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锦秀

摘 要： 石黑一雄的《上海孤儿》中隐含着强烈的空间意识和身份意识，从空间维度立足移民族群独特的生存境遇，尝试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分析《上海孤儿》中主人公班克斯在两个异质文化空间中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指出其最终在“第三空间”中完成了身份的重构，以此探讨空间与新一代移民身份主体性建构的关系，以及新一代移民如何在空间的表征下建构动态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石黑一雄;《上海孤儿》;空间;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0）-01-0038-07

《上海孤儿》以地域空间（上海）和人物身份（孤儿）命名，从作品的题目来看表现出了强烈的空间意识和身份意识。作家通过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班克斯往返伦敦与上海、打破时空的碎片记忆，精心建构了班克斯身份追寻的空间循环过程。国内学者对作品中身份问题的研究一直不绝于耳，大多主要从后殖民理论、心理分析理论对班克斯身份认同进行解读。国内学者对石黑一雄其他小说如《长日留痕》 《远山淡影》 《浮世画家》等作品中的空间地理因素关注较多，但对《上海孤儿》中凸显的空间隐喻与移民主体自我身份及文化归属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王烨的《石黑一雄长篇小说权力模式论》突出了空间在石黑小说中的作用，但其主要侧重于运用福柯和布迪厄的权力理论进行解读，对于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并未做过多说明[1]16;刘国艳的《分裂的风景——论石黑一雄小说中的身份认同》一文中关注了地域因素在石黑一雄总体作品上的重要性，但其着重于从风景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石黑一雄的多部作品进行了分析[2]，比较有针对性地从空间和身份认同的关系对《上海孤儿》进行解读的研究还是较少。本文以《上海孤儿》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空间维度立足移民族群独特的生存境遇，分析小说人物在不同文化空间中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与归属，以期对国内现有研究提供新的解读思路。

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重点聚焦于移民族群，首次将移民后代在异质文化冲突下的心路历程作为表现对象，“移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可避免要涉及空间地域的变迁，两个文化空间横亘在移民群体之间，空间的转换代表着身份和心态的变化，呈现移民心态的复杂性，也正是移民群体不断审视和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从词源上说，英文“身份”单词“identity”源于古法語identite和晚期拉丁语identitias，它受晚期拉丁语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与存在）的影响，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绝对或本质的同一，以及在任何场所、任何时刻一个人或事物的同一性。由此，身份认同则是个体对自我同一性的认识，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3]。换言之，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是他的文化和社会归属问题。20世纪以来，人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迁徙、流动和移居，人与乡土的纽带被削弱，在现代性的张力下，在流动的变化中他们对于“我是谁”， “我们从何而来” “到何处去”等哲学本位的思考便是文化身份出现问题的来源，在空间的迁徙中，个体将面对不同文化的冲突，若个体与特定社会文化不能认同，则会产生身份焦虑。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负面表征，同时也是身份问题的最初体认，更是建构和重构身份的基础或者开端。

一、上海——伦敦：物理空间变迁下的身份焦虑

物理空间通常是指自然存在的物质的或物理上的空间，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与人的言行、心态的变化紧密相关。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物理空间的移步是从上海到伦敦之间的循环。他从小生活在上海租界，但他并没有真正融入中国，他所在的租界并不认可中国人，年幼的班克斯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只是从他人之口获得，如好朋友哲告诉他：“华人居住区的真实情况比传言的更糟。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全是破旧的棚屋，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他说，看起来很像文监师路上的市场，只是每个摊位里都住着满满一大家子人。而且，那里到处是死人，苍蝇在他们身上嗡嗡直飞，也没人去管一管。”[4]52对中国文化的不认可与误解，让他很小就对自我文化身份归属感到焦虑。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班克斯常常向刚到上海的新公司职员询问英国的社会风尚，努力观察并模仿他们的举止，通过他人之口习得的英国价值准则规范来建立起他对故乡的想象与自我的英国人身份。这种想象出于故乡对个体的潜在性召唤，实际上是人的文化归属心理的演绎。当班克斯父母失踪被派回英国时，熟悉而稳定的存在空间开始失衡直至破裂，需要独自回到所谓的“故乡”时，九岁的班克斯不可避免地产生不信任感，上海租界毕竟承担了他九年的记忆，那里还有他的父母和熟悉的朋友，而母国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

班克斯从上海到伦敦这一空间的转换、位移，使他的自我意识、社会关系、身份等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进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的追问和重构，所以空间的变迁和身份焦虑往往纠结在一起。回到英国后，班克斯一直小心翼翼地努力成为一个英国化的人，却始终作为“他者”存在。这是因为实际地理空间上的区隔使他无法完全融入英国的生活，长期处于紧绷的精神状态，生怕出现与母国文化不合时宜的行为举止，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暗中观察和模仿别人的行为，以至于掌握这个新的环境里更深层的主流道德观与礼节。他浓重的身份焦虑就在于身为现代社会中的移民后代，他是缺乏文化根基的异乡人，尽管回到母国，却缺乏文化的传承性，不得不辗转于英国各类俱乐部，力图建立自己的地位，获得英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作品通过班克斯在伦敦的家宅空间与自然空间的描写，隐喻了班克斯在伦敦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空间对于人物的“他者”身份与命运起了暗示或是同构的作用。

一方面，作品中对伦敦生活空间的刻画暗示了班克斯对母国文化的极力认同与向往。作品一开始描绘了班克斯对伦敦的喜爱。“我喜欢伦敦的大小公园，还有大英博物馆静谧的阅览室……英国这个国家，就连如此著名的大都市中心，幢幢漂亮气派的房屋正面也四处可见绿色攀岩植物和爬山虎，对此我赞叹不已。”[4]3这种对故乡地喜爱与依附的情感更直接地体现在其对家宅空间的布置上。开篇写道“我”的住宅是精心挑选的， “房租虽不贵，房东太太的装潢却不俗，散发着维多利亚前期的悠闲;白天时分，客厅里阳光充足，陈设着一座年代久远的长沙发……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套安妮女王风格的茶具……”[4]3-4家宅空间布置蕴含着他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设想，班克斯在英国不仅从行为举止上模仿别人，在对家宅的布置这些细节上也可看出他渴望得到纯粹的英国文化认同、融入英国主流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英国化的人。

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对自然空间的描写隐喻了班克斯的身份焦虑。公园和花园这两个自然空间中的意象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极具象征意味。在现代城市文化中，公园被称作城市的肺，它是现代人逃避繁琐的生活，释放压抑的场所。迈克·克朗认为，花园是“这一景观被作为维护保守的自然质朴的乡村价值观的法宝”， “因为在这一景观中，有人情味的依附关系和人们相互了解的方式以及人们了解自己在这一景观中的地位的方式都与非人格化的国家官僚福利制度形成鲜明对比。”[5]换句话说，公园与花园作为娱乐休闲的场所，是个体摆脱机械化的社会工作，实现身心放松的理想之地，对于班克斯，这更是平衡自我与超我的现实场所。休闲放松的公园吸引班克斯从他人异样的眼光中走出来，在包容轻松的自然环境里寻找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班克斯模仿英国人的姿态并积极介入现实，承担大英帝国的责任感，这虽然能够快速取得社会的包容，但却负担重重，自我身份的建构仍得不到有效的认可。公园则成了他缓解身份建构产生的压力的好去处，特别是在初到英国的那段时期，他经常在公园的绿地上演出各种在上海和好朋友哲排练过的侦探剧目。对于花园，他说过： “我家花园不大，……总的来说给人一种进入圣堂的舒服感觉。”[4]54无论是简·奥斯丁笔下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还是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呼啸山庄亦或是乔治·艾略特眼中的洛伊克庄园，花园这一意象充分展现了英国民族特征最本质的部分之一，由此对花园这一意象的推崇可看作是英国自身文化在空间上的蔓延，个体通过对空间的知觉建立起自己的身份理解，并且对于班克斯来说，花园是少年时期自己与母亲、好朋友哲经常玩耍的场所，有非常美好的回忆。他通过待在花园的方式与过往建立联系，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来缓解难以融入英国的文化困境。总之，公园和花园作为开放式的自然空间，是班克斯舒缓身份焦虑的场所，恰恰隐喻了其在现实生活中身份的焦虑。

可见，家宅空间的布置与对自然空间的向往都表征着班克斯极力地想拥有纯粹的英国文化身份，却由于双重地域生活的经历使其在母国文化中得不到纯粹的认同，这种对所属民族和国家的天然归属感正是产生身份焦虑的根源，空间的错置使小说人物处于“无根”状態，使得班克斯质疑自我的文化归属，便自然产生了身份焦虑。

二、上海家宅：心理空间与身份焦虑的缓解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心理空间是人的思想所占据的空间，是能够被文学文本、语言话语等解码的“加密现实”[6]67，也就是说，空间理论不仅关注物理维度，更关注精神维度，心理空间是外部地理空间和人物生命体验等现实存在投射于人物内心之后产生的对某事或某人的感悟和认识，可通过语言话语等透视人的心理空间。班克斯从小在上海租界长大，对上海租界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在伦敦面对的尴尬文化处境，使其不断地回忆起在上海租界快乐的童年时光，班克斯通过重建心理空间再现了他在上海租界生活的图景，反映了其在穿越时空的往事回忆与现实生活的身份焦虑中的痛苦挣扎。

记忆处于心理空间的重要层面，是人们对曾经经历过的事物进行重塑的过程，作者通过意识流的手法展现了班克斯在上海租界生活的记忆。如在第一部分：1930年7月24日·伦敦，通过与上校的交谈，班克斯回忆了在上海被迫返回英国时的场景。在第二部分：1931年5月15日·伦敦，班克斯在与莎拉参加晚宴时，回忆了六岁以后在上海租界的美好时光，特别是班克斯对公园和花园的这两个空间场所的回忆，这两个空间承载了班克斯与母亲、好朋友哲最美好的回忆。小说中，作者在每个部分之间对班克斯关于伦敦、上海空间记忆的不断转换与回溯，使两个空间交错并置，打破了时间顺序和空间整体性，使过去与现在并置，不同空间场所并置，作品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空间性结构。这样的叙事手法展示了班克斯心理空间的主体性建构，是班克斯不断审视和确认自己的文化基因过程。

但这些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是人们为了其自我利益，移植情感并改变历史而重塑的。也就是说，班克斯在英国的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使其选择了上海租界生活中对自己有用、有利、有价值的信息储存在大脑中，其余信息则往往被遗忘或留在潜意识里。文本中多次强调，班克斯发现自己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记忆的模糊性造成了回忆的不可靠叙述与碎片化，隐喻了班克斯自我身份的断裂性，而这又成为班克斯重构身份的方式——通过追忆过往不断追寻自我身份，用断裂式的回忆对自我身份进行符号化的整合。这是因为，在母国得不到纯粹的文化身份认同由此产生的焦虑转向了对上海租界的追忆，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抚慰。班克斯在上海租界的记忆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精神力量呢？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指出， “久远记忆只有通过赋予它们价值，赋予它们幸福的光晕，又能够被忆起”[7]76，也就是说，通过记忆的表征，赋予它们以意义与价值，经过班克斯记忆重新选择并整合过的上海租界的碎片化的记忆图景可以成为班克斯整合自我、认知自我的符号，由此记忆成为班克斯缓解身份焦虑、再现内心创伤、重建心理空间的重要途径。

在班克斯的心理空间建设中，家宅作为物理空间中的重要地理坐标，是他寻求身份认同时心灵栖息的停靠站。“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7]5巴什拉一语中的，记忆中的上海家宅与班克斯的童年紧密相关，上海的家宅与童年分别代表了空间意义上与时间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记忆中的上海家宅在童年的班克斯眼中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完美世界，时间尚未损毁它，残酷的现实尚未暴露出来，没有灾难、疾病和罪恶。巴什拉认为，“人被抛于世界之前，就已经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中”[7]5，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家宅作为滋养班克斯童年的家园具有原初的丰富性，出生的家宅从生理和心理上印刻在我们心中，成为个体最初本体性安全的来源，那么对上海家宅的记忆意味着“对于原初的怀念”，回忆上海家宅便是努力在记忆中寻找一种根与身份。因此班克斯在伦敦的生活尽管日益风生水起，但他仍心心念念在上海失踪的父母与那处家宅， “如今只要我静静闭上眼睛，整幅图景仍然会历历在目：精心照料的‘英国式草坪，那一排把我们家和哲家花园隔开的榆树午后投下的影子;还有那座房子，一座高大气派的白色建筑，有许多厢房和格子阳台。我怀疑关于房子的回忆多半出于孩子的幻觉，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堂皇。”[4]49班克斯家的房子归属于英国贸易公司——巴特菲尔·史沃尔公司所有，房子整体上是英伦式的建筑与装潢，这种将自身的建筑样式和风格强行纳入到老上海的空间中是大英帝国发挥文化主导作用的方式之一。同样，班克斯的好友哲的家也逼真地模仿出日式情调，成为一座文化庇护所。哲的家里有很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画卷和摆设，房子顶层布置的是两个日式居室的“复制品”：榻榻米的地板，镶纸的墙壁，房间的门外面是典型的“西式”，而门里面却是完全的“日式”，糊着由亮漆镶嵌图案、经不起一碰的脆纸。这不仅是移民者宗主国在殖民地文化蔓延的方式，更是漂泊在外的人为了寻求与同类族群的认同，安放在异国他乡没有归属感的灵魂，执着于从自我生活空间或是生活方式上求得的某种心理安慰，这种不断被制造和激发的群集本能，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来说，是殖民权力意志的内化[1]35。这样，通过对空间的体认，个体建立起了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其次，在上海家宅中，班克斯对自己英国化身份的追问可以从租界内建筑空间、生活等方式进行追问与确认，可以从父母身上得到一定的肯定，并且尚未经历空间的转换，上海家宅对班克斯而言有着稳定可靠的幸福感，班克斯在对上海家宅的想象中拥有了“回归母体”的归属感，上海家宅成为人物自我保护与安慰的心理场所，成为人物的精神家园。因而通过裹挟着原初性力量的上海家宅的不可靠回忆介入现实，对抗现实，可用以缓解班克斯英国文化身份现实的尴尬，保证自我身份的相对完整，在内心获得安慰的基础上，上海老宅的原初性回忆为班克斯寻根提供了方向。

此外，家宅承载了班克斯与母亲生活的美好回忆，班克斯对母亲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找寻一种认同。正如巴什拉所言， “家宅确实就是我的母亲”[7]82，当他长大后回到上海的家宅拜访时，往事也回到眼前，家宅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与母亲相处的珍贵回忆，在班克斯的回忆中，母亲是一个神圣的存在，母亲有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典雅端庄，并钟情于母亲的传统美，在班克斯认知里，母亲是领导反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她庄严的形象就象征了英帝国的正义和权威，母亲的矜持高傲就是母国形象的表征。父母的失踪给班克斯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一心想成为一名著名的侦探破解父母失踪之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父母解救出来，是为了获得母亲的认同，这从他小时候也可看出端倪，在其父亲失踪后他就一直为母亲的安危担忧，那段时间他不会让母亲离开他的视线，面对危险，试图凭借自身的力量找出事情真相，为她分忧解难展现自我能力从而被母亲认同。而他崇拜母亲这一行为本身就有被英国文化教化的可能，因为母亲代表了传统的英国价值观，解救父母的过程，也是班克斯得到认同，自我价值得到肯定，英国人身份得到认同的过程，实现自身意识和英国文化的双向沟通。

通过重新回忆往事，班克斯从记忆中获取了启示和力量，从而明确找寻文化身份的方向。

三、上海租界：社会空间与身份追寻

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认为空间是动态的标志时代变化的社会建构，空间生产除了作为一种思想和行为的工具以外，作为一种生产方法，它也是一种控制、主宰和支配权力的方式[6]26。社会空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生产与建构符合自身地位与权力的空间，资本政治利用空间生产进行统治和拓展，长期规训、制约着各种社会关系。因而空间生产是有等级性的，混合着各种意识形态。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核心“空间三一论”包含“空间表征” “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 “空间表征”屬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空间表征”在社会空间实践中与知识、符号和意识形态等紧密相关，是资本政治对某一空间秩序的构想，由社会主导势力所决定[6]45，社会主导势力通过对社会空间施予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以此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空间实践”。

在作品中，已经长大并成为著名侦探的班克斯重返中国上海，徒劳地寻找双亲，并妄图依靠解决谜案来阻止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上海租界的生活展示了作为强势集团的殖民帝国英国构想的“空间表征”下的空间地理景观，居于上海城市中心的是外国势力所建构的公共租界，围绕租界这一权力中心的是位于租界外围的中国人居住区低矮、破旧和拥挤的住房。通过纳入和排除的空间分隔原则，整个中国人破烂、矮旧的居住区与建筑豪华、禁闭森严的外国租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构成二元对立的殖民/被殖民空间秩序。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8]18，而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并置，“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8]21石黑一雄将租界内外的空间景观进行了“并置”描绘： “河对岸是密密麻麻的棚屋和成堆的破碎石料”[4]164，炮弹越过租界，落在了破旧脏乱的闸北区。运河将租界和闸北区进行区隔，运河这一头的人们在大英帝国的权威下歌舞升平，班克斯感叹， “这群所谓的上海精英，竟对河对岸处在枪林弹雨中的华人邻居们如此不屑一顾”[4]166;而租界外的闸北区中国人则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租界内不允许中国人入内，推动这种空间实践的正是英国人的“空间表征”，它拒绝将黄种人纳入白人的社会空间，大英帝国掌握着构建空间秩序的话语权。

空间表征与班克斯的文化身份追寻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首先，空间表征的意义无处不在，租界内外空间的区隔强化了班克斯的文化身份体认。在班克斯童年时，租界内封闭空间的帝国文化深深移植在每一个外来人身上。“我是绝对不可以进入城里华人区的……据大人们说，那里瘟疫肆虐，遍地污秽，坏人横行”[4]52。可见，主人公从小就受到大英帝国构想的空间表征——基于“区分”之上的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导原则的影响，隐含了帝国文化对主人公文化的影响甚至规训，从心理上产生一种白人至上的优越意识，并且在母亲领导的禁烟运动与菲利普叔叔的慈善机构旨在改善上海中国人区域的生活条件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在对中国区域的凝视中使其滋生了大国优越感与大国责任感。

其次，班克斯文化身份追寻的幻灭又彰显了大英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日渐式微。班克斯善良正直、嫉恶如仇，一直把消除罪恶、伸张正义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职责，做侦探就是他拯救世界的方式，这其实也是来源于英国大国责任感。他希冀通过对父母失踪之案的破解来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要不是对这个案子持乐观态度，相信在近期有望将其圆满告破，我是不会来的。事实上我非常乐观。恳求大家耐心等待上两个星期。到时我们再看看有何进展。”[4]146内心充满责任感的他对上海精英对中国战事的冷漠态度充满了厌恶。而这种英国式的英雄主义试图以文化霸权的身份呈现、表征东方他者的努力终告失败。第一，石黑一雄打破了英国“自我”身份中自以为是的优越与强势的书写。塞西尔爵士起初来到上海是为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有所作为，解决大战的一些问题，但最终却流连赌场、风烛残年，塞西尔爵士的大国优越感想象最终破灭，也影射着大英帝国神话的解构，上海“精英”的浮夸狂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是英国文化的自我陶醉。对于班克斯的大国责任感来说也正是如此。第二，在班克斯从租界到闸北区的寻亲中，他的优越感一步步被挫伤。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博弈……其间充斥着各种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时间性重构的过程。在三十年代，大英帝国的威风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兴起下已日益衰微，世界的关系又发生了重组， “日不落”帝国的神话中正在远去，英国“空间表征”下的话语权正在逐渐丧失原有的威力。如租界里的人坚持说日本人绝对不敢攻打外国租界，可即便一天至少说上二十遍，还是令人难以相信;班克斯也不得不学会几句日语来保护自我免受日本士兵的枪杀，日本官兵说， “日本如果要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大国，就要像英国曾经经历的那样”[4]253。在日本官兵的护送返回租界途中他意识到，英国已不在处于世界的中心，这种大国的优越意识逐渐开始受挫，他不仅没有解救出父母，甚至对父母的处境也是异想天开，因而在了解父母失踪真相之后，父亲由于受不了妻子的鄙视而与其他女子私奔，母亲则被中国军阀囚禁为妾，班克斯自以为是的英雄形象被打碎，其寻亲之旅也宣告破灭。

所以，班克斯为了寻求自己的文化归属而重返上海，企图通过实现拯救世界的英雄想象和破解父母失踪之谜来认同自我的英国文化身份，作者通过将班克斯置于租界与闸北区这一社会空间之下，通过租界和闸北区之间空间意识形态的较量，从英国人的虚妄、可笑的行径以及日本势力的崛起解构了班克斯心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优越意识，使其认清了个人力量与历史洪流的悬殊，他想象中的英雄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被解构，说明了“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与其身份追寻的幻灭。

四、第三空间与身份重构

身处两种异质文化的夹杂中，班克斯通过对心理空间进行重构，在对过往的追忆中缓解了自身的身份焦虑，试图通过实现自我的英雄梦以此来获得英国文化的认同，当父母的真相浮出水面和英国文化优越意识被解构，班克斯从心理到实践寻求身份的策略均宣告失败。那么，他将如何面对身份追寻的破灭？移位的焦虑烦扰着民族的“稳固性”，在生根状态与移位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当本体论的稳固性碰触到文化移位的记忆时，文化差异就在其认同中心加入了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焦虑，这种焦虑引发着与另一种文化差异的“挥之不去的陌生感”无休止的协商互动，个体就处在这种罅隙性的、居间的混杂地带[9]79，班克斯正居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狭缝中的混杂地带，占据着一种间隙空间的可能性。霍米·巴巴认为这种间隙性空间不能完全被其原来祖国的传统所辖控，在其中的互相作用常常会产生一种“第三空间”[9]80。“这个空间是处于自我与他者之外的中间地带，融合了两种文化的特征。”[10]28，在巴巴看来，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定位已不再单纯地来自传统的核心，而是在不同文明的间隙存在一种富有新意的、 ‘居间的、混杂的身份;所有流散的族裔人群都处在这个‘文化之间的混杂地带，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传统的裂变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10]90，换言之，霍米·巴巴反对本质主义的身份观，文化的意义和象征并非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当两种文化产生碰撞，传统而稳定的文化体系将会在新的社会中分裂并与新的文化发生杂交，处于多元社会中的移民将在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班克斯也最终在第三空间中重新审视文化身份的建构，缓解了主体自身不确定和渴望确定之间的焦虑。

班克斯从小生长在上海租界，租界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可谓是一个“杂合化”的空间，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在这里， “乱七八糟，良莠不分，没有霸权，不中不西，亦中亦西”[11]，是当时人们对上海租界的评价，班克斯在这种文化杂合中不断地想要靠近母国文化，获得纯粹的英国文化身份认同，他认为人若没有归属感，不属于某个民族和国家就会像窗户的遮阳帘一样，绳子一断，帘叶就会散开，世界可能会四分五裂，这其实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然而在移民文化中，空间的位移与身份的断裂性以及不确定性都说明了身份的可建构性，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视为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12]，移民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正是在思考文化身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混合身份认同，正如菲利普叔叔对班克斯所说： “不错，你在这儿的生长环境确实包括不同国度的人，有中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你将来是长成一个不那么纯粹的英国人也不足为怪……我认为像你这样的男孩长大后各国特点兼而有之绝不是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我们大家互相就会更好地善待对方。起码战争会少一些……人们会像你一样，更像一个汇集了各国特点的混合人。”[4]71从中可以看出，石黑一雄其实肯定了杂合体的混合身份，肯定在文化杂合的“第三空间”超越种族平等共处，在班克斯经历了身份追寻的破灭后，他渐渐建构起了自身混合性身份，不再拘泥于本质主义之上的身份认同，在小说结尾，班克斯回到英国， “随着日子一天天在伦敦逝去，我承认自己确实感到了满足。我喜欢在公园里散步……并且越来愈热衷于此。”[4]286他渐渐能适应英国的文化氛围，对于是否把母亲安葬在英国的问题上，班克斯觉得母亲一辈子都住在东方，“我想她乐意在那里安息”[4]279，这就肯定上海和英国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参考性，学会在异质文化的相互尊重与彼此融合中重新定义个人身份的去向——建立第三空间。

五、结语

移民的无根状态来源于个体执着于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观来判定移民空间体验下身份的去向，此种空间的错位使个体对身份的理解固守在二元对立的绝对定位上，由此产生了身份焦虑。空间表征与身份追寻互相缠绕，石黑一雄展示了班克斯身份追寻的空间循环过程，他从伦敦到上海租界的空间的转移，不仅仅是身体在不同空间的转移与复归，更重要的是他文化身份的动态建设过程，上海和伦敦的物理空间的变迁导致其产生了身份焦虑，通过心理空间的重构来缓解身份焦虑，而回忆终究是不可靠的，上海租界的美好记忆不过是父母营造的美好假象，在租界与闸北区的空间体验打破了班克斯心中的英雄主义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大国优越感，并最终在“第三空间”中达成与异质文化的协商。从中可以窥见作家石黑一雄的国际主义写作观：面对20世纪移民群体文化身份的尴尬处境，我们需要了解到移民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是变化着的同一，是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将从“我们是谁”向“我们将成为谁”思考的转换可以使新一代移民在“第三空间”中构建流散身份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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