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璟璟

陕西咸阳“狗撵兔”民俗活动，谁的狗最先咬住兔子，野兔就归谁。很少有野兔能逃脱被咬的命运。（@视觉中国 图）

“20斤，20斤我们送不了。”大巴车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坐在副驾上的司机和电话另一端的人讨价还价。两人嘴里的20斤是指野兔的重量。坐在旁边的奇遇亭偷偷录下两人通电话的过程。这辆客运大巴车除了载人，还倒运野兔。

不一会儿，大巴车就在空旷的路边停下来，和四辆黑白色的皮卡车碰头了。车上的两位司机下了车，他们先警惕地四处打量一番，和皮卡车车主交涉了一会儿后，打开大巴车下方行李舱门。两伙人一起搬运塑料筐，筐上的孔比水果筐要大，里面装满野兔。筐被塞进行李舱后，皮卡车主和大巴车司机现场结账，整个过程非常快。

时隔3年多，奇遇亭仍记得自己“卧底”大巴车的经历。2016年至2017年，她几次前往西北，希望能探寻西北野兔被贩卖至东部城市的整个利益网络，她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还给西北野兔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

奇遇亭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就加入候鸟飞公益基金实习，毕业后一直从事环保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多年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她对这次疫情的暴发感触很深。在她看来，从非典、埃博拉到新冠肺炎，只要有野生动物交易就会有疫情隐患。然而，想切断西北野兔贩卖的链条，并非几个人、几个组织就能完成的事。

被塞进行李舱的野兔

2016年底，一位大巴车司机给奇遇亭提供了线索——几乎每天都有大巴车从榆林、大柳塔、神木、府谷、鄂尔多斯等地将野兔运输至东部城市，“活的用作猎狗赌博，死的被送到餐厅或做皮草。”

奇遇亭和六七位志愿者陆续来到陕北和内蒙古，做了为期20多天的调查，他们发现这些地方确实存在贩卖野生动物的聚集点，并预感这是一直被大家忽略的一条利益链。她和其他几位志愿者一起规划了5条路线，分工跟车，试图追踪整个野兔运输过程。

很快，他们就开始行动了。2016年12月17日，奇遇亭背着双肩包坐上一辆西北某城开往山东临沂的大巴车，顺带着还拿了一本书，既打发时间也能隐藏身份，俨然一副大学生的模样。

野兔的运输还算是公开，他们只要去客运中心买张票便可以尝试着跟踪观察，而其他国家保护类的野生动物会有专门的货车运输，只有内部人士才知道详细运输信息。

奇遇亭并不知道她这趟长途“旅行”能否碰到野兔贩子。长途客车内是上下铺，被子脏旧，这辆银白色的大巴车上大概可乘坐三四十位乘客，除了她，其他基本都是中年男性。大巴上有两个司机，奇遇亭告诉司机自己是来旅游的学生，以晕车为由选择车辆前侧位置。

大巴车驶出服务区，行驶了一段路途后停了下来。因为停靠地点并非正常停车点，奇遇亭觉得奇怪，但直觉告诉她，路边的那几辆盖着黑布的皮卡车里装的应该是野兔。奇遇亭猜对了。很快，她看着一筐筐野兔被塞进行李舱，为了避免野兔饿死，还放了几根胡萝卜。

交接地多选在空旷的地方，有时是有半个足球场大的空地，有时会停在废弃厂房前，交接地还会随时调整。“原定的交货地，如果碰到有警察、交警，就临时改到出高速后再找地方。大巴车和野兔贩卖者在长期不断沟通中，形成一个运输网络。”周海翔告诉本刊记者。周海翔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退休前他在沈阳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做了多年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同时身为志愿者的他，也在后方参与大巴车“卧底”计划，主要负责后方的记录和统筹。

那一趟车，共停靠11次，奇遇亭就拿着手机偷偷拍摄记录，并及时将素材发往志愿者微信群中。

运兔子比运人赚钱

天渐渐转黑，大巴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后期的几次停靠变成了卸货，野兔的买主们早早地在约定地点等候，他们同样开着皮卡车，同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为了追踪野兔的最终下落，奇遇亭还带上了追踪器。

“呀，橘子掉了。”借由晕车下来透气的她拎着一袋橘子站在一群野兔商贩旁边，在捡橘子的间隙她想把追踪器装到其中一辆皮卡车上。因为过于紧张，她把追踪器掉到地上，好在旁边人都在忙着装野兔没有注意，但事后她回想，那次真挺危险。

几乎每一次停靠，奇遇亭都会试图下车，但有时司机们会阻止她下车，“因为要换鞋套，会觉得很麻烦，也担心我上厕所会耽误时间。”只要能成功下车，她就会找机会偷拍，“我会装作打电话，但其实手机是在录视频。”

每到一个停靠点，奇遇亭都会及时将地理位置和拍到的车辆信息发到志愿者群里，后方的周海翔会再将她发布的信息做汇总，“我这边就是统计，时间、几台车，车牌号，他们有时在车上不方便，怕被发现，我这边就马上记，马上汇总。”

奇遇亭也会见缝插针地找司机聊天，“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会说怕他打瞌睡所以和他说说话。”据司机透露，他们一般每天发一次车，每辆大巴车会装500到1000只兔子，每只兔子运输费约50元，最后的售价约200-500元，“供给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比如说天很冷，或者下雨供货少，一只兔子卖价能够达到五百。”

可观的利润让大巴车司机们宁愿少载人也要多运载野兔，有时甚至会要求乘客行李不要太多，为的就是多放野兔。

12月17日后，她又陆陆续续跟了四五次车，有的大巴车司机警惕性很高，“有一次我和司机聊天时，另外一个司机很凶地打断了我。”

最终，奇遇亭和其他志愿者在9次跟车“卧底”中发现，这些大巴车运输的活体野生动物中除了野兔，还有老鹰。而死体野生动物有黄羊、狍子、豹猫等，后者一般不易被发现，基本都是用货车运输。他们详细记录了运输野生动物车辆的车牌、停靠位置等信息，希望让大众直观地看到这些信息，早日切断陕甘宁蒙的野生动物（不仅是野兔）的盗猎和运输链条。

“细狗追兔”

在周海翔看来，《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非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只在盗猎环节违法，“这就导致流通环节、运输环节、市场买卖环节等几乎完全失控。”

野兔正属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列。奇遇亭告诉本刊记者，野兔是兔属的統称，其中雪兔、海南兔、格尔木兔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西北大巴车上的野兔多为草原兔，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即有重要的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周海翔强调，狩猎人被抓到的概率也很小，“即便是被抓到，也很难判。”对此，他向记者举了个例子，投毒的人将野生动物毒死后，很难证明是他投毒，即便是投毒时被发现，在没有猎物的前提下，也很难证明他们正在实施投毒行为。因此，在可观的利润及甚微的惩罚面前，大巴车司机们自然都愿意铤而走险。

在奇遇亭的几次跟车途中，他们都没有遇到过检查，“从头到尾，包括在一些高速的交警检查点，没有任何人去检查他的大巴车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这些野兔到底被送往何方呢？

奇遇亭了解到，很多野兔被狗追、网捕（必须要健康的活物）等形式猎捕后，通过大巴车、货车，直接从榆林、包头等西北地区当日运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供这些地方大大小小的地下赌场赌博，主要是细狗追兔（一种民间竞技活动）。

为此，偷运野兔还有很多讲究，“大巴车一般是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最晚下午两点左右发车，因为抓兔子的人一般都是前一天夜里抓，野兔要参加猎狗赌博，需要保持一定的饥饿感，还不能让它饥饿过度，这样它才会跑得非常快。”奇遇亭说，这也是地下赌场不用饲养的兔子，而用高价购买的西北野兔的原因。

曾有河南的志愿者告诉奇遇亭，“河南有的地方光一个县就有三四个地下赌场，每周甚至每天都有赌局。有的赌局2000元起，一晚上赌资随便就上万。”有的野兔则被当成野味销售，通过货车等方式运输到其他地区贩卖。

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谁来管？

为了切断这些地区的野生动物盗猎和运输链条，志愿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举报之路异常坎坷，运载野生动物的车辆一直在移动，有一次志愿者们将情况汇报给陕西榆林森林公安后，对方告知他们需要联系交警，但到最后，车辆已经进入别的省市辖区。

在奇遇亭的印象中，鲜少的一次成功截获经历发生在2017年6月。他们跟踪了一辆运载野生动物的车，在车子刚出发时就开始举报，同时志愿者自己的车辆也一直尾随，“这样我们可以实时告诉森林公安或者交警具体位置，森林公安费了很大劲，追了好几百公里，从陕西追到山西，最终截获一部分。”

然而，运载野生动物的车辆出示了一个“野味收购加工证”，发证单位是陕西靖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并且强调他们的货物来源是人工养殖，但志愿者们现场查看后发现养殖场没有任何养殖类的动物。

在周海翔看来，很多狩猎场都会去养殖场“洗白”，“野生动物收购过来，然后到这儿就变成合法的，流向市场。”

周海翔也通过一些渠道反映过这个问题，但结果不理想。“因为是跨省案件，又是国家非重点保护物种，即使案件得到印证，也没有有力的法律支撑。现在这条运输线的数十台车辆信息还在。”

奇遇亭觉得目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三有”保护动物的力度太薄弱，“已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单非常落后，更新严重滞后且混乱，像内蒙兔甚至都不在三有野生动物名单中，也就是说它不受法律保护，执法部门缺乏法律依据。”

疫情发生后，周海翔一直在朋友圈刷屏呼吁大家关注野生动物的保护，在他看来，人类通过长期实践、摸索、筛选，成功将一部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诸如鸡鸭鹅猪牛羊，现在又乱吃野生动物，重新把这些病毒弄出来，这是不对的。

“我绝不是说我们现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后，这种疫情不会发生了，它还会发生，但是这个机率肯定会大大缩小。”周海翔在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