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民 马芝钦

摘 要： 最高法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中，首次将行政诉讼中原告“利害关系”置换为主观公权利，并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导。这一模式受到各法院积极采纳适用，但同时出现保护规范理论司法适用机械化、 “主观权利”和“主观公权利”混淆等问题，表明我国保护规范理论的司法适用尚待规范化。构造保护规范理论的一般适用步骤化解司法裁判的机械化和混乱;从司法解释和实体法的角度，对起诉人作相邻权人、竞争权人、举报人、物权人等类型化的区分，由此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具体适用进行讨论。

关键词：利害关系;主观公权利;保护规范理论;规范化适用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0）-01-0045-07

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来，基本在法律上确立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可以说有利害关系就有原告资格，没有利害关系就没有原告资格[1]。但利害关系的认定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好判断的过程。理论上，对“利害关系”的判断观点云集，难有共识;传统以来，实务界在防止滥诉和权利救济间采稳妥路径，将“利害关系”解释为具体行政行为对起诉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2]。最高法院在（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中对利害关系作主观公权利的理解，并引入源自于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以界定起诉人主观公权利的存无，开启了行政诉讼中原告“利害关系”认定的新模式，受到各法院的积极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