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东珠

族际通婚，顾名思义，是指由两个不同民族的个体结合而成的婚姻。其代表的不仅是个人双方的结合，更是双方所代表的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因此是反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情况的重要指标。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拥有着独特民族文化藏族，传统的婚姻模式逐渐发生着变化，族际通婚日益增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出藏族与其他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藏族的族际通婚率在7.16%[1]，按照总人口628.2万人估算，近45万藏族人中实行族际婚姻。

藏族的通婚比例相对较高，藏族的通婚大多数以汉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民族为主。本文尝试以多个藏族家庭个案来分析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以补充论证影响族际通婚，尤其是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

一、几个藏族家庭基本情况

本文就8个藏族家庭的通婚状况做分析，其八个家庭基本状况如下：

A：家庭：丈夫85岁，退休医生，汉族，甘肃兰州人;妻子80岁，退休警察，藏族，西藏拉萨人。丈夫是援藏干部，妻子是西藏警务人员，共同剿匪相识，结婚60年，有二子一女。现居兰州。

B家庭：丈夫56岁，政府工作人员，藏族，甘肃省肃南人;妻子52岁，教师，裕固族，甘肃省肃南人。经介绍相识，结婚25年，有一女。现居住在肃南。

C家庭：丈夫65岁，退休教师，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妻子56岁，教师，藏族，甘肃兰州人。同事，结婚37年，有一子一女。现居兰州。

D家庭：丈夫36岁，教师，汉族，甘肃兰州人;妻子，27岁，教师，藏族，四川阿坝人。自由恋爱，大学同学，结婚4年，有一子。现居成都。

E家庭：丈夫31岁，教师，汉族，河南南阳人;妻子，34岁，个体，藏族，青海海南人。自由恋爱，是研究生同学。结婚1年。现居住在西宁。

F家庭：丈夫31岁，销售人员，藏族，甘肃甘南人;妻子，30岁;护士，拉祜族，云南双江人。自由恋爱，结婚4年。现居北京。

G家庭：丈夫45岁，个体，藏族，西藏拉萨人;妻子，42岁，个体，汉族，甘肃兰州人。自由恋爱，结婚20年，有一子。现居拉萨市。

H家庭：丈夫34岁，事业单位，土族，甘肃临潭人;妻子29岁，事业单位，藏族，甘肃临潭人。自由恋爱，工作中相识，结婚8年，有一子。现居临潭县。

二、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

根据这些样本中所提及的双方结识、婚姻的考虑因素可知，大多数受访者中夫妻双方是因为工作相识，而在结婚前所考虑的实际因素直接影响他们的通婚。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交往、宗教信仰、居住地、饮食风俗、文化程度、职业等。

1.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速也在增加。不同地区和民族间的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发展、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及个体的交往，也有利于族际通婚的增多。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全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60%。[1]城镇族际通婚率一般高于农村地区，也说明族际通婚与城镇中不同民族之间各种形式的频繁交往有关。[2]

A家庭援藏干部的L叔叔谈到其婚姻。六十年代初我从医学院毕业，就去了西藏，作为随行医生与当地警务人员一起剿匪。我媳妇就是警务人员，刚从学校毕业，还不太会说汉语，我们就这么比划来比划去的。剿一次匪我们就相处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慢慢的沟通就好了。结婚之后，我們在拉萨生活了好些年，后来国家政策要我们返回兰州，我们中大多离婚自己回原地了，她随我回了兰州。我们结婚都60多年了，现在我能听懂好些藏语，她的汉语都很不错了，甚至都会写汉字呢。你看，这不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了，只要两个人想在一起，就没事，怕就怕各自打着小算盘。

正如L叔所讲述的，他与妻子相识是在日常工作中，他作为援藏医生与当地警务人员工作在一起。在长期的工作中与其妻子结识，双方在了解、交往的基础上进入婚姻。语言文字一开始是双方结婚的障碍，在随后的生活中双方不断的磨合和学习，有了家庭这个语言环境，很快能解决。

F家庭。我是从小跟随父母来的北京，毕业后的工作是医药销售，而她是在我们公司附属的养老院工作。当时是一起参加一个国际老年博览会，我被抽调去当志愿者，她则是场地负责人，就这么认识了……我俩交流起来倒是没问题，都是普通话。就是各自随对方去老家就有点麻烦，我俩老家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语言，但平常交流都是汉语方言，但是差异还是很大的，实在是听不懂，我俩只能互相当对方的翻译，遇到对方不在的情况下，交流只能连比划带猜。

在F家庭，夫妻双方也是工作原因相识，并进一步发展的。因普通话在年青一代的普及，使得双方交流没有障碍，只是在双方家庭中造成一些困难。

2.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宗教信仰是各民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家庭观形成的基础，而“三观”与家庭观念又是人们交往甚至婚恋形成的主要因素。因此，宗教信仰对婚姻的结合与婚后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若两个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不同，其族际通婚就比较困难。藏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其对藏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很深。

B家庭中，丈夫为藏族，妻子为裕固族，共同生活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双方均信仰藏传佛教。生产生活包括宗教习俗基本一致，故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大顾虑。

C家族妻子。我们家父母一辈就是通婚，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藏族。我的民族随了母亲，我的丈夫也是一个蒙古族。父母结婚是因为都在一个地方，工作熟悉了。而我和我老公是因为都信仰藏传佛教，生活上很方便。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现在很多习惯都是随了我妈妈的。虽然我们和蒙古族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别，但是我们都信仰藏传佛教，我们结婚的话，不存在信仰上的分歧。

F家庭中则表现出在信仰与习惯相适应的复杂性。我和我媳妇是工作认识的，也是后来才知道她是拉祜族，这点还在结婚前有点担心相处不好。刚开始主要还是吃的不方便，她们云南那边爱吃米，我们则爱吃牛羊肉和面食。拉祜族本身不吃羊肉，她更是受不了羊肉的膻味。所幸，我们藏区羊肉她可以接受。米饭我们也是和面交替着吃。而且现在她的面食做的还特别好，连我妈都惊喜不已。

但是在一些方面确实出现了摩擦。我们家怎么说呢，因为在北京，原本的藏传佛教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但是藏族文化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体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她理解不了我们一些习俗。刚开始还为这方面原因吵过几次架。比如有次她把裤子放在衣服上面，说了还不听。我心里特别别扭。就这问题我俩深聊了几次，现在慢慢的不排斥了，有时候甚至让我推荐几本藏族文化相关的书来看。

G家庭妻子谈到。生活习惯吧，不过还好，我们受我妈的影响较大，况且我爸在那边待得久，所以能接受。刚开始有些时候也挺生气的，也吵过架，后来觉得不值当，慢慢就习惯了。

H家庭丈夫谈到其婚姻。我和我媳妇结婚主要是我们都在临潭工作，宗教信仰都一样，我们不排斥与其他民族结婚，但是这还是要看缘分的。

B、H家庭中，夫妻双方因生长于相同的地区，同样的信仰、相同的生活习惯，在婚姻的选择上没有造成阻碍。在G家庭中，女方因家庭环境影响，已经有了生活习惯的基础。

但在F家庭中存在差异，在与其丈夫的谈话中，明显表现出夫妻双方因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异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双方均在远离固有的生活环境，而改变对自身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使得在交往和婚姻生活中更加的顺畅。但是依然存在矛盾，以爱情为基础的双方，选择了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便能淡化这种影响。

3.居住地

自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中中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大幅增长，各民族杂居比例大幅提高。不仅使得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变化，也推进了各民族的交融，促进各民族间族际通婚的产生。[3]

B家庭妻子。我们是在同一个县城，其实当初结婚的时候主要考虑到我们都在县城，不存在以后往别的地方走，我们裕固族虽然有裕固语，但我们也说汉语，我老公他们虽然是藏族，但是我们肃南这边基本都说汉语，我们在语言上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当初结婚的时候，因为他在外地当兵，也怕他不回来。

G家庭丈夫。我们结婚主要还是她来拉萨了，其实那时候她不来的话，我们就分开了，她也不完全是汉族，她妈妈是我们拉萨的，她家很多亲戚也在拉萨这边，所以来拉萨的话她也挺熟悉的，就是要每两年回兰州一趟，看看她父母。也劝过她爸妈来拉萨，老人不愿意回，说是习惯了。

一方面，因为居住在同一地点，能使双方更好的在一起组建家庭，更好的经营其婚姻。从B家庭和G家庭看，其居住地就是成为他们结婚的考虑因素。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解放和民主改革的西藏百废待兴，一批汉族干部、技术工人等职业人群前往西藏，前面提到的A家庭中的L叔就是援藏干部其中之一。在A家庭缔结婚姻所处的50年代，因西藏刚解放不久，民主改革正处于起步阶段，作为在拉萨的汉族援藏干部，所能选择同族配偶的范围很低。对于这些人中的未婚者而言，由于族内婚嫁的机会有限，族外婚姻的出现则成为必然。其余几个家庭，均是因居住地的变化改变了社会交往的区域，原有的居住地各民族的人口比例发生改变，本民族适合婚配的人群变少，使得族外婚姻的机率大大增加。

4.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一般来说，在具有相近教育程度的人拥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更多的接触机会（在学校里或毕业后在工作场所），这种认同感和结识的客观条件增加了通婚的可能性。并且他们接受民族政策的教育较多，减少了民族偏见的出现，与其他民族通婚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4]

A家庭中丈夫为退休医生，妻子为退休警察;B家庭中丈夫为政府干部，妻子为教师;C家庭中夫妻双方均为退休教师;D家庭中夫妻双方均为教师;E家庭中丈夫为教师，妻子是研究生学历;F家庭中丈夫为研究生学历，妻子为大专学历;G家庭不详;H家庭中夫妻双方均为事业单位员工。

在这些样本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学习、工作区域的选择性，不仅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而且也增加了与其他民族的接触的机会，并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更加开放包容。研究显示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族际通婚率呈现正相关系。[1]这在绝大多数样本中均有体现。

5.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藏族地区作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享有种种优惠政策。这主要是基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中“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规定。[2]这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族际通婚率，也使得双方通婚所生子女趋向于选择藏民族成分。

D家庭的丈夫。谈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真的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每次我们去一些佛教寺院，媳妇前面走着，不买票也没有人问她啥，到我的时候，人家就不让进，我就把结婚证打开才放行。我们现在政策放开了，以前也有人为了多生一个孩子，专门找少数民族的结婚，计划生育放开以后，我们都可以生二孩了，谁还真的因为一个政策非要找一少数民族的，现在多半是因为感情好，才考虑结婚的。

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婚姻的影响主要还是子女的民族选择上，在青海的E家庭中：

我们商量过孩子民族的选择，肯定是藏族的呀。首先是少数民族政策好，其次是，在青海这边，随父亲民族的有，但是随母亲民族的也有。我们家原先不太同意我们结婚，就是因为他的民族不是藏族，结婚前家里就已经说了，孩子要随我这边的。

考虑到少数民族政策的大多数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大多会考虑孩子的民族成分应该选择父亲或者目前一方。因此，少数民族政策也作为族际通婚的影响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交往、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藏族与其他民族间通婚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所讲的：“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族际通婚作为衡量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尺度，也是民族交融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族际通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注释：

[1]简小琴.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9

[2]王奇昌.对当代中国族际通婚问题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03）：20-23

[3]郑长德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1]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编.《西藏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转引自周润年主编.拉萨市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2]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