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 10008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密切关注着国际和平问题，并逐渐在该问题上形成了较系统的认识及主张。如何总结分析这些认识及主张，是一个亟须严肃思考的重要课题。特别是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日益接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样的思考将有助于厘清中国发展的自我定位与形成世界各国对中国和平走向的正确认识。目前，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1949—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思想①参见白冰、刘春艳《中苏论战时期中共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考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六期；张旭东《1950年代中共和平外交政策的演变及评价》，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二期。；其二，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及和平发展理念②参见袁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与和平观》，载《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三期；冉志、胡茹葵《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发展轨迹》，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五期；柳建辉《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特征问题认识的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李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思想及意义研究》，东北农业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黄革新、李昕《论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发展战略思想》，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六期；张国祥《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发展观》，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十期；张爱军《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探索》，载《湖湘论坛》2008年第二期。；其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③参见肖旻《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载《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六期；王彬《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和平外交思想研究》，长春理工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而在当前的研究中，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尚缺乏系统的历史性考察。为此，笔者拟对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平问题上的相关论述加以分析，初步将其总结为五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命题：中国共产党判断国际和平态势总体稳定可期，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增进国际和平，中国共产党主张系统地解决国际和平问题。这五大命题在事实上又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态势的总体判断、基本态度与立场、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维护国际和平的主张等四个重要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态势的总体判断

宏观地看，1978年以来的40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态势的总体判断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发生转变，认为争取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冷战终结，认为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国际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

首先，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与冷战的最后十年。1976年粉碎“四人帮”与结束“文革”、1977年邓小平复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是影响当代中国命运的三大历史事件[1]。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作重心转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实施改革开放。基于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与国际形势的客观变化，党的对外政策亦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2]。与之相应的是，党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际和平态势的判断，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党的领导人先是恢复了党的八大对国际和平问题的基本判断，即战争因素虽仍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已超越战争力量，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是可能的[3]。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将该判断进一步凝练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首次集中阐述了这一观点。邓小平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同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亲自对这种转变做了总结：第一个转变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迫近的看法，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有希望；第二个转变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逐步改善与诸大国的关系[5]。此后在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这一观点被明确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6]。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阶段，因冷战尚未终结，受制于冷战态势，中国共产党虽对世界和平整体上持乐观态度，但仍认为世界和平面临着严峻挑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两极对峙格局，它们间的争霸，包括军备竞赛、全球战略部署及扶持代理人等是国际和平面临的主要挑战。不过，由第三世界、美苏之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苏人民构成的国际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而且，世界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也在制约着美苏争霸，并成为实现国际和平的一大机遇。但应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形势并非一成不变，它大体以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将冷战的最后十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及美国政府推行“卡特主义”与“新遏制政策”，使得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冷战形势一度紧张。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国内政治中提出“公开性”和“改革”，在国际问题上倡导“新思维”，1987年美苏签订中导条约，关系缓和，冷战逐步走向终结。故而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虽整体上判断世界形势趋向和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对世界大战仍较为警惕，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则明显突出了国际和平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可以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为例具体说明该问题。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我们可读到：“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又构成了对世界人民新的威胁。超级大国出于独霸全球的目的……形成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7]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基调则强调了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可能性，“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在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的推动下，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最近就中导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8]。

其次，20世纪90年代至今，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与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30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判断，“尽管迄今为止仍然不能说，中国国内关于时代的争论已经结束，但关于‘两个主题’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决策层的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9]。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中找到有力的证明。以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九大的6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为例，我们皆可从中读到认为争取国际和平具有可能性的明确论述。不难看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态势的判断具有极强的连贯性，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实现国际和平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特别应注意的是，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的3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中，皆未使用“世界大战”一词，这亦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态势持有的乐观态度。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有如此乐观的态度，一项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认为新的国际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具体而言，1989—1992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同时，中国国内亦发生了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一度联合制裁中国。冷战走向终结，国际格局进入复杂剧烈的转换重组期。在这数年间，以邓小平的多次谈话为例[10]，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清醒地指出国际格局中威胁世界和平的两大因素：一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力图搞乱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两个超级大国虽已不能主宰世界，但国际形势的不可测因素增多，矛盾愈加突出，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虽然旧的格局在改变，但实际上并未结束，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中国不必妄自菲薄，中国将是世界多极中的一极，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判断，复加之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决心未变，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格局的混乱与转换，方得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与对国际和平的乐观判断，而非退回冷战对抗状态。在转折时刻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则向内外公开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与和平外交的继续坚持[11]。此后，从199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判断国际格局大致呈现“一超多强”局面，但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国际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和平。对于此点，我们可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驻外使节会议及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例加以说明。1998年8月28日，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论述了世界多极化的两个要点：一是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各种区域性、洲际性、全球性组织空前活跃；二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多极化趋势将在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同其他几大力量的并存和竞争中逐步向前发展[12]。2006年8月21日，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世界格局仍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基本态势是一个超级大国和多种力量并存……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是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一条主线……世界多极化将继续在曲折中向前发展。”[13]党的十八大后，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就国际潮流与长期趋势，强调要做到五个“充分估计”。其中第一个便是“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14]。正是这种对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的信心。

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和平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与立场

从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和平的基本态度与立场，可从自我定位、时代使命、对外政策的宗旨与原则等三个方面加以重点考察。

首先，在自我定位上，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毛泽东的“球籍”与“对人类的贡献”[15]思想，并将其明确化，突出强调了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所担负的重大国际责任。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曾明确表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16]在次年的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首先谈的便是中印两国对人类的共同责任[17]。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多个重要场合，更加频繁而明确地宣示中国共产党在促进与维护国际和平问题上，应努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80周年、90周年、95周年3次建党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为例，皆可明确读到这一点。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更明确将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在如何认识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出现了各种意见。为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疑虑，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曾明确将中国的发展定位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8]。翌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时，再次就中国发展的和平定位作出说明，“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19]。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仍未改变自身的这一和平定位。可以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重要的双边与多变外交活动中的讲话为例说明这一点。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题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和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稳定，中国的强盛是和平力量的增长。”[20]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发表系列讲话，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外交以及对地区和平的责任等问题做了明确回答[21]。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他郑重强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22]

其次，在时代使命上，中国共产党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设定为党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最早将20世纪80年代党要做的三件大事概括为：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23]。之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进一步将“三件大事”正式表述为“三大任务”，“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24]。这三大任务之一便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独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后，中国共产党仍在沿用“三大任务”的提法，但需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被进一步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换言之，维护国际和平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之一。对此，我们可引重要文献为证。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形势，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25]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抚今追昔，我们深感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展望未来，我们对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充满信心。”[26]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27]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奋斗！”[28]放眼当代世界，一个政党将维护世界和平设定为自身的历史任务，这是极为罕见而难得的。

最后，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其宗旨与原则的和平属性，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相关谈话中，我们皆能发现他对中国对外政策之和平目的、和平属性的反复说明与强调。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曾做过精练的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29]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与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又一次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特性：“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30]此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到严重挫折，中国亦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当时，在美国的带动下，欧共体、七国集团、日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20多个发达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31]。国际敌对势力试图西化、分化中国，同时，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亦在增加。在此严峻形势下，邓小平分别在两次重要的国内谈话中，继续明确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宗旨与立场。如1990年3月3日，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32]两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明言：“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3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新老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替以及冷战终结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将中国对外政策之宗旨进一步调整概括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城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等重要内外场合，皆一再阐明“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4]。

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一种极强的战略思维能力，即将中国自身的发展大战略与世界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战略思维要求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发展的战略需要，去观察、利用、塑造世界形势与国际战略。而在最近的40年间，中国的基本发展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核心任务，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实施改革开放。从这一战略出发，在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和平之间形成了三大逻辑关系：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至经济建设，从精力的角度讲，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而必须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开放战略，从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条件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各国的普遍发展，因而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三是中国力图实现的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因此从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亦制定了相应的长远发展战略，即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明确地描绘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战略上必须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在这三大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项具有全局影响力的观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一战略性观点又大体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该观点的提出与基本形成期。邓小平对该观点做了大量明确的论述，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基本形成了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和平环境这一认识。邓小平对这一观点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他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性思考。这项战略思考的基本精神是：要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国际环境中来考察，放在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察。”[35]

20世纪80年代末与20世纪90年代是该观点的坚持与继承期。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西方敌对势力试图西化、分化中国的严重形势下，邓小平要求全党沉着应对，冷静观察。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针对国际问题的系统认识，继续坚持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和平环境这一重要观点。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明确表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36]翌年5月，江泽民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对苏联公众发表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讲话，他明确表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一直把维护世界和平当作自己的神圣事业。”[37]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战略观点，继续为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而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该时期的党内重要文献中，可明确读到相关论述。1993年江泽民在第八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38]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39]此后，这一观点更在199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大会上，被总结为改革开放20年来的重要经验之一[40]。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该观点得到延续与新发展。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延续了这一观点，而且在新时代条件下，通过提出“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两大思想，对该观点做了新的具体发展。历史地看，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的这十年，无疑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尽管现代化是一系统工程，但经济的现代化无疑是最显明、最核心的现代化领域。这十年间，正是在该领域，中国取得了一项具有历史指标意义的进步：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在经济体量上继续拉大与日本的差距，同时日益逼近美国。而在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即对中国的这种系统性成长作出过战略性预判，此即是“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提出。2002年1月14日，江泽民首先在党的十六大文件起草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我国来说，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是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时期，总之，是我们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41]而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42]查阅此后的党内文献，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决策层频繁提及“战略机遇期”一词，将其作为思谋中国宏观发展的战略性观点。特别是2010年10月18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主题即是“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43]。而提出“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一大前提，即是判断在21世纪初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具有可能性。所以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我国同各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的关系持续平稳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44]因此，“二十年战略机遇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综合分析内外形势的基础上，立足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对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和平环境这一战略观点的新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2006年8月21日，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外事工作应努力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45]。为此，外事工作必须做到六个坚持，其中之一即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此后的2009年7月17日，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又发表了题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外交工作能力水平”的重要讲话[46]。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想的基本考虑，正在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47]“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同时，我国发展的内外关联日益增强，国内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和平与发展。”[48]与“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相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思想的基本理路，也正在于从推动国内发展的角度来观察、维护国际和平态势。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强调维护与实现国际和平的重要性。在该阶段，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明确地描绘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执政理念。基于这一新判断，中国共产党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出发，强调维护与实现国际和平的重要性。2013年1月28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还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49]2014年习近平在访问欧洲四国期间，曾在法国发表演讲，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梦所包含的和平发展理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50]。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51]

四、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增进国际和平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绝非仅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提出营造国际和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非常强调中国的发展对增进国际和平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可被概括为两大内容：其一，中国不是暂时地或功利性地支持和平态势，而是恒久地追求和平价值，中国承诺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即使发展起来也不称霸；其二，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有别于传统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实施开放战略，追求互利共赢。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价值层面上而非工具理性的层面上重视国际和平的意义，并公开承诺中国即便实现自我发展后仍不称霸。这一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谱系中有其历史根源。实际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毛泽东即在诸多重要场合阐述过中国珍视国际和平且中国永不称霸的思想[52]。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亦明确表示中国即便实现现代化后也绝不称霸，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8年5月7日邓小平与马达加斯加经贸代表团的谈话主题即是“实现四化，永不称霸”。邓小平如此阐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而且他还强调“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53]。此后，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及南方视察谈话中，皆一再强调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对外思想[54]。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基本延续了这一思想。对此，我们可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人关于大国关系与多边外交的讲话中，找到明证①请参阅《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〇八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08年4月13日第1版；《胡锦涛主席2011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在思想层面重视和平价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推行和平发展战略，力求以整体上内外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而非相互排斥，且在此基础上，不断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历史上，曾先后崛起了一批世界大国并大体经历了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以至如今多极化时代的巨大国际格局变迁。在这500年的世界近现代史上，从国际权势格局的角度来看，这些世界强权的崛起之路体现了某些历史的共通性：一是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零和争霸；二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将结构性地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三是国家竞争呈现严重的“丛林化”趋势，霍布斯式现实主义与弱肉强食成为一种惯常状态。大国兴衰与国际体系转换成为西方精英层关注的恒久重大课题。西方世界基于对自身近现代史的体验，复加之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以及某些思想认识因素的复杂影响，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态势，一直或强或弱地抱有某种疑虑态度。这种疑虑态度集中表现为国际舆论中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进入21世纪后，因中国稳定地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中国综合国力的系统性增强在国际上成为一可预期的重大历史趋势。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与未来走向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忧虑、戒备乃至排斥心态。如前述，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在其思想资源与发展史上一直有着和平的传统，但确乎是在党的十六大后明确提出“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

从文献来看，在重要场合对“和平发展道路”思想的较早论述，可分别见于胡锦涛2004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与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55]。而2005年11月9日，胡锦涛访问英国期间在伦敦金融城市长萨沃里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中国选择和坚持的是和平发展道路”的专题演讲[56]。这篇演讲在重要的国际场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做了专门的阐述，它回答了如下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二是中国选择该道路的现实需要与历史根源。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四个主要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大国崛起道路：在大国关系上，中国反对零和争霸、“修昔底德陷阱”及大国结盟，而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在大国与小国、欠发展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反对支配、压榨弱国利益，而是支持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倡导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国家发展的利益分享上，中国明确反对一国垄断某些利益的独占式发展，坚持开放战略，追求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在新兴大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上，中国绝非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和平发展道路思想提出后，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一大共识，并一直延续至今。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外交与国际部分的标题即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57]。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主题即为“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58]。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外交与国际部分，便使用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目。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

五、中国共产党解决国际和平问题的系统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和平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与挑战做过大量论述。我们对各类风险与挑战加以总结，可将其大体分为十类：（1）超级大国间的争霸、争夺势力范围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2）国际格局中的单极与多级斗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3）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4）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5）意识形态、文明及发展道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单一性与多样性问题；（6）传统安全观引发的安全困境与利益分歧；（7）冷战期间长期被压抑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及领土争端；（8）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9）各类全球性问题与挑战；（10）传统大国崛起道路与欠发展导致的和平问题。上述十类问题中，除因冷战终结而使得第一类问题不再存在外，其余九类问题仍广泛存在于当代世界。而从冷战后期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应变动的世界形势，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国际和平的原则性主张。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国际和平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性主张

从时间维度切入，分析上述策略结构，可以发现这些原则性主张经历了依循自我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从时间来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扩张与不称霸、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主张出现的最早，它们在1978年以前的共和国历史上便已形成，并延续至今。这一点几乎可在任何一本共和国外交史著作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件中得到确认。实际上，最早提出的这些主张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构建的对外关系的三大精神基点：一是极度珍视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中国应作为独立力量来发挥其国际作用，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与参加某一军事集团；二是国际霸权具有和平危害性，中国非但不渴望霸权，不试图控制其他国家或组建军事集团，而且中国反对试图谋求国际霸权的行为；三是追求一种和谐互惠的国际关系，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尽管1949年以降的70年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但上述三大基点在原则层面上确实贯穿了这70年党的对外政策。因而，在1978年前所提出的这些和平主张在事实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与维护世界和平主张的重要历史根源。

不过，我们仍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较之此前已发生重大转折，而这种转折的发生与新政策基本逻辑的形成则大体是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了两大历史趋势：一是再次集中最大精力以实现本国之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无疑也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二是实行开放战略，重新加入国际社会，逐渐开始了一个国际的“社会化”过程，并与世界形成一种相互依赖之网[59]。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的方向，概而言之，此番调整有三大关键不能被忽略：一是对国际和平态势的乐观判断，将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至“和平与发展”；二是外交工作基本不再以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划界，回归到为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之目的；三是在外交理念与实践上，逐步实现了与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关系的“正常化”，尽管冷战仍存在，甚至在1985年前还一度变得紧张，但中国外交已毅然决定走出冷战。在巨大的历史转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施行新的和平外交，明确提出了一些维护国际和平的新主张，它们大体包括：反对军备竞赛，赞成裁军与军控；不结盟，不称霸；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用新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日益重视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反对以任何旗号干涉别国内政。这些新主张在继续关注政治—军事—安全等传统领域的同时，还将目光新投向了经济发展与遵守国际关系通行准则。这一新投向反映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其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至经济建设并相应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关注并谋求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且以一种合作协调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些新的和平主张复加之1978年前所形成的三大基点，大致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际和平的基本逻辑。我们能在这一逻辑中发现如下思想要点：一是国际格局中权势的过度集中，如单极或两极格局皆不利于国际和平；二是全球或地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破坏和平的重要根源；三是国家军事集团及军备竞赛极易造成国际紧张；四是欠发展或发展落后是导致局势动荡的重要原因，因而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五是国家间存在争端属正常现象，但应摒弃武力解决的传统思维，致力于以谈判、外交及政治等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六是国际社会不应以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划界，各国应该而且能够实现多样性的共存。这一基本逻辑大致对应了国际和平在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国家间矛盾及解决方式、重大思想观念、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层面上面临的挑战。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以极大的定力与智慧坚持并发展了这一基本逻辑。从1989年往后的数年间，在严峻的形势下，由美国带头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施压制裁，美方连续四年拒绝与中国高层接触，中美对话受到抑制，即使在冷战最炽烈之时，美国也从未对苏联采用如此措施[60]。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外交。1992年的党的十四大报告集中展现了这一点。报告虽在政治上清醒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61]但这并非报告的基调，报告在外交部分尽管指出国际和平面临诸种挑战，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立场与观点，绝无重回冷战对抗的意图[62]。而在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内外形势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将这些新变化高度概括为：一是中国国力的系统性巨大发展，全球利益不断延伸，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日益深入，塑造国际秩序的需求与能力显著增强；二是冷战终结后，围绕着应形成何种类型的国际格局与秩序，国际诸力量激烈较量；三是因领土、宗教、民族等三大因素导致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四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性挑战问题日益突出；五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不稳定问题日益显著；六是冷战虽已终结，但以“人权、宗教、自由民主”等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策划“颜色革命”，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霸权主义及发展模式等问题仍旧存在。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继续立足基本逻辑，因应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在维护国际和平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大体包括：一是关于国际格局，明确反对单边主义与单极世界，积极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二是关于国际关系准则，明确强调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三是关于国家发展模式与文明传统，应摒弃冷战思维，倡导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尊重与维护世界多样性，坚决反对利用某些问题干涉他国内政与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四是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推动国际与地区安全合作，统筹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恐怖主义；五是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全球合作共同应对诸如粮食安全、重大传染病、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六是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七是在发展道路与共同发展问题上，主张和平发展之路，倡导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努力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