体制的角度，人类都暂时无法解决这些挑战。尽管这些挑战在客观上具有全球性特征，但新冠疫情表明，可行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地下沉到国家或区域层面。

这种张力正在提升对国家精英的要求。领导力以及政治和外交中的人格化重新占据上风，同时全球问题和全球相互依赖发展到了全然不同的层次。

二战后美国构建的全球经济体制正在瓦解，全球化也在部分倒退。世界经济支离破碎，区域经济各自为政。最重要的是，世界经济正在被政治化，其背景是尽管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相互依赖原本主要是积极因素，而现在越来越成为弱点。新冠疫情加剧了这种认知，进一步削弱了全球治理。

有一种取代美国（西方）控制下的“世界政府”或霸权主义的强烈趋势，倾向于将世界政治以及一部分经济重新国有化，恢复民族国家、其精英和领导人的作用及影响力。新冠疫情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疫情凸显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其合法性和生存取决于能否首先保障本国公民的社会福利。疫情强化了国家主权因素。虽然由于全球化以及流行病、信息革命等全球威胁，各国无法完全掌控本国局势，但它们仍努力在内政、外交问题上做出自主抉择。各国追求主权、政治和文化独立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仍将持续。中小国家的民众都渴望政治上的主体性，向本国精英表达了更多的独立诉求。其原因在于，全面信息化和通信手段的推广带来了人民的“政治觉醒”，以及传统领导者不再具有榜样的吸引力。许多中等国家和区域大国不仅拒绝盲从超级大国，而且如果没有它们的参与，一些关键的国际冲突和问题便无法解决（中东局势就很明显），更遑论全球的有效治理。在全球对抗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和区域大国不想在华盛顿的胁迫下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于是产生了“新不结盟”的客观需求。

正在不对称地形成“中国+”和“美国+”两个技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正推动世界走向新的两极化，并试图借此恢复自身的活力和领导力，把对抗强加于人，削弱那些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美国的抗疫行动（无力阻断病毒在本国的蔓延，对盟友的自私态度），与中国在本国的成绩及对他国的援助，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新的经济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世界领导权争夺变得白热化。华盛顿对北京采取更加敌对的政策，并且对盟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冠疫情几乎成为美国对华信息战的核心内容，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中国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抗疫成功的背景下，转而开展信息-政治战攻势。在俄罗斯学者看来，疫情暴发之前，中国虽然愈发自信并奉行面向全球的政策，但仍竭力回避对领导地位的诉求；现在则不然，中国外交在政治心理方面的内敛性已经减弱，中国公开表示正在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榜样。

显然，欧盟主导的欧洲错失了（与俄罗斯联合）成为世界新秩序第三支柱的机会，它将慢慢走下坡路。尽管欧盟不大可能彻底解体，但势必将进行大变革。新冠疫情再次强调国家（特别是大国）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冲击了跨国机制。欧元区可能将发生重大变化。最有可能的是，欧洲次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将倒向东方，西部和北部将倒向美国。

俄罗斯仍有充足的回旋余地。确切地说，从地缘政治来看，俄罗斯仍将是一个独立的中心，奉行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和国防政策。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俄罗斯将会逐渐趋向东方，同时又保持政治和军事的独立性。在中国的支持下，俄罗斯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但何时实施，尚不明确。

国际环境将再度意识形态化。国际共产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宗教弱化（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之后，全球自由民主又加速衰朽，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由此产生了填补“真空”的争斗。部分“真空”被左翼-右翼民族主义、社会不满情绪和“绿色”激进主义填补。俄罗斯尝试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填补“真空”，而中国则使用了尚不太清晰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向其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者发起了不负责任的政治-舆情战，企图利用信息工具方面的优势妖魔化竞争对手。然而，那些能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全新意识形态并填补“真空”的国家、社会和文明，在争取未来世界秩序领导地位的斗争中，将获得大巨大优势。目前，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反俄情绪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试图通过塑造“敌人形象”，从传统精英手中夺取社会传媒的控制权。

尽管俄罗斯有效增强了战略威慑力，但在可期的未来，发生重大国际冲突并升级到全球战争的危险将显著增加。原因如下：

——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新冠疫情和经济危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将其提上议程。

——在许多国家，受舆情及政治进程的影响，社会精英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在退化。越发常见的是，庸人被选拔出来，有责任心的精英则被边缘化，取而代之者则越来越依赖用舆情造势，缺乏长远规划。

——信息革命、环境变化、社会不公增加、反抗情绪高涨、移民日益增多、传统管理机制弱化，导致传统精英失势，慌乱情绪和“简单化处理局势”的潜意识（包括诉诸武力）日益增长。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围绕新冠疫情所表现出的歇斯底里情绪，分散了民众对未解问题和各种失败的注意力，反倒像一场“小胜仗”，用以排解社会的不满。

——发展核武器、常规精确制导武器、高超声速武器、网络手段、军用机器人、无人机等装备，形成了破坏稳定的“混合体”。

——军控机制日渐式微，大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渠道不通畅，不信任和战略不确定性在增加，政治敌意进一步强化。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一系列破坏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的武器装备持续扩散，出现了一些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国家。这非但不能巩固多边相互制约，反而同上述因素一样，削弱了战略稳定，增加了爆发武装冲突并升级为世界战争的风险。

——对战争的恐惧已退居其次。“战略惰性”占据上风，相信75年相对和平的日子仍将持续。但这是错觉。对大部分俄罗斯人及部分精英人士而言，这种太平心态颇为典型，有可能会在未来削弱民众对发展国防力量的支持。

——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使亚洲和非洲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势必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移民潮。

——人类将可能达到“增长极限”。无论如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都将继续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头等大事。“绿色”正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俄罗斯在该领域表现得不太积极，或者说比较被动。俄罗斯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提出新发展哲学（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的领导者之一。况且俄罗斯拥有大量资源（特别是在环境保护领域可以提供和开发的资源），这不仅将改善国内生活，还可惠及整个世界。

——一个更大的挑战逐渐浮出水面。显而易见的是，建立在不断扩大消费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愈发同社会需求乃至世界本身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在应对新冠疫情上暴露得尤为明显。人类必须确定新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该模式的研究与推进可谓恰逢其时（可作为对保守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我们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和口号的补充）。

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成绩

凭借经济的部分复苏、军事实力增强、巧妙且意志坚定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再加上对手自身实力削弱，俄罗斯得以跻身世界“排行榜”前三名。面对外部压力，俄罗斯大部分民众与精英团结一致以及对外交胜利的自豪发挥了作用。但是，目前俄罗斯经济仍停滞不前，人口问题亦不容乐观。反对者和潜在的盟友认为，长期看来，俄罗斯将衰弱下去。

社会民调的结果与大多数专家的观点一致，即民众对俄罗斯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度不断下降。以积极进攻型的外交政策获取民众对政府支持的能力正在下降，即便该政策目前是成功且有效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未向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即俄罗斯的海外军事行动不仅是安全所需，而且大多成本较低，能够实现政治和经济利益双赢。另一原因是，人们愈发觉得，参与外部事务会导致疏于解决对广大民众而言更为迫切的内部问题。

当前的世界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俄罗斯的社会现状，都要求提出一套鼓舞人心、团结一致和“提振精神”的俄罗斯内政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内核，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对俄罗斯和世界均有吸引力的前瞻性方略。

俄罗斯的外交卓有成效，这些成就体现出了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正面贡献，可以也应该向世界、向本国人民加以宣示，即俄罗斯足能承担“使命”。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的外交成就和使命未被概念化、资本化，没有被广泛宣传并转化为政治倡议性的语言。

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安全的维护者、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及主权的保护者。

俄罗斯通过成功升级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装力量、实行平衡的防御政策、保持战略威慑力、不卷入新的军备竞赛等策略，恢复了全球范围内的均势，并彻底打破了西方依仗军事优势在近500年来支配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西方肆无忌惮地侵略和破坏稳定（如北约扩张，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支持或挑起“颜色革命”，使整个地区陷入混乱和痛苦）的“单极时代”结束了。

俄罗斯提高了国际关系的民主程度，为文化多样性和国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先前受压制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机遇，许多国家得以在经济较量中充分利用本身的竞争优势。西方国家对世界GDP的贡献下降，获取“军事寻租”的能力减弱。

俄罗斯正在通过制造高超声速武器、升级现有战略核力量以及协助中国创建导弹预警系统等方式，加强针对俄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战略制衡。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实现坚不可摧的无敌状态幻想，以及企图解除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武装的幻想日益破灭。

高超声速及其他类型武器和系统的研制成功，降低了俄罗斯参与核武器及常规战略武器竞赛的诉求。于是，俄罗斯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虽未增加国防预算，却显著提高威慑力的大国。俄罗斯没有增强战略核武库的动机，这凸显其作为负责任核大国履行了《核不扩散核条约》规定的义务。此外，俄罗斯打消了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取军事优势的期望，对美国而言，军备竞赛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且毫无意义。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减少了冲突。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陷入“双线作战”的境地。这使得两国的冲动行为少，责任感多，两国关系亦成为加强国际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因素。

在区域层面，随着国家军事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奉行的积极而平衡的外交政策，同样维护了和平、安全、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自由及国家主权。俄罗斯作为重要的平衡者抑制某些国家追求霸权地位，从而维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

1.在欧洲

北约和其他西方联盟向原苏联空间的扩张被暂时遏制。与本可能发生的欧洲大战相比，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和当前乌克兰冲突造成的恶果要少得多，倘若欧洲继续扩张到对俄罗斯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大战完全可能发生。为阻止西方扩张，俄罗斯采取了强硬行动，这为未来俄欧睦邻关系以及俄乌关系奠定了基础。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了俄罗斯的决心和实力，看到自己依仗的机制开始走弱，尽管这些国家依附美国，但它们已开始尝试寻找接近俄罗斯的新途径。

俄罗斯非核威慑力的巩固，预防了在非核战争（如果这类战争爆发的话）中战败的危险，同时也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由于奉行“向东转”战略，俄罗斯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次大陆的力量关系，使之于己有利。先是构建“欧洲共同体”的想法失败，继而建立以欧盟为中心的“大欧洲”计划受挫，取而代之的另一种可能性出现：建立一个更稳定，较少取决于外部角色的“合作、发展与安全体系”，即“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趋势终结了在政治和心理层面认为俄罗斯从属于西方和欧洲的认知，促使欧盟具有爱国情怀和战略头脑的精英寻求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欧盟开始意识到自己处于战略僵局，出路只能是恢复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但现在已非1990-2000年代的语境，即俄罗斯的“欧洲化”，而是需要基于睦邻友好、平等合作的原则，共同制定规范。

2.在欧亚大陆中部

俄罗斯建立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保证两大邻国之间不存在公开的地缘政治博弈。

中俄伙伴关系加强了中亚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它们无须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还可以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在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互动中进行一体化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欧亚经济一体化”与“一带一路”的“对接”。

俄中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巩固了中亚和阿富汗地区的安全。

外部大国破坏稳定、强行发动“颜色革命”和推行“分而治之”策略的能力正在减弱，近东和中东重要大国对中亚的争夺也被抑制。

俄罗斯在叙利亚取得了胜利，削弱了国际恐怖主义实施破坏行动的能力，数千名来自俄罗斯和邻国的恐怖分子被消灭。

3.在原苏联地区

俄罗斯用支持和加强欧亚经济联盟与集安组织的方式，巩固了成员国的安全与主权，又不限制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奉行多元外交政策的自由。这些机制保障了成员国之间，以及与中国、欧盟、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和平。

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遵守协商做出决定的原则，这不仅是具有不同政治和经济体量、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间平等合作的典范，而且也是中小国家真正扩大主权的典范。在与外部大国的相互关系中，成员国身份有效加强了中小国家的地位，如白俄罗斯与波兰和欧盟，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和伊朗，中亚国家与中国。所有国家都从一体化中获益，但受益最大的是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小国。

4.在亚太地区

俄罗斯支持中印之间保持军事平衡，并确保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上合组织。从长远来看，这两项努力可促进中印和印巴之间关系的改善，将避免亚洲的冲突。

俄罗斯降低了亚太地区分化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可能性（美国和在一定程度上的中国），通过更积极地参与整个亚太政策，与亚洲其他所有主要力量中心（首先是印度，还有韩国、日本、东盟国家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平衡的伙伴关系，同时加强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减少了亚太地区的冲突，还巩固了该地区中小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使它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从而保持了其独立性。

5.在中东地区

俄罗斯阻止了以武力方式更迭中东地区政权的企图，为中东各国提供了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机会，包括探索如何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把世俗与宗教、威权与民主相结合。

在俄罗斯协助下，中东国家避免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西方联盟入侵伊拉克后，该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动荡，目前混乱局势正在逐渐消弭。

俄罗斯成功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并说服中东各国接受这一现实，降低了（至少目前）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伊朗与土耳其之间冲突升级的危险。“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斯塔纳模式的形成，有助于改善土耳其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作为“平衡者”，并且与美国一样是“域外”力量中心，促进了中东国家（如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的独立及多维度外交。

在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遵循的是自身的国家利益：消灭恐怖分子，防止相邻区域发生动荡，操练俄罗斯现代武装力量；俄罗斯扩大了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在叙利亚的成功也推动了俄罗斯武器市场的增长。

三、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

俄罗斯在2015-2019年间取得了诸多成就，迫切需要为外交制定有魅力且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新思想。最好既能巩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展示其作为大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又能促进俄罗斯国内的发展，确保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举措，得到社会的支持。

所有讨论内容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不向本国社会和世界各国提出这些思想，如果缺乏我们想与其他国家共建（我们要起主导作用）的美好世界图景，俄罗斯便不能把在外交和国防领域毋庸置疑的成就转化为资本。俄罗斯必须用道德和思想内涵巩固外交和军事成果。

拥有这种思想是大国地位的标志之一。显而易见，俄罗斯不想成为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所期望的、所谓的“正常”国家；如若放弃大国主义，俄罗斯就会轰然倒塌。

苏联是因失却宏大思想而失败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70-80年代，统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弱化和退化。眼下的例子是欧盟的欧洲。欧洲国家放弃了大国的民族思想，这使它们成为中等国家（只有法国试图保持之前的地位）。欧洲宣布以欧洲世界为目标，目标达到了（其实，主要是因为美苏两个核国家争斗），却开始走下坡路。欧盟曾有机会整合新的宏大思想，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安全与合作空间，将欧洲的技术、金融与俄罗斯的资源、人力和战略实力整合在一起，但欧盟拒绝了这一方案。

也有一些宏大思想曾经被提出过，但是不现实，给实施它的国家及精英带来灾难。这类思想包括试图以武力统一欧洲，先是拿破仑，之后是德国皇帝，最后是希特勒。对于苏联来说，这种思想的载体是共产国际。对于近几十年的西方国家来说，自由民主主义也是此类思想，在各种明争暗斗之后，开始节节败退。

在苏联解体后的25年里，俄罗斯及其精英拟定了许多目标（尽管是次要目标），如“跻身欧洲”“站起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内部政治稳定”等等。有的是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被放弃了，有的则实现了。如今旗帜鲜明且面向未来的思想，是几年前弗拉基米尔·普京提出的建设合作、发展、非零和博弈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首先以转向东方、中俄伙伴关系、“带盟”对接、上合组织为基础，同时向欧盟和东盟开放。但是，依靠该倡议在新的条件下丰富俄罗斯外交思想并形成外交身份显然还不够。而且部分专家还认为，这一倡议并未得到发展。“转向”本是可推动国家发展、具有潜力的强大思想，现在濒临沦为单纯的经济-专家治国项目，可能使之无疾而终。

残余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俄罗斯仍然有影响力——试图利用任何场合和机会为西方说话。面对西方一贯不负责任的政策，理当加以批评。但在新形势下讨论未来世界秩序的建立时，这种批评应该只是俄罗斯外交议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应着重强调的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强大的俄罗斯会给世界带来一个全新的、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最近有迹象表明，此前俄罗斯外交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逐渐减弱，正在从政治-心理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思想，是波斯湾和中东多边集体安全观念的新发展。这已被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整个地区采取的行动证实了。2019年10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会议上的讲话，是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发表的与非西方国家关系的首个纲领性阐述，其中并没有对西方提出批评。然而，目前该倡议还比较松散，缺少常态的、牢固的基础，比如，需要整合进来一些重要的理念（俄罗斯对世界独特的积极贡献，强大的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作用及其“使命”等）。

俄罗斯外交需要新的、旗帜鲜明的前瞻性战略思想，需要形成颇具魅力的外交认同，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世界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其特点是思想竞争加剧、为建立多极化新世界秩序而争斗、大国间的战争威胁增大、世界各国追求独立自主。总的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俄罗斯必须明确自身定位。

第二，缺乏新思想会导致公众对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坚实的国防政策支持减弱，带来内部停滞、部分精英和民众不满、自由派更加活跃，还有可能巩固地缘政治对手在俄罗斯思想阵地的地位，并增强其在俄罗斯国内主动或被动盟友的力量。俄罗斯外交身份的演进并明确加以表述，有助于向公众展示，这种思想可带来大国地位和积极独立的外交与国防政策，以及强大的俄罗斯能以较低成本对外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像所有民族思想一样，这类思想应吸引并促进形成社会意识，使国家生活更加理性，应最大限度地使精英与公众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类思想在广义上应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不违背社会利益。不久前的俄罗斯历史就发生过这类矛盾。在20世纪80-90年代，一部分俄罗斯精英不仅想“融入欧洲”，甚至为获得进入欧洲的“门票”不惜限制俄罗斯的主权。而早在普里马科夫专机在大西洋上空传奇般返航前，这些政策和思想就注定要失败。这种思想引起公众和大部分精英的强烈抵制，对他们而言，历史传承、根植于基因的主权和独立，是最高价值观。只有当灌输给精英和公众的思想被接受时，它才可能有效，并成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为起到引领作用并最终获胜，外交思想与外交身份须符合当前瞬息万变的世界发展趋势。在1990-2000年代，多极化思想契合现实又颇为正确，指向众望所归的发展方向，意在抑制美国霸权。不过，多极化只是对当前世界局势的一种描述。对于在可预期的未来无法成为全球多极之一的国家而言，多极化思想缺乏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多中心主义”思想更具吸引力，更像是确认今天的既成事实。此外，与多极化一样，“多中心主义”缺乏规范基础，没有提出依据哪些规则和原则来确定各力量中心的关系和行为。

我们不建议俄罗斯打造出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不制定所谓“唯一正确”的历史发展观，不追求价值观体系的真理性和普遍性，并将其强加于其他国家。在20世纪，这种意识形态让我们和世界都吃尽了苦头。现在我们意识到，“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另一种“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注定崩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突出优势是非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特性。首先，这类政策成本低。其次，俄罗斯可与各国建立平衡的伙伴关系，不被其国内政治制度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所制约；把自己定位为全球角色，但不把任何发展模式强加于人，相反，俄罗斯在创造条件让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俄罗斯对自己和世界提出的一组思想，可以发挥三位一体的作用：（1）国际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维护主权，支持各国自由选择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主张文化多样性，反对任何一种思想、政治和价值观的霸权主义，是“新不结盟”的保障者；（3）环境保护者，主张珍惜自然和地球，主张新的发展模式，维护人类居住环境，特别是人类本身，坚守人类的道德和身体健康，而非无止境的消费。

该使命的前两个组成部分——捍卫和平以及各国选择发展模式的自由——契合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已经在做的事情，也符合近十年来其主要的外交成就。将其作为俄罗斯的世界使命公之于世，可为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积累资本，不会增加外交支出。

维护和平的使命极为迫切，因为近年来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确有增加，且多数非西方国家和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首先是欧洲国家）将认可这一使命。社会舆情调查显示，相对于失控的移民潮和经济危机，德国和法国民众更担心战争和军事冲突。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极有可能爆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战争的危险。

俄罗斯应重视“新不结盟”保障者的角色。独立和自主选择发展模式被大多数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认为是重要的外交价值观。其中很多国家之所以倾向俄罗斯，主要因为不想在美国的逼迫下，在中美这两个21世纪上半叶超级大国之间做选择，它们在俄罗斯身上看到了“仲裁平衡者”的角色。俄罗斯被视为第三个选项，尽管未强大到可以称霸，但足以让许多国家逃避其他国家的霸权。

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主权和文化独特性，符合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根本认同，这是数百年间保卫俄罗斯缺乏天然屏障（高山和大海）的领土锻造出来的认同。仅在19-20世纪，就发生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还有国内战争期间外国的武装干涉。对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支持根植于俄罗斯人的血脉。俄罗斯人建立了帝国，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与合并领土的精英进行融合和整合的国家。这种思想也符合俄罗斯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使世界更加美好。它也符合苏联外交传统中最好的一面——反殖民主义。当然，与俄帝国和苏联不同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不会为他人利益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更不用说为别人而战了，应该直接向本国公众和世界表明这一点。

俄罗斯使命的第三点是保护环境、大自然和地球，同样既符合外部需求，又符合国家内部认同，与其竞争优势和内部发展的需求不谋而合。俄罗斯国家内部认同强调对人与社会之精神和文化的倚重，而非单纯依靠物质财富和消费。我们不是广泛号召穷人节制消费，而是有必要采取措施杜绝社会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新一轮经济危机抑制消费需求首先体现在富人阶层。这不意味着回归已经证明低效的共产平均主义。但是，社会应该变得更公平。

对大自然的热爱是俄罗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必须激活这个要素，让公民不仅为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感到自豪，还要为了国家、人民和地球的福祉做好保护自然资源并使之增加的准备。假如没有多边合作，环保基本没有出路。这一任务具有全球和联合性质，是强大的正面议程，具有凝聚广泛社会运动和诸多国家的潜力。可行的口号是“我们一起拯救地球”。

同样重要的是，保护大自然的议题可团结俄罗斯国内几乎所有人，包括自由派-西方派、国家主义者和当代斯拉夫派。

环保并非总是低成本的。但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早晚都得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已到达极限。气候变化就是鲜明例证。需要一套新的哲学发展观，既能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能改善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最好主动制定并落实哲学发展观，设定主题和方向，从中获取政治和经济效益，而不是被动反应，以至落于人后。不要再重复“绿色运动”（在西方持续过度消费中产生）的口号和要求，而应同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例如在金砖、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倡议），还有理智的欧洲国家一起，共同提出自己的观念。罗马俱乐部2019-2020年之交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关于新的发展哲学的有益观点。

俄罗斯对自身、对世界使命的表达和外交认同都指向未来。和平问题、选择的自由和环保问题只能越来越迫切。

上述三种思想——捍卫和平、维护主权，选择自由，为保护人类自然环境而防治环境污染——即便在未来才能被接受，也没有穷尽所有俄罗斯可以为本国和世界提供的思想。

显然，具有优秀传统的俄（苏）多民族文化，特别是文学、音乐和电影，被公认为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虽然仍在发展，但也要不断进步。这种文化将我们与原苏联空间的人民乃至全世界团结在一起，是俄罗斯的核心认同，但也遭受了部分损失。部分专家认为，亚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文化（包括当代文化）的需求正在增长。

在应对疫情影响的同时，不要忘记其他重大挑战和长期任务。当前的文明模式和世界体系已步入系统性危机。必须与许多显现出来的问题做斗争，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这方面若想取得成绩，关键在于要避免战争。

尤其应当关注未来世界建构的研究和推进工作，俄罗斯将发挥推动的功用。但谈论这种世界格局的现实轮廓还为时过早。目前只呈现出旧秩序解构的趋势，但作为俄罗斯政策的最高目标，捍卫和平的观点针对的正是未来的世界建构。

俄罗斯为本国和世界提出的这些“国家思想”的优势在于成本相对较低。这些思想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外交和内政方向（尽管要适应内政，要大规模动员公众和精英），俄罗斯不要求它国要符合某种理念，也没有义务为别国的发展承担财政支出。这里指的是俄罗斯正在实施的政策在思想层面的表述，它反映的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竞争优势（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有吸引力），强调的是俄罗斯对国际事务的积极贡献。

以上思想的提出，应该有助于俄罗斯在世界上为自己获得新定位。我们是谁？只是实力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国家吗？只是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吗？只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吗？还是都包括在内并加上对自身和对世界的新内容？这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

四、为实现新思想对俄罗斯和世界提出的若干建议

藉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二战结束以及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纪念日之际，俄罗斯可以呼吁：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危险正与日俱增。它们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都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俄罗斯应与其他负责任的大国及国际社会一起宣告：捍卫和平、防止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这是俄罗斯的重要使命，也是其国际认同的基础，是俄罗斯作为大国存在于世的要义，也是其对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该领域，俄罗斯政策的核心要素是：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及升级为核战的可能性，限制军备竞赛，加强俄罗斯在调解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强化俄罗斯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减少大国间战争威胁的政策有全球意义，首先在于加强核遏制，形成和推动（多边）战略稳定的新哲学观；同时又有区域意义，有助于减少在欧洲、亚洲和中东这三个在国际安全和全球稳定方面至关重要地区的战争威胁。这些地区的战争有可能把世界大国卷入其中，并演化为世界大战。

我们没有把关于减少某些区域发生大规模战争危险的具体建议写在报告之中。如有必要，可召开专门的情景分析会，研究该问题并予以介绍。

（一）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加强多边战略稳定

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核战争，依然是和平、安全与整个人类文明面临的主要威胁。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再次升高（据评估，已经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此外，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核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某大国率先对另一国实施突然性的核打击，而是由于政治危机升级到了非核战争状态，进而发展为核军事冲突，或由于误判、挑衅引起。

在新的地缘、政治和技术条件下，预防战争的政策显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做法和观念（保持战略均势，限制和削减核弹头及运载工具）。如果仍然按照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所采用的方式开始新一轮军控，只会增加不信任感，弱化威慑并加剧紧张局势。必须致力于减少存在于核国家之间的一切战争威胁，这是当今时代的主要威胁。为此，首先有必要改善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加强相互制约，开展有关支持全新意义上的多边战略稳定的工作（尽管从长远来看，裁军和消除核武器才是最佳目标）。

（二）提出多边战略稳定的新哲学

推进减少核国家之间战争威胁的政策，可能要从使用和普及“多边战略稳定性”这一新概念开始。应强调新概念的包容性及其与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20年使用的经典概念“战略稳定性”有所不同。“多边战略稳定性”可定义为“核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状态下，拥核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或者风险很低，军事冲突升级到核战水平的危险同样不存在或很低。”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核武器，而且适用于被大国用来对彼此进行战略破坏的所有类型武器；该概念不仅关涉核战争，还包括核国家之间的所有军事冲突，非有意为之的也包括在内；指涉对象不仅是俄罗斯和美国，还包括所有拥核国家。

世界上许多国家可能会接受对战略稳定性概念的调整，这些国家把俄美双边削减和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进程以及传统的战略稳定性概念，视为冷战时期的一种老旧套话。的确，就目前而言，某个核大国突然对另一个核大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类似网络领域的“灰色地带”发生意外冲突并进一步升级到核冲突，国内或地区冲突升级，这些危险都是现实存在的，涉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是大家共同关切的问题。

对多边战略稳定性的全新理解创造了一种条件，能使核大国的专家以及精英代表就减少战争危险的问题开展政治上的讨论，重点关注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拥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以及缺乏对抗规则；拥核国家之间的对话机制不畅或缺乏对话；高度不信任；新的作战环境（网络空间、外太空、可能使用生物或基因武器）中缺乏行为准则；破坏稳定的各种类型武器的扩散，模糊了核武与非核武之间的界线。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作为发起此类对话的最佳论坛，原定于2020年9月在纽约召开。但由于各种原因，有可能无法举行。因此，推进这一理念就不能单指望这样的会议。

由于多边战略稳定性概念建立在减少核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基础之上，因此，俄罗斯可建议核俱乐部的所有正式成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接受一项宣言：国与国之间不使用任何武力，以免核升级以及发生危害地球和全人类的核灾难。最好把它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的成果之一。同时，应继续说服美国再次核准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5年达成的彼此不发动核战争的声明。如果美国拒绝，则杜绝核战争的声明必须通过俄印中三国机制、甚至要联合法国和英国一道推出。

（三）加强双边及多边威慑力

由于信任普遍缺失、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斗争日益尖锐、美国为保住渐行渐远的领导权而挑起冲突、传统军控机制和游戏规则瓦解等原因，加强相互威慑（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是减少核国家之间以及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有效途径。核大国的军事政策不应指望通过解除核武器的美好幻想来实现所谓的“打破威慑”，而应寄希望于相互加强遏制能力。

意识到无法赢得战争，是克制使用武力、降低对抗程度的最佳动机。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没有耗费大量资金。最新的战略武器，首先是高超声速武器，不仅打消了西方获得对俄军事优势的企图，而且抑制了军备竞赛。对另一方而言，军备竞赛将耗资巨大。即便爆发军事冲突，俄罗斯常规威慑力量的现代化将抑制使用核武器的冲动。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叙利亚的果决行动，在乌克兰和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削弱了西方的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俄罗斯还在增强其伙伴的威慑力，例如在中美之间，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预警系统。这种系统可增强稳定性，减少由于误判引起的战争。俄罗斯非但不会背负巨大开支，反而可获得经济利益。

我们应继续坚持提高俄罗斯核与非核威慑力的方针，同时提高警惕，以免陷入军备竞赛，并将国防开支保持在GDP的4%-5%。与全球威胁的规模相比，这一比重已经是最低限度。俄罗斯以少于美国和北约几十分之一的投入取得了重大成绩，国防政策不仅为俄罗斯带来了政治与地缘利益，而且还有经济收益（拓展市场和出口高科技产品）。为了不被卷入新的军备竞赛，应坚持研制先发制人的新式武器，但不必转向大规模生产。当然，有必要继续规避与美国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均势原则（战略核力量的数量接近），也没有必要对等回应美国在军事-战略领域和官方、学说、公开讨论领域的活动。也许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其他非西方权力中心的威慑力，它们（首先是中国和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自主的作用。

在官方层面，有必要定期重申，谁也不能对俄罗斯进行“有限”核战争、在欧洲对俄发动核战不可能不殃及美国本土、在大规模常规战争中不可能打败俄罗斯等观点。俄罗斯已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给予了暗示。这类声明最好发表在最高级别的政治会晤中，并将其记录在正式文件中。也许应明确指出，如果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地面核武器和中程导弹，莫斯科将被迫正式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

（四）加强核大国之间的对话

当然，减少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不应局限于加强军事威慑这一种方法。建立和加强双边和多边对话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显然，这些对话的重点不是进一步削减军备，这种尝试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美国当前针对中俄营造出事实上的冷战政治气氛，只会进一步恶化政治关系，增强不信任感。从减少战争威胁、加强信任、设法取得积极成果的角度看，更重要的议题是消除冲突和增强战略稳定性。这类谈判可采用其他核国家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可以是所有核国家，或正式的“五大有核国家”，或“俄-中-美”大三角，或“俄-中-印”，或同美国、中国、印度、法国、英国、巴基斯坦进行双边对话，未来还可以加上以色列和朝鲜。

就消除冲突而言，值得尝试就海上、陆地、水域、空中、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达成一致，禁止发生更危险的行为（危险接近、无应答飞行、对重要军事和战略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创建和巩固日常及紧急时刻使用的军事热线及其他交流机制，相互通报武装力量的重要动向，允许观察员参加演习。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工作应致力于消除军事领域的冲突，并拟定行为规则。

根据俄罗斯的倡议，在叙利亚建立了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系统，这是防止发生军事冲突的成功案例，可避免在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危险局势时有发生）。2016年，俄罗斯建议北约国家、瑞典和芬兰等国在波罗的海地区领空采取新的安全措施，规定军用飞机必须开启雷达应答机。尽管该项倡议未得到北约的支持，但值得继续推进此项及其他倡议，包括在其他有核国家（如中-印）之间推行这类倡议。

还有必要提议在俄罗斯和北约相邻的整个空间建立完全意义的消除冲突机制，类似于叙利亚现有的机制。这类倡议应尽可能经常地向公众告知。北约不想减少对抗强度（主要是为了证明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这类倡议经常被其隐藏起来，甚至不让“自己人”知道。

（五）加强预警和信任措施

提高军事领域（特别是战略层面）的预警机制，是减少核国家之间战争威胁的主要方式。需要在可预警和不确定性之间坚持“不偏不倚”。这种方法可增强威慑力，既没有压制其完善军事技术的可能，又可降低危机风险。加强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措施与机制是确保预警的基本方法，一些协议和公告中包含了这项内容，如《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开放天空条约》（1992年）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维也纳文件》（2011年）。如果美国不同意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则有必要提议，哪怕内容有所删减，也要保留其中关于透明度和信任度的措施，以巩固预警机制。

同时，我们认为，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如德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提议强化《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维也纳文件》）谈提高透明度尚不切实际，因为这会加强对俄罗斯军事活动的管控，却不能消除导致军事政治局势恶化和战争威胁加剧的主要原因——美国和北约的对抗政策。鉴于此，建议不强调开放本身，而应着眼于拟定行为准则，管控诸如网络空间等存在军事升级威胁的最危险领域，同时把加强信任与减少政治对抗相关联。另一方面，与非西方国家（如在金砖、俄中印、上合组织框架下）进行军事领域透明度和信任度的多边机制谈判是可行的。

组织有核国家之间（没必要让其他国家不劳而获）开展军事理论和核理论对话，这是提高透明度和预警的重要方式。俄罗斯可提出进行这类对话的倡议，可与美国进行双边对话，亦可进行包括俄印中机制在内的多边对话。

（六）改善核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降低对抗强度

俄罗斯应不断声明，加强和平不仅需要改善（或缓和）俄美关系，还需要改善（或缓和）美中和中印关系，并提出具体的行动举措。

可提议在上合组织和俄印中三国机制框架内，俄中印就多边战略稳定性新观念以及加强军事领域的互信进行谈判。在上合组织和俄印中三国机制框架下，加强在阿富汗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激进极端主义和毒品问题方面的一体化合作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俄中印在这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应让印度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对接的对话，并就“大欧亚伙伴关系”开展三方讨论。最好签订“欧亚经济联盟-印度”贸易协议。在未来举行俄中印三边联合军演。

可适当调整俄罗斯关于“印太地区”（Indo-Pacific）概念的措辞，同时继续对美国的“印太”概念进行批评，但不针对该概念本身。除美国外，日本和印度也在推进“印太”概念，它们的理解与美国有本质区别，并不明确强调遏制中国，更不要说针对俄罗斯了。此外，印度和日本都主张与俄罗斯保持密切互动，主张莫斯科作为独立角色积极参与解决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俄方支持印度是太平洋地区领导者之一、赞同印度和日本关于将“印太地区”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想法，这样的态度将加强莫斯科同新德里和东京的关系，巩固俄罗斯作为独立大国的地位，降低阵营对立的风险。

此外，有必要提出“印太地区”（非美国理解意义上的概念）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与互补，反对美国将二者对立起来。加上印度、日本和韩国对欧亚进程表现出很大兴趣，而印度则通过上合组织和中亚政策直接参与其中。相应地，欧亚经济联盟今后不仅可以与印度，而且与日本和韩国，进而或同时与中国，签订自贸区协定（我们对经济的预测表明，未来5-10年，此类协定可能比现在更具吸引力）。

建议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对话，并开始恢复双方境内使领馆的正常工作，克服2017-2018年的外交危机。俄罗斯在抗疫期间向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一步好棋。

有必要恢复与西欧大国就安全问题的对话，以此推进这些国家的战略独立性。已与法国开展了类似的对话。俄罗斯恢复了与法国、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与欧盟对话的重点是气候、环保和非军事领域的网络安全。但最主要的是与一些欧洲国家就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北约仅讨论军事问题。与欧安组织主要讨论乌克兰问题。显然，欧安组织无望成为可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平台，在乌克兰危机之外，欧安组织很难解决其他危机。必须指出，当欧安组织被用来阻碍构建泛欧洲安全体系时，欧安组织间接地推动了乌克兰危机。

许多专家主张在整体上缓和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减少对抗强度和军事活动。北约故意加剧紧张局势，以维系其日趋减弱的合法性。不值得与之周旋。我们不止一次提到，不能在俄罗斯-北约委员会框架内恢复政治对话，这样做只能将北约合法化并延长其寿命。取而代之的应是俄罗斯与单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瑞士、奥地利和芬兰）一对一进行军事对话。同时我们一再强调，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进行政治对话毫无意义，而且会适得其反，俄罗斯需要逐步孤立这些国家。

有必要持续不断地向欧洲公众宣传这样的论点：北约欧洲国家的军事开支比俄罗斯高出若干倍。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9年的数据，连法国的军事开支都高于俄罗斯。

我们认为应继续向欧洲国家申明，如果欧洲发生大战，其主要诱因是继续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进北约，试图将白俄罗斯拉入西方阵营，以及接连策划“颜色革命”。然而，期待北约正式撤回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关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承诺是不现实的，所以有必要说服欧洲的政客和学者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从正式议程中删除。此外，还应以非正式的方式，为乌克兰、格鲁吉亚与北约的合作划上“红线”。这里指的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举措，如在乌、格境内建立北约永久性军事基地，提供可与具有技术装备武器（导弹防御和防空设施等）的对手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武器。

（七）为最容易爆发和升级战争的危险领域制定行为准则

我们认为，减少核大国之间战争威胁的重要方法，是在多边机制中形成“灰色地带”行为准则，并让更多国家接受。“灰色地带”指战争与和平、核武与非核武之间界线模糊的区域，以及军事冲突可能升级到核战的高风险区域。首先是网络手段、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外太空武器（在太空中部署瞄准地球目标的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反卫星武器、中短程陆基与海基导弹、军事领域应用的人工智能等。目前这些武器在军事中的作用正在增强。在大国之间的现代战争中（尤其在初始阶段），这些武器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却缺乏其使用和研发规则，更何谈限制机制。俄罗斯已在这些领域提出许多重要主张。

在军事网络安全方面，如上合组织在2009年叶卡捷琳堡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2011年，俄罗斯向联合国提交了“确保国际信息安全”公约草案，其中包括防止网络空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措施。在2011年和2015年，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国家提交“国际信息安全领域行为规则”供联合国审议，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未能通过。2015年，俄罗斯和中国签署双边《国际信息安全合作协定》。2018年11月，俄罗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项新的决议草案——《国际安全语境中信息和通讯领域的成就》，其中提到各国应该对网络空间行为负责的准则，该草案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俄罗斯主张，不允许在外太空部署武器，并应在联合国层面通过相应的多边条约。早在2004年，作为签署此类条约的第一个倡议者，俄罗斯就做出单方面承诺，即不首先在外太空部署武器。2005年，所有集安组织国家均确认了这一承诺。2014年，俄罗斯和中国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在2017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中俄还提出了更新版条约草案，并得到其他国家的一致支持。条约禁止在外太空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禁止对外太空设施采取任何武力行动。美国反对这项条约。2016-2017年，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框架下，俄罗斯与美中一起，共同推动了一项倡议，讨论外太空活动的透明度和信任度问题，防止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最后，2019年，俄罗斯和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重申，有义务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

2019年，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北约国家领导人、北约秘书长、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和中国领导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暂停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同时强调，莫斯科已做好准备接受相应核查。北约国家中，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愿意考虑俄罗斯的提议，此前他曾表示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尽管如此，莫斯科仍坚持单方面承诺，不首先在欧洲和其他《中导条约》覆盖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这些举措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美国近期仍会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应集中精力在非西方国家和西欧推广这些主张。特别是将俄中在信息安全和不在外太空部署武器方面的倡议，拓展到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充分利用“金砖+”机制（特别是在俄罗斯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和联合国大会平台。应与欧洲国家就军事方面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就《中导条约》和外太空问题开展双边对话，建议欧洲国家支持俄罗斯的主张，或者共同提出主张。

北约认为可以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但不可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对此一如既往地反对。因为很难保证这类常规导弹在紧急情况下不被启用，特别是如果将这些武器部署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会陡增战争危险，导致各方正式宣布将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此外，为减少战争威胁，俄罗斯应该提出军事方面的新举措，涉及网络安全、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和人工智能。

在军事通信技术方面，列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清单，建议其他国家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此类目标进行网络攻击。清单至少应包括核综合设施和对其进行管理的通信系统、导弹预警卫星、政府通信系统、核电站、大城市的供水系统。最好把这项大规划纳入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应决议之中。当然，首先应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俄印中三国机制的框架下实施，之后尽可能与美国、北约、中国、印度和北约的欧洲国家进行双边会谈，让大家接受俄罗斯提出的相应规则。

在精准打击武器方面，永远禁止在距离对方边境较近的地区部署此类武器，因为这可能威胁到对方的核威慑力量和其他战略力量。建议创建透明度系统，将核武和常规装备中的精准打击武器分开，并考虑互相通告可携带核弹头的精准打击武器的移动和部署情况。

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方面，应与美中印以及欧洲国家进行多边和双边对话，就人工智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在核国家之间挑起战争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制定在军事领域运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和规则，哪怕只有政治宣言的性质。对无人机和机器人的日益重视，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日臻完善，人类直接参与的军事行动在显著减少，这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门槛。会造成失控的军事-政治局势，本质上提高了包括核战在内的战争风险。

关于俄罗斯的反导防御问题，有必要申明的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核大国建立全面覆盖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并建议发表相应的多边宣言。尤其是美国明确表示将在外太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是破坏稳定的行径。应建议有核国家就建立反导防御系统（地理位置、数量和质量）的标准展开对话，讨论导弹防御系统限制核威慑的能力，讨论提高透明度措施和交换导弹威胁信息。可借鉴美俄、俄罗斯与北约在2010-2011年关于导弹防御的谈判经验，当时已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如加强合作、减少这些系统的不稳定因素等。

（八）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我们认为，为加强多边战略稳定和减少战争威胁，俄罗斯所做的重要努力之一，是推动了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至2026年的动议，这是目前仅存的机制，可保障战略核力量领域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此外，一些专家还建议，即使该条约效力终止，也应建议保留条约中的透明度措施（相互告知战略核力量的状况并进行检查）。

同时，暂时不宜也不应该在当前条件下开始新一轮核武削减和限制谈判，包括与美国的双边会谈、中国参与的三方会谈。这种尝试肯定会失败（现在和可以预期的未来还不可能就减少和限制核武器达成一致），也会出现相互指责对方敷衍塞责的问题，使关系恶化，甚至引起新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主张把条约生效后开发出来的最新载具纳入到《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中，表明俄致力于减少战争威胁和限制军备竞赛。美国认为有必要扩大对战术核武器（ТЯО）的限制，并以此作为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俄罗斯不仅继续反对这一立场，而且要说明这一立场的危险性，即，有可能导致限制军备竞赛等机制彻底瓦解，加剧俄与北约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政治紧张局势。

（九）将高超声速载具定义为限制军备竞赛的工具

必须指出，俄罗斯研制包括高超声速载具在内的新型战略系统，是为了限制而非挑起军备竞赛。而且，近些年内俄罗斯不会增加国防开支，也不会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追求同美国一样的数量均势。俄罗斯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批评，认为该系统开启了军备竞赛的新方向。若想驳斥这种批评并推进世界和平，单凭自豪感还不够（俄罗斯高超声速武器领先美国），还应将其定性为加强军事威慑力、限制军备竞赛、限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理应强调的是，拥有这种系统使得核战争和常规战争没有赢家，这样做可减弱使用这些系统和军备竞赛的动机。此外，新一代战略武器导致现有的军事资产贬值，弱化航空母舰和其他系统的威力。最后，它可以使目前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失效，限制甚至阻止军备竞赛。

因而应正式宣布，鉴于俄罗斯已拥有高超声速载具，与美国保持战略核力量均等已不再是俄罗斯国防政策的必要事项，即便华盛顿决定扩大其核武库，莫斯科也不会追随。在《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效力终止之时，发表此声明将特别重要。最好由最高领导公开声明，俄罗斯视新式高超声速武器为反击性和反击报复性武器，而不是用于先发制人（已经有人提出异议），因此要限制产量，不超过反击所必需的数量。同时还应声明，如果美国或其他国家研制出类似武器，俄罗斯也不会追求数量均等或数量优势，因为只要拥有一定数量，就足以在反击行动中重创敌人。

必须强调，这种单方面义务并不意味着终止现有武器的升级或新型武器的研发。当然，新型武器的研制应当遵循新概念中的理性“充足”原则，不追求数量均等或数量优势。

（十）未来应形成新的军控机制

尽管目前及短期内无法就缩减和限制武器问题达成新协议，但一些专家认为，长期来看，有必要研究这类机制，除核武器外，未来机制应把所有破坏稳定的武器都纳入其中：外太空基站、精准打击武器、导弹防御系统、激光武器、高超声速武器；应对网络攻击制定更严格的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

但是，为达成这些协议，首先要消除美俄和美中之间的对抗，改善中印关系，并在核大国之间形成更为积极的互动。至少，美国应放弃在军事战略上凌驾于其他大国的企图，不再把军备竞赛或军备竞赛的风险作为经济围剿和对抗的政治工具。其次，让所有核国家都接受统一的（多边）战略稳定性观念，开展相应对话，为存在战争风险的领域制定行为准则，采取部分透明和信任的措施。

长期来看，有必要重申和落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履行彻底核裁军的义务。相应地，重申俄罗斯对彻底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危险武器的支持立场。前提当然是：新型大国关系在本质上应区别于以往的国家关系，不存在战争威胁，而且伙伴和信任（而非遏制）是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基础。

（十一）申明坚守不扩散核武器（同时做好应对发生核扩散的准备）

俄罗斯申明，坚守不扩散核武器，这是加强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实际上已是该机制的主要捍卫者。首先，俄罗斯与中国共同作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缔约国，确保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完全遵守协议并挽救协议（尽管欧洲国家实际上致力于让《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失效，并归咎于伊朗）。第二，俄罗斯与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共同秉持负责与平衡的立场。第三，俄罗斯阻止了美国在无核国家中用强力改变政权的政策。美国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武装干涉，是数十年来对核不扩散的最严重打击。

美国试图通过双边对话迅速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这再次说明多边机制以及俄罗斯参与“六方会谈”的必要性。俄罗斯应加强与朝鲜的对话。或许应提议举行俄中朝三方会谈，或者韩国参加的四方会谈。

如果《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最终失败，俄罗斯应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国际制裁，也可加强与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向其提供包括先进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同时要防止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的急剧失衡），建议国际社会讨论如何保障伊朗的安全，以换取其放弃军事核计划。

同时，俄罗斯应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21世纪30年代初期至中期亚洲和中东可能出现的核武器扩散问题（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十二）俄罗斯是“新不结盟”的保障者

巩固俄罗斯作为捍卫者（维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主权和多样性）形象和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把俄罗斯定位成“新不结盟”的保障国，使很多国家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保持对内及对外的独立性。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世界会违中国之愿形成类似于两极的格局。美国对此推波助澜，在其作用下，世界形成两极集团对抗的威胁增强，美国直接或者间接逼迫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可能也会陷入复杂的境地，但它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小伙伴；诚然，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弱于21世纪的超级大国。

出路是将俄罗斯定位成“新不结盟”的领导者（一方面与中国保持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努力与美国形成更加良性的关系）。同时，对于不想被迫做出非此即彼战略抉择的国家而言，这种定位能使俄罗斯成为颇有吸引力的伙伴。如今许多这类国家已将俄罗斯视为“仲裁平衡者”，与俄罗斯合作可以巩固其地位和独立性，在此过程中，俄罗斯既不能也不想将自己的霸权强加于人。可公开宣示俄罗斯的新使命是“新不结盟”和“捍卫主权”，在莫斯科举办“新不结盟”创始峰会，邀请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参加。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韩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美国的正式盟友也可参与其中。

当然，俄罗斯应与现存的不结盟运动保持密切互动。也许应提议将俄罗斯的主张（保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主权和多样性）与新不结盟运动结合起来。该问题尚需研究，包括与现有运动的非正式领导者——印度，一起研究。这样，不结盟运动将合而为一，俄罗斯和印度是领导国。

（郭小丽、王旭译，郭小丽 校）

The report of the Russian Higher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upported by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State Duma) believes that the main theme of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 is to establish a new order. In this process, it is not only the “unipolar” or “bipolar” era but also the West’s dominant position in military, economic,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in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that is drifting awa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ensuing economic crisis have not changed the basic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instead have intensified existing contradictions like a catalyst and accelerated the redistribution of various forces worldwide.According to the report, in recent years Russia has achieved major achievements and victories in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Nevertheless, they need to be fully expressed and explained. Meanwhile, it is imperative to expand new foreign policy horizons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ideological guarantee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is first to maintain peace; second to support countries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their own development models; third to jointly protect natural environment,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to respond to new global challenges including epidemics.

New Thinking of Russian Diplomacy, China-U.S.-Russian Relationship, Multilateral Strategic Balance, the World Order

【Аннотация】Авторы дан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МИД Росс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главная тема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уход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днополярная» или «биполярная» эпоха, но и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Запада в 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областях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сотен лет.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и последовавший за не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не изменили основную тенденцию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как катализатор усилили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ускорили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сил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В докладе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Россия добилась круп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и побед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обороне, но э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выразит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сширить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гарантии. Основ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мира; поддержка стран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м выборе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местная защит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укрепл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реагирование на новые глоб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включая эпидем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Ново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России,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баланс,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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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721X(2020)04-0089(29)

*本文译自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维护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思想”（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ИУ ВШЭ. Москва, 2020）。感谢高等经济大学授权我刊翻译和发表。原文篇幅较长，译文有所删减。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А. Караган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院长，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基地重大项目承担者；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В. Сусл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А. 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伊戈尔·马卡罗夫（И.А. Макар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拉里莎·波波维奇（Л.Д. Попович），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卫生健康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崔 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