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维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

2020-04-10苏冰刘颀

江淮论坛 2020年1期

苏冰刘颀

摘要：话语权的生成和构建遵循一定的逻辑，其核心机制生发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由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行动策略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需要针对这三个要素精准发力，以理论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夯实话语权的思想基础，以价值的道义性和正当性铸牢话语权的价值根基，以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提供话语权的实践支撑，在三者协调统一、动态平衡中实现话语权的构建。

关键词：意识形态结构;话语权;认知解释维度;价值信仰维度;行动策略维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1-0047-007

近年来，“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是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运用各种方法多角度地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历史演进、现实挑战、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方面反映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日益频繁，对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多元社会思潮冲击、修正、解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向凸显。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已经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目前，学者们大多是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建构原则、建设途径等方面进行研究，但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视角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问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部分学者只是在论及意识形态的含义、功能、特征时偶有涉及。本文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认知解释要素、价值信仰要素、行动策略要素所对应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之要，对于新时代捍卫和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结构与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是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建立一种“观念的科学”，但他没有完整而系统地阐释这个概念。在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和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认识论、价值论和本体论等多维视角对其作了科学的阐释，即认识论层面的观念创造和“虚假意识”、价值论层面的“阶级意识”、本体论层面的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实践指向性的观念上层建筑。作为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价值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具有复杂的内部构成和文化特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和“阶级社会维护意识”的意识形态实际包含知识和信念两个维度，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意识形态的实践指向性又使这一概念具有行动策略的维度。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从内容、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认为，作为“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的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独特结构和独特规律的价值观念体系，其实践功能超越理论功能。他提出，无论内容如何变化，意识形态都有统一的结构和功能，即意识形态在不同形态上的同质性、同构性。与马克思从内容上阐释“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一命题不同，路易·阿尔都塞是从形式或结构上来阐释这一命题的[1]，即从意识形态结构和功能的恒常性说明其没有自己的历史。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意识形态三形态的观点，即意识形态的自在、自为和自在自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观念复合体形态、外化仪式形态和社会实践形态。第一种是指“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第二种指的是“在意识形态实践、仪式和机构中的意识形态物质存在”，第三种是指通过策略、行动等“超意識形态”表象来实现的意识形态目标。[2]三形态分别涉及认知教化，信仰信念和规约践行等意识形态功能。

国内较早涉及意识形态结构研究的学者朱虹提出“一个核心、四个基本理论观点”[3]说，即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哲学观、政治观、道德观、理想观构成，每个要素都有特定功能，要素之间有机联系形成内部结构和秩序。韩源提出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三层次说，即作为“灵魂和核心”的价值理想以及为这一核心服务的“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4]刘建军基于意识形态功能提出意识形态功能性结构四要素：“学理基础、时代框架、价值核心和外围观念”。[5]何怀远认为，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包括三大基本要素：“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三要素相互支撑、相互影响构成三维动态结构的思想观念体系。[6]王永贵等提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为了本阶级和集团的根本利益和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7]刘友女研究了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结构，认为其包括“理论层面的认知解释、价值信仰以及从理论走向社会心理的策略主张”。[8]

概括起来，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内外的理论家和学者论述的具体内容不同、视角各异，但在论及意识形态结构要素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思维聚焦，涉及认知要素、解释要素、价值要素、信仰要素、策略要素和目标要素等方面。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认识和观照世界的观念体系和理论学说，还是引导、匡定和塑造人们行为和价值观念的信仰体系，更是一种具有实践指向性的行动策略。易言之，意识形态内部结构可基本分为认知解释、价值信仰和行动策略三个要素，分别对应理论、价值、策略三个维度。认知解释要素为价值信仰要素和行动策略要素提供认识论和知识论基础，价值信仰要素是行动策略要素的价值出发点和归宿，行动策略要素是理论要素在实践中的具体化，这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般而言，三要素之间运行协调统一、实现动态平衡，就会使意识形态切实“落地”，否则就会造成“意识形态漂浮”现象。

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概念是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借鉴西方语言学和传播学中的话语权概念而形成的。话语权包括话语的“权利”和“权力”，不仅指话语主体使用话语或说话的资格和机会，还指话语产生的有效力、影响力和引导力。由于话语总是承载一定意识形态的思想和价值内核，所以话语权从实质上主要是指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9]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概念，但相关论述中包含了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包括“话语权物质论”“话语权辩证法”“话语权阶级性”等方面。[10]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对精神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影响，“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1]550;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的巨大能动作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等问题有深刻的洞察：“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2]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强调通过非暴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式获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此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突破语言学的学科边界，以社会学的视角描摹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和权力关系网络：话语承载、展现、建构权力，权力制约和制造话语。话语之所以与权力“纠缠”，在于话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话语所建构的意义。就此而言，话语权力总是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

综上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话语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一种意识形态被人们认可、接受和践行的程度，即“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 [13]。作为一种引导人们“怎么说”和“怎么做”的柔性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是自发形成的，也无法自动获得、一劳永逸。它既是统治阶级主动建构和自觉获取的结果，又是社会成员在实践中主动选择、认同和自觉践行的结果。从心理发展过程而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和认同会经历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实践认同依次递进的过程。因此，从意识形态结构的视角观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需要从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理论解释、作为理想目标的价值旨向和作为实践方案的行动策略三维统一中考察，以理论的科学性激发人们的认知认同，以价值目标的崇高性召唤人们的情感认同，以行动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强化人们的实践认同。基于这一视角，从意识形态结构对应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维度可以管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逻辑进路。

二、认知解释维度：以理论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内核

从意识形态的认知解释维度而言，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认识论基础，即意识形态理论需要对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现实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作科学性叙述、合理性解释和合法性论证。这种科学、合理的解释和论证是人们认同意识形态价值目标并践行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有效指导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11]11所谓“根本”，就是理论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蕴含规律性、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理论才能征服人。理论的科学性奠定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旦思想体系出现“裂缝”和“缺口”，理论阐释出现“破绽”和“漏洞”，不能为价值追求和实践目标提供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理论支撑，意识形态话语权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要成为获得民众普遍认同的科学话语和理性话语，需要遵从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逻辑，通过严密、有力的逻辑论证在三重逻辑的自洽中彰显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需要有着眼全球的宏观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胸襟，在吸收借鉴、批判超越中增强理论阐释力;需要立足实践，在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在对人民关切的现实问题有效解决中彰显理论先进性和感召力。概言之，要在传承与创新、批判和吸收、理论诠释和解决问题中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

理论既非凭空产生，亦非随心所欲地创造，“先辈们的传统”是今人理论创新的根基和源泉，创新是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持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密码”。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仁爱、民本、大同和正义等人文情怀和价值理念，激活其生命力，赋予其时代价值，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智慧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解决当今时代的难题。二要继承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年，尤其是科學社会主义诞生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论旨趣和价值理想，从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运动的历程中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和“出场”的必然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彰显理论的“全新姿态”，从而展示与科学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关联。三要传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形成的“红色基因”，在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逻辑中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探索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40年的奋进史，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历史规律，汲取经验教训，把握时代大势，针对新时代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阐释系统，绘就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版本，使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双重进路统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践逻辑中。

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观念表达，只要阶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存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话语权的争夺就不会停止。当前，世界范围内“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虽然没有改变，但“西降我升”趋势日益凸显，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不同思想价值观念激荡交锋的态势更加明显。

从国内来看，当前正处于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和关键期，社会阶层加剧分化，人们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更趋复杂、多元，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竞相发声，国内外两种不同场域叠加，意识形态领域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场“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必须主动有效地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在批判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引领社会思潮朝着有利于民族复兴大业的方向发展。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辨析、审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深入揭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阶级本质、政治目标、实施路径和产生的危害，引导人们全面把握、正确分析和理性对待，抵御和消解其对社会成员思想的侵蚀，实现有效的价值引领，筑牢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

从国际来看，在中国模式被认为是对西方模式的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展开。如果说“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思想借助一些“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范式的“外衣”，“含蓄文雅”地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鸣金开道的话，那么，“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霸权梦”等思潮则直接质疑和否定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抹黑、诋毁中国模式。面对 “西方话语”对 “中国话语”的强势挤压和消解，必须敢于斗争、善于说理，拿起“批判的武器”解构西方话语，对其蕴含的本质、内在逻辑、价值取向和战略图谋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批判。要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对中国话语的扼制和挤压，需要坚持批判和建构的双重进路，“破”与“立”并举，在解构“西式话语”的同时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话语要撼动西方话语的霸权，就要实现对西方话语的超越，这需要我们有宽广深邃的全球视野、宏阔高远的战略思维、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既跃出西方话语逻辑的窠臼，又打破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既博采众长，又有“中国标识”;既表达中国的价值取向，又兼顾世界最广大人民的价值关切。唯此，才能有效应对西方话语的挑战与侵蚀，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4]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解决时代重大问题、引领和指导实践发展的历史，“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赢得话语权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保持对时代问题高度敏感、合理阐释、有效解答的历史” [15]。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品格，也是其不断发展和获得话语权的奥秘所在。在新时代，要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获得大众的认同，就要紧扣时代脉搏、拓展理论视野、面向实际解决问题。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挑战性的重大时代课题，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二要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重点解决改革发展实践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保障、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凡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都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16]我们应直面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丰富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三要拓展问题域，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进程中提升理论的辐射力和引导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由中国拓展至全球，首先在于国内问题叠加了复杂的国际因素，解决国内问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内外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体考量;还在于当今复杂的全球问题与治理困境是西方模式和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致，诸如全球经济动荡、地缘政治冲突、资源环境危机等问题在资本主体性逻辑主导下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使得寻求更好的世界现代性方案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议题。” [17]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出场”正是探索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结果。立足更加广阔的时空环境、着眼于解决更为广泛的世界性议题，“中国理论”的影响力、引导力和话语权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价值信仰维度：以道义性和正当性

铸牢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根基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思想价值体系，一方面，科学、合理的理论解释要素为价值主张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价值主张的道义性、正当性则使人们进一步强化理性认知，进而认同、信奉意识形态所蕴含和表达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理性认知由此上升为信仰，并转化为社会成员个体自觉的行动。意识形态价值主张的道义性、正当性和先进性的彰显，是以意识形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11]552来表达的。马克思批判“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1]552的意识形态虚假性。与以往阶级通过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进行意识形态合法性辩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以普遍性的形式真实地表达普遍利益;不仅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而且在新时代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视界拓展，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自觉“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8]，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彰显对全人类命运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理论，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将“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结合起来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鲜明品格，充满了人文关怀和道义力量，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普遍性意义。作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的理想目标。这一根本宗旨和理想目标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坚持。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在新发展实践中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生动诠释和遵循践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19]213-214，否则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在大众生活场域“漂浮”和“退场”，难以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落到实处，需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一要注重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单需要量的满足，更需要质的提升，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和生态环境等更高层面需求更强，期待更高。这就需要把发展的目标和人民群众当前的更高需求统一起来，提升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使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二要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满足人民的最迫切民生需求。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是其感受最深、最大的痛点，对解决的要求和呼声最高。民生痛点的存在会极大降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扎实解决好民生痛点，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问题不断取得新进展。

用全球视野观照中华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人民”的內涵得以从“中国人民”拓展到“周边人民”、“‘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和“世界人民”。这种视界拓展有其必然性：一是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利外部环境，一个和平、发展、繁荣的世界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与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20]57，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理应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力量;三是民族传统与时代潮流的契合，中华民族 “天人合一”“和合共生”“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和共同体意识独特而鲜明，往圣先贤建立“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源远流长，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携手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由此，“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价值视域就不仅包括实现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拓展到观照世界人民的福祉。

“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出场”是中国为世界和平繁荣和人类共同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合乎逻辑的延伸” [21] ，其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0]58-59，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其实现方式和进路超越了西方特定思维和实践逻辑的限囿，蕴含了具有“中国标识”和世界意义的理念与智慧：“合作共赢”的国际观摒弃了“丛林世界”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包容互鉴”的文明观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劣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了唯我独尊、独占独享、赢者通吃的陈旧思维，“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超越了对抗冲突、单边主义、划线结盟、武力威胁、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等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行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视角、摒弃了通过渗透和颠覆实现“普世价值”的蛮霸和专横。“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反映了中国对21世纪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它站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遵从资本主体性逻辑的西方方案相比更具道义性、正义性和公平性，更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虽然这一方案在短时间无法打破西方话语和理论的垄断与统治地位，但其关注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彰显全球视野和人民情怀，在世界范围内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和认同，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

四、行动策略维度：以实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提供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支撑

行动策略是在价值旨向的引导下为达到理想目标、实现价值追求而采取的实践方式，是由理论转化而成的具体行动方案。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和目的性，它从未磨灭源于实践的印记，亦有终将回归实践的价值旨向。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在对现实环境和人类生活进行描述性解释（即现实是什么）以及规范性解释（即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的同时，还主张对现实进行大规模的变革。”[22]意识形态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既渗入了“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关切，又蕴含“应当如何做”的理性判断。“怎样做”关乎行动策略上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既需要理论上的科学性与价值上的正当性，也需要实践上的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它们共同构成意识形态话语权得以生成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行动策略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要看与理论认知、价值取向是否自洽、统一，能否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不断得到有效性验证。理论与实践脱节、价值与策略背离，社会成员就会知行背离，无法形成共同的实践意志和行动，导致“理论悬空”“价值悬置”，意识形态就会失去合法性和话语权。

从宏观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确定了阶段性的目标体系和行动方案：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实现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战略步骤经历了 “三步走”、新“三步走”到新“两步走”的历史演进，战略布局经“两手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动态调整;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谋发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由点到面，先试点后推广，在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充分挖掘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开放带动改革，从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加入WTO到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和带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在4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在发展顶层设计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内嵌于行动方案和策略之中，顶层设计谋划充分注重应然与实然的基本统一。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这种价值旨归使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民利益始终保持一致，这样的目标规划和行动策略使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追求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践活动。40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9]344这不仅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获得话语权提供了强大的实践支撑，而且彰显了其理论旨向、价值追求和实践目标三个层面的逻辑统一。

从微观策略层面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还在于表征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达能够吸引人、引导人和说服人，即通过对话语策略性使用增强话语的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对内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对外提高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前者要实现话语内容和方式的大众化转向，后者要实现理論的“中国立场，通约表达”。意识形态源于社会实践，但其实现理论化体系化以后就远离日常生活，以概念、判断、逻辑推理的理论形态表现自身，其内在联系紧致、结构精密、逻辑自洽，具有抽象性、原则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等特征。因此，要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就必须实现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的转换和创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抽象的理论，做到“讲清楚”“说明白”，人们才能“听得懂”“听得进”，进而“受感召”“去践行”。话语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不仅使理论“落地生根”，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话语权。概言之，在话语内容上，要创制亲近性文本，用大众熟知的俗文俚语、谚语、诗词、典故等阐释抽象理论;在话语方式上，要以讲故事、用修辞、列数据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多样化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传播手段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

综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遵循一定的逻辑理路，从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维度可一窥端倪。从认知解释维度来看，理论的科学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从价值旨向维度来看，价值追求的道义性和正当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的核心和根基;从行动策略维度来看，实践策略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的支撑和保障。需要指出的是，三者之间不能割裂，任一方面偏废和薄弱都会造成“意识形态漂浮”，使意识形态话语权“悬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需要三者统一协调，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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