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畜牧改良场

2020-04-07孔繁陈

新丝路（下旬） 2020年3期

孔繁陈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一直关注开发西北问题，但限于经济能力有限和革命形势艰难等因素，对此有心无力，直至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情势才有所转变。鉴于畜牧业在西北及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夏河甘坪寺设西北畜牧改良场，开展畜种改良、饲料栽培、畜疫防治、畜产加工和畜种推广等工作，颇有成效，后来因战时政策调整先后划归实业部、经济部和地方政府而几度更名最终为甘坪寺种畜场。该场设立期间因技术问题、设计问题或资金缺乏等原因使其未能实现预期设想工作目标，但揭开了民国政府对西北畜牧业开发的序幕，在当时的畜牧生产中发挥了极大的示范作用。

一、机构设立

1933年10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职掌全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实施事项。宋子文为常务委员。[1]1934年4月，宋子文在对陕甘宁青四省考察之时指出畜牧业对于西北各省的人民经济极为重要，而畜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畜种改良，于是开展畜种改良工作，拨款30万元作为兽医及改良畜牧的经费。[2]对于畜种改良国民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国营种畜场，主要途径是政府投資、中央各部委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旨在通过利用国营畜牧场的优势从国内外引进优良种畜，以改变这里畜种严重退化的不利局面。

1934年5月，西北畜牧改良场筹备处在兰州成立开展工作，全国经济委员会经考察后，于9月在甘肃夏河县的甘坪寺设西北畜牧改良场，场长为粟显倬，以下简称改良场。[3]9月26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常务委员会决议通过了农业处函送西北畜牧事业工作计划大纲及改良场组织规程各草案。[4]根据章程该场具体工作为畜种改良、饲料栽培、畜疫防治、畜产品调查与加工、种畜示范及推广。[5]设置技术员2～5人，办事员1～3人，可自行考虑任用雇员，职员由场长呈请农业处派充，呈报全国经济委员会备案。[6]

二、畜种改良

粟显倬之前到甘肃、青海调查牲畜时发现西北羊种肉质极佳但年产毛皆不足五斤，[7]较之当时的美利奴羊每年剪三次毛，每次十五斤而言，[8]我国所产羊毛品质和产量上都有很大差距。于是在畜种改良方面以改良绵羊为主、改良黄牛为辅，先从事本地优良土种分级选购及选种法改良，继而逐渐引进外国优良畜种，分别用近亲远亲繁殖法杂交试验改良。[9]制定计划种畜编制为美利奴种羊100头，本地土种羊1000头，外国种牛20头，本地种牛150头，伊犁种马25头，本地种马100匹，驴50头，藏獒10只。[10]

1934年底，改良场就原有牲畜“从事采选优良种畜，计已选种羊千余头，毛（牦）牛百余头，马六七十匹，此外尚拟多买羊种及繁殖骡种”。[11]1935年5月，改良场派出人员赶赴川边之觉科加选购优良公马157匹，母马5匹;赴青海南部苏湖选购种牛、种羊，赴泾川、平凉、镇原等地选购种牛、种驴等。[12]地方种畜购运到齐后，着手订购外国优良种畜。

1935年5月，改良场派出人员前往南京呈请经委会农业处向上海何丽园乳牛场购纯种霍爽斯坦种牛，并加以检验，运场研究杂交配种并运送到场，[13]用来与本地黄牛杂交，想增加乳产量。又会同农业处特派员在美国购买“黑福特种牛二十四头，伦博莱种羊一百头，具属品质优良者”，[14]运到上海后就转运至安徽石门山暂时寄养，1936年又在上海何丽园乳牛场购买荷兰乳牛15头，也在石门山种畜寄养所饲养。[15]从美国引进兰布里羊、考力代羊、美利奴羊数百只，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绵羊没到西北就已死亡大部分，余下的一小部分划归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为试验所用。[16]又从南京汤山中央种畜场引进从美国引进的纯种美利奴羊到该场，用以改良当地之藏羊。

但到1936年8月，因战争和交通不便当时实际饲养规模为马122匹、牛56头、羊256只，耕地40亩，房屋15间。马鹤天考察后称该场，“惟仅有空名，一切尚未实施也。”[17]

三、饲料栽培

饲料栽培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饲料牧草的改良使游牧转变为圈牧，改变靠天养畜的落后方式。在饲料栽培方面，该场拟“先从试验着手，即在各区域内进行观察及采种，然后再确定何等牧草适合于何地面推广”[18]，如此才能“解决西北牧草供给问题”，[19]选定八角城、兰州、平凉、临潭、松山、天水、山丹等作为牧草实验地点。[20]与上海洋商接洽订购各项农具，以便耕种，从美国购买牧草种子15种，分别在上述各地及宁夏的洪广营等地做比较实验，找寻适应西北的牧草种子。[21]

1935年9月，水利专家李仪祉致电全国经济委员会，提议在西北各省山坡之地，种植苜蓿防治黄河两岸水土流失，且有助于改良牧场饲料[22]，为了方便采集苜蓿种子，在甘肃设立苜蓿采种园，一个是八角城采种园，截至1936年度，已种植苜蓿100余亩;一个是松山采种园，。所需苜蓿籽种主要来源于秦安、天水一带。[23]自1935年改良场种植苜蓿以来，收获种子较多，西北各处索取籽种者甚多，1936年春季，将收到苜蓿牧草各种，分赠各处种植，请其试验以资比较。

四、畜疫防治

鉴于改良场与西北防疫处的合作关系，因而对该地实地调查是畜牧改良场应尽的职责，有利于防疫计划的实施。1936年5月，在场长粟显倬的率领下自兰州启程前往夏河甘坪寺一带作兽疫之调查，历时20天。期间，对病死羊、犬、牛、马作尸体解剖，以找寻病因等。发现牛之疫病为牛疫、传染性肋膜肺炎、口蹄疫及炭疽;羊之疫病为炭疽、羊痘、口蹄疫、内寄生虫、疥癣、喉肿及头肿;马之疫病为炭疽、鼻疽及疥癣，除内寄生虫发于春季外，其余各病随时皆有可能发生。[24]

五、畜产加工

1936年1月，畜牧场派技术员陈骅声前往各产毛区域和毛织中心实地调查，并撰写报告，以了解各地羊毛产销和毛织情形。同时还对兰州地区牛乳产销情形也做了调查，以为牛乳制造试验作参考。[25]该场还购置新式剪毛机，以提高羊毛品质。“该场鉴于土法剪毛，技术不精，影响羊毛品质产量者甚巨，故特向美国订购新式剪毛机四箱，现该机业已抵沪，即将运场备用。”[26]还拟订修筑洗毛厂和毛纺织厂，向甘肃省政府呈请划定河北庙滩子为新址，责成技士陈骅声筹备建筑厂址，机械设备已全部运兰州。[27]同时派陈骅声等人前往青岛、北平、天津等地考察织毛洗毛情形，以资借鉴。[28]将来洗毛厂成立后，当地农牧民如有毛品改良洗涤，该场均可代办，仅收取些许工费而已。[29]

乳牛实验室工程于1936年开始动工，其他如羊毛实验室及种畜场驻兰通讯处办公室等亦陆续开工。[30]由该场技士陈骅声负责工程建设事宜以及机器设备的购运事宜。各项应用机器已陆续运抵兰州。[31]

六、畜种推广

为提升当地牧民群众思想，改良场于1935年10月“派技术人员，向本境人民宣传，并选择畜种分向民间牲畜交配”，[32]以求用实际案例向牧民展示畜种改良之成果。但由于该场地理位置，太偏僻，效果不甚明显。

七、沿革变迁

1936年，蒋介石提出《变更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调整案》，因为全国经济委员和实业部都设有农业事项机构，职能重复，计划将改良场移交实业部掌理。[33]1936年7月1日，实业部接受畜牧改良场所办事业，并改为西北种畜场，仍任用粟显倬为场长。乔玉琇曾担心元全国经济委员会对改良场计划实行的方案会遭到影响，[34]然而所担心之事并未成为现实，实业部并未推倒重来，而是延续之前未办之事业，强调“关于应办事项，一概仍旧”，[35]这使得西北畜牧业的改良计划得以延续，并未因机构的变化而停滞。

1938年1月，由于实业部改为经济部，西北种畜场成为经济部西北种畜场。

后因为抗战影响，西北种畜场由甘肃省建设厅接管。1938年秋，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后，该场归其管理。[36]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将经济部西北种畜场改为甘坪寺种畜场。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甘坪寺种畜场改为“甘肃省甘坪寺种畜场”。[37]

1945年1月1日，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成立后，接管农改所西北种畜场用作畜牧研究，改称为甘坪寺畜牧试验场，[38]一年后因经费不足牧研所将该场交回农业改进所。[39]

1949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接收了甘坪寺种畜场，改名为甘肃省农林厅甘坪寺种畜场。1962年因故撤销。[40]

八、总结

1934-1936年7月，在抗战建国和开发西北的大背景下，全国经济委员会于危难时刻，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资金，与各部门积极合作，进行西北畜牧改良的工作，设置改良场，以此机构为中心开展工作，使得各项工作能够有所依据。当实业部接收改良场后，没有推倒重来，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难能可贵。但其中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如西北畜牧改良总场的场址地理位置偏僻，黄正清曾言，“夏河居甘省西南，地势多山，蜿蜒屈曲，跋涉艰难，实为交通不便中之尤不便者”，[41]运输物资极为困难，尤其是未考虑当地实际情形，如冬季大雪封山，往来交通断绝，致使后来种畜不得不移往甘肃分场，事业重心也随之转移，场址选择不可谓一大失误。且业務范围与其他部门重合，正如蒋介石所言，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农业方面与其他部门所涉及业务多有重合，在具体实践中降低了行政效率，如成立培养兽医人才班，改良场与西北防疫处因经费担负不均问题，暂缓进行，[42]后双方协商各承担半数，问题才得以解决。尽管如此，全国经济委员会在西北畜牧改良中所做的工作为西北畜牧业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应该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8—96页

[2]宋子文.建设西北.中央周报，1934年5月7日，见于秦孝仪.《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台湾中华印刷厂，1981年第100～101页

[3]《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4年第10期，第186页

[4]毛光远.民国时期边政的窘境：西北种畜场与夏河藏区社会.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6]西北畜牧改良场暂行组织规程.蒙藏月报，1934年第2卷第1期，第25页

[7]粟显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转送之西北农业、畜牧业和社会经济考察报告（上）.民国档案，2001年第2期，第16页

[8]《申报》，1914年4月21日，第3版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经济委员会会议录》（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9页

[10]西北改良牧畜场积极修筑牧场.新青海，1935第5期

[11]西北畜牧事业之进行.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4年第12期，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