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青

武汉将“大江，大湖，大武汉”作为城市宣传语，突显了自然地理特征。但实际上，武汉作为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的尺度之宽、跨度之大，也完全当得起“大武汉”的称号。这里有可上溯至距今8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东湖放鹰台；也有能代表古人类生活重要遗存的张西湾古城；更有改变中国文明源起范围，作为商朝重要城邑的盘龙城遗址。自此以往，武汉的发展步调从未停止：众所周知的楚文化发祥地、中国南方的商业重镇、明清时期“楚中第一繁盛处”、近代“东方芝加哥”……众多名誉和称号都作为武汉的前缀，镶嵌在了武汉的历史之中。

毫无疑问，新冠病毒对武汉的袭击也会被载入史册，但人类与之抗争所做的努力，同样会被记录进去。无需怀疑，在历史上曾无数次负重前行的武汉，定会迎来光明。

武汉城市的源起盘龙城的发现与武汉三镇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

中国城市的生命力，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其中，资历最老的是西安，建城3100年，紧随其后的北京有3000年。但1954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水，将深埋在武汉的盘龙城遗迹翻到了历史的河面上，它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历史。那时，汹涌的洪水冲进武汉，人们横渡江河前往地处黄陂的盘龙城所在地挖土、运土，以做抢险防汛之用，在挖土的过程中，石器、陶器和青铜器等物逐渐显现出来。

既然历史的一根线头已被捕捉，盘龙城的全貌也逐渐浮出水面。经过4次发掘，一座地处长江流域，历史可上溯至3500年前的庞大的商朝城市遗址，完整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规模来看，盘龙城东西长1.1千米，南北宽1千米，面积广达1.1平方公里。城址四面的夯土城墙经过测算，原高可达10米以上，内缓外陡，易守难攻。城门、护城河清晰可见，军事防御功能相当明显。并且，于1976年秋才完整揭露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被证明有三处。它们的建筑形制，遵循了中国历代皇室宫廷建筑的“前朝后寝”格局，为当时考古界首次发现。

从出土文物来讲，盘龙城遗址共出土了3万多件文物，其中青铜器所占比重极大。作为商前期出土最多的青铜器群，这里出土的数量占据已发现青铜器总数的30%，种类也比在郑州商朝古城所发现得要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94厘米长的大型玉戈和41厘米长的青铜大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此有分量，彰显权威和国力的玉器与青铜器，非重要城市所不能有。可以推论，盘龙城可能是为商王朝运送、加工和贮存青铜矿产的所在，亦是商朝用以管理中原以南地区的重要门户。

曾经，史学界定论夏商两朝的疆域未涉长江，但盘龙城的现世，推翻了这一定论。它的出现，不仅扩大了商代文化的研究范围，也寻到了武汉城市的源头。但遗憾的是，或许因为战争，或许因为自然灾害，盘龙城只存在了300年，便在历史的风尘中消散了。

湖北史学家冯天瑜曾说“盘龙城是武汉之根”，并提出了武汉市龄四层次说。所谓四层次，即武汉城市发展的四个关键转变。一为起源，3500年前商代城邑盘龙城是武汉的根。二为最早一批有规模的城市构建，三国初期出现的却月城、夏口城，分别对应今天的汉阳和武昌。这两座城市在东汉末年就显示出重要性，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三是明朝汉水的改道，改变了城市格局。若将武汉当做一个点，放在中国地图之上，能够一眼看出其地理位置非常“居中”，它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部。明代以前，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和汉水北面的汉阳，并称为武汉双城。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年-1487年），一次大水令汉水离开故道，从龟山北侧与长江汇流，汉阳城的位置因此从汉水北面挪移至南面，并新增了一块早期以淤泥低地和芦苇为主的新地——汉口。这次改道，使武汉的城市格局由二变三，汉口加入汉阳、武昌，将武汉变成“三镇鼎力”的局面。原本一片荒野无人居住的汉口，也从一个小型的居住点迅速崛起，明末清初便与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清朝进一步发展，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稱“天下四聚”，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最后来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船行如织的汉口被辟为商埠，经济迅速发展，武汉也以汉阳、武昌、汉口三镇为中心向现代都市转化。到20世纪90年代，它一度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指点迷津”和“高山流水遇知音”千古悠悠黄鹤楼

武汉的文化，势必与水相关联。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把东西串联，最大的支流汉江将南北连接。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自然绕不过一个“水”字。

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战乱不休是真，人才辈出、百家争鸣亦是不假。春秋时期的武汉，属楚国管辖，孔子与其弟子曾来到楚国推广政治主张。路途中，由于不熟悉地形，孔子差弟子向当地人询问渡河码头的位置，是为“问津”，成语“指点迷津”便出自于此。还有另一则，同样发生在春秋时期武汉境内的故事，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没错，乐师伯牙和樵夫钟子期是在武汉相遇的。他们二人，一人弹奏出高山之音，另一人就能听出如泰山巍峨的气韵；一人弹奏流水之音，另一人就能听出洋洋奔腾的逝水，“知音”一词由他们而起。后来子期因病亡故，伯牙便“破琴绝弦”，再不碰琴。后来，人们在汉阳建起了古琴台，以纪念这对传诵千古的挚友典范。

武汉的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又名俞伯牙台，位于龟山西脚下的月湖之滨，是中国少见的音乐文化古迹之一。黄鹤楼作为武汉的历史见证者，夜晚流光溢彩，与万家灯火遥相呼应。

如果说，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指点迷津和知音故事，重点在人，那么屹立于长江南岸、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便是从始至终见证了武汉发展历史的建筑。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东吴黄武二年（223年），孙权在古称夏口的武昌筑城，同时选址建造用以瞭望戍边的“军事塔”。《元和郡县图志》有相关记载：“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黄鹤楼的前身，军事功能是第一位的。然而，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随着晋国灭掉东吴，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作为瞭望塔的价值已然丧失。但怎么也没想到，黄鹤楼在唐初年一朝得名，早早就变成官商行旅非去不可的景点。

黄鹤楼的声名鹊起，需得感谢一个人——崔颢。唐永泰元年（765年），喜欢四处游历的唐朝诗人崔颢来到武昌，徜徉于黄鹤楼，缓缓吟出一首《黄鹤楼》，被尊作唐代七律之首。詩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古绝唱在前，令诗仙李白尚不敢轻易下笔，戏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话虽如此，李白站在黄鹤楼上俯瞰滚滚东逝的长江水、迎送来来去去的友人时，仍留下了许多诗句。譬如他年近而立之年，送别孟浩然时写下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又如快到60岁时，他和友人重聚黄鹤楼，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自此，江城作为武汉的别称流传开来。当然，唐宋诸多诗人词人，不止有崔颢和李白到过黄鹤楼，包括王维、杜牧、王昌龄、岑参、温庭筠在内的多位诗人都曾来到此地，共留下了数百首相关诗词。

盛世之后，烽烟又起。黄鹤楼在战火的袭击下屡建屡毁，仅在明清两代就被毁了7次，重建和维修了10次。其命途多舛，不外如是，因此加诸在黄鹤楼身上的含义又多了一层，有了“国运昌则楼运盛”的说法。史上最后一座黄鹤楼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毁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现在的遗址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铜铸楼顶。“江南三大楼阁”之一的黄鹤楼，一百多年间都没有实体。直到1985年，依照同治年间黄鹤楼的形制建造、选址在蛇山之峰的“新”黄鹤楼，才得以重新面世。

2020年2月20日，一篇名为《我感谢，我祈祷》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文章的作者即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向欣然先生，如今他已是80岁高龄，作文是为了答谢关心他的同学们。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在这瘟疫猖獗的日子里，在这漫长的封城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命这么苦啊！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灾难深重？想到这一切，我只有祈祷，祈求在大灾大难之后，中国会有一个清平的世界……”

如今，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黄鹤楼仍然屹立，曾经喧闹熙攘的黄鹤楼，此刻仿佛重新成为瞭望塔，作为武汉的守护者保卫着这座城市。

中国经济地理中心见证巨型综合交通枢纽的诞生

查看关于武汉市的资料，“九省通衢”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原本，这个词用来形容四通八达的道路，并不特指某个城市或省份，如今却作为武汉的别称被人们熟知，这是为什么呢？

由前文可知，武汉城市历史悠悠3500年，武昌和汉阳在三国时期建城，唐宋时两地商业已十分繁盛。但此时的武汉，尚不足以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版图上占得高地，直到明朝汉水改道，给武汉增加了一处新镇——汉口，其卓越的区位优势和商业价值才逐步显现出来。

汉口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扼住了长江与汉水两大黄金水道的咽喉，水网航运焕发出新的活力，汉口成为聚集各路商行会馆、中转四方货物的商业集散中心。据《汉阳府志》记载，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明末清初，汉口彻底崛起，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作为天下“四大名镇”之首，声名愈盛。到了清朝，汉口“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彻底发挥了出来。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刘献廷游历湖北，在其著作《广阳杂记》中写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天下四聚”，即全国四大商业都会之说，在此时风靡开来。有人说“汉口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更有人极言称赞“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意思是汉口的地位仅次于北京和南京，是全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举例来说，18世纪中叶，汉口市场上以盐、米、典当、木材、布匹、药材六行业最大；19世纪初，又出现了“上下八行头”，按照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的说法，它是指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八大商业行帮。可以想见，一跃成为中国内陆最大港口的汉口，江岸码头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江面上百舸争流、川流不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盛景。

汉口的迅速发展，在清后期引起了西方列强的重视。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在《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双重阴影下，英、法、德、日、俄五国租界借纷纷入驻汉口，风格各异的海外建筑在江岸边一字排开。海外商业文明大量涌入，外国的工厂、银行、货物纷纷抢滩，武汉外贸进出口额仅次于上海，常年高居全国第二，因此它与“大上海”并列，被称为“大武汉”。

然而，畸形的半殖民地經济无法给武汉带来长足发展，武汉需要扩大交通建设，以寻求更多的机遇。在这样的情形下，公元1889年，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向清廷提出修建一条连接北京和武汉的铁路，即京汉铁路。奏请获得了批准，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主持铁路的修建，17年后，京汉铁路竣工。再之后，连接武汉和广州的粤汉铁路也于1936年9月1日正式通车。京汉、粤汉两条铁路共同组成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贯穿腹地的南北大动脉，武汉正是其中的连接点。如果说“江湖”是武汉的天赋资源，那么铁路则是武汉的再次升级，水网加上铁路，武汉的经济得以飞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交通的扩展速度更似坐上了火箭。1957年，人称“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此后，武汉三镇的地面上，数十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如虹飞越江面，连起湖泊，武汉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桥城。再往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落成，武汉成为华中地区唯一能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仅武汉动车段就具备400组动车组的检修能力……水陆空各种交通线路往来交织，武汉成为真正的九省通衢，也成为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

武汉在历史的大书上写下一页又一页。如今的它，正在接受命运的又一次考验。无论病毒多么可怕，刻在武汉骨子里的英勇血液不会丢失。我们相信，历史的这页一定会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