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露

（1.凯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贵州凯里 556011；2.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辟雍是我国古代王室礼制建筑，集祭祀、礼仪、教育（教化）等功能为一体。关于辟雍的研究从汉代延续至今，一般认为它是周代天子所设大学。目前仅有北京国子监辟雍是清代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根据儒学典章修筑，以及西安和洛阳两地发现的汉代辟雍遗址。由于缺少建筑实物以及对文献阐释存在多义性而致使与明堂的争论成为辟雍研究中不可回避部分，学界认为二者存在异名同物、异名异物、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建筑以及同属“三雍”的关系。本文主要整理了有关辟雍的内涵、辟雍与明堂的关系、辟雍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辟雍研究概况

辟雍研究文献多来源于期刊，暂无辟雍为主题的专著与博硕论文。通过“中国知网”以“辟雍”为主题（截至2019 年3 月3 日）共检索到397 条记录，其中最早的是1934 年张邃青的《北宋太学考略》，该文提道：“崇宁二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宫城南门外营建外学，赐名辟雍，外圆内方，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1］辟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现将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献数量统计如下：

图1 辟雍研究概况图

通过图1 可以发现1980 年至今辟雍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 年是研究的第一个小高峰，经过2005 年的低迷期后再次逐渐上升，到2014 年进入第二个研究高峰期。同时，关于明堂的研究与以期刊论文为主的辟雍研究形成鲜明对比：以“明堂”为主题可检索到1 680 条记录（截至2018 年9 月9日），不但有8 篇题名含“明堂”的博硕论文，还有相关研究专著，如张一兵的《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源流考》。因此对辟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何为辟雍

学界认为较早记录辟雍的有周初青铜器“麦尊”和《诗经》。麦尊共有铭文164 字，其中一段记录：“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王射大龚禽，侯乘于赤旗舟从。”［2］这是至今出土最早的有“辟雍”刻铭的青铜器，记录周天子在辟雍中乘舟射牲事件。《诗经》中也有相关记载，例如《大雅·文王之什·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3］275《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3］277据麦尊与《诗经》可从直观视觉上推断辟雍是古代王室的重要活动场所，关于该场所“是什么”主要有以下三种解读。

（一）周代天子大学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4］“《礼记·王制》论周代学制，明确提出辟雍为天子大学。”［5］81-87《白虎通义》也有云：“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则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也。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残贼，故谓之辟雍也。”［6］19杨宽在《西周史》中采用“西周大学（辟雍）的特点及其起源”的措辞方式且同时明确指出“西周的大学叫辟雍，在金文中也有证明”［7］666。王晖在《西周“大学”、“辟雍”考辨》的开篇叙述：“周代的‘大学’又称作‘辟雍’，汉代以来的学者已指出其形制是圆形的大池。”［8］26-34郭炳洁也赞同东汉时期的“辟雍是中央官学的组成部分”［9］。研究者一致认为辟雍属于古代王室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作为教育的名称又属于教育的场所，清代也有皇帝“临雍讲学”的记载。

（二）从建筑形制分析辟雍

按叶舒宪的观点：“明堂建于国都南郊外，别称辟雍”［10］55-63，则推测辟雍与明堂实为异名同物，由此可参照中国战国时期记述官营业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考工记》对“明堂”的记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名不同，其实一也。”［11］曹春萍通过文献和考古结果，考释了先秦两汉的辟雍和泮宫制度，对汉代辟雍遗址平面图进行恢复（见图2），推测西周的辟雍、明堂、灵台可能出于同一制度［12］。关于现存唯一可见、为祝贺乾隆皇帝登基50 年特别兴筑的北京国子监辟雍孤例，李乾朗从建筑学角度剖析“圆水在外、方殿在内”［13］的辟雍形制（见图3），分析其平面结构外圆内方，象征天地宇宙。圆形水池周围护以石栏，中间有正方形小岛建方形重檐攒尖宫殿，外周以水环绕蕴含教化流四方之意。从平面结构来看，清代修筑的辟雍与复原的汉代辟雍形制上大致相同：皆为外圆内方。

图2 汉辟雍遗址中心建筑实测图

图3 清代国子监辟雍建筑剖面图

（三）从文字角度解读辟雍

建筑形式的“辟雍”诞生后，便产生记录该建筑的文字。基于汉字象形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字“辟”“雍”追根溯源发现其特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辟”“雍”的甲骨文分别为。张诗亚教授解读“辟”“雍”中皆有“〇”，其意可能为水中陆地。杨宽《西周史》在论述西周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礼制时谈到大学（辟雍）的起源：“‘辟’与‘璧’本是一字……辟字从〇，〇即玉字……‘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说：‘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就是指环于水中的高地极其建筑……从隹，像有鸟集居其上，因为辟雍和泮宫的附近有广大园林，为鸟兽所集居。”［7］668所以从最初造字含义总结出辟雍是集鸟兽、似玉璧、有水环绕的水中高地园林建筑，和文献记录整体一致。

三、辟雍与明堂的关系

由于对文献阐释的多义性，辟雍研究中与明堂的分歧在于建筑形制及其与明堂的关系。例如《白虎通义》记载辟雍、明堂：“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外圆者欲使观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也。……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6］18-21其中的内、外、上、下皆缺乏明确所指，产生歧义难以避免。1959 年对西安汉代建筑遗址的争议最具代表性，许道龄认为：“从建筑的基础与结构各方面证明这片址是西汉明堂，而不是西汉辟雍。”［14］193-196刘致平与之意见相左，他根据文献推测该遗址是“辟雍”可能性更大：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记载：“在唐长安城内西北隅普宁坊有汉太学辟雍、明堂余址，程大昌《雍录》长安城图中在唐长安城内西北隅某坊内注有汉大社、汉辟雍、汉明堂等字样，其址与今遗址略合，则今遗址是‘辟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辟雍位置较靠近唐长安的西城墙。”［［14］193-196清代学者秦蕙田也表达过对辟雍、明堂的疑惑：“《大戴礼》《白虎通》、蔡邕所说制度各不相符，且合太庙、灵台、辟雍、路寝为一，以为与明堂异名同事。后儒虽能辨之，而说犹难定。”［19］正是辟雍作为王室礼制建筑的重要性与相关研究的不确定性促使其成为古建筑文化领域聚讼千载的对象，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总结相关研究发现对二者关系的争议主要在以下四方面。

（一）异名同物

东汉蔡邕《明堂月令论》记述：“周人明堂……取其宗庙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室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不，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耳，其实一也。”［16］蔡邕根据型制和功能合一性说明二者异名同物，不同称呼源于取同一建筑不同侧重特点。当代学者叶舒宪也赞同辟雍和明堂“异名同物”，他指出：“明堂建于国都南郊外，别称辟雍。”［10］55-63“别称”则暗指二者属同一事物，仅称呼不同而已。还有学者指出：“辟雍十分肖似玉璧之状，外围是一个人工修建的圆形大池，中心是圆形高台，古文献又称‘灵台’，高台上建有高大而没有墙壁的‘宣榭’和宗庙，这就是‘大学’‘辟雍’……今以西周金文和西周早期的文献证明蔡邕一派是对的。”［［8］26-34］即辟雍与明堂名称不同但所指相同。

（二）异名异物

区别于前者“异名同物”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园林建筑的划分命名，前者从整体功能和形制判断辟雍和明堂属同一事物，而导致“异名异物”分歧点在于对建筑外围大池的独立命名。《大戴礼解诂》：“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17］西晋袁准《正论》云：“明堂、宗庙、太学，礼之大物也，事义不同，各有所为。而世之论者，合以为一体，取《诗》《书》放逸之文、经典相似之语而致之，不复考之人情，验之道理，失之远矣……是故明堂者，大朝诸侯讲礼之处。宗庙，享鬼神岁觑之宫。辟雍，大射养孤之处。大学，众学之居。灵台，望气之观。清庙，训俭之室。各有所为，非一体也。”［18］这说明明堂和辟雍为一座整体园林，明堂是中心建筑，辟雍是其外围水泽，各有其名。申屠炉明结合历史发展，认为：“明堂、太庙、太室、辟雍诸名称，在历史发展上和其功用说，确曾是‘异名同实’过。然到了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以后，明堂的政治地位突出，他们之间的功用虽还不能分得绝对清晰，然各有重点，也可以说是分立了，也就是说‘明堂’不等于‘辟雍’，‘辟雍’也不等于‘太庙’‘太室’。这种分合现象是源和流的变化，它们之所以会有变化，正是由于各自间用途的差异而引起的。”［5］81-87由此可见亦有很多学者认为辟雍和明堂功能不同、名称不同，属于两种事物。

（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

张瑞璠在《辟雍和泮宫》中叙述：“清代阮元作《明堂论》，从发展的观点加以论证。他认为明堂最初本是天子所居之地，宗教、政治、教学等各种重要活动都在其中进行。后来宫室建筑不断发展，各种制度逐渐完备，于是明堂、太庙、辟雍才分离开来。”［19］此类观点结合了周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考虑到物质文化演变规律。上古质朴，一座建筑有多种用途实为正常。后世建筑由简趋繁，因为功能价值不同而分立。明堂从辟雍中分立还是辟雍从明堂发展而来？答案并非唯一。其中萧兵通过引证古文献推论：“灵台、璧雍同在明堂之内，说明它们的原始形态本质相同，又并与‘水’有关。但‘明堂’是更后起、更正规、更高级的体制建筑，其规模、形态、功用当然远远超过早期的均台、重泉。”［20］通过萧兵的话语不难看出，他认为明堂作为王室更加正规、权威的建筑，吸收了灵台、辟雍等建筑形式的特点，所以在此处辟雍比明堂诞生时间更早。

（四）同属“三雍”

“三雍”是指西汉初中期，经儒家学重新建构的一套礼仪制度，把“辟雍”“明堂”和“灵台”归为一体，统称“三雍”，纳入国家礼乐制度的范畴。《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颜师古注：“辟雍、明堂、灵台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21］颜师古在此明确注释：“三雍”为“辟雍、明堂、灵台。”也有论者指出“辟雍，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所特有的重要礼制建筑‘三雍’之一，是‘天子之学’的场地。”［22］107-109换句话说，赞成辟雍和明堂同属于“三雍”的学者既认可辟雍和明堂异名异物，又巧妙地避开了“辟雍与明堂”的关系之争，中庸地解决了关于二者的争议。

四、辟雍的功能

建筑不仅要顺应自然环境条件，还要满足人们对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的需求。辟雍的功能既有形而下建筑层面的，又有形而上象征符号层面带来的价值。关于辟雍具体的形制，由于年代久远虽无法形成定论，但作为王室礼制建筑在其功能或价值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集祭祀、礼仪、教育等复合型公共活动空间，只是在论述上有所偏重，钱玄也指出：“古太学称辟雍。……辟雍为国子受学之处，又为养老、乡饮、乡射之处，又为献俘馘之所。”［23］现将主要功能简述如下：

（一）祭祀

《白虎通义》描述辟雍外圆内方是引鉴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哲学，建筑外围有活水环绕，象征教化流行，俯视辟雍外形似玉璧。《周礼·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24］可推断辟雍作为一座模仿玉璧的王室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天地间至高献礼。关于文献记录辟雍最早的是《诗经》，李山等人通过文献研究认为《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声》第一章总起先说文王有伟大的名声，继而“遹求”“遹观”直接表达建造辟雍的目的：为安定文王的在天之灵，先要歌颂文王开创的巨大成就。因此“作为西周重要礼乐建制的‘辟雍’，是西周中期、具体说是周穆王时期才建造的，其直接的缘起是大祭文王”［25］。射牲也是祭祀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近年来学者们结合金文提出射牲也在辟雍大泽中举行的观点，其主要依据为传世铜器麦尊和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洞室墓所出伯唐父鼎的铭文……辟雍就在灵囿之中。灵囿水草丰茂，禽兽众多，可供射猎。”［26］56-64由此可见满足祭祀需求是辟雍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礼仪

根据“辟雍”的文字构造可知是有水有鸟汇集的地方，“六艺”作为周朝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辟雍成为学习礼仪的主要场所。“国子作为国家政权的接班力量，于礼的学习十分必要，小者修身养性，大者出使应世都靠辟雍中的学习来掌握礼的知识和技能……辟雍中教学活动最重要的是射、御二术。”［27］这与西周天下初定，武力强盛关系着国家安稳。射礼是按照周代特定的规则举行的射箭活动，从狩猎和战争中的军事训练演变而来，在先秦时期盛行并且延续到清代。有论者指出：“在辟雍中既可举行射礼，也可行祭前的射牲之礼，两者联系密切。此外，辟雍还可用来习射，即贯革之射，后来礼仪化，称为主皮之射，最后演化为《礼仪》中的大射、乡射。”［26］56-64还有学者从西晋时期的辟雍碑刻解读当时的礼仪制度，强调皇帝亲临辟雍行礼是行礼乐宣德化的主要形式：“辟雍碑文记载武帝泰始三年至咸宁四年，曾五次于辟雍行礼：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泰始六年正月（刘）熹（段）溥等又奏行大射礼；同年十月行乡饮酒礼；咸宁三年冬十一月行乡饮酒礼；咸宁四年二月行大射礼。”［22］107-109西晋皇帝三临辟雍和皇太子两莅辟雍的记载，体现了西晋皇室对国家教育的重视以及辟雍作为礼制建筑在“行礼乐宣德化”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教育（教化）

在辟雍的多样化功能中，教育方面体现的价值意义更加凸显，这与该建筑形式在《礼记》《白虎通》等权威古文献中作为“天子学宫”“周代大学的总名”，履行“行礼乐、宣德化”的教化功能。公元1784 年建成国子监辟雍，翌年春乾隆在国子监辟雍大殿首次临雍讲学，亲自宣讲《大学》，论述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的道理。这也展现了辟雍在教育、教化方面的意义。史学家杨宽在《西周史》和《先秦史十讲》中将“辟雍”作为“西周大学”的同义词，直接指出“西周的大学叫辟雍，在金文中也有证明”［28］。毛礼锐也指出：“殷商时代大学的名称不一，实际上是异名而同事。殷人尚右尚西，把大学设在西郊，以表尊崇，所以又称为‘西学’。这种大学即是明堂或辟雍，辟雍也设在西郊，故又称为‘西雍’。”［29］虽然辟雍并非唯一的教育场所和机构，但历代统治者皆非常重视。汉代独尊儒术后实行教化治国，培养人才的太学与实施礼乐仪式教育的辟雍共同构成中央官学体系。辟雍建筑本身包含深厚的礼乐仪式象征意义，目的在于以此教化民众，反映出汉代教育在内容上的特点。后来不同时期的辟雍都传承了它在中央官学体系中的教育和对大众的教化功能。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整理了有关辟雍的内涵、辟雍与明堂的关系、辟雍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其中两个特点：对“什么是辟雍”聚讼已久，但对其功能价值多数学者都能找到共鸣。缺乏确凿文献和考古双重证据是导致争议的核心因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是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根据前文分析辟雍研究趋势显示，目前很可能处于2014 年研究高峰后的低谷期，面对有限的建筑文物遗存与可多样化阐释的文献资料，再继续探讨上千年以来“辟雍是什么”的话题可能已无法为辟雍研究注入新活力。

如何进一步推进辟雍研究？有学者强调的“三足鼎立”法或许能提供启示。“三足”即“研究现存的历史文献，以重构历史情景；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来重构历史情景；通过人类学的考察，以某个现存的社会为摹本来重构历史情景”［30］。已有辟雍研究偏向“前两足”，对“第三足”人类学考察重视不够。“礼失求诸野”亦为研究的“转向”：清代以前辟雍作为王室建筑已然湮灭，我们还可以在民间探寻有关辟雍的踪迹。辟雍作为典型王室礼制建筑的同时也符号化为国家文化象征，在王城以外继续发挥凝聚国家认同感的功能。例如有学者对广西柳州一座“明堂式”构图的唐亭进行研究，认为该“明堂式”唐亭是“中原文化拓荒阶段的边郡馆驿建筑，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使命，具有政治、文化、景观、旅居等功能混合的特点。”［31］还有辟雍砚研究也能给我们启发：“人们将只供帝王行礼讲学用的辟雍作为素材模仿到日常所用的砚台中，其用意自然是激励那些文人墨客向着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努力挺进，以期能够有幸进入辟雍，得到帝王的亲自教导。”［32］

总之，我们可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研究“转向”，结合人类学、从多元化研究视野关注辟雍作为国家文化符号对民族认同的启示。尤其是宋元以来文化的世俗化、平民化发展，辟雍作为曾经只有王室才能享有的特殊礼制建筑形式是否也走下“神坛”、走向广阔的“田野”呢？这需要今后学者们于京畿要地之外探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