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夏大地上，一种新颖的创作形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这就是“革命文学”。伴随着革命文学思潮的发展，“革命加恋爱”小说写作模式逐渐产生。这种创作模式并非简单地指既描写革命又叙述恋爱，而是指这样一批作品——主人公因恋爱问题而参加革命，在革命中处理爱情问题以及对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矛盾的探讨与思索。 “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兴起也是受到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自由恋爱在青年中迅速流行起来，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变化，更多的青年们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文学的中心也发生了转移，恋爱不再是文学的主题，渐渐被革命文学所取代。与此同时，“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渐渐地兴起。

首先，是革命与恋爱的对立。

一些评论家批评“革命加恋爱”小说以绝大部分的篇幅来叙述男女主人公恋爱的过程，而只以极少部分的篇幅来描绘革命，甚至革命只是点到即止。这些，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从头到尾都是在叙述素裳和施洵白之间的交往过程——从刚刚相识到渐渐开始交往，以致到最后产生了爱情，大段大段的篇幅用来描述这样的过程，而只是在最后提到了素裳到莫斯科去寻找革命，继续情人未尽的事业。然而，造成这种恋爱与革命失衡的结构的原因是对革命认识得不够深刻。“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作者们大都未亲身投入革命的浪潮中，对革命想象得太过于理想化、虚拟化，所以在文本中对革命的描绘就会变得简单化、片面化，没办法真正理解革命的真谛。所以，对革命篇幅的描写自然很少。然而，这些作家们大多风华正茂，在恋爱上有自己的真实的亲身体验，大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恋爱，对爱情了解的肯定比较全面比较深刻，所以在文本中难免比较多的关注青年男女们在急剧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怎样求得与爱人之间情感的发展，在恋爱的过程才能得到一丝欣慰。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革命加恋爱”小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大部分是叙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受到了阻碍，男主人公发奋取得功名利禄，最后大团圆的结局，受其影响小说出现了重爱情轻革命这种形式。茅盾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中认为“革命与恋爱”的小说有三类，即“为了革命战争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革命产生了恋爱”。他把第一类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而把第二、三类称为“革命”ד恋爱”的公式。胡也频这类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与茅盾的“革命”+“恋爱”不同，茅盾的加号是算术运算符号，而我们所研究的加号并不是单纯的算术运算符号，而是对“革命”与“恋爱”间复杂的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深层含义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深入的探讨恋爱与革命事业以及追求与信仰等之间的关系。革命与恋爱的对立关系在小说中时常出现，革命事业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是一种信念，恋爱是人们所共有的本能，两者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两个因素在作品中经常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与革命这个伟大的事业相比，恋爱这个个人情感又显得微不足道了，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此时不牺牲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就无法实现，这种牺牲表现出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深层的研究革命与恋爱对立时，会发现是由恋爱与非恋爱的对立以及革命与非革命的对立的结构共同组成的。

恋爱与非恋爱的对立。

在“革命与恋爱”小说里，爱情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也是最不可捉摸的，男主女人公的通过各种途径满足恋爱的需要，但同时也受到了非恋爱因素的阻碍，这种矛盾影响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恋爱与非恋爱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外貌上的吸引与否，自古以来男性在选择女性伴侣时，外表美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因素，对于这些革命者也不例外。

恋爱与非恋爱的对立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内在的价值观是否认同。男女主人公是否能同心协力为同一个目标而前进，达到精神上的共同理想，成为他们选择恋爱对象的新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选择恋爱或是不恋爱的标准并不是关注于金钱物质方面的需求，更多的注重的是否以革命为共同信仰，是一种高境界高的人生价值观的追求，而不同于当今社会的金钱价值观，茅盾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中说：“这通常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二个女性，而结果，女的挑中了那最‘革命的男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恋爱与非恋爱的选择是与当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没有和谐的社会怎么能有美满的个人生活，与此同时，在选择自己的恋爱对象的过程中也是对自己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很明显，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更有价值的对象，这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体现自我价值取向是否崇高。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得青年们在面对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条件下更注重理想精神方面的追求。青年们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打破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然而革命是他们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的途径。

所以，“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男女在考虑恋爱的时候时在众多异性中选择最革命的一个是符合歷史条件的。在《到莫斯科去》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素裳面对爱情的时候就是面临选择的问题，这种恋爱与非恋爱的对立表现在素裳最后选择了革命者施洵白，而离开了反动者徐大齐，这是女主人公对理想的追求，在价值衡量后做出的选择。这种因素在胡也频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深层涵义，从心灵程度上更加吸引读者的目光。

革命与非革命的对立。

“革命加恋爱”小说中革命与非革命的对立一般体现在人格的高尚与卑劣的对立。在小说里通常可以看到衡量一个人的人格精神高尚与否的标准就是是否参加革命。革命者必然内心高尚，能够得到爱人的认同，非革命者则是精神上卑劣，行为上更令人不耻，他们很多是凶狠残忍的丑恶嘴脸，又或者是势力很强大的，代表着反动派的黑暗势力。对于这些非革命者作者常常会采用丑化的方式对比突出小说进步的积极的主题。文本里的非革命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反动派的代表，他们仇视革命者，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打击革命者，以此来达到破坏革命的目的;还有一种是动摇派，革命的信念不够坚定，或者是跟风加入了革命，并不是以革命为毕生的信念，从小小的失败轻而易举的成为了革命的敌人。

革命与非革命的对立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是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国民党集团经过一系列政变获得统治地位，实行国民党的独裁专政。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少数人的，同时也是反动的，也就变成了新的革命的对象。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给“革命加恋爱”小说罗曼蒂克的基调添加进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和理想幻灭的情绪。小说里的革命战士施洵白被捕后受尽残无人道的酷刑而被杀害，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的牺牲者是数不尽的。只要存在着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对立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反革命在屠杀过程中，人性被扭曲，人权被践踏，生命显得无足轻重，一切都在绝望幻灭之中。

“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里常常表现出革命与恋爱的对立，恋爱是两个个体为了排除孤单寂寞而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融合，革命则是一种群体之间的活动，是高于恋爱并超越恋爱。然而，个体的需求不尽相同，并且在一定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导致某种需求就会产生矛盾，个体就会陷入痛苦的境地，不得不在矛盾中做出符合当时的心理需要的选择。也就是说当恋爱需求与革命需求产生对立矛盾时，革命需求就成为恋爱需求的一种转化，通过把恋爱需求转化为革命需求，个体最终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需求。“革命加恋爱”小说文本里经常出现恋爱与革命之间的不一致，并把这种对立表现得十分突出，着重叙述了个体在面临选择的时候的痛苦与无奈。

其次，就是革命与恋爱相结合的互动。

革命和恋爱这两个因素在小说里不仅仅是以对立的局面出现，也会有相互融合的一方面。“革命加恋爱”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很类似。才子佳人故事主要叙述的是才子与佳人之间几经波折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常把恋爱与功名结合在一起，当恋爱受到阻力不能实现时，才子们就会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权力和地位，最终实现自己恋爱的目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密切相关，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个体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当个人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上升到群体需求，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体自身的需求。在以后的文本中都没有离开这种模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个体需求与群体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前，已经探讨了革命与恋爱的对立关系的表现，主要体现了恋爱需求与革命需求产生的矛盾，说明了个体生存状态的无奈与痛苦，个体选择恋爱就要放弃革命事业，选择革命就必须抛弃爱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革命与恋爱不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即在这种关系中恋爱不在是革命的绊脚石，而是革命的内在动力。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个体的革命需求是恋爱需求的升华，恋爱是革命的原因。不管革命的动机是复杂多样的，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理想追求。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人物选择革命与恋爱的时候，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由革命向恋爱的转化;二是由恋爱向革命的转化。这两种情况都是体现了革命与恋爱的相结合。这种结合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为依撑，个体在满足自身的需要下追求与另一个体的结合，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升华到与群体的融合，面对当时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个体与群体融合的最重要方式就是积极投身于革命。在小说中的男女主角最后大多选择革命，精神的追求得到了满足。这些小说中青年们渐渐的觉醒，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就是推翻封建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就要求他们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成为革命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小说《到莫斯科去》中的主人公施洵白和素裳就是由恋爱向革命的模式，素裳本来是官僚的太太，整天过着寂寞空虚的生活，直到遇到了革命者施洵白，在与他恋爱交往的过程中，素裳也渐渐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灵魂得到了救赎，最后带着施洵白革命的理想独自一人到莫斯科去寻找革命。这个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男女主人公恋爱的过程，由恋爱才上升到革命的精神高度，也是由个人的情感上升到集体民族的利益。这种恋爱引导革命的模式通常全篇是以戀爱为主导，革命为辅助，恋爱是过程，革命成为最终的结局。

而另一种革命与恋爱相结合的模式是由革命为主导，这种模式通篇叙述革命的部分比较多，处在热恋中的男女主人公一心一意为着革命事业，共同携手完成他们革命的理想。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男女主人公白华和刘希坚本来是一对恋人，可是由于他们俩得信仰不同，女主人公白华在不断的觉悟过程中成长着，明白了乌托邦的政治是不适合当前的社会，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救民，最终成为了一名革命者，这是正确的选择，最后男女主人公携手一起走进革命的潮流中去。小说最后写道：“‘不。不是我的。那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对的。我说错了。她热烈的笑着说：‘我们是，在这种胜利之下工作的。他同意地看着她。他们两个人便动步了，向着灿烂的阳光里走去。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平展在他们的前面。”

不管是革命引起恋爱，还是有恋爱引起革命，都是革命与恋爱的结合，当然这种结合的模式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这种结合的模式是文章的一种特殊的结构，革命和恋爱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因素，革命是那么的残酷血腥，而恋爱是那么的浪漫温情，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使得整篇小说的结构更加的紧密。只是单调的恋爱故事，或是单一的革命的故事，都不能构成“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革命与恋爱，尽管一个是属于集体的，而另一个是属于个人的，可在这些热血青年的生活里，它们都代表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激情。不管追求的目标是国家的解放，还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他们在最终目标都是向往着和谐美好的生活，都看重理想的价值。爱情和革命都能够代表新的美好生活和愿望。

在胡也频的小说里时而充满着感伤孤独的浪漫主义色彩，是热情的、忧郁的，令读者不得不为他的作品所感动。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了一批可贵的文学作品，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茅盾.革命加恋爱的公式[A].茅盾全集第二十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37.

[3]上海市作家协会.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胡也频卷[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210.

作者简介：

周丽（1986—），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硕士，中级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