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1997年，为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中央批准在淮安建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即今周恩来纪念馆内的仿西花厅），笔者负责该馆的陈列布展工作。在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奠基时，我邀请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当过财贸秘书的王伏林老人，并就周恩来关于开拓我国远洋航运方面的事情对他进行了采访。

借船出海  开创海运

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仇视。他们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孤立：在外交上不承认我国，在联合国强行剥夺新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在军事上封锁：美国在我国周围先后拼凑了“巴格达条约组织” “中央条约组织” “东南亚条约组织” “东北亚军事同盟”等旨在针对我国的军事组织;在经济上对我国实施禁运：不仅武器、军用物资不卖给我们，连生活用品也不准卖给我们，妄图从经济上把我们卡死。

针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周恩来高瞻远瞩，在建国初就与波兰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商谈，创建了第一家中波远洋航运公司。这个公司的船只航行途中悬挂波兰国旗。这才使我国有了一支远洋航运的船队。

王伏林最后是在国家交通部离休的，他告诉我说，美国人仗恃他们在海洋上的强大实力，处处欺侮我们，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们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周总理派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搞中捷（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已分为两个国家）合营的国际海运公司。

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海洋港口，搞外贸条件不利。二战前，捷克是欧洲几个工业发展名列较前的国家之一。二战后，捷克也始终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业基础发展较好的一个。周总理在同捷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会谈中提出了合营航运公司的设想。这个建议得到捷克政府的支持，于是中捷远洋航运公司成立，王伏林任公司的中方总经理。可是，对外的名字只叫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海运公司。船队在大洋上航行时，也只能挂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而不能挂我国的五星红旗。

事情也巧得很，就在王伏林去布拉格赴任临上飞机前，在机场看见周总理慢慢往外走，他赶紧迎了上去。总理见了便说：“哎，你正好在这儿。”王伏林汇报了要去捷克的情况，周总理郑重地叮嘱：“这是我跟哥特瓦尔德商定的一个公司，中波已经合营了一个海运公司，这是第二个，你去了以后，一定要跟人家合作好。这对今后发展我们自己远洋航运很有意义。”

说到这里，当时还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王伏林深情地对我说：“目前，我国远洋船队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大船队之一，这与周总理当时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在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盯着我们时，用借船出海的办法开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远洋航运事业，既培养了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远洋航运经验。

心系侨胞  买船撤侨

1965年9月之后，印度尼西亚军人苏哈托发动政变，剥夺了原总统苏加诺的权力，并疯狂屠杀印尼共产党人和进行有组织的反华排华活动，使居住印尼的大批华人华侨惨遭迫害。为从印尼撤回侨民，周恩来指示王伏林设法用中捷远洋航运公司——对外以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海运公司的名义从希腊王国购买一条大型海运客轮。

当时希腊和中国还没有建交，像这类大型船舶即使我们出重金，希腊也不可能卖给我们。周恩来与当时的苏联政府联系，请他们派船帮我们从印尼撤侨，由我国政府负担全部运输费用。可是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加深，已经答应帮助撤侨的苏联政府在已派出的客轮航行印尼途中又下令转舵回国，返回海参崴。这种无视国际信义的做法令周恩来十分气愤。他很快指示王伏林：由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出面，向希腊购买一条客轮，以应急需。

王伏林接到命令后，马上联系捷方人员与希腊方面交涉，因为我们报价稍高，很快谈妥。当希腊船员把这条客轮开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港验收时，捷方要求王伏林亲自上船验看。王伏林带了两名有一定船舶和航运业务知识的专业人员前往康斯坦丁港验看，并就如何请希腊船员将该船驶往中国港口和希腊船员代表商谈。希腊船员不愿意、也不敢将这条大客轮开到我国的广州交货，只愿意开到香港。周恩来考虑到印尼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华侨，又催促王伏林，可以多花一点钱，也要将客轮早日开到我国。

王伏林牢记周总理的教诲和指示。他一路做希腊船员们的工作，保证送他们安全回国。最后，王伏林又让捷方代表出面，给希腊船员们每人送出一笔优厚的“奖金”，终于让这条客轮平安驶入我国广州的黄埔港，为国家省下一大笔外汇开支。这条船就是后来被我国政府命名为“光华号”的客轮。“光华号”先后开赴印尼五次，接回一大批华侨，我国政府为他们在海南特别行政区（今海南省）开办了华侨农场，使这批海外游子享受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王伏林在向笔者讲述时，动情地说：“总理为了早一天接回在异国他乡受苦受难的侨胞，真正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不仅亲自过问外交谈判，向印度尼西亚方严正交涉，还为买船、归侨安置等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安置归国华侨的农场办起来之后，周恩来又于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亲自前往海南岛，实地视察西联华侨农场，关心归国侨胞的衣食冷暖。还为儋县西联农场题词：西联宝岛，南国珍珠。

中美解冻  抓紧建港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已敏锐地预见到，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远洋航运事业的春天也将随之到来，这是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必走的一步。

周恩来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排除干扰，批判极“左”，解放干部，推进经济建设，开展外交活动，正常的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整个形势出现了转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提出了一个卓有远见的课题——加强港口建设。

“文革”前，谷牧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建委副主任。“文革”开始后，他也被造反的小将们夺权、批判，到1971年还没完全解放，周恩来就对他委以重任，让他去抓我国的港口建设。为此，周恩来还专门找谷牧谈话，布置港口建设任务，提出要求。他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讲起，说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无不重视建设港口，发展海上运输。我国重视发展铁路，但由于帝国主义20多年的封锁，特别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对建设港口和发展海洋运输在“一五” “二五”期间都很难摆得很突出。现在国际环境有些变化，要抓紧赶上。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只有42个，太少了。交通要先行，港口这样落后，显然很不适应。现在沿海港口压船压货情况严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加强港口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外贸的需要，打仗也需要，不搞上去怎么行？我们已经抓晚了。今后三年內要改变港口面貌，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可以进口一些。

周恩来的指示对谷牧震动很大。周恩来自责对港口建设抓晚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海峡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不但帮助台湾而且利用一些国际条约在整个从日本到东南亚诸国的岛链中，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包围和封锁，影响了我们发展海运。而在“文革”如此混乱、艰难的状态下，周恩来利用中美关系缓和的时机，立刻布置港口建设，充分反映了在他的头脑中早就有了长远部署。在派谷牧抓港口建设之前，周恩来已经委派粟裕在抓。当时粟裕受战争年代遗留在脑中的弹片影响，身体不好，只好休养。

谷牧在回忆录中说：为了把总理提出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这一奋斗目标具体化，大家分南北两路，对沿海港口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全国港口建设会议，制订出规划方案：一是万吨级以上泊位新建44个;二是机械化作业线新增150条;三是建成9个大船坞。谷牧还提出，为达到这个具体目标所需的投资、材料，要在计划上单列一块，切实给予保证。由于加强港口建设这件事是总理亲自决定的，又有各部门参加共同研究，大家都很支持，有关问题的解决都比较顺利。

为了摸清情况，督促工作，谷牧先后两次把当时的主要港口逐个看了一遍，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威海、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福州马尾、厦门、广州、湛江都去了，还去过广西的北海、防城，到过海南岛。在调查研究中，他对建港选址有了进一步认识：除了港口本身所需条件，包括水深、岸线等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尽可能靠近物资的产地或消化地。除了考虑近期需要外，还得考虑长远的需要。谷牧看了广西防城后，觉得把这个港口搞上去，不但广西，而且云、贵、川整个大西南的物资就多了一个出海口，不必都走广东湛江，于是定下了这个点，并且建议修建从南宁到防城这段并不太长的铁路。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港口和这条铁路有力地促进了广西沿海的对外开放。

鉴于谷牧港口建设抓得卓有成效，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还特意提议他担任副总理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现在，悬挂着五星红旗的货轮也好，客轮也罢，甚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军舰都可以在全球四大洋上扬眉吐气地航行。而当年周恩来从借船出海到买船撤侨;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又高瞻远瞩地狠抓港口建设，为中国成为世界上远洋航运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