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对晚年丁玲的影响

2020-04-07张宗刚李美皆

南方文坛 2020年1期

张宗刚李美皆

1978年4月5日，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老顶山公社党委向丁玲传达了文件。4月20日，陈明携带材料来到北京，递交给胡耀邦办公室。幸好陈明比丁玲年轻十三岁，还跑得动，这些事情，全靠他，他也是最好人选。1978年7月，丁玲在老顶山公社党委主持下摘掉了右派帽子。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他们得到中组部答复：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接待。1979年1月12日清晨，他们回到了北京。

1979年春节后，丁玲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进行体检，住了近两个月。3月，她被查出疑似乳腺癌，她要求先不手术，给她时间写作。她在医院里写了《“牛棚”小品》的三章，这是她回京后的第一篇作品，是献给陈明的。没有陈明，她可能走不过这二十年的炼狱。

丁玲又成了政协委员，参加了政协党员会，出席了国庆招待会，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她迁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部长楼。陈明也在1979年11月落实了政策，安排到文化部工作。

丁玲的平反结论中，历史问题的结论她是不服的，但1980年元月，她还是在结论上签了字。签字的原因，她曾跟知情人黎辛谈到过：

我还要吃饭的，我不签字，作协就是不恢复我原来的生活待遇。①

这个原因是很务实的，有点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味。这一选择，首先，看出丁玲作为女人的感性大于理性，如同她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时，把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丁玲很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女性的弱点，强行与社会政治挂钩反而是过度阐释。其次，也看出陈明的影响甚至主导作用。假如换了冯雪峰，可能不会同意她这么做的，冯雪峰绝不会因为某种务实的原因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屈服。

丁玲签字之后，1980年1月25日，中央就下达了她的平反文件，其他都平反了，副部长待遇也恢复了，唯独历史问题结论未变。既然丁玲的签字是违心的，那么此后，她必然还要为历史问题平反而奋斗。为了历史问题的平反，也为了与周扬抗衡，她努力取得“官心”，表现得颇左，在很多人看来形象不那么可爱了。当她1984年历史问题终获平反，再也没有紧箍咒在头上时，便开始放胆主办《中国》。但有点晚了，左支右绌，费尽气力，宏图并未大展，形象尚未挽回，生命的大限就来临了。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她晚年写得比较好的，是《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鲁迅先生于我》《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回忆潘汉年同志》《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作品。她的《杜晚香》写得那么痛苦，那么不如意，可以说是出力不讨好，甚至让人怀疑她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她自己也在这样怀疑着。可是，她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却写得又好又顺畅，年轻莎菲的感觉和笔触乃至灵魂又回来了，那个钝化的丁玲粗糙的心灵硬壳说蜕就蜕去了，不能不令人惊叹。

真正的作家，是不会擅长写检讨的，检讨基本可以被认为是官样文章，给官样人物看的。可能丁玲这一生所写的检讨，很多是由陈明代写的。大量的申诉材料，也依仗陈明帮忙。这一点也不奇怪，艾青的检讨也常由夫人高瑛代写。这不难理解，作家虽然是写作的，但作家的才华不是用于写检讨的，也不适用于检讨。检讨和申诉这种或乞怜讨好、放低身架、努力装作触及灵魂，或冠冕堂皇、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文字，与文学创作本身是背道而驰的，作家写起来，可能真不如普通人。丁玲这一辈子，光检讨和申诉就写了无数，尤其历史问题平反过程中，写材料、改材料、递材料，都依仗陈明助力，靠衰老的丁玲自己，那是無法想象的。也许是上帝看准她一生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就派了陈明到她身边来。

即便丁玲在场，陈明有时也会跳出来替她代言。有访问者写：

我问她二十年不写东西，怎能笔仍不锈，功力还在？她说：

“我还觉得力不从心——”

陈明却抢过去笑着说：

“她下去喂鸡时也是全心全意喂鸡，实际上是‘战略迂回，还是为了写作——体会生活、人物。但这要很大耐心，因为不能马上写。”②

这是矫情还是漂亮的官话？事实上，流放生活给她的更深更不堪的感受她只是不想触碰而已，而陈明更替她滤去了冰冷灰暗，只剩下温暖明亮。陈明看来确实很善于“修图”。

丁玲晚年拿出来的文字，有时会使人感觉到某种变调，写着写着笔调和感觉突然不一致了，好像一首歌跑了调。一个在陆地上行走着的直抒胸臆的丁玲，突然间凌空蹈虚大话连篇起来，让人暗自吃惊的同时，蓦然发现不认识她了。这种现象在很多被改造过的作家身上都存在，比如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部你能触摸到她的脉搏，感觉到她的体温，可是到了下部，突然就不知道她是谁、在说什么了。当然，人在社会上活着，又活得那么坎坷，做人有时是不能不来一点修饰的。丁玲的某些选择和做派，也闪烁着陈明的影子和痕迹，不像她的手笔和风格。这在她是一种自我保护，在陈明，则是“为了丁玲好”。

学者袁盛勇在《丁玲晚年思想的迷思》中不无严厉地表示：

丁玲晚年的言行和思考中也带有些许功利性和突兀性色彩，在我的感觉中，这恐怕是跟她身边最为亲近的人有关。所以，丁玲思想中的某些卑俗得不可理喻的层面或因素，并不能完全属于她自己，她思想中的罪人不完全属于自己。③

她与陈明不时在国内走走看看，也免不了要讲话发言，言多必失，对于她的晚年形象也不利。在国内行走，是续写她1950年代卸下行政事务后与陈明畅游的幸福，可惜彼时的幸福太短暂，很有必要在夕阳红时再来上一个续篇。以她的革命资历和作家资历，每到一地，常有省委领导看望，她恢复了1950年代的荣光。

他们在国外的行走，则是丁玲在世界范围内的“补课”。她1949年前后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却从未踏足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就被打倒了，幸而晚年平反了赶上对外开放，她当然要出去看看。陈明则是随行，他之前几乎没出过国，只在1950年代去过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中国电影周。花花世界吸引她前去看看，但她同时又不能放弃批判的眼光。她多年来被批判的“余悸”，使她格外谨言慎行。

陈明还说：

她有些讲话录音，人家整理的，拿来也是我校对，有一些讲话录音改动比较多，但有一个原则，不改变她的原意，改过后也同样要交给丁玲自己过目。12

是的，正因如此，丁玲晚年发表出来的讲话或许打上了陈明的印记，有一定的陈明特色。

丁玲忙于筹办《中国》，《魍魉世界》的写作就打住了，丁玲去世后该书出版，最后两节的内容，即从南京到陕北的过程，是陈明选取丁玲其他回忆文章的内容编辑而成的。陈明认为，这是合乎作者的心愿，也会得到读者的许可的。但是，焉知丁玲本意不是到她逃出南京就打住的呢？“魍魉世界”，是指黑暗的日子，当然可以不包含走向光明的部分，光明应该属于另外的篇章。陈明的意思，也许是黑暗之后应该有个光明的尾巴？这倒符合那一代人的思维。

丁玲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都是在她去世后由陈明整理出版的。陈明特地在《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一书中辑录了国民党特务徐恩曾回忆录中关于丁玲软禁的内容，这份开明值得称道。有人认为这是“自秽”，会予人以口实。实际上，世间事往往欲盖弥彰，像陈明这样坦坦荡荡亮出来，反而有利于读者发现真相，也避免了被人断章取义。这也是丁玲生前的意思。

作为丁玲钦定的“改家”，陈明在丁玲生前为她所做的修改，应該基本符合她的心愿。但是在丁玲去世后，陈明所做的有时可能会溢出丁玲的心意，令读者感到困扰。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发表了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日记，注为“陈明整理稿”。1995年第1期却又发表了丁玲之子蒋祖林在1994年5月22日写给编辑部的信，信中指出，《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丁玲日记的原稿不符，而原稿就保存在蒋祖林处。蒋祖林重点指出了丁玲1948年日记中的几处差异。比如：

陈明“整理”稿：

毛主席评郭（指郭沫若）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指茅盾）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13

丁玲原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14

后来在《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中，陈明专门有一节“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对此作了解释：

至于丁玲40年代的日记，因为要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只得我独自替她改。我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她的日记本来就记得很不完全。我修改过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因为她与主席的谈话，也是凭记忆记下来的要点，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没有讲到茅盾作品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把丁玲的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人们会以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茅盾。考虑到毛主席说这番话，只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太严谨，同时对茅盾也稍过了一点，所以我把这段话做了适当的修改，把丁玲说的茅盾的话加进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说郭沫若，有才华，但组织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着毛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写得好，我不如他们。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丁玲去世后，我觉得这段谈话有意义，可以发表……15

不管陈明怎么解释，还是不如不改。若认为日记中有不完全的表达，他可以在日记之外作补充，且谨代表自己的理解。一些亲友也责怪陈明“糊涂”，因为，这会导致读者对丁玲日记的真实性发生普遍质疑。陈明表示委屈：“干这个事业，完全是一种牺牲，都是为了老丁。”16陈明还向人诉说苦恼：“我现在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亲人骂我斥责我，老战友不理我，有的编辑部同仁劝说我，丁玲研究学者埋怨我，说对我以后连丁玲资料都要封锁坚壁起来。”17丁玲研究者李向东解释，陈明改动丁玲日记的初衷是：“他担心丁玲的文字不慎引来麻烦。而且，他希望向外界呈现一个完美无缺的丁玲。”18

蒋祖林在信中表明的态度无疑是科学的：

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19

或许，对于陈明来说，丁玲的完美比真相重要。但对于读者和历史来说，真相永远比完美重要。为了维护丁玲形象，陈明写了不少批驳文章，也采取过召开座谈会、向组织反映、给领导写信等手段，有的效果真不见得好。自己尴尬和捉襟见肘不说，还可能对丁玲造成某种负面影响，因为丁玲远比陈明博大，陈明若是交给读者一个“陈明的丁玲”，只能是把丁玲变小了。若无此种干预，丁玲研究可以释放出更大空间。陈明对于丁玲及其作品的阐释，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和随机应变的问题。某些修改，是陈明认为不利于丁玲形象而为之，但那焉知不是陈明的误判呢？对于丁玲的评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交给广大的读者和深远的历史。

历史岂是哪一个人书写得了的？一个人的手，能遮多大的天呢？有些补天之工，或许只是添乱而已，历史终将还原完整的真相。好在可以肯定，丁玲作品和言论的精华都是来自她本人，那是别人拿不出来的，所以，不必担心陈明篡夺或抹杀了丁玲的精华。

陈明在丁玲身后，矢志不渝地以整理丁玲资料和捍卫丁玲为己任，甚至再婚后把后老伴儿也拉进了这项事业，这种精神是令人感动的。陈明在丁玲资料工作上的大量付出，是丁玲和读者都应该感激他的。至于捍卫，真的没有必要。而且这是捍卫不了的，螳臂不能挡车，是非曲直自会见分晓。

王蒙写，有人曾对他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是的，丁玲在政治上的低能以及与男权文化的不兼容，使她很需要一位高参。王蒙还表示，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很显然，王蒙不认为陈明是丁玲的高参。确实，陈明把爱丁玲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生活上照顾她，情感上宠溺她，精神上捍卫她，他是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和捍卫者，但他真的不是一位高参。当然，既是保姆又是高参，这是很难的，如同既是护士又是医生是很难的。

陈明对于丁玲的捍卫，除了爱，除了他自身秉性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极左政治迫害和文坛长期斗争留下的后遗症。年过九旬的陈明神智已經不太清醒了，看着电视上的小品还会突然怀疑有人要来整丁玲了。这是典型的受迫害狂的症状。神智都已不清了，阴影却还刻骨铭心，这真正的“奴在心”，才是更让人悲哀的。

丁玲研究会会长王中忱曾经怀着了解的同情说：

我曾经想过，作为20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公众人物，各种媒体各类人物在各自的语境、脉络中叙述她、解读她，出现各种差异，恐怕已经无可避免，作为亲属，也许应该少一点敏感为好。……陈明说：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为丁玲和丁玲的作品说话。……了解了这些沧桑往事，我们还不能理解陈明对有关丁玲的叙述的特殊关切，还会把他对一些事件细节的执著看作是过度敏感么？20

是的，陈明对于丁玲的过度保护，确实会给人带来非常复杂的感受，不以为然还是同情感动？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陈明也许不高明，也许不大气，但他用尽了气力来爱丁玲，用自己并不伟岸的身躯来为她挡风遮雨，这份爱，已经足够伟大。

几乎不见陈明提过莎菲，他未必懂得莎菲，未必懂得丁玲的真正才华之所在，未必懂得她作为作家的真正价值，那么，他爱她什么呢？他几乎是不可思议地爱着她，是近似“愚忠愚孝”的爱，是谜之依恋。可是，最坚固的爱，也许就是不问为什么。不懂亦爱的爱，也许比灵魂交融的爱，更经得住时间的打磨而无怨无悔。谜之爱，最不可解，亦最不可破。这样的爱，最容易发生在天才女人身上，扬·安德烈和大他三十九岁的杜拉斯的爱，也是这样的谜之爱。

他对她，是对一个偶像的爱，对于偶像，无须懂得，只要崇拜就够了，他崇拜她是一个伟大作家。如果说，在她风光的时候，用世俗一点的眼光来看，他可以沾光，因而对她的爱可以理解，那么，在她被打翻在地又踏上无数只脚的时候，他用什么来支撑对她的爱呢？只能说是信念。也许，他并不真正理解她的伟大不朽之精髓，但，“她是一个伟大不朽的作家”的信念，必须像宗教一样深植他的内心，他才能在她最不堪的时候，依然珍视她是一个伟大作家，并保护她的自信力不受侵蚀。唯有与宗教等高的爱，才可以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同甘还是共苦，都爱她如初。

陈明确实比丁玲精明，或者说“灵”，可惜的是，他的境界同时也不脱一个“小”字，气象、格局都略逊丁玲一筹，无论1950年代装出小女孩声音给陈企霞打电话约见，还是丁玲去世后改动她1940年代的日记，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前一件事，丁玲对儿子说起来都觉得尴尬，这绝非大丈夫之所为。对于陈明的“灵”，丁玲也未必感到的全是自豪，只不过在患难与共之时，自己人之间不会再去责备什么罢了。而且她肯定也明白，这就是他，这个一心一意对她好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无法强求的。

丁玲是大女人，这是指精神上的强大。她的丈夫，几乎都是在精神向度上弱于她的男人。她在精神上很难被别人所驾驭，找一个互补的人是有必要的。生活本身的逻辑并不能像理论那样推演，而往往是反常合道，比如，莎菲瞧不起苇弟式的男孩，喜欢有足够男子魅力的男人，但最终她很有可能会选择苇弟这样的人做丈夫。按照传统的定见，丁玲的婚姻存在着精神地位上的女强男弱的“阴阳错位”和“姐弟模式”。但在生活上，丁玲是低能的依赖型的女人，她不会照顾男人，而要男人体贴她服侍她，这又形成了一种“兄妹模式”。这种依赖平衡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纠正了他们之间的错位，使形而下的依赖和形而上的仰望亲密咬合，使“姐弟模式”和“兄妹模式”相辅相成相合相生。尤其到了他们晚年，正如有人写的：丁老，你纵有满头银丝，但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总让人忘记你的年龄。相比之下，陈明倒显得比你老成。他的头发是黑的，脸上也很少皱纹，但他却是你的兄长21。

陈明除了是秘书、助手，还是她政治运动中的同盟军。近半个世纪的相伴，丁玲对陈明，不管是不是刻骨铭心，不管是不是灵魂伴侣，感情肯定都是最深的。这感情，已不必去区分是爱情还是亲情。

冯雪峰是深邃的灵魂伴侣，陈明则是合宜的生活伴侣。陈明充分给予丁玲世俗的幸福，而这是冯雪峰给不出来的。幸福是一种能力，丁玲跟每一任丈夫感情都不错，生活都不枯燥。即便在风雨如晦之时，丁玲依然能够享受日常的快乐。当然，这也是得益于陈明。

在丁玲去世后，陈明继续为丁玲而活着。丁玲去世后的十几年里，陈明请人整理了这些“遗物”，分门别类陆续送到有关单位：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丁玲家乡湖南临澧的丁玲纪念馆、北大荒和涿鹿县温泉屯的丁玲纪念馆，等等。

1989年，丁玲去世三年之后，经朋友介绍，陈明与中国社科院退休干部张钰结婚。张钰是民国老报人、古典文学专家张友鸾的女儿，本身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文字功底好，而且会用电脑，打字和处理文档都很自如，对陈明晚年的文字工作帮助很大。陈明表示：我的晚年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陈明一向是把丁玲摆在自己前面的，丁玲永远比自己重要，这是他的“宪法”。他晚年要留下一部自己的口述回忆录，可是，一旦为丁玲忙活起来，他就放下了自己的事。直到2004年底，丁玲百年诞辰活动结束后，张钰提醒陈明：要抓紧把自己的口述完成了！陈明的口述变成文字后，他在纸上改，张钰在电脑上改，一遍一遍，精益求精，进度太慢。而且严重的“丁玲情结”使陈明的回忆录总是情不自禁地围着丁玲转，致使他自己的部分一再被耽误。2006年秋，七十六岁的张钰患上食道癌。之后，年近九十的陈明也两次脑出血。但他们仍然勉力把回忆录做完了。只不过，由于其中丁玲的内容比重太大，最后不得不改为《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终究没有留下自己独立的回忆录。2009年该书出版时，陈明已经九十二岁，脑子不太清醒了。

其实，陈明与张钰也有二十多年的婚姻，也是幸福和谐的。陈明在张钰面前并不避讳对丁玲的怀念，而张钰也足够明达，她尊重丁玲，也理解陈明的感情，还帮助陈明为丁玲整理书稿等。

丁玲的任何一丝痛痒，都是陈明关注的重心，但陈明自己的感受，我们常常是看不到的。陈明对丁玲的忠诚还在于这一执念：丁玲在历史上活着，我就活着。这种心理也许是对陈明的“丁玲情结”最好的注解。谁说以丁玲为中心的陈明已经失去了自我呢？不，他的自我已溶解在丁玲的生命中，丁玲不朽，他就不朽。

长期以来，他已经习惯和默认了自己的价值要通过丁玲渗透出来，甚至这已经成为他的人生主旨。正是這种精神上的吸附关系，使他看重丁玲的意义甚于自己。为她奉献，成就她的伟大，然后，她的伟大里有他的一分子，有他的成就感，他经由她而汇入了伟大和永恒，这就是陈明的一生。

当然，丁玲对陈明的依赖是双刃剑。人依赖什么，就受制于什么，从来如此。你依赖他的好，就要受制于他的小;你依赖他形而下的帮助，就要受制于他形而上的局限。这两种能量守恒，最终盈亏总要抵掉一些。设想一下，丁玲若是跟冯雪峰在一起，晚年境界会不会更高蹈一些？格局会不会更大气一些？在写作方面会不会更出色，更博大？一些屑小的是非纠缠，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有了解的人评价冯雪峰：“大凡政治上蒙受冤屈，受过苛待的人，要么萎靡麻木地偷生，要么愤世嫉俗而厌世。雪峰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他有健康的人生态度，能与群众亲密无间地相处，受过政治迫害却仍然热爱政治。”22冯雪峰所热爱的“政治”，不会是一种“小政治”。军师的境界和格局，决定了丁玲的境界和格局。或许，丁玲的境界和格局，一定程度上就是“冯雪峰”还是“陈明”的问题？

影响丁玲晚年形象的因素之中，陈明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在一种非对抗的两性关系格局中，丁玲其实很容易为男人所左右，这一点沈从文早年就看得清楚。陈明对丁玲这一生，也是一个改造。这个改造是潜移默化水滴石穿的，尤其在长期患难中，他充当着她的保护者角色，使她对他有了更多的依赖和言听计从，他对她则有了更大的主动性。甚至，她晚年有些职责，都是陈明代为行使的。丁玲当然应该为这种“越俎代庖”负责，毕竟，这是她允许的一种状况，再蹩脚的军师也是主官任命的。夫妻共同体是要分层次的，丁玲没有坚持自己在一些方面应有的自主性，这是不妥的。他们俩的贴合太紧密了，几乎是一体化的，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去陈明化”的丁玲会是怎样的。

有哪一种关系不是双刃剑呢？总体上看，陈明之于丁玲，是远远的功大于过。在我们梳理他们的感情历程时，无数次情不自禁地感叹：幸好丁玲有陈明！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们的爱，是善并有善果的。

【注释】

①黎辛：《文艺界改正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纵横》1999年第8期。

②[美]李黎：《“今生辙”——访丁玲》，见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第288页。

③袁盛勇：《丁玲晚年思想的迷思》，见第十一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第十一次丁玲学术研讨会——“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9年12月20日，第26页。

④纪卓如：《忆丁玲——写在丁玲诞辰九十周年之际》，见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610页。

⑤⑥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81、82页。

⑦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第824页。

⑧⑩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1904—1986）》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781、708页。

⑨111215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第288、289、289、289页。

131419《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蒋祖林写给编辑部的信。

1618《战友回忆：我丁玲就是丁玲》，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30日11：54 《南方人物周刊》，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3-30/1154199713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