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亚玥

摘要：新冠病毒蔓延以来，在全媒体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迅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网络迅速成为人们获取疫情信息、参与疫情讨论乃至宣泄不良情绪的重要场所，各种纷繁复杂的疫情信息如“蝴蝶效应”般迅速传播、蔓延并不断衍生，铺天盖地的“真相”与“谣言”层出不穷，在网络中不断的发酵、传播和蔓延，这严重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判断、甚至行动，更影响到社会舆论的走向。期间，与疫情有关的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整个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如训诫风波、论文风波、蔬菜风波等，这些都获得了比平常高数倍的关注度，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我国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舆情应对能力的短板和不足，本文在聚焦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舆情應对与舆情引导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自身思考和建议，这对提升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舆情的政府治理能力，助力我国在舆情应对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为“全民抗击战疫”凝心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媒体 疫情舆情应对 引导策略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值得肯定的是，此次疫情蔓延之初，中国迅速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情况，我国科技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株，并破译病毒基因序列及时向全球公布，这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控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在国内，全中国举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保卫战、疫情防控战阻击战、发展全面战。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举国上下协同、齐心协力、联防联控的过程中，疫情防控形势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与此同时，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也时有不和谐、不负责任的声音出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防疫部署和公共秩序。

新冠病毒蔓延以来，在全媒体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迅速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网络迅速成为人们获取疫情信息、参与疫情讨论乃至宣泄不良情绪的重要场所，各种纷繁复杂的疫情信息如“蝴蝶效应”般迅速传播、蔓延并不断衍生，铺天盖地的“真相”与“谣言”层出不穷、相互交织，在网络中不断的发酵、传播和蔓延，这严重影响着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判断、甚至行动，更影响到社会舆论的走向。（如非理性物资抢购的现象、公众防护措施等）。期间，与疫情有关的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整个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如训诫风波、论文风波、蔬菜风波等，这些都获得了比平常高数倍的关注度，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我国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舆情应对能力的短板和不足，本课题基于有限的信息下，在聚焦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舆情应对与舆情引导的短板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自身思考和建议，提升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舆情的政府治理能力，助力我国在舆情应对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为“全民抗击战疫”凝心聚力。

二、全媒体时代重大疫情舆情应对及舆情引导存在的问题

重大疫情舆情的广泛传播，赋予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防止造成社会公众的恐慌，同时也强化公民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警觉意识。这表明我国社会的透明度和社会能见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疫情应对过程中面对疫情中舆情引导理念相对落后、网络舆情立法不健全、舆情引导能力不足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全力救治患者，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用主旋律和正能量为当前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营造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浓厚氛围”。

通过调查发现，与2003年非典时期的舆论场相比，当下舆论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加多元化。据调查，在全媒体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迅速蔓延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新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主要途径。当前青壮年和老年人获取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渠道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占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的高学历青壮年获取新冠病毒疫情的途径以新媒体形式为主，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网站客户端分别占比为71.23%、54.7%和57.84%。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的占调查人数的48.56%，这部分人以老年人居多。尤其是微博、微信和网站客户端等新媒体由于简洁、快捷等特征被青壮年视为获取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佳途径。

信息获取途径（上图）

舆情的本质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表达的倾向性的观点、态度、信念、意见、情绪来传播信息，对社会发展事态产生影响。当下是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过多会加大民众的认知负荷，民众很难从中甄别出有价值的、真实的、全面的信息，繁杂的信息对民众的接受、理解、记忆提出非常大的挑战，影响着人们对疫情的认知、判断，甚至行动，如采取的防护措施、非理性的抢购双黄连和其他防护物资等行为。

通过梳理疫情中的5个舆情风波的典型案例，分别是训诫风波、论文风波、蔬菜风波、免职风波、口罩风波，发现疫情在传播过程中我国在应对舆情和舆情引导中存在的问题：

（一）舆情应对理念相对落后。

舆情风波就像一面镜子，它折射出疫情中舆情应对和舆情引导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通过调查梳理疫情中的5次舆情风波的典型案例，如训诫风波、论文风波、免职风波等，看出在舆情风波初期各种谣言四起，面对舆情没有及时澄清事实、通过权威媒体公布实情以消除谣言给民众带来的各种恐慌和负面情绪，有关部门和机构通过删帖采取“封、堵、防”的手段，没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回应相关质疑和谣言，没能及时杜绝舆情危机的发生，由于权威主流媒体“失语”造成更加严重的次生舆情危机，让普通民众惶恐不安，致使他们产生更加负面的社会心态。因此，必须尽快分析研判当前舆情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及时回应舆论关切，有效澄清事实、解疑释惑。所以旧有的以“封、堵、防”为主要手段的舆情治理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全媒体时代对舆情的应对。

（二）舆情应对能力存在不足。

政府向公众公布疫情不够及时有度，2020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关于新冠病毒肺炎传播的论文，文中通过数据分析称“2019年12月份在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人际传播”，武汉公安机关2020年1月3日先后对8名发布“华南海鲜水果市场确诊7例SARS”人员以“散布谣言”为依据进行处置，据各方媒体报道显示，在1月1-22日期间又有15名医务人员感染病毒，但是，有关部门仍然在1月10日向公众公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此次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回顾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政府在面对这一未知的传染性疾病过程中，没有及时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没能够及时向社会和公众公布传染病的情况，这说明我国政府舆情应对能力的不足，政府应进一步提升舆情应对能力。

（三）网络舆情立法不健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完善处罚程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网络舆情成为各方利益诉求和不同价值观的公众用来宣泄的主要场所，在疫情期间，一些自媒体为了抢发新闻，权夺独家报道，不是把最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出去，让外界了解到疫情实情，而是通过媒体平台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和言论，肆意编造国家疫情管控不力等谣言，引发社会负面情绪高涨、群体恐慌，导致严重的负面舆情，对于這类严重扰乱网络舆情的蓄意行为，要将网络舆情引导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信息发布平台、内容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依据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坚决维护传播领域中的公序良俗。

三、重大疫情在传播中的特征分析

通过梳理疫情中的5次舆情风波的典型案例和设计网络舆情对民众的影响的调查问卷，分析重大疫情在传播过程中特征：

（一）全媒体融合传播，舆情发酵蔓延速度倍速增长。

一方面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信息源，各种纷繁复杂的疫情信息如“蝴蝶效应”般迅速传播，铺天盖地的“真相”与“谣言”层出不穷，在网络中不断的发酵、传播和蔓延，根据调查微博数据，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舆情的传播速度以每分钟 4500多条速度辐射扩散，通过线上线下双重联动，波及范围广，影响范围大。另一方面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相互转换，互相交织的融合化传播方式，并与微博、微信无缝链接同步推送，使重大疫情在极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但是，我国主流权威媒体在很多时候没有起到正向强有力的舆情引导，他们更加把重点关注到涉及宏观和全局性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核心问题，而民间社交媒体和新媒体却为了抢发新闻，权夺独家报道，不顾事实依据，通过媒体平台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和言论，肆意编造发布虚假信息和恶性谣言，导致非常严重的负面舆情。

（二）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官方意见领袖没有起到有效引导。

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平息网络噪音的重要力量，意见舆论领袖分为官方舆论领袖和民间舆论领袖两类。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官方舆论领袖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反而我国网络新媒体具有一定的优势并发挥较好的作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中出现的焦虑和困惑等社会问题，进行有效评论并开展舆论引导，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因此，发挥主流新闻媒体的官方舆论领袖作用对疫情进行评论和舆论引导至关重要。

（三）网络谣言、虚假信息和舆论反转层出不穷，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大量新闻反转闹剧的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充斥着各种媒体，各式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放大事实、捕风捉影、言过其实的谣言不断出现，在社会舆情应对过程中，应该将研判舆情、信息权威发布和辟谣放到舆情引导中重中之重，亟需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权威、最真实的信息，及时主动回应社会不实信息和谣言，实施专业科普，通过积极搭建辟谣平台，使成为应对虚假信息和谣言最常用的方法。

四、全媒体时代重大疫情舆情应对及舆情引导对策建议

（一）研判舆情事件，抢夺舆论场话语权，占领舆论至高地。

舆情事件经过网络传播，舆情发酵蔓延速度倍速增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如果有关机构和部门没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回应相关谣言和质疑，一旦处置不当，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舆情危机，这也对政府和主流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关部门要提高对舆情复杂性的认识和迅速研判，寻找舆情事情产生的内因和找出有效解决的途径。因此，在研判舆情事件的基础上，从客观上神速做出实质性的回应，速报事实以挤压谣言的传播。首先，相关部门应提前做好舆情研判。政府和各种媒体应对网络舆情和舆情发展在各个时期的转折点进行预判。重点分析引起公众强烈情绪和影响公众信念等问题，处理好各种舆情事件的节点和交叉点，并在微博、公众号、抖音等相关平台建立话题，对话题传播进行有效的干预。其次，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及时回应社会不实言论。如：面对公众关切的免职风波的质疑，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做好议程设置工作，回应和解答疑惑，通过举行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媒体参加，通过专业人士和主流权威发声，正面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谣言，且针对舆情事件的动态发展，及时作出动态反应，如训诫风波，国家监委调查组于3月19日发布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公布了武汉公安机关出具训诫书不当，存在执法程序不规范行为，督促相关部门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最后，抢夺话语权，占领舆论的至高地。对于社会关切和质疑要展开针对性回应，把舆情主导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通过针对社会舆情的快速反应，充分体现了政府通过的对话来谋求负面舆情转变和冲突妥善解决的“善治”立场，增强政府公信力，树立政府认真听取民意，解答公众关心问题的良好形象。

（二）有效引导舆情，实现舆情正面转化，塑造先进典型。

在“疫情”时期，正向强有力的舆情引导，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和质疑，及时回应社会中不实言论，不断增强和坚定民众的安全感、归属感。首先，弘扬正能量，塑造先进典型。在抗击疫情中积极主动的发现、挖掘、整理的典型事例、典型人物、典型集体。如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中，媒体可以通过设定和谐医患关系话题、挖掘湖北一线医务工作者感人故事、整理社会各界驰援武汉义举等典型事例，鼓舞人心，彰显人间大爱。其次，因地制宜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有效引导。如：农村地区编制各种顺口溜开展疫情宣传、各级社区通过宣传漫画、3D动画、图片、标语、无人机广播、短视频等生动鲜活的载体开展引导，采用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到达率高、人群的广覆盖、传播效果好等特点。

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平息网络噪音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发挥官方舆论领袖对于疫情进行评论和舆论引导的作用，官方舆论领袖主要是主流新闻媒体，自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央视新闻联播每天进行疫情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等主流媒体充分利用媒体的资源和力量，刊发关于新冠肺炎的评论员文章，发挥了官方舆论领袖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对意见领袖的引导，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构建起政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公众的合作共同体，实现有法必依，视疫情舆情负面传播的破坏程度和影响力，依照法定程序依法制裁发布谣言和虚假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三）依法制裁打击网络乱象，规范国家治理，坚决维护传播领域中的公序良俗。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网络舆情成为各方利益诉求和不同价值观的公众用来宣泄的主要场所。一方面在重大疫情期间，一些自媒体为了抢发新闻，权夺独家报道，不是为了把最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出去，让外界了解到疫情事实，而是通过媒体平台发布未经证实的不实信息和言论，肆意编造国家疫情管控不力、夸大疾病数据等恶性谣言，引起社会负面情绪高涨、群体恐慌，导致严重的负面舆情，对于这类严重扰乱网络舆情的蓄意行为，要将网络舆情引导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对信息发布的媒体平台、内容生产者以及信息传播者依据法律手段采取制裁和惩治，净化网络生态，坚决维护传播领域中的公序良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完善处罚程序，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健全网络立法，相关立法部门不断推进网络立法的进程，针对网络舆情的新态势制定法律约束力高、操作性强的网络法规，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以此规范公众的网络言行，加大网络舆情治理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如：训诫风波中，如何科学界定虚假信息和新型病毒的谣言，明晰网络谣言范畴和法律性质，规范谣言治理，明晰网络谣言的治理方式。以制度化的法律制度坚决打击网络乱象，形成以信息技术和智能算法技术为支撑，以法治为保障的网络治理新业态。

（四）整合舆情信息，建立全媒体联动机制，形成舆论引导合力，确保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信息鱼龙混杂，不同的机构单独对外发布信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没有形成联动机制，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没有相互提供和确认信息，无法有效的规避谣言，公众很难在其中辨识出真实、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权威部门通过整合各方面的疫情信息，实现信息的分级，并在权威平台上发布，有关疫情的所有信息必须统筹政府部门、医疗专家、主流媒体，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同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保持信息有效联动，使广大群众都能够接收到真实、权威的疫情信息，形成舆情引导的合力，避免群众产生非理性情绪。通过各方通力合作，核实相关数据、统一表述，以最大程度阻断虚假信息和谣言信息的滋生空间，消解民众的疑虑和不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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