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 海

（澳门理工学院 学报编辑部，澳门 999078）

在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理念的指引下，2011年春，《清华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教育部“名刊工程”学报联合发起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以下简称“网刊”），成为中国学术期刊最重要的数字化实践之一。纵观网刊十年来的发展，可用不温不火来形容：一方面，网刊目前仍未能进入学术传播的主流，但也因其模式创新以及对加盟刊传播的切实提升，引起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另一方面，网刊的合作一波三折，时冷时热，却能始终按时保质地出版。网刊是中国高校期刊人重要的改革探索，虽然已有一些关于网刊和域出版的论文，但迄今未见对这一当代期刊史现象的系统梳理。作为网刊实践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笔者拟梳理从创办“网刊”到“域出版”、再到网刊升级转型的理论脉络和实践进程，尝试勾勒网刊十年的历史框架，提供一些当事者特有的资料和所思所感，并重审当下学术期刊的症候，从新平台建构的视角对学术期刊的未来形态提出设想，以期抛砖引玉，引发业界同仁和学界方家对网刊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更多更深入的讨论，助益中国期刊与学术之健康发展。

一、网刊：回顾与反思

（一）网刊的创办及其理念

2011年，17家教育部“名刊工程”学报联合发起“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报》、《哲学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心理学报》①后改名为《教育学·心理学学报》，部分专刊的名称曾有改动，故可能出现不同时期名称不同的情况，文中不再一一注出。、《传播学报》等10个一级学科的专业网络期刊，以开放获取方式在中国知网上线出版。

在今天，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出版业和大众的共识，但不应简单地把网刊看作数字化潮流的产物。网刊并非是从商业考量出发打造的数字化产品。虽然其在中国知网上线，但又并非知网所有——其主办者是部分高校学报组成的联合编辑部，后来又由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下设的青年委员会管理。网刊“坚持开放获取、免费使用的理念，努力实现学术资源共享”[1]，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只是为了提升期刊文章能见度而开辟的数字传播渠道。虽然数字传播已成为学术期刊传播的重要方式，藉由网刊增加期刊的传播和影响力，或是吸引单刊加盟网刊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创办网刊的初衷所在。

创办网刊的初衷和理论依据，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得到集中表述。[2]概言之，网刊是针对高校学报的体制性困境而产生的一种改革方案，其理论基础是“三化”，手段是“两分开”。

当时高校学报的基本困境为“全、散、小、弱”[3]。追溯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传统，可窥见其陷入困境的根源：从晚清诞生的《学桴》（1906年创刊），到民初创办的《清华学报》（1915年创刊）、《复旦学报》（1917年创刊）、《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创刊）等，这些学报开创了中国学报的传统——外部形式特征为综合性，而其核心特征是以开放的心态追求真理、传播学术、引领时代。然而1950年代之后，这一传统裂变为二：一类继承其内核价值，即开放的专业期刊为主的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期刊体系；另一类则继承其形式要素，即一校一刊（综合性学报）的、内向的、综合性的高校学报。[4]这种模式导致高校学报数量急剧扩张，占用了大量刊号资源，而定位和结构却极度雷同，形成了遍布于各高校的“千刊一面”的学报。

内向性的弊端克服起来相对容易，因为这是一个办刊理念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校领导和学报主编认识到，只有开门办刊才能提升办刊质量，拥有高质量的期刊才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影响力。此外，以影响因子为基础的核心期刊体系的崛起，也给了沉醉于自己园地的主编们当头棒喝。近年来，几乎所有不甘于平庸和沉沦的高校学报，都在有意识地淡化甚至消除内向性——对内外稿一视同仁甚至限制内稿比例，努力使学报成为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

综合性带来的弊端则是真正的难题。所谓综合性学报涵盖多个学科，既缺乏专业能力——专业的编辑和专业的学术洞察力、判断力，又缺乏真正的综合能力——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是大多数学报难以企及的，因而难以令学者产生归属感，更难以被专业学术共同体所接纳，绝大多数只能是“学科拼盘”。在学科细分的专业化大趋势下，这种期刊结构与学者需求脱节，很难形成适宜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数量庞大，又缺乏学术质量保证机制和淘汰退出机制，以致有学者说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李伯重语）这样的狠话。综合性的弊端是整体性、结构性的，与一校一学报的高校期刊体制互为表里，绝非单个期刊所能改变。体制一旦形成，就有极大的惯性和惰性，而其背后更涉及高校管理体制和布局、期刊管理体制特别是刊号资源配置等深层次的问题，有人将之形象地称为“体制病”：

所谓高校学报的“体制病”，一言以蔽之，就是违背了学术期刊发展规律而出现的种种病态，使高校学报成了学术期刊中的另类，其结构、分布及其性质、作用和编辑出版过程均有异于一般学术期刊，仍然留在高校学报百多年前诞生时的初始状态，其传播学术的功能甚至还不如当年（展示压倒了传播），从而与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开放的学术平台渐行渐远。随着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展，这样的与学科和学者疏离的期刊必然丧失竞争力，边缘化无可避免。[5]

作为高校学报的管理部门，教育部对综合性学报的弊端看得分明，早就提出了高校学报改革“三策”：上策是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走内涵发展的道路。[3]上策是从期刊结构调整的层面着手实现专业化，可谓直探其本，然而却为刊号稀缺、利益格局等因素掣肘，所以知易行难；中策是在不改变期刊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学报间的协作办刊来实现自发集约化和“软专业化”，但让分属不同学校的期刊之间顺畅协作又谈何容易；下策则是单个学报的自我优化，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为使学报走出困境，教育部启动了“名刊工程”，虽然造就了一批高校精品期刊，但其实践路径仍然是推动单刊“内涵式发展”的“下策”，且并未见进一步的动作。所谓“内涵式发展”虽对单个学报有益，但无力改变结构性的弊端。三策虽好，却都不能落到实处，学报改革一时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困局。

“屋漏偏逢连夜雨”，数字化大潮的侵袭，更令彼时身陷体制困局的期刊人谈虎色变。幸而朱剑把期刊面临的体制危机和数字化威胁巧妙结合，将数字化作为学报改革理念中新的一维，形成相辅相成的“三化”，即学报联合构建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平台，从而全盘皆活。[2]“三化”的实质，是在维持学报现有格局和单刊“内涵式发展”的前提下，在数字层面重组，既不触动现有期刊体制，又能推动体制改革。这种“增量改革”拜数字化时代所赐，数字化给出版体制造成的缝隙，数字化带来的载体与信息分离、时空距离压缩、期刊数据库兴起和阅读习惯改变等新变化，使得学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不再只是空谈。

仲伟民、朱剑明确指出，学报改革的目标是“科学合理的学报体系的建构”，而手段则是“将纸本学报与数字化学报分开，将学报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对待”的“两分开”办法。[4]“两分开”的实质就是以“数字化”为前提实现“专业化”和“集约化”：不改变学报体制，暂时维持纸本学报的现状，而在尚属空白的数字领域创办专业期刊，从而实现专业化；不改变编辑部体制，而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编辑回归学术共同体，出版发行则交给大型出版集团或网络运营商，从而实现集约化。

概言之，学术期刊面临两场交错在一起而又全然不同的变革——出版体制变革（转企改制）与出版载体变革（数字化），网刊可以说是学报界同时应对这两种变革的产物。这一以“三化”和“两分开”为核心的改革思路，因其温和而务实，后来也被管理部门所接受，并吸纳进政府文件之中。

在阐述网刊理念的文章中，朱剑给出了相当具体的操作指南：

在这一全新平台的起步阶段，当以现有名刊学报为基础，对各刊纸本发表的论文同步实行专业化和数字化的二次重组，创设以一级学科划分的若干数字化专业期刊，借助大型期刊网的数字化平台予以整体呈现，从而实现名刊学报集体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假以时日，辅之以必要的后续手段，则彻底突破瓶颈，达成名刊工程既定目标终将可期。[2]

对照几个月之后正式创办的网刊，特别是其办刊宗旨——“打破校域界限，集中名校优势，在数字平台上实现学术期刊的专业化转型，从而构建一系列高校权威的专业期刊和专题期刊”，具体做法——“对加盟期刊拟发表文章进行专业化选编和数字化重组，通过中国知网实现优先出版和整体传播，并利用网络和手机推送等全媒体新型手段强化传播效果”，[1]不难发现网刊的实践是严格依循朱剑设想的模式进行的。

了解了上述背景就不难明白，网刊不仅仅是顺应数字化大潮的产物，也不是从某些人或某家单位的利益出发考虑，而是作为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整体性高校学术期刊改革方案被设计出来的，与当时教育部“名刊工程”、出版管理部门的转企改制等有密切关联，其诞生有特定的背景和动因。所以笔者曾指出：“网刊的出发点虽然是学术期刊的现实焦虑，但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多是以学术期刊群体的前途命运乃至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至于自己的现实利益反倒很少考虑。”[6]

（二）网刊初期的成员

网刊从理论构想到付诸实践，速度非常惊人。2010年10月12日在重庆举行的名刊主编论坛可以看作网刊的策源地。参与者之一的叶娟丽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期间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我称之为学报的‘南湖会议’。仲伟民主编、朱剑主编，还有十几位名刊主编开始谋划创办网刊。重庆会议之后仅三天，我们就收到仲伟民主编和朱剑主编起草的各种文本，网刊工作正式启动。”[7]2011年3月，网刊创刊号即上线出版。

2013年初，也即网刊运行快满两年时，网刊联合编辑部作了自我统计和分析，对当时的21家高校期刊进行了摸底，也记录了与中国知网的合作过程，形成了一份“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调研报告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数字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调研报告》（内部报告），朱剑、仲伟民、叶娟丽、桑海执笔，2013年2月6日。，为网刊，也为期刊史留下了一份史料。

网刊的创始成员有以下17家高校综合性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南开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史哲》（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学报》（包括人文科学版、哲学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初又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上海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和《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加入。

以上21家学报（期刊）均为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可谓高校学报的第一梯队。截至2013年初，这些期刊的大致状况如下：均有各主办单位（即所属学校）设立的编辑部，并各自正式出版具有CN号的纸质学报（期刊）。其中，《武汉大学学报》当时拥有人文科学版和哲学社会科学版两个刊号，所以是一家两刊，在计算单位时以一家看待，但在计算刊数时当以两刊看待。除《社会》《现代传播》和《政法论坛》三家是专业期刊外，其余都是典型的综合性高校学报。除并入本校出版社并已完成改制的《浙江大学学报》已转变为企业编制外，其余20家编辑部均为事业编制。有9家为独立编辑部，其余则与自然科学版学报或其他本校期刊合组编辑部或期刊中心。16家为与本校各院（系）平级的正处级建制，其余为副处级或无级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网刊成员都是高校事业编制、编辑部体制、综合性学报，正是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

各成员单位人员构成情况是：21家单位（22种期刊）的编辑人员总数为152人，刊均6.9人。其中，专职编辑133人，刊均6.01人；兼职编辑19人，刊均0.86人（还有大量临时性介入编辑工作的专家未计入）；事业编制128人。拥有正高职称57人，占总人数37.5%；副高职称51人，占总人数33.6%，即拥有高级职称的比例已超过了70%。报告还对此进行了分析，其要点是：刊均专职编辑人数多，年发稿量远低于出版社编辑；高级职称占比高，职称评定的主要标准不是编辑工作量和经济效益而是学术水平；每位编辑均具有特定的学科背景，并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进行本学科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在综合性期刊，每位编辑的学科背景各异；兼职在编辑部日常工作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方面学科编辑兼任教学科研，另一方面学者大量介入编辑部日常策划和编辑工作。以上情况表明，网刊初期成员刊的编辑，多数是有教学科研能力的学术人员，而非仅仅是出版从业者。而兼职现象说明，这些学术期刊的编辑与学科关系紧密，且与学者之间存在兼任和身份互换的可能，可以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同时，由于综合刊编辑学科背景不同，单刊的专业化转型几乎无法完成。

各成员单位2011年经费数额和来源情况如下：22种成员期刊年收入总额为1150.8万元，刊均52.3万元，其中，由主办单位即学校拨款总额为633万元，刊均30.1万元；发行收入总额为201.8万元，刊均9.17万元；其他收入（如基金项目资助等）总额为316万元，刊均14.36万元。上述学校拨款不包括人员工资和福利支出，如以编辑人员人均年工资和福利支出10万元估算，133位专职人员的工资性支出每年总额即达1330万元，刊均60.45万元。如果将人员工资并入年度总收入，则22种期刊年度总收入不少于2480万元，刊均超过112万元——学校拨款占比约81%，发行收入仅占总收入的约8%。2012年，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外，其余各成员刊都获得了国家社科规划办每年40万元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按该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原主办单位拨款不能因此而减少，因此，自2012年始，刊均总收入已超过150万，发行收入占比将更小。各成员刊办公用房总面积2880.9平方米，刊均130.95平方米，基本由主办单位免费提供，难以估价。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各成员刊办刊经费（含人员工资）主要来源于主办单位（学校）的直接拨款和各种基金（主要是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名刊工程专款）的资助；发行收入只占收入的很小部分，绝大多数刊物除发行收入外，几乎没有其他来自市场的收入，由于学术刊物的“小众化”特征，几乎没有广告收入，而加入“名刊工程”和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各刊，已被明确禁止收取版面费。

各成员期刊纸本原刊的发行收入和数字化收入情况显示，只有《文史哲》《社会》《政法论坛》《现代传播》的纸本发行量达到了3000册；21家成员单位数字化年发行收入总额仅为42.4万元，刊均不到2万元。纸本发行量呈现萎缩之势，这由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引起。期刊数字化传播使期刊刊载论文的影响扩大，但数字化收益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落到期刊的袋中。即便是已改制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也无力靠发行收入维持学报的出版。

通过这份调研报告，我们可以发现最好的高校学术期刊基本的共同特点：一方面，除已改制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外，基本都保持了计划经济时代学术期刊的单位制特征，若离开主办单位和国家基金的“输血”，单靠市场收入根本无法生存；另一方面，这些期刊的编辑与教学科研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多编辑兼具学者的身份。总之，这些编辑部不同于一般经营性的出版社或期刊社，具有十分典型的学术单位的特征。正是这种实际状况，使得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当时试图推行的转企改制遭到普遍的抵制，以至于最后不了了之。以教育部“名刊工程”为代表的举措显然更接地气，因其出发点不是把期刊视为市场主体，而是视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而网刊的“两分开”方案，则把学术的交给学术，把市场的交给市场。

高校学术期刊面对的是这样的特殊困境：只有体系性的变革才能使单刊突破发展瓶颈，而单刊的内涵发展却无法导致体系性的变革。要解决这个悖论，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倡导和推动全局性的变革。“名刊工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具有强制性的改革，却止步于头部期刊和内涵式发展；而网刊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但能在“名刊工程”停滞处再度出发，指向期刊体系的全局。正是共同的危机感和理想，促使参与者们走到了一起。

（三）与中国知网的合作

再看合作的另一方中国知网。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成立于1990年代中期，后又创建了在互联网上线的中国知网，其产品是几乎囊括所有学术期刊的庞大的期刊数据库。由于中国知网是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先行者，其推行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随着数字化传播日益取代纸本阅读，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的传播已离不开知网。尽管千余家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均是其数据源期刊，但并未参与建库和规则制定的过程，部分高校学报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试图抵制知网，甚至拒绝加入，有的还退出知网，但结果却是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要寻找数字学术传播平台，除了知网这样的大型数据库以外，选择并不多。网刊在设计阶段，也将中国知网列为数字化制作和传播的首选合作者，同时也为与知网谈判不成设定了预案，那就是创办自己的开放获取的OA网站——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设备、四无专业人员的情况下，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网刊发起者们对与知网的谈判是有信心和底气的，因为一方面17家国内知名高校最好的学报联合起来就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群体，另一方面这样的合作对知网自身的发展也十分有益。对知网的益处主要有以下两点：知网自创立以来，由于作者和期刊授权问题，其与期刊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感，加强与期刊的合作可以增进互信、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知网体量虽然庞大，但内容良莠不齐，十分缺乏个性化产品，也不能介入期刊前期的编辑工作。而网刊的创办，使这两个颇为致命的问题都有望破解。因此，如能成功合作，将是双赢。

在制定专业网刊方案的同时，与知网的谈判也已展开。从2010年9月到12月，历时3个多月，经历几轮谈判后，双方在合作的原则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并形成了合作草案和联合编辑部章程等文件。此后，知网负责人直接参与了谈判，在专业网刊的形式、定位、规章等问题上，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以下是当时知网负责人与网刊发起人诸多往来邮件的摘要：

知网负责人：一篇稿子两个杂志刊发（指原刊和专业网刊），新刊只能是转载。如被视为转载期刊，则形象不佳。建议改为中英对照版，既有利于避免转载之嫌，又有利于国内外发行，还可以戴上“走出去”的名分，得到更多的支持。

网刊发起人：我们强调同步发表的理念。其实，综合刊很少有那种无特定目的的阅读者，一般读者都是有了明确的研究目的后通过检索才直接阅读各刊的论文（而不是全本地读刊）。而新刊就是要让读者无具体目的地阅读，就像读者每天都会看某报来了解新闻一样，而不是知道了某新闻再找报纸来详细看。因此，老刊没有固定读者群，而新刊则能锁定读者群。这对于期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能到达读者手中的“刊”，只有新刊，而无老刊，所以，新刊不会被读者视为重复出版。出版中英文对照版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全刊翻译在技术上有困难。我们已有计划，先走第一步，即把所有文章的摘要、注释标出双语，进而申请加入SSCI和AHCI，以这样的方式“走出去”。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数字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调研报告》（内部报告），朱剑、仲伟民、叶娟丽、桑海执笔，2013年2月6日。

在邮件中，关于如何处理网刊与原刊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知网方面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网刊发起者也作了清晰的回应，尽管网刊至今未能做到中英双语出版，但国际化传播确实就在最初的规划之中。除此之外，双方还就读者定位、选稿标准、规章制度、电子刊号、数字版权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从这些邮件可以看出，谈判中双方各有立场，有时各执己见，但总体而言沟通是卓有成效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网刊发起者坚持的开放获取原则被知网接受，作为以数据库销售为主要营利模式的企业，能作出这样的让步殊为不易。

双方在2010年12月达成了合作创办“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络版）的协议，并与知网工作人员落实了具体操作方案。由于联合编辑部没有法人资格，故未正式签署文本性的协议。

在网刊几次改版和工作平台升级中，知网对联合编辑部的设计予以技术支持和细节优化，使之顺利付诸实施。2012年，知网技术部门按照要求升级了网刊页面，设计了滚动目录式封面，添加了总下载篇次统计，设计了整本阅读的仿真浏览翻页模式和单页阅读模式，成功实现单篇下载和数据统计，增加了“栏目导航”功能，此外，还推出了专业期刊投稿平台和采编平台（试用版）。之后，知网还配合联合编辑部的要求对网刊工作平台进行了几次升级。

为实现网刊与原刊同步出版（而非二次文献）的设定，知网工作人员与网刊编辑一起努力，在2012年就将网刊上网周期压缩到小于20天，相比在知网总库一个多月才能上网，留出了一定的提前量。由于网刊的文章加工在知网是单独进行的，提早上网需要协调多个部门、动员不少人力，能够实现目标体现了知网对网刊的重视。在那段时期，网刊实现了比原刊更早上网，这对当时网刊影响力的迅速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到3.0版工作平台上线后，网刊数据与大库打通，网刊上线时间又有所延迟）。

在网刊创办初期，知网还曾以多种方式积极对网刊进行推广。截至2012年底，按照联合编辑部提供的各校专家名单，累计向专家发出推送邮件2.2万封；从2012年第2期开始发送手机彩信，到当年年底累计发送1450条；曾刻录一批2012年网刊的光盘用于推广；还曾在知网主页对网刊重点文章进行推荐。

在网刊诞生至今近十年的过程中，在网刊的日常运营中，知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在不同时期，知网对网刊的重视程度有所起伏，在一些问题上与网刊视角不尽相同，人员上也经历了更替变化，但网刊的页面和数据始终得到正常维护，网刊的工作平台和制作加工过程始终有序，知网管理层一直与网刊联合编辑部保持沟通并参加网刊会议，一直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网刊事务的协调，且工作都十分出色。从总体上说，网刊联合编辑部与知网的合作是持续的也是成功的，为学术期刊与数据服务商之间的合作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也为未来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网刊初见成效

前文已述，创立网刊的初衷及其目标设定都是宏大的。这有利有弊：一方面使得网刊具有宏观视野和全局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得失的羁绊，可以触及行业发展大势；另一方面也使得网刊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整体性的大目标与单刊、个体的小目标未必一致。比如，综合性期刊相对专业期刊而言危机感更强，对网刊有着更多的期待，无论在数量还是发挥的作用上，都占据主流地位。这与网刊缘起于高校综合性学报的体制弊端有关。不同的期刊，处境和期刊主编认识不同，对网刊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初期的网刊加盟成员是齐心协力的，对网刊寄予厚望。

除去共同的体制困境和转企危机外，在网刊及其成员大小目标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增加期刊论文的传播度（以下载量为主要指标）及影响力（以被引频次为主要指标）。

在网刊创办之初，对加盟期刊论文网络传播的提升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据知网统计，在未创办网刊的2010年，最早加盟网刊的17家学报在知网的总下载量为157739次，2011年创办网刊后为448982次，是2010年下载量的2.85倍。其中，原刊在知网大库（通过搜索引擎或按单个期刊查找文章）下载量为184677次，而在专刊入口（通过浏览网刊查找）的下载量是264305次，后者是前者的1.35倍，2012年这一比例提高到1.92倍（参见图1）。除了自然增长外，主要应归功于网刊的创办。有很多论文在网刊入口的下载量很大，甚至高于原刊，显著提升了论文的传播效率。

图1 专刊与原刊三年总下载量比较（截至2012年底）

从单个专刊来看，不少专刊所收的文章，在专刊入口的下载量也超过原刊，比如，截至2013年4月7日，《教育·心理学报》的专刊文章总下载量达到38928篇，《马克思主义学报》总下载量达到33685篇，《经济学报》达到61285篇，均大于这些文章在原刊入口的总下载量（参见图2）。

图2 部分专刊与原刊总下载量比较举例（截至2013年4月7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单个专刊与同类刊物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其文章质量和作者阵容都是高水准的。从数据上看，在网刊创刊仅一年后，一些专刊在知网的下载量（仅统计网刊入口）已经超越了国内公认最好的同类期刊。比如，截至2013年4月7日，《文学学报》的下载量已经达到38073次，高于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权威专业期刊《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同期下载量28756次和18117次；《历史学报》的下载量33760次，高于历史研究界公认的权威专业期刊《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参见图3）。这也表明，网刊集中高校力量办最好的专业刊的目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从单篇文章来看，许多文章进入网刊后下载量大幅增长，以2012年为例，网刊中的高被引文章，在专刊中的下载量远高于原刊下载量（参见表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网刊对提升文章的影响力有显著的作用。

图3 同类刊物2012年下载量比较（截至2013年4月7日）

表1 2012年高被引文章专刊下载量比较

网刊创办后，加盟刊的文章下载量大幅增长，相应地带来引用量和影响因子的提高，而这直接关系到学术期刊在核心期刊和各种排行榜中的地位，与期刊的声誉、稿源、资源等利益紧密相连，加入网刊的益处不言而喻，这也为网刊能够顺利扩容奠定了基础。

（五）网刊扩容与进入瓶颈期

在2012年年底的网刊厦门会议上讨论决定，为了做大做强，2013年春节后对网刊进行扩容。网刊协调小组制定了严格的扩容标准，按照CSSCI中心提供的分学科影响因子排序，确定了第一批拟扩容名单并逐一发出邀请，得到热烈响应。2013年4月，在成都召开网刊会议时，网刊加盟成员就迅速增加到70家，突破了“名刊工程”学报的范围。

随着网刊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高校学术期刊主动要求加入，甚至还有一些高校之外的学术期刊提出申请。在扩容中必然会面对这样的矛盾：一方面要让更多的刊进来，扩大网刊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控制网刊质量，维护精品形象。

为保证加盟刊的学术质量，原则上要求加入刊是CSSCI期刊，并且有良好的学术声誉；每一个新成员的加入都需要协调小组讨论通过。在吸收加盟刊时，既坚持网刊遴选标准，同时又综合考虑学科分布、地域等因素。

为保证稿件质量，网刊制定了推荐额度、筛选检查等制度，甚至也在考虑建立评价机制和退出机制。配额制度是一种自我审查的精品化方式：对于综合刊，按照该刊近年分学科影响因子排名情况，确定每期推荐篇数的上限（配额），并限定只能推荐该刊的优势专业，这样就可以把各刊中的好文章选出来；筛选检查制度则是一种外部审查的精品化方式：专业刊主编和编辑小组有权对各刊推荐的文章进行筛选，这样就可以把质量不达标的文章排除在网刊之外。此外，还通过接入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各专刊设置责任校对、上线前请负责人认真审校等手段来进一步保证网刊质量。

到2013年底，网刊的加盟成员已经增加至140余家，囊括了大多数有影响力的高校学术期刊。与此同时，网络专刊数量也增加到19个，其中专业期刊从10个增加到12个（增加了《艺术学报》与《民族学报》），还创办了《三农问题研究》《儒学研究》《性别研究》《青少年研究》《区域文化研究》《资源环境研究》《民族问题研究》等7个以问题为边界的专题期刊，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专刊格局。

在网刊扩容后，网刊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网刊体量较大且长期保持稳定，如：2015年总共刊发论文5551篇，共计46576页；2016年刊发5201篇，共计44826页；2017年刊发4728篇，共计42369页，参见表2。

表2 2015——2017年专刊发文量

网刊稿源大幅度增加，为专刊发展打开了新空间。各专刊都解决了因稿件不足而空期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学报》《传播学报》2011——2012年是季刊或半年刊，而2013年扩容后则能保证出六期，至此所有专刊都成为双月刊。同时，栏目安排和选择的空间也增大了，使得增设新的专业期刊、专题期刊，增加二级学科学报、主题策划等成为可能。

与扩容相伴而来的，是网刊工作量和管理难度的增加。加盟刊推荐稿件总数成倍增长，各专刊规模迅速增大，如《经济学报》2013年第5期达到119篇，《文学学报》《历史学报》在100篇左右，相比《经济学报》创刊号37篇、《文学学报》创刊号61篇、《历史学报》创刊号44篇，体量明显增长。为把控网刊质量而设置的筛选制度也增加了各专刊编辑小组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网刊日常协调工作也更加繁杂：协调小组要指导诸多新加盟期刊掌握推荐稿件的方法，对近百家期刊稿件上传情况进行统计和检查等，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知网的相关工作量也增加不少。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网刊顺利完成了扩容后的过渡期。

2013年4月，网刊联合编辑部在四川大学举办研讨会，针对网刊扩容后面临的具体问题，完善了网刊管理机制和工作流程，还特别强调“创办更多问题边界清晰的专题刊”，将专题刊作为网刊新的增长点，明确了网刊从专业化走向专题化的发展方向，为后来的“域出版”埋下了伏笔。2013年夏天，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决定，以其下设的青年工作委员会为基础，成立“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负责管理网刊的运营工作，从此，网刊从民间自发联合行为转为由学会领导。

为优化工作流程和便捷操作，协调小组主导开发了网刊工作平台并进行升级。从最初用电子邮箱传送，到1.0版的网页工作平台，再到操作简易的2.0版工作平台，经历过网刊发展过程的人，自会明白其中的巨大差异。最初的网刊编辑是通过电子邮件和QQ群开展工作的：各刊选出高质量文章，以推荐表形式发送到网刊工作邮箱里，同时发送整刊的排版文件，并依靠QQ群传递信息。直到开发出1.0版工作平台，实现网页上传文件，才结束了这种“刀耕火种”式的工作方式，使QQ群和邮箱传文件成为美好的记忆。2014年，工作平台进行了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升级换代，界面变得更加亲和易用，原刊推荐和专刊组稿更清晰便利。最大的变化是：此前的网刊，宛若知网中的一块“孤岛”，以独立的流程制作出版，免费开放获取，与收费的知网大库相分隔；改版后，网刊与知网大库实现了数据连通。但这次升级也有副作用，由于网刊文章需要先进入大库，整体上线时间延迟，这对下载量造成不利影响。

按照网刊创办时设定的目标和规划，网刊应该逐步升级更新，以适应业界的发展变化，然而2014年之后，网刊的发展却进入了一个踌躇不前的瓶颈期，主要表现在：用户关注度和下载量未有显著提升；各专刊编辑工作常态化，参与者缺乏清晰的目标和足够的动力；成员刊对网刊的重视度有所降低，推荐论文的积极性有所减弱，等等。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随着期刊转企改制的暂缓、国家社科资金对期刊的资助、核心期刊作用的强化，高校学报的生态和心态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危机感和改革的紧迫感减弱了，单刊内涵式发展的路径似乎又有了垂而不死的希望；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数字版的推出，特别是微信公众号等新传播渠道的兴起，网刊原有的数字化传播、免费阅读等特色优势已经弱化。更重要的是，由于网刊的办刊主体和运营团队比较松散，与知网的合作也时有起伏，缺乏人力、资金、技术的支持，因而未能及时抓住移动互联时代的先机进行升级和推广，其模式已显得陈旧，降低了对加盟期刊和读者的吸引力。为了适应学术期刊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网刊必须在理念和操作上进行升级换代。

二、“域出版”：诞生与终结

说起网刊的升级换代，不能不提到前几年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概念——“域出版”。“域出版”是朱剑于2015年初提出的一种期刊数字化新思路，希望借此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关于域出版已有不少讨论，如朱剑从学术传播秩序重构的角度对域出版理念作了清晰的阐述[8-10]，《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还曾经做过一辑“域出版笔谈”[11]，笔者也曾撰文[6，12-14]详述①在这些文章中，笔者除讨论“域出版”的基本理念和实践外，也尝试从媒介变革角度提出一些理论观点，如学术期刊的本质是学术交流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印刷时代的典型形态学术期刊将为在线学术平台所替代；网刊尚未完全跳出期刊思维窠臼，应在此基础上建设尊重用户体验的在线学术平台；学术期刊编辑在互联网时代，将因其把关和筛选功能，扮演信息导航者的重要角色；新技术带来的媒体迭代，为学术平台重构以及学术交流功能的回归带来了新契机等。。关于域出版的理论和历史过程，上述文章已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本文不拟赘述，只是大致回溯一些要点，并作一些补充和更新。

（一）何谓“域出版”

域出版思想的正式提出，可追溯至2015年3月1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朱剑在上午的论坛报告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专栏是在线数字传播的最佳单元”，还对“数字化传播平台”提出了基本设想：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包含多个边界清晰的专栏；以专栏为单元的私人定制期刊；不按“刊”的周期出版，随时刷新；聘请一流专家担任主持人；建立审稿专家库；以专栏为依托举办学术活动；专栏内作者、编者与读者的互动；以专栏为中心的学术评价，真正的以文评文；以专栏为中心的新媒介传播，等等。尽管在这个报告中，朱剑并未说出“域出版”这三个字，但所有基本要素都已具备。在这次会上，笔者也从媒介变革角度重新思考学术期刊问题，对在线学术平台作了框架性勾勒，并在稍后撰写的论文中指出，在线学术平台将取代学术期刊，成为互联网时代主流的学术交流传播方式，并对在线学术平台提出了框架构想，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域出版”方案。[12]

域出版与网刊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的连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朱剑很早就开始从媒介变革和传播新秩序视角思考期刊变革问题，如他在2011年就阐述了一种叫做“云出版”的思路，与“域出版”已经非常接近，并且他还说，网刊只是“云出版”构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联合编辑部（朱剑执笔）：《“云出版”视角下的学术期刊——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为例》，2011年，未刊稿。由此不难看出域出版与网刊之间的连贯性。域出版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已包含在网刊早期的方案中，“网刊团队对于网刊改进的酝酿从未停息，‘域出版’正是这种长期思考的产物，把‘域出版’看做网刊的升级产品是比较准确的”[6]。

域出版与网刊之间又存在代际差异：网刊是从学术期刊自身困境出发采取的对策，数字化的作用虽然很关键，但却是拉来救急的配角，更重要的仍是以专业化为核心的学报改革。而域出版则从媒介变革和重构学术传播新秩序的高度，对学术出版体系进行重新规划，数字化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专业化也拓展为专题化。以学科细分为基础的“专业化”，转换成了“专栏”“专题”或“专域”。所谓的“域”，就是强调“边界清晰”，不论是学科边界还是问题边界，无疑比“专业”更能切中学界的实际需求。数字化带来了即时更新的便利，既然可以不按“刊”的周期出版，网刊就未必一定是“刊”，但总是数字出版之一种。以“域”取代“专业”，以“出版”取代“刊”，于是，“专业网刊”的升级版就成了“域出版”。

（二）域出版与超星

关于“域出版”概念诞生的历史，需要特别辨析之处，就是其与超星公司之间的关系。

超星公司“域出版”项目的负责人汪新红曾对“域出版”作了这样的描述：“域出版理念于2015年由中国领先的数字出版方案提供商超星集团首次提出。超星的学术期刊域出版方略，是基于其发现、百链、读秀等具有庞大使用者基础的数字出版平台以及最新研制的‘域出版平台’来实现的。”[15]按这个说法，“域出版”无论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方略，还是一种平台，都是由超星公司提出并主导的，是其数字平台向期刊领域的自然延伸。

据笔者所知，“域出版”这三个字的组合，最早确实是超星公司提出来的，在宣传推广上也是超星公司贡献最大。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组合，是2015年4月在澳门举办的“华文学术期刊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上汪新红的发言。大约从当年5月开始，超星公司就已经在推广“域出版”签约了。从协议内容看，“域出版”与传统期刊数据库非常类似，给人的印象是，超星这家以数字图书知名的公司，要跨界进入数字期刊市场了。期刊界对“域出版”的使用明显晚于超星公司。比如，2015年5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方式研讨会”，有几场围绕以专栏为中心的新平台的报告及讨论，拙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在线学术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之未来构想》也是这年5月刊发的，但其中都没有使用“域出版”，而是用“专栏出版”“在线学术平台”“新平台”等来指称。

由以上事实，虽然大致可以确认是超星率先提出和使用了“域出版”这个说法，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字面之下的内涵和实质。那么，“域出版”的理念和方案究竟是什么呢？

汪文是这样界定“域出版”的：“在数字出版中，期刊编辑部按学术规范处理完稿件后，根据稿件内容决定编入哪个专题栏目，这个专题栏目就是‘域’，按‘域’组织发布和出版传播数字论文，就是期刊的‘域出版’。”[15]也就是说，超星的“域出版”，其实质就是以“专栏”为传播单元的期刊数字出版。很显然，这不过是对朱剑观点的重新表述。

既然“域出版”理念实际上是网刊发起者提出的升级方案，那么，其与超星公司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当事人朱剑有一段回忆，把网刊与超星之间的互动过程叙述得很清楚：

2015年年初见到汪新红（超星副总经理，域出版项目负责人），跟她说起应改变知网模式，专栏应该是未来互联网传播的基本单元，开放获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汪深以为然。三月，史超（超星公司总经理）在南京找到我，告知超星要进军期刊传播，问对策，我告知以与汪谈话的内容，谈得更具体和深入，谈了有三个小时，得到史超的赞同。三月初，清华开文学编辑会前，与桑海有交流，得到桑海赞同。文学编辑会时，正式在会议上谈以专栏为基本单元的设想。会议期间再次见史超，商谈合作。此后，超星大张旗鼓地推出“域出版”。①来源于笔者2016年11月12日对朱剑的微信采访，并写入《新新媒介时代的学术平台——以域出版为中心》（《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04——113页）一文。

2015年6月11日到12日，朱剑、仲伟民在北京与超星负责人进行深入讨论，超星基本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初步方案，特别是无条件的开放获取的合作前提，双方的合作由此正式开启。6月18日，以网刊协调小组为基础组建的新平台筹备组，利用端午假期在武汉大学开会，讨论了关于新平台的运营主体、组织架构、设计思路、合作协议等一些基本问题。7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业务培训在呼和浩特举行，筹备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召开运营团队会议。以理事长蒋重跃为首的研究会领导班子，对新平台的筹备给予了极大支持，甚至将这次培训会的主要内容也调整为宣讲新平台。新平台与网刊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面向所有人文社科期刊，而不限于高校，且不对期刊设立门槛，只有统一的稿件质量标准。新平台理念一经发布，就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的普遍欢迎。

2015年11月，筹备组将平台设计的文字稿交给超星，并委托李宏弢起草了单刊与超星的标准合同，其核心原则是期刊将内容无偿授权给超星进行传播，条件是超星将其向所有用户免费开放。大约在此前后，筹备组还通过微信群征集新平台的名字，将新平台定名为“超云”。同期举办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空间构建学术研讨会暨云舟上线仪式”上，史超在做报告时多次引述“重建学术传播的新秩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朱剑是“域出版”的始创者。

2015到2016年间，从南开会议开始，期刊界围绕新平台的建设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包括2015年9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络专栏合作方式研讨会”，2016年4月在重庆大学举行的“学术期刊专栏出版暨学术平台建设研讨会”等。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平台设计细节、编辑团队组织、专域设置、审稿专家库建设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仅从这些会议的名称就不难看出，学术期刊界对新平台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在逐渐加深。“域出版”这一说法的使用者，也逐渐从超星扩展至期刊界，甚至进入公众的视野。

朱剑在《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中采用的是“专域平台”的说法[8]，而他后来的报告和文章中也开始使用“域出版”这个概念。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同时作为网刊和“超云”平台的运营机构，委托下设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管理。2016年9月，“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在吉林大学召开“‘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第一次明确把“域出版”作为会议的名称，标志着“域出版”这个名字已经被学术期刊界所接受。

综上所述，“域出版”诞生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超星接受了以专栏为中心进行传播的期刊数字出版理念，对期刊界的网刊升级方案进行商业化改造，以此为基础建立数字平台，并将之定名为“域出版”；期刊界的网刊实践孕育了域出版理念及其方案，在与超星接触走向合作的过程中，又逐渐接受了超星对域出版的命名。

“域出版”这一概念在使用中有很多含混之处。超星所说的“域出版”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希望借助期刊界这一理念做成以期刊数据库为基础的分类知识平台，其内容不但不限于人文社科期刊，甚至超出了学术范围。而期刊界则把“域出版”界定为以专栏为基本传播单元构建在线学术平台的理念及其方案，是网刊的升级版本，是在与中国知网合作处于停滞状态后网刊升级的一个新途径。

在2016年9月的“‘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及10月的“媒体融合·域出版平台发布会”上，域出版平台上线试用并正式发布，但与期刊人的设想有不小的差距。由于种种原因，超星与期刊界的域出版的合作主要停留在数据库合作层面，尽管超星按承诺向公众开放了其期刊数据库，但期刊人所期待的“域出版”在线学术平台未能真正落实。对期刊而言，超星“域出版”只是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如同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一样，充其量只是合作的第一步，而真正的“域出版”仍然只是作为理念而存在。

到2018年下半年，随着超星公司经营思路的调整，不但与期刊人之间更深一步的合作举步维艰，“域出版”项目在公司内部也边缘化了。尽管超星与期刊之间的数字合作仍然持续，其“域出版”平台也还在更新期刊数据，但从网刊发起者们的视角看，这种“域出版”已经失去其本义。期刊界与超星之间的“域出版”合作，始终未能真正构建起以专栏为基本传播单元构建的在线学术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域出版”尚未真正诞生就已经终结。

三、新平台：升级与转型

尽管与超星公司的合作陷于停顿，“域出版”的实践受到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网刊”或“域出版”理念的失败。网刊不但一直持续平稳运行，而且还在积极酝酿升级和转型为新平台。

（一）期刊环境的新变化

在网刊进入瓶颈期，“域出版”平台又千呼万唤未出来的几年时间中，不但升级转型之路颇多坎坷，日常运营也有所松懈。比如，网刊主编联席会议原本是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但2017年之后就未召开过，也未正式发布新的行动方案；在既无资金支持，也无明确新方向的情况下，对原刊的上传推荐和专刊编辑的积极性都有所降低，偶尔还出现专刊编辑的缺位和拖期现象；在知网内部，网刊长期没有专门部门或项目组支持，知网改版后首页上没有给网刊留下位置；甚至在网刊协调小组内部，也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

网刊到底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其价值何在，要走向何方？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回到当年创办网刊的初衷：针对期刊体制之弊和出版业数字化大势的双重“突围”。

网刊是为高校学报的“体制病”开出的一剂药方，试图解决其结构性的错位，使之回归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开放的学术平台，重建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适应学术传播和交流的需要。那么如今的高校学报，其“病情”究竟有没有好转呢？

与网刊创办之初相比，由于转企改制的直接威胁已经缓解，高校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事业编制算是暂时保住了；由于国家教育和科研投入总体性的增加，高校学术期刊在财务上的处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处于第一集团的高校学报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或本校的经费支持，编辑外出组稿和参加学术会议增多了，稿费和审稿费也有了普遍增长。在这些方面，可以说高校学术期刊的处境有了明显好转。

然而这些只是皮相和局部的，事实上，近几年来高校学术期刊的困境和危机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有加深的趋势。比如，社科院所属期刊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所属集刊都有向刊群发展的趋势，高校学术期刊若仍然一盘散沙，整体上将日益处于劣势；综合性学报虽然在选题策划和办刊质量上已经尽力而为，但难以从根本上克服“学科拼盘”的弊端，学报之间同质化导致的竞争日益严酷；随着以学科为基础的集刊不断创办和发展，甚至获得刊号或被核心期刊收录，学报稿源的分流日益加速；高校学术期刊编辑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16]，因绩效考核趋于量化和组稿压力增加而日益严重；等等。上述种种现象，其根源都在于高校期刊的体制。

这里还要提及近年来一个对学术期刊的发展影响深远的现象，即核心期刊坐大和固化，期刊界对CSSCI的重视程度持续增加。这几年，高校学术期刊中的核心期刊特别是C刊的日子似乎更好过了一些，当然另一面就是非核心期刊的处境的恶化。每次CSSCI来源刊发布都成了期刊界万人瞩目的盛事，其结果难免几家欢乐几家愁：有C刊光环护体的期刊，或小富即安或如履薄冰，而落选的期刊只能在窘境中惨淡经营，苦苦支撑。

CSSCI是一种量化的期刊评价标准，因其客观性而成为期刊评价中的一种重要工具，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虽然以总被引频次和他引影响因子为基础的CSSCI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期刊的影响力，但“基于引用的文献计量指标只是用来遴选来源期刊，不能直接用于期刊评价”，评价期刊只能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引文分析和同行专家评议”；更不能代替学术评价，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尤其是对创新性等学术价值的判断，只能依靠基于内容的定性评价”。[17]然而事实上，CSSCI却发生了严重的越位和异化，不但被当成了权威期刊评价，甚至代替了学术评价本身。不知自何时起，许多期刊人的办刊目标已经成了进C刊或保C刊；而另一面，在“挣工分”式的考核制度逼迫下，许多学者把发C刊当成了首要的目标。

CSSCI中心近年来也在努力调整，比如强调服务，淡化自身评价机构的色彩；努力修补自身在期刊评价中的软肋和短板，如建立评价网络系统，发动期刊编辑作为评审专家，对来源期刊中的文章进行主观评价，找出质量较差的文章，试图以此作为评价指标之一。但期刊界乃至学术界对C刊的误用，短期内恐怕不会改变，其根源仍在于体制。在当下的学术体制中，行政权力往往凌驾于学术，其掌控学术资源所依赖的手段便是评价，量化评价因其天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更能满足行政权力对评价的需要，这正是CSSCI被一再误用的驱动力所在。

CSSCI被误用的逻辑链条在于，以文献计量指标评刊，再以刊评文。网刊升级转型构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建立一种同行专家评议和网络民主结合的论文遴选机制，不以发表的刊物论英雄，而是以文章本身的学术水平来判断，真正实现“以文评文”。若这样的良性机制真的能够建立，无论对于期刊界还是学界，或许都将是一种优化生态的良方吧。

（二）“双一流”机遇与“体制病”

既然高校期刊体制并无改变，那么“体制病”就谈不上好转，甚至更加“沉疴难起”，一再错过发展的机遇。朱剑近期的一篇文章，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在如火如荼的“双一流”建设中，高校学术期刊被遗忘的尴尬处境及其背后的原因。

朱剑文中提到一个现象，在2016年各高校的工作报告中，对高校学术期刊建设不是只字未提就是一笔带过。在学术期刊发文对大学排名至关重要，因此没有哪个校长会不重视期刊的作用，但具体到某一类或某一种期刊，“受不受高校重视，取决于其能否为排名作出立竿见影的贡献”[5]。高校学术期刊之所以被忽视，只能说明其对大学排名的贡献微乎其微，“直接原因是对大学排名贡献不大甚至没有贡献，深层原因是在学术交流中作用的弱化，而根本原因则在于高校学术期刊的‘体制病’”[5]。

另一个更严重的现象是，2015年“双一流”建设启动，然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却对学术期刊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所谓‘双一流’，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国际大学排序中的一个等级，根本离不开量化标准”[5]。从近期看，提升国际排名只能依靠现有期刊评价体系；从中期看，高校期刊与学科建设关系不大，分散的综合性学报格局又积重难返，改造难度太大。①朱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的路径选择与评价支持》（2019年第四届中国学术评价高峰论坛上的报告），参见2020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于是，“双一流”建设要达成近期和中期目标，只能主要依靠国际学术期刊，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处境甚至会变得更加困难。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术期刊，不但因无助于提升学校排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而且因加分能力不如国际期刊和社科院的专业期刊，连争取本校优质稿源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尽管为了迅速跻身世界一流不得不依赖国际认可的现有评价体系，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使中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科学技术强国，不可能没有与教育和科研水平相匹配的一流的专业化、体系化、规模化的学术期刊集群，否则将“根本无法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是否一流，只能由别人说了算”[5]。因此，当“双一流”建设进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启动中国一流学术期刊集群建设，这对中国高校学术期刊而言当然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即使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期刊建设顺利启动，也不等于高校的一流期刊建设能够同步进行，因为未来学术出版平台的大趋势是“高度聚合化（数字化）、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追求“与学科体系完全配套”，而高校学术期刊不成体系、不成规模，结构同一，布局分散，特别是还要面对综合性学报的转型问题。因此，面对未来的机遇，朱剑不禁质疑：“现有高校学术期刊有能力当主角吗？如果只是个配角，又能有多少戏份？会不会连配角也当不上？”[5]

因此，在中国高校特别是名校总体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的背景下，如果高校学术期刊再不改变现状，不但会错过机遇而被遗忘，其地位和处境还可能会更加沉落。

（三）出版业数字化新趋势

高校学术期刊面临的另一个机遇，是出版业的数字化、规模化发展大趋势。在互联网更加普及和移动化的时代，学术用户与纸本学术期刊越来越疏离，以数字化方式阅读文献已是大趋势，网刊的价值和前瞻性更加凸显。通过对近年来有关部门文件精神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业发展的新方向，比如规模发展、媒体融合、平台建构、新型出版等。

规模发展。从国际出版业发展的规律看，学术期刊和其他出版业态一样，都有集约化、规模化的内在需要。分散的期刊编辑部整合为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或者作为期刊部门并入大型出版集团是大势所趋。对高校学术期刊而言，打造学术期刊集团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中科院、社科院、中华医学会等学术机构的模式，大量优质期刊归属同一部门，形成颇具规模的期刊集群，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下属的期刊就达148种之多；另一种是单个高校内部的期刊整合为期刊社或期刊中心，有些逐步具备了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下辖27种期刊，上海大学期刊社下辖13种期刊。因高校学术期刊分属不同高校，又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第一种模式很难实施，而第二种单校整合的模式虽然可操作性较强，但单个学校的学术出版资源有限，很难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期刊出版集团。高校若要建立一流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就需要打破各自为政、布局分散的现状，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整合期刊出版资源，把分散的学术出版力量联结起来，打通学术出版的链条。从目前来看，网刊这样涉及面广、规模较大、具备数字化基础的期刊集群，最具备实现这种模式的基础。

媒体融合。数字化是出版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而新兴媒体与印刷媒体会长期共存，因此媒体融合将是相当一段时期内出版业的基本形态。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与网刊所尝试的“两分开”或“两条腿走路”异曲同工。与其他出版类型相比，学术期刊在传播上更依赖于数字化平台，而纸质期刊的价值，主要是为出版内容的资质和可靠性提供背书。在刊号管理和期刊布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状下，像网刊这样，多家高校学术期刊联合建立协同出版长效机制，构建内容专题整合、更新及时和高效传播的数字平台，是可行的期刊媒体融合之路。

平台建构。与许多行业一样，出版业已经进入平台时代，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是构建包含选题策划、论文采集、编辑加工、出版传播、审核评价在内的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对内容进行精准加工和快速分发，在服务学者的同时也推动学术成果的大众普及和应用转化。这不但是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还应当具备学术信息平台、知识服务平台、学者虚拟社区等功能，并可建设专家学者库、论文引文数据库、应用信息服务数据库、学术论文大数据中心等，发展成为移动化、智能化的综合学术平台。这正是网刊升级转型的总体方向。

新型出版。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媒体迭代，使出版业处于转型过程中。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远不是纸版内容转换为数字形态这么简单，而蕴含着多种新型出版的可能，例如网络优先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都为学术出版带来了丰富而多元的发展空间。这些新型出版形态对于单独的学术期刊而言，大多是不容易做到的，需要通过大型学术期刊联合体自主开发，或与数字服务商合作开发。以网刊与中国知网的合作基础来看，未来开发多种新型出版模式是有可能的。

从上述出版业态变化的大势不难看出，单打独斗式的传统学术期刊发展路线，无法把握学术出版更新迭代的机遇，反而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衰落和边缘化。实践证明，在范式发生变化的时代，沿着老路运行的实体往往会被符合新范式的实体所替代，如果一个群体甚至一个行业都无法创新，其地位往往会被群体之外的新生力量甚至行业外的新兴者所取代。

在学术传播领域，学术期刊之外的另一极是以知网为代表的期刊数据库。这些期刊数据库带着数字时代的基因降生并迅速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传播的主渠道。与之相比，网刊也有着难以取代的优势，比如，期刊数据库优势在于在后端的传播，前端的策划与出版薄弱甚至空白，而网刊是一种以期刊为主体的媒体融合型学术出版，具有期刊数据库所不具备的刊号资源、品牌效应、评价优势等，网刊拥有纸本期刊刊号，在学术评价中有优势地位，并可以提供从投稿到出版、传播、评价的全流程服务；在数据和信息过剩的时代，如何快速准确地发现真正需要的信息，比拥有海量信息更重要，网刊是主动向读者推送经过筛选的精品文献，而非被动等待检索的海量数据；网刊的成员刊遍布主要高校，可以调动编辑力量和学术资源，可深入学术共同体内部，吸引学界的优秀专家学者参与，有可能开展专题策划，并成为学者交流互动的平台，逐渐建立用户的黏性；即便是在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泛传播和自媒体时代，网刊也仍然的拥有自有内容资源丰富的独到优势；等等。

综上所述，网刊的实践尽管还不够成熟，却既蕴含着学术期刊走出危机的新希望，也符合数字化学术出版的规律和需要。

（四）网刊升级转型思路

自2014年年底起，网刊的升级方案就已初步形成，其后又有一些新的思考。为适应期刊出版和新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网刊不能再继续文章重组的旧模式。既然将从周期出版转变为随时推送严格来说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刊”，“网刊”这一名称似乎不太准确，“域出版”也不能准确概括，无以名之，暂且称为“新平台”。新平台是由一系列平台复合而成，比如，及时遴选各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打造专题发布平台；覆盖从投稿到传播、评价的全流程服务，建立包含投审稿平台、评价平台在内的整合出版平台；构建吸引作者、读者、学者、编辑参与的互动平台；逐渐形成用户黏性，创立用户专属的个人学术云平台；等等。

网刊的升级转型正在进行中，与现在的网刊相比功能将大大加强，以下仅列举一些框架性的思路，供读者参考：

1.即时更新的专题出版，与学术共同体融合

网刊将由目前的以一级学科专业期刊为主体，转向以专题出版为主体，同时将打破期刊的思维惯性，不再按期发布，而是单篇即时更新，滚动推出本领域有价值的最新文章，以加快传播效率，吸引潜在读者。网刊文章上线速度应早于原刊，以“优先出版”或“网络首发”方式出版，实现最快速的发表和传播。

平台的基本出版单元是以问题或学科细分领域为边界形成的专题。专题由该领域一线学者与学术编辑担纲主持，以学术研究群体或共同体为依托。各专题将在目前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学术前沿状况进一步细化专题，关注新兴领域和交叉地带，陆续增设有学术前景的新专题（比如“人工智能”“数字人文”专题）。各专业和专题之间不设硬界限，允许文章重复出现，可按不同标签归集。

发展比较成熟的专题，可以召开本领域学术研讨会，以扩大在学界的影响，吸引更多学者使用乃至参与平台。这样，专题中一旦有新文章推出，就可以引起同行的广泛关注，对学术共同体产生影响，形成学术出版传播与学术生产的良性循环。

2.全流程服务，突出投审稿和评价两端

平台贴合学术共同体的需求，提供包括投稿、审稿、编辑、发表、传播、评价等环节的全流程、全链条服务。

突出投审稿功能，利用学术期刊在现有评价系统中的优势地位以及编辑、学者资源，建立各加盟刊协作的、基于匿名同行评议的、具有公信力的联合投审稿平台。联合投审稿平台的设想在网刊创建之初就已提出，在2012年就已经开发出来，只是未付诸应用。这一平台从作者的需求出发，针对作者的痛点和学术出版的弊病，可以帮助作者选择刊物，缩短投稿周期，使投稿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有助于遏制论文中介滋生、版面费泛滥的不良现象。不但有利于期刊健康发展，更有望解决目前学者发表时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刊物选择难、用稿机制不透明、与编辑部沟通不顺畅、发表周期长等现实困境。投审稿平台的建立，基于期刊的核心优势，是二次文献机构的数字平台难以做到的。

突出评价功能，开通用户评论系统，开放部分专家审稿意见，并整合单篇文章的下载、评论等数据，采用同行专家评议、学术用户评议、智慧数据结合的审核与评价机制，对文章进行打分和分区，尝试建立“以文评文”“以文评刊”的新型期刊评价系统，使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脱颖而出。这也是针对目前学术评价的弊端，结合专家把关和民主监督评议的优势，促使学术风气更加公正、透明、健康，并增加信息量和互动性，逐步建立新平台权威可靠的形象。

此外，对编辑的服务也将走向深化，比如集中提供单篇论文效益追踪服务（被引、下载、评论、转载、获奖等信息的集成与可视化），提供组稿服务（在投稿平台公开征稿、在系统内定向约稿、人工智能推荐选题方向和约稿对象等）。

3.开放期刊来源，以质量为门槛遴选学术精品

平台在原则上对所有学术声誉较好的学术刊物开放（含学术期刊和学术集刊），原有网刊成员刊只要有意愿就可以直接成为来源刊，其他期刊提交申请并经资格审查通过即可成为来源期刊。目前网刊的文章全部来自期刊编辑部对本刊文章当期文章的推荐。在新平台上，文章来源将更加多元化，从主体角度看包含作者投稿、编辑部荐稿、专家荐稿、用户荐稿等不同路径，从时间角度看则拟纳入一定期限内的过刊文章。

与此同时，加强对文章质量的审查。为保证入选文章质量，每篇文章都需经过平台认可的同行专家（专家库内）审稿。原刊编辑部录用稿件时应完成专家审稿，若推荐未经专家审稿的文章，则需在专刊审稿平台重新审稿。同行评议将成为网刊控制质量、遴选精品的基础。

为突出精品，将区分普通文章和重点文章，由编辑和专家团队按一定标准和比例筛选重点文章。重点文章传播媒体化、事件化，放在突出位置、撰写推荐语，并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转发，乃至由平台主动向其他媒体和二次文献推荐。

4.以用户为中心，提供个性化服务

平台设计的出发点和服务重心将面向用户特别是个体用户的需求，注重优化用户体验，提供个性化服务及增值服务，更好地为学者服务。比如，可根据用户的选择或AI算法，实现首页及推送信息的个性化。再如，可以建立个人笔记、收藏夹或云盘，便于读者记录、整理、储存学术文献。用户还可以把某一学科或专题领域内喜欢的文章归集在一起，形成个性化的核心论文列表。该列表可以公开分享，形成类似豆瓣“豆列”、虾米“歌单”的“文单”，供用户参考和评论。平台各专题也可以由主持人或委托权威专家编制并发表官方的“文单”。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网刊应坚持开放获取，这有利于扩大影响，培育用户。但同时也不排斥探索增值服务的方式，向知识服务平台发展，以保证平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5.打造移动端，实现多屏互动、多维传播

对现有PC端网页进行改版，在知网显著位置设置网刊入口，并向移动端发展，开发移动版网页、客户端等，实现多屏互动。早在2013年4月的成都会议报告中就已提到开发APP和利用二维码实现多屏互动的构想，只是一直未能落实。此外，还将开发并推广微信公众号，作为客户端的流量入口；做好与主要社交媒介的接口，快速将文章转推到各新媒体平台上。

上述网刊升级转型的构想，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新想法，也有不少是网刊固有而没有落实的设计。例如，升级转型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投审稿平台，这一平台的提出和设计至少可以追溯到2012年5月的一次网刊QQ会议：

……大家普遍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建立公共投稿平台。一种思路是每个专业刊建一个公共投稿平台。可以先建政治学、社会学等平台，或者说十个平台全搭起来，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另一种思路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这就是与知网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共投稿平台。公共投稿平台首先是个大平台，在此下可设各专刊平台及跨学科平台。作者投稿时可以不指定具体刊，也可以在21家中指定投某一刊或多刊。①2012年5月23日网刊会议纪要。

与此相较，不难发现，后来的在线平台构想中的投审稿平台部分不但在理念上与之相同，就连操作细节也非常相似：

初步的投稿审稿模式如下：加盟期刊联合建立统一的投审稿平台以及审稿专家库。用户可通过联合网络投稿界面向平台投稿，投稿前需实名注册为会员，并将作品授权网络平台免费使用和传播。用户投稿时需选择对应的专业或专题，同时选择若干加盟期刊作为投稿对象……[12]

四、结语

网刊升级转型的总体方向是成为某种学术平台，这一平台有望孕育取代期刊的新媒体形态。虽然目前其形态还不是很清晰，但据笔者推测，这种新媒体应该是一种“智慧型媒体”，同时也是“平台型媒体”。

在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风起云涌、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新平台显然应当具有“智慧型媒体”的特征，面向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文科学术发展新趋势，走向知识服务。比如，平台可以对期刊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在发现学科生长点、绘制人文社科知识图谱、AI辅助组稿服务、智慧型期刊评价等方面进行拓展。

“平台型媒体”（Platisher）是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它既是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有“把关人”和主动推送的媒体。“平台型媒体”是传统的出版业要素与网络时代结合的产物，兼具媒体特性和平台优势，或许是适合网刊的发展途径。

新平台将促进学术期刊、学者与数据库服务商深度互动与合作，使数据服务更适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需求，同时增加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成果传播力度。这为学术期刊参与知识服务、大数据、数字人文等新兴趋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拓展学术编辑的学术空间。因篇幅所限，有关新平台未来的方向和愿景，将另外撰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