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泽

（邯郸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图1 “南行唐北界”石刻拓片

1988年夏天，在今山西繁峙县神堂堡乡大寨口村北1公里，大沙河上游西岸，王子沟北侧，当地学者李宏如发现一摩崖石刻，内容为隶书书写的“南行唐北界”石刻。2007年，李裕民先生研究该石刻的文章《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与卤城的考索》发表在《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上。由于该刊未上数字期刊网，一直不被人所知。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孙继民先生在山西参加一次会议读到该文，深感此石刻价值颇大。2016年10月，孙继民先生带领笔者、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广瑞前往山西灵丘、浑源、繁峙3县进行考察，最后实地考察了汉代卤城遗址和南行唐地界石刻的全貌。在山西繁峙县对石刻进行考察之前，我们由山西省繁峙县政协周志强陪同，先拜访了最早发现该石刻的当地学者李宏如先生。他详细介绍了该石刻被发现情况，并赠与我们该石刻拓片。第二天在当地摄影家糜晓平的带领下，我们沿着旧公路考察了卤城遗址，又路过大营乡抵达石刻所在地。糜晓平先生承包了地界石刻对面公路边的山林，寻找石刻因此才变得容易许多，最终通过打听王子沟村支书才找到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南行唐地界石刻位于今山西繁寺到神堂堡的公路沿着大沙河的对岸。石刻距河床约有8米多高，在山的石壁上刻有一方格，格高127厘米，宽57厘米，格内刻4行字，共24字，隶书阴刻写成：

冀州常山南

行唐北界

去其廷四百八十里

北到卤城六十里

观此石刻文字（如图1、图2），隶书体，不是规则的隶书，有俗体的特点。李宏如先生分析，冀州，汉武帝置冀州刺史部，原来是监察机构，后为行政住所，东汉时期治所在高邑县（河北柏乡县北），后移至邺城（河北临漳西南）。西汉置常山郡，治所在元氏县（石家庄元氏西北），东汉初改为常山国，该石刻是指常山国。南行唐县，治所在今河北省行唐县东北，北魏改为行唐县。石刻的“其廷”是指冀州的治所，即高邑。卤城县，西汉置，东汉建安中废，治所在今山西繁峙县大营乡卤城村[1]1-2。按照李宏如的断代，石刻为东汉时期，“去其廷”是界石刻到冀州治所今河北柏乡北的距离汉里 480里。该石刻究竟是什么时期的？是两汉时期的吗？还是三国西晋时期？按照行政设置，“冀州常山南行唐”，究竟指哪个时期呢？下面从历史地理沿革和石刻文字书法等方面进行推论，以求教于方家指正。

图2 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

一、从历代地理沿革看“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的时代

该碑刻为隶书体，李宏如和李裕民先生定为汉代。但到底是汉代具体哪个时间呢？首先从历史沿革来看。战国南行唐属赵国，《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徐广曰：“在常山。”《括地志》云：“行唐县属冀州。”[2]1816赵惠文王八年为南行唐筑城时间。在今天出土的兵器铭文和三孔布也有“南行唐”。赵国的代地也有“卤城”，因为在三晋玺印有“卤城发弩”四字。由于有“冀州常山南行唐”属于秦代之后的行政区划名称，所以，战国赵国时期是南行唐县邑之始，与本石刻无涉。

秦朝，设置代郡，有石刻距离界石刻60里的“卤城县”。秦代沿袭赵国设置卤城县[3]336。

秦代，设恒山郡，郡治东垣，今河北省石家庄正定，下有南行唐县邑[3]357-358。

西汉：《汉书·地理志》上，“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关。属冀州。……南行唐，牛饮山白陆谷，滋水所出，东至新市入虖池水。都尉治。莽曰延亿”。

西汉，汉高祖时期南行唐属常山郡。高帝四年，常山郡属张耳赵国。高后元年至8年，置常山国。文帝元年，常山郡复属赵国[4]92-93。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勃嗣。不久国除为郡，旋分常山郡三万户置真定国。《汉志》常山郡领县十八。高帝四年至景帝三年之常山郡（国）即为景帝三年之常山郡与中山国之和[4]92-93。

《后汉书》中东汉时期的常山南行唐：

《后汉书·郡国二》有“常山国 ”下有“南行唐”。“南行唐有石臼谷”。[5]3433-3434《后汉书·光武帝下》：“夏，甘露降南行唐。”注有“县名，属常山郡，今恒州县。”[5]59《后汉书·朱祐列传》“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注：“行唐，今恒州县也。”[5]770-771《后汉书·酷吏列传》：“永平中，补南行唐长。”[5]2493

再根据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看常山郡（国）的沿革情况如下：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王国，真定属常山。

建武十七年，常山郡属中山国。

建武二十年，中山国除，恢复常山郡。

明帝永平十五年，常山郡为国。

章帝建初四年，常山国除，复为汉郡。

和帝永元二年，常山郡复为国。

建安十一年常山国除，复为汉郡。

综合东汉时期，冀州下有常山郡（或常山国），国或郡交替变化。南行唐县在东汉时期属冀州常山郡（国）之下。冀州刺史部从监察机构变为一级行政区划，从而形成“冀州常山南行唐”三级行政区划，应该与本石刻时代相适应。

《晋书·地理志》上：冀州“及汉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旧名为冀州，历后汉至晋不改。”统县八十三，“常山郡 汉置。统县八，户二万四千。真定 石邑 井陉 上曲阳 蒲吾 南行唐 灵寿”[6]424-425。

《魏书·地形志上》：“常山郡 汉高帝置，曰恒山郡，文帝讳恒，改为常山，后汉建武中省真定郡属郡焉。”“领县七”，其中有“行唐 二汉、晋曰南行唐，属，后改。”[7]2462

《周书·地理志》：河北地区上“常山郡”下有行唐县：

行唐县，今河北行唐县北。

魏书地形志云：“行唐，二汉、晋曰南行唐，属常山郡，后改为行唐。熙平中移犊乾城，治唐城。”元和郡县图志云：“本赵南行唐邑，汉因为县，属恒山郡。后魏去南字，为行唐县。”则汉、晋之南行唐县至后魏改为行唐县也。读史方舆纪要行唐县下有南行唐城，云在行唐县北，又引城塚记曰：“今县北三十里有行唐故城，俗亦谓之故郡城，以后魏尝置唐郡于此也。”此城塚记称行唐故城，不称南行唐故城，盖后魏已改南行唐为行唐故也。据此，知北魏、北齐世之行唐县在今河北行唐北30里也。[8]49

《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二》“恒州 恒冀节度使”：“南行唐，本赵南行唐邑，惠文王初置，汉因为县，属恒山郡，后魏去‘南’字为行唐县。隋开皇三年改属恒州，皇朝因之”①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479页。。北魏南行唐改为行唐，推知其辖境仍旧。

《金史·地理志》中，“河北西路 真定府”：“行唐 镇二 嘉祐 北镇。旧有行台、新年二镇，后废。”“阜平 明昌四年以北镇置”[9]603。从金代明昌四年，行唐的西北部“北镇”设为阜平县。

《元史·地理志一》：保定路，辖县八，有行唐[10]1354。真定路下辖县九，有阜平县[10]1356。这里的阜平县已经在金代从行唐县分离出来，北镇置。

行唐分离出行唐县和阜平县，在清代行唐县志书和阜平县志书方有详细说明。《乾隆行唐县新志》之《地理志》“疆域”：

初帝尧封于唐，今定州北唐城府村，即其地。后诸侯来归。诣平阳即帝位，南行经历行唐邑，之名由此始也。迨分九州，遂属冀州，周分九州，行唐亦属恒阳地，属并州。春秋为奚子国及鲜虞灭，改为中山国，属中山。威烈王二十三年，魏使乐羊伐中山，李克守之。后中山复立至 王十年，赵伐中山数邑，中山复献四邑以和。十四年，赵又伐中山。中山君奔齐二十年。赵主父偃以燕齐之师灭中山，属于赵。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属巨鹿郡，割正定地置南行唐县。二世元年，武臣立为赵王，仍属赵。西汉初，犹属赵国。文帝时改恒山为常山郡，属常山。景帝三年，复改为中山国，属中山。东汉因之。魏改属常山国。晋初属常山郡，后魏去“南”字为行唐县，附属恒山郡。北齐废中山置博陵郡，属博陵。隋属恒山郡，唐置玉城县，长寿改章武，神龙初复名行唐县，大历初置泜州，寻废。以县属恒州，五代梁又改章武县，晋改永昌县，寻复旧。宋改为行唐县，隶正定府，又与行唐西北境改立行唐北寨，金初改为行唐北镇。明昌四年，始分割而置阜平县，行唐之名如故，而境土已去其半。元改为恒阳县，隶保定路，明仍为行唐，隶正定府定州。国朝因之。顺治十六年裁并阜平一县以西五社复归行唐管辖。原里分二十三社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加阜平西五社附之，共计二十八社，至康熙二十二年，复置阜平县，而本邑社里如故，东抵新乐县界二十里，西抵灵寿县界三十里，南达府治七十里。北抵曲阳县界二十里；西北抵阜平县界七十里，又西北抵王快镇九十里；自龙泉关以往其境北接灵丘西，接五台，抵行唐三百余里。东北抵定州九十里；自东而北达于京师五百五十里”。①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行唐县新志》，第351-352页。

《同治阜平县志》之《地理》，《建置》篇：

战国为东垣地，秦罢侯置守，置南行唐县，于秦为南行唐，地属巨鹿郡，西汉属常山郡行唐地，东汉为中山国地，魏晋因之。元魏时为常山郡行唐地，北齐、后周皆行唐地。唐为镇州行唐地。宋辽时，改行唐西北境为行唐北砦，金初改北镇。章宗明昌四年，始置阜平县，隶正定府②中国地方志集成：《同治阜平县志》，第21页。。《同治阜平县志》之《疆域》“阜平属正定府县置，在府治西北二百十里，东抵曲阳县界六十里、县治百二十里。西抵山西五台县界九十里、县治二百七十里。南抵灵寿县界九十里，县治百五十里。北抵山西灵邱县界九十五里，县治二百一十里。东南抵行唐县界七十里，县治百四十里。西北抵山西繁峙县界百六十里，县治二百七十里。东西广一百五十里，南北袤一百八十五里，幅员辽阔，道路艰险，东北临大茂日岳日镇望祀之所宗也，西望五台，北通宣大，屹然为燕晋门户，接中山犄交牙错形势，所互相首尾也。重峦沓嶂，万峭连天，畿辅西南锁钥，实在于此而其关隘最要者有二，曰龙泉，曰茨沟……③中国地方志集成：《同治阜平县志》，第22页。

《乾隆行唐县新志》：“明昌四年，始分割而置阜平县，行唐之名如故，而境土已去其半。”战国时期直到北魏“南行唐”改为“行唐县”，但其北界应该一直在本文谈及的摩崖界石刻所在地。金代明昌四年后，行唐县辖境与今天相符，阜平也许西北抵达今山西繁峙县东南神堂堡南行唐北界石刻处。明清志书虽然晚出，但证明了汉代南行唐北界延伸至今山西繁峙东南的神堂堡乡的范围。

从地理沿革看，西汉时期，在汉武帝之后，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冀州刺史部，南行唐或属于过中山国或赵国。但是，西汉时期的冀州刺史部，还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刺史用“六条问事”督察强宗豪右和郡国守相。州部刺史是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在地方上无固定治所，冀州刺史部在西汉还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从汉武帝设刺史到东汉灵帝改刺史为州牧，两三百年间，冀州刺史的设置主要是对郡国包括对常山郡（国）的监察，属于监察性质，还不是三级行政机构中的“州”的一级，“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石刻不应在西汉时期。

东汉时期，州部刺史职权范围增大，治所也逐渐固定下来，已经不同原来乘传周行郡国的情况[11]。《宋书·百官志下》：“前汉世，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适所治。后汉世，所治始有定处，止八月行部，不复奏事京师”[12]1256。在东汉后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加以久任，逐渐由地方监察官吏演变为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如冀州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常山郡（国）成为二级行政机构，南行唐县属于三级行政机构。所以，“冀州南行唐北界”石刻在东汉中期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再者，南行唐北界石刻有“北到卤城六十里”，三晋玺印有“卤城”，如，“卤”写作“”； “卤”或写作“”[13]107，还有“”即“上卤门”三字。“”即“下卤门”[13]123。考察卤城，在战国赵国时期亦已置县，持续两汉时期，东汉末年废。而战国赵国和秦代，都未设“冀州常山郡南行唐”这样的行政三级制度。西汉时期冀州刺史是监察长官，还不是一级行政区，所以，南行唐北界石刻应该在东汉中后期。南行唐北界距离卤城距离的石刻记载文字，表明该石刻在卤城存续期间，不晚于东汉末年。即东汉末年应该是南行唐北界石刻的下限。石刻属于三国魏、西晋时期皆不可能。

关于汉代南行唐北界抵达今繁峙县东南的山西境内，处于大沙河西岸，在石刻未发现之前，学者可能不会想到金代以前的行唐县向西北延伸包裹今日河北阜平县甚至越过太行山，到今日山西繁峙县神堂堡附近。但《水经注·汾水》有记载：“汉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按司马彪后汉郡国志，常山南行唐有石臼谷，盖资承呼沱之水，转山东之漕”①郦道元撰：《水经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第1页。。史念海认为“石臼谷当即石臼河流经的地方，既是南行唐县的辖境，就距滹沱河较远，这样的支流如何能胜任漕舟？如果当时是在这里梳凿运河，那是没有意义的。”[14]100史念海先生认为，滋水始见于汉时记载，出于南行唐县牛饮山（可参见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冀州刺史部”），至新市入于滹沱河。石臼河在今保定蠡县南入滹沱河。汉时石臼河当是滋水的一条支流[14]99。笔者认为，石臼河也许是大沙河的支流或者某段的名称，也许是今山西境内的称呼，今见“南行唐北界”石刻，下面河床很高，大沙河在汉代时可能水量很大，能经舟船亦未可知。李零认为平山中山国遗址有船只出土，应是滹沱河的行船。笔者大胆设想，今“南行唐北界”石刻所在的神堂堡乡下设一个碓臼村，村附近还有水库，是否与汉代石臼河或石臼谷有关呢。此处于汉代南行唐北界附近，在今山西繁峙县东南神堂堡乡。在石刻发现之前，人们很少提及今河北阜平及其向西北今繁峙县东南延伸的地方仍为汉代南行唐的范围。所以，对于石臼河的认识还局限于今天河北行唐附近。

二、从石刻文字看“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的时代

“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的年代还可以根据字体风格进一步缩小范围（图3石刻摹本）。两汉时期的山西河北地区石刻所能见到的很少，如先秦时期的南行唐区域附近的石刻有“守丘石刻”，这是文物工作者于河北平山县三汲村搜集，是小篆文字，显然与“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隶书写法不同。又，西汉时期的河北永年区西部山区朱山石刻《群臣上醻刻石》“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15]2。孙继民先生《战国赵信都地望考》一文从历法角度考证此刻石为赵王遂时期，属西汉早期。西汉时期这种方折体的篆书，与“南行唐北界”隶书体相异。鉴于朱山刻石为西汉初期的篆书体，“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却是俗写的隶书体，并非严格的隶书规范。所以，“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隶书不规则，有些字略为方形，排除西汉初期的可能。

图3 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摹本）

下面就南行唐北界石刻一些字的写法进行分析。河南永城西汉梁孝王李后墓塞石上的“北”作“”[15]10。徐州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西汉第六代楚王刘注墓）的“百”写作“”[15]18，结合南行唐北界刻石，“百”“北”的写法显得较晚，可能为东汉中期之后。

笔者认为南行唐北界石刻的字有些像“赵国易阳南界”石刻所处时代。“赵国易阳南界”石刻，孙继民等先生考证认为应在东汉前期或以前[16]。其中，“南”和“界”两字与“南行唐北界”石刻的字还是有些接近。笔者查《汉碑全集》，找到一些碑刻与“南行唐北界”石刻字体写法相似者，指向碑刻属于东汉时期或中后期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南行唐北界碑刻的隶书特征，比较像东汉时期民间刻石的字体，本文主要找一些俗体古雅的汉碑隶书相对照。东汉延熹四年（161）《华山碑》的“山”写作“”①高文：《汉碑集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该碑刻是东汉延熹四年（161）四月刻，属于汉碑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东汉熹平三年（174）《娄寿碑》的“南”写作“”，《韩仁铭》的“行”写作“”②现存郑州荥阳市文物保管所，东汉熹平四年（175）刻，为汉隶成熟期作品。。这些与南行唐北界石刻的“行”相似。尤其左边偏旁“”，有半篆半隶的特点。如桐柏庙碑和娄寿碑的这个偏旁也是这样，这是东汉时期碑刻偶然出现的半篆半隶的形体[17]73。东汉刘秀建武二十八年（52）的《三老讳字忌日刻石》中“次子但曰仲城”的“城”写作“”[15]94，“四”写作“”[18]93；东汉汉顺帝汉安二年（143）的《汉故益州大守北海相景君碑》的“城”写作“”[18]488“”[18]493；“廷”写作“”[18]494“”[15]500。其碑阴的“翼”写作“”[15]516，“羽”下部与“冀”下部类似。东汉汉安三年（144）的《莒州宋伯望买田刻石》中的田界的“界”写作“”“”，是比较雅拙古朴的写法。这些应该属于东汉中后期字体。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的《石门颂》的“常”写作“”[18]612，“四”写作“”[15]586，“南”写作“”[18]630；“成”写作“”[18]633。《桐柏淮源庙碑》的“四”写作“”“”[19]961，968。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的重庆《朐忍令景君碑》的“州”写作“”，非常类似石刻中“冀州”的“州”，景君碑只是比较规范整齐的隶书而已③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五），第1481页。丛文俊：《新发现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中国书法》，2005(5)。这里的“州”字与南行唐界碑的“州”相似，但“成”字写法不同，与今日隶书“成”一致，说明这里是规范的隶书。东汉后期的“州”字“点”有似楷书发展的意思，所以，南行唐石刻可能东汉中后期的可能性大。。其中的“冀”写作“”[20]1489，与南行唐北界石刻的“冀”也相似，只是一横右边翘起，属于成熟隶书体。《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是非常成熟的隶书，其中“州”字写作“”或“”[20]1776，与南行唐北界石刻比较相似[20]1778。而这些碑刻基本属于东汉中后期。

我们看南行唐北界石刻的字体，有几个未转化为成熟的隶书，竖长形字体明显，“冀”“州”“城”“其”“界”仍有古隶的特点，这应该是东汉后期隶书的特殊形式，加上石刻古朴俗写的特点，不能用隶书成规来推论。根据以上从《汉碑全集》摘出的字体，多与南行唐北界石刻字体类似，举例大多是东汉时期甚至晚期的隶书，所以南行唐北界石刻的隶书，笔者断代为东汉中晚期。

古文字资料还有汉印有“常山南行唐陈鸯印信”，“至合乡里名字为一印者，曩见汉印有‘常山南行唐陈鸯印信右扶风丁潜印’类等。必须章法稳协，否则难免鄙俗。总之，印式不一，要以古雅为上。”[23]17《七修类稿》著录了该印拓片，可仍不清晰。但释读文字对“南行唐北界”石刻有参考意义。“常山南行唐陈鸯印信，《汉书》常山郡有县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后汉书》常山国亦有南行唐。此印当在东汉列，字文篆法带真书，可爱。名印中具邑里，汉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极小，甚奇，惜字模糊”[24]443。清代也有著录，“有名印具邑里者，如汉有常山南行唐陈鸯印信、右扶风丁濳印、赵国襄国家谚字子义等三印，皆广所未闻”[25]575。按照明代郎瑛看到此印常山南行唐当为东汉的具邑里，对本文探讨的“南行唐北界”石刻的年代为东汉中后期也有借鉴意义。结合东汉中后期冀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此印也许为东汉中后期。

三、发现“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的价值

“南行唐北界”摩崖石刻的对我们认识战国时期南行唐辖境有重要的意义。过去，谈及战国时期南行唐，只是指向简单的方位，今河北省行唐县东北。战国时期南行唐令兵器、南行唐三孔布的解读，仍对南行唐的辖境是模糊的。本石刻所属的东汉后期，南行唐辖境其北界在今山西繁峙县神堂堡附近。即使北魏改“南行唐”为“行唐”，辖境范围仍然没有变。乾隆行唐县志地理志记载“宋改为行唐县，隶正定府，又与行唐西北境改立行唐北寨，金初改为行唐北镇。明昌四年，始分割而置阜平县，行唐之名如故，而境土已去其半。”《大明一统志》也有这个记载，但我们看到《元和郡县图志》等志书都没有言及两汉以来行唐县的辖境问题，只有当我们看到南行唐北界抵达今山西繁峙县东南境，查阅金元明清地理志才恍然得知今河北省阜平县及西到山西繁峙县东南属于战国到两汉南行唐县的辖境。清代阜平县志也没有说阜平县曾延伸至太行山西部今山西繁峙县东南。所以，本石刻的发现，对东汉南行唐辖境，特别是北界所达到的区域过去地理志是没有记载过的。

根据南行唐北界碑刻还可以纠正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东汉时期的冀州、并州交界的划分错误。如地图集的西汉并州刺史部、冀州刺史部和东汉的冀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南行唐的北界皆划分于今山西繁峙县与河北省阜平县的交界[26]26，47-48，59-60。编地图册时候，还不清楚即上述南行唐北界已经延伸到今繁峙东南及其辖境问题。所以，李裕民先生根据地图计算，地图集的北界到卤城大约63里，南到元氏为300里。与汉代南行唐地界碑距离北到卤城42里，南到元氏320里，有不少差距[27]128。

对卤城遗址的探索。我们曾在2016年10月考察了卤城遗址，按照旧道路从卤城过大营乡抵达南行唐北界石刻，应该是42里，应该为汉里制60里。考察卤城遗址，城址犹存。根据资料，卤城在战国时期就是赵国的城邑，三晋玺印为证。由于卤城缺少考古发掘，是否有战国时期的城址遗存，未能确定。卤城遗址的确认，也说明了南行唐北界石刻下限到东汉末年。

总之，通过行政沿革、书法特点等方面的考证，“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刻石的年代应该在冀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东汉中后期。其中石刻书法字体多类似东汉后期的一些碑刻文字。该石刻的发现对搞清中古时期南行唐辖境和北界位置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