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简介：朱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原执行主编，编审，全国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在《清华大学学报》《澳门理工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武汉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被遗忘的尴尬角色：“双一流”建设中的高校学术期刊》《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域出版：传播秩序的重构》《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从“学术乱象”根源问题说起》《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等论文，并结集出版《雾里看花：谁的期刊 谁的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等。

主持人语：回顾近二十年来的高校学报史，有一个现象颇值得关注和研究，这就是在改革话语下、在体制框架内顶层与底层的互动。在各行各业的改革实践中，顶层与底层的互动是普遍存在的，但像学报改革这样，经过了长时间、多回合的互动，如何改革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却是很少见的现象。

当然，互动还是有成效的，最大的成效就是在学报是否需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等问题上，顶层与底层中的多数人形成了基本共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研水平的迅速提升，随着数字化、国际化时代的来临，在学术传播领域，学报所特有的综合性、封闭性、分散性等诸多特征，已使其越来越难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正在不断走向边缘化。学报要重回学术传播中心，必须对决定了学报这些特征的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就在于把高校学报建设成为专业化、规模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的学术期刊集群。然而，在至为关键的通往目标的路径问题上，顶层与底层却出现了重大分歧，故其互动才更值得关注。互动主要呈现为四个阶段特征：一是顶层对底层的改革动员；二是底层的响应以及诉求的表达；三是底层未雨绸缪，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并积极主动地付诸实施，倒逼顶层回应；四是顶层发动改革，但201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办法》既未吸纳底层的方案，也未涉及动员时作出的重新配置刊号的许诺，仅是将“转企”作为硬性的唯一手段和目标，结果半途而废。

底层方案与顶层方案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如何对待现有学报，亦即能否将改革前的学报及其编辑最大限度地纳入改革后的新期刊阵容中去。顶层曾坚持的“转企”对重建期刊体系来说也许不失为毕其功于一役之法，但同时也意味着已有百年历史的高校学报及其编辑中的大多数从此退出学术传播领域，而以此为代价，新期刊体系未见得就能顺利建立起来。底层提出并实践的方案，则是借助数字化技术，以现有学报为基础，创建数字化、集约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的期刊集群，既有明确的方向，也可望使学报整体转型。孰优孰劣，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但底层从2010年“中国高校系列期刊”设想的提出，到“网刊”的创建；从“域出版”理念的提出，到“网刊”升级版“新平台”的酝酿，这一路走来可谓充满坎坷，至今仍前途未定，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顶层的回应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从“网刊”到新平台，始终“妾身未明”，未能得到体制的承认。

尽管艰难，但探索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本专栏的这组文章就是一个例证。桑海的《从网刊到新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及其升级转型》是对近十年来底层探索和实践的全程回顾，从中可以读到十年来的艰辛、收获和思考；李孝弟、杨霞的《域出版发展瓶颈及网刊转型升级再思考》通过对十年探索的反思，论证了学报的改革必须“贴近并尊重学术期刊自身发展特性及规律，着眼于世界学术期刊发展的大势”，才可能取得成功；詹丽、邓喆的《新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性学术期刊如何走出困境——以“域出版”为中心》则分析了“域出版”理念对于地方性学术期刊走出困境的意义。三篇文章，各具特色，值得一读。

眼下，“一刀切”的期刊体制改革已成过去，但国家层面重建学术期刊体系的尝试并没有停息，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的大幕已经拉开，这对学报来说，不失为一个机遇，然而，不经脱胎换骨，学报不仅难成这一变革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当不上。这就是学报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形下，底层的方案更凸显其特有的价值，因为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能使学报汇入创建世界一流期刊主潮的唯一路径。因此，把“新平台”坚持下去，把与顶层的互动坚持下去，至少能为今天的学报重回学术传播中心保留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