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与革命、历史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当代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关系，经由文学作品声势浩大的反复书写，构成了文学叙述与历史实践、文学秩序与社会秩序、文学虚构与革命伦理、文学审美与社会功能之间或对应，或悖反，或建构，或颠覆的关系。“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题材不仅决定了作品的等级与重要性，更是文本叙事与现实政治双重合法性的保障。“三红”《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等作品“承担了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已达到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和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②。而当革命叙事不断纯粹、激进的诉求完全驱逐了个人性情感与世俗生活，革命历史小说也走到了千篇一律的境地。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历史主义思想资源的注入，文学又开启了对革命历史新一轮的想象与书写。同样的革命历史，在《红高粱》《白鹿原》《花腔》《活着》《我的帝王生涯》《丰乳肥臀》中既生机勃勃天翻地覆，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历史的偶然、重复取代了必然的光明与进步，消解了真理、理想、信仰搭建的历史基座，呈现出“空缺”“迷宫”“轮回”“原欲”等多副面孔。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的过渡也佐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向”，其中包含了文化语境（革命/后革命）、叙事话语（国家话语/个人话语）、精神指向（革命彼岸/世俗当下）更迭等诸多话题。

在“转向”的文学脉络中，邓一光的革命战争小说叙事呈现出“调和”与“兼容”的特点。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天然地对革命战争具有一股敏感和热情。这股热情当然不是热衷战争或好战，而是通过书写战争进入历史与现实的通道，在血与火的激荡中勘察人性，反思历史反思战争。《父亲是个兵》《想起草原》《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具有刚烈硬朗浪漫的现实主义基调，充溢着浩荡凛然的崇高之气和英雄气质。与新历史小说“反英雄”“反理想”“反崇高”的倾向不同，邓一光小说并不“消解”英雄，甚至积极塑造英雄，“父亲”（《父亲是个兵》）、关山林（《我是我的神》）、乌力图古拉（《我是我的神》），赫然站立在“后革命”萎靡不振的精神版图上。但他们又区别于革命历史小说中过于单调的英雄形象——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政治代言，而是作为确立人的本质、彰显精神力量的饱满个体——有情有义有血性，有脆弱有偏激有执拗，张扬着向上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通过这些战场上的英雄远离战争后的种种情状，小说又反思了战争对人的伤害，如对日常生活的无所适从、把战争思维习惯强硬贯彻到家庭生活中。于此，作者对战争的思考与诘问已经跳出了政治立场与胜负意义的框架，而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考察战争文化心理与惯性的延续与影响。

移居深圳后，邓一光的写作发生了调整，从革命历史转向当下都市，从战争年代转向现代生活，创作了一系列以深圳为题材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如《香蜜湖漏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些小说虽然聚焦深圳的日常生活，但其中依然闪烁着作者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气质和挖掘历史的敏感，“过于现实的深圳”经过艺术处理，“有了遥远感和分量感”③。因此，当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从现实生活“重临”革命战争，书写深圳的“前世”历史，就不仅赋予城市“一种英雄的历史感”，更是对两个阶段写作资源的有机整合与超越。对小说的解读与阐释也就有必要置于革命历史小说叙述谱系与邓一光文学创作脉络中，一方面考察作品为革命历史叙事为解读战争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另一方面考察在作者整个创作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人，或所有的战争》体量庞大，将近七十万字;情节枝蔓丛生，涉及革命、战争、政治、宗教、道德、信仰等多方面话题;叙事上用心良苦，多角度叙事多重视角共同拼凑出从香港保卫战到日本战败投降期间的战争风云。不难看出，这是作者沉潜数年后的用心之作。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特点鲜明，一是非虚构的倾向，二是多角度叙事。作者在结构作品时使用了大量的史料，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真实的数字、事件，虚构的比例甚至小于非虚构比例，更毋宁说，小说是由虚构主人公领引读者重新体验那段真实的历史。虚构是小说的权利，革命历史小说倚之建构一种历史，新历史小说倚之解构一种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风行之下，非虚构意味着一种竭尽所能靠近真相的努力，一种保卫历史的努力。保卫历史，不是维护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任由对历史的肆意涂抹，而是正视生灵涂炭、暴力泛滥的历史。保卫历史即是保卫人的尊严与价值。新历史小说对多角度叙事格外钟情，多重视角下言说的差异性更容易达成解构“一体化”的意图，在众说纷纭中抹掉历史本质的底色。《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有十余种叙事声音，从身份上看，有各国战俘，有日军战俘营管理者，有战争亲历者，有法官律师，等等。各种叙事声音会合拼起了一段狂暴的战争历史，更重要的是，因为有非虚构的史料根基，有无数人遭受的暴力杀戮，各方所依据的战争理由均化为乌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侵略一方还是反侵略一方，随之灰飞烟灭的还有所有发动、鼓励战争的政治、信仰、革命的正义性。非虚构与多视角叙事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作品饱满的叙事张力，作品的内在精神诉求也得到了有力的呈现，即以人的名义，远离一切战争。由此，小说用沉重压抑的笔触对战场上人的毁灭、各种暴力杀戮进行了剖析，从人道主义立场全面否定战争，这也构成了小说反战的基本质地。

二

战争的本质是暴力，杀戮、死亡是战争绕不开的话题。不妨说，对待暴力、杀戮以及死亡的态度就是理解战争的立场。在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战争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持有“正义”的一方也因此获得了杀戮的道德豁免权，革命者必须经暴力（施暴或被施暴）的洗礼，才能真正成为坚定的革命者;革命必须经历暴力才能走向最终的胜利。因此，革命历史小说中经常出现对血腥场面“狂欢化”的叙述，“自然主义”式的描写中洋溢着胜利者的骄傲与喜悦。这种只诉之于战争可能带来光明而遮蔽战争负面效应的叙事风格，必然导向战争书写走向“赞歌”“颂歌”。这种战争审美文化心理深刻地影響了当代文学的美学形态，也制约了对革命战争真实深入的反省。即便是在新历史小说中，暴力、杀戮、死亡带给人类的伤痛也并未得到有效的检讨与清理，背后根源是对“人”的理解的根本缺失，是对生命缺乏根本的敬畏。“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能不说，单一的战争观念影响了现当代文学贡献出《九三年》《一个人的遭遇》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作品。

《人，或所有的战争》把叙事重点落在了战俘营，而不是战争前线，一方面，回避重复书写读者已经习以为常的战场直接杀戮，而是通过战俘营内持续不断的刑罚、疾病、饥饿、自杀、恐惧、死亡，揭示了战争对人性更隐蔽更无形也更难以想象的戕害;另一方面，主人公郁漱石也因此得以暂时松弛紧绷的神经，平息战场的狂热，回归于“人”的基本视野，以理性的眼光看待战争。战俘营中，因为没有干净的食物，D营“全是羸弱的男人和身体畸形的男人，他们大多像一堆堆被丢弃的干柴”;因为恶劣的卫生条件和药品的匮乏，战俘患上各种疾病，“谁都看出来了，战俘们正在集体走向死亡”;长期的虐待与绝望压垮了战争中本已脆弱的神经，“疯是能够传染的”，不断有人主动寻死。这些不是虚构，是非虚构。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义愤填膺地指责施暴者的惨无人道，科学研究证明，对于施暴者，“暴力可以缓解海外作战人员程度不同的焦虑”，如思乡。与其说小说对暴力的讨论跳出了施暴/被施暴的二元对立，抛却了正义/非正义的固定视野，不如说是作者尖锐地指明，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自有其运行的惯性，卷入其中的任何人都难逃暴力，直至毁灭。施暴者也是被施暴者，被施暴者也是施暴者。日本偷袭珍珠港、香港，造成美军、英军、国军以及平民大量的伤亡;美军航空队又对日本本土展开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建筑被毁，平民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在菲律宾死亡的美菲战俘”;即便是战俘郁漱石也是屠夫中的一员，他从美国运送数百吨运输船和飞机零部件回国，把“那些爆炸后能产生摄氏一千度高温，紧紧黏在任何可触及物体上长时间燃烧的炸弹”投放在战场上。因此，战争中没有所谓的英雄，“一旦拥有了正义者身份，就可以为所欲为杀戮，并且在洗去血手后继续享有英雄的桂冠，可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精神病患者和杀人犯”。战争树立的英雄不仅是虚幻的，更是反人道的、罪恶的。小说不仅戳破了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的高大形象，也是对作者以往创作中塑造的战争英雄的反思，更颠覆了战争的正义性。

小说对战争暴力的剖析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从战场推及战俘营，从施暴者到被施暴者，又从战争惯性拓展到理性领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其中科学技术和高科技武器的投入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直接的是原子弹的使用。1945年8月，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城市在顷刻之间沦为一片火海，爆炸瞬间造成上万人双目失明，近二十万人当场丧生。在众多压力之下，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两颗原子弹一血美国珍珠港之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也摧毁了两座城市，造成二十万平民的伤亡。两个月后沉浸在战争喜悦中的杜鲁门总统会见“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想了解更多关于核武器的见解，不料奥本海默只是平静地说：“我觉得我的手沾满鲜血。”以理性、严谨、中立著称的科学技术带来的大规模杀戮与死亡震惊世界，战争催生了科学理性与暴力的媾和。直接杀戮是科学理性智慧在战争中最直接的参与形式，而更全面的参与是以学术研究的名義，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对人的介入、控制乃至利用，在工具理性的指挥下，使人沦为战争的机器，为战争所用。

因为能够用日语交流，郁漱石被选为战俘营战争实验的对象，心理学家冈崎小姬通过谈话、模拟实战等科学实验方式，从事“战争认知理论”研究，考察“个体行为动机条件对疾病影响的意义”，为战争决策提供参考。战争中，日本成立了心理战术研究机构，“军队需要获得科学和准确的资料来支持接下来的战争”，“数千名科学家成为陆军省的座上宾”，从事“军事人员选拔、战斗士气、战场心理调节、逃兵评估、战斗人员性取向以及心理战”等方面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为战争服务。在研究成果的支持下，数以万计慰安妇走向战场，其中有来自被侵略国家的，也有来自侵略者本国的;战士通过科学心理修复手段，克服恐惧，迅速返回战场;以信仰、意义的名义激励士兵走进战场，勇敢拿起刺刀杀向敌人。这种研究存在于日本军队，存在于盟军军队，存在于全世界所有战争中，与正义/非正义、侵略/非侵略无关。理性曾是人类智慧中引以为傲的一项，代表着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人类认知的无限可能。但在战争的强大惯性面前，理性的创造、理性的认知、理性的规划，统统沦为战争的一部分，更毋宁说，战争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但是战争的马达一旦开动，就超出了人类理性的控制，越是高级的理性越是把人类迅速推向深渊。在全世界的核武器已经足以毁掉整个地球的今天，是时候去追问，理性的边界在哪里？人还可以获得救赎吗？

三

即便是万众期待的革命，真正的难题也并不在于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后的第二天”，如果革命并未催生希望的曙光，而是深陷更沉重的黑暗呢？更复杂的是，即便是革命走向光明，也无法全然抹杀战争带来苦难：死亡、伤痛、疾病……战争后的第二天又如何安放逝去的生命，如何慰藉精神与肉体的伤痛？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故事讲述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以站在“历史的终点”的姿态宣告革命的必然胜利，以及“革命后”光明的普遍降临，把革命/战争可能带来的复杂个体体验（肉体摧残、精神创伤、死亡恐惧等）消融于革命情感的神圣、崇高中，从而达到个人与阶级、民族、国家的同步、统一。经历过战场考验的战士总是走向更成熟更崇高的精神境界。但也总有另外一些文本呈现着异质性的经验。《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光明的“尾巴”中还是泄露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历史氛围。毫无疑问，贞贞是可敬的，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然而革命是短暂的，“后革命”日常生活中，贞贞并未享受到英雄的荣光，反而要承受世俗的白眼唾弃、流言蜚语。甚至于她自己内心也是“灰暗”并有所顾虑的，她拒绝夏大宝的爱意，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赌气的执拗，实则是她根深蒂固地认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革命并未带来质的改变，世道依旧，甚至贞贞也并未理解革命，并未“革命”。个人与革命、革命与“革命后”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缝合的灰色地带。

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民共伤亡九千余万人（其中苏联占二千六百六十万），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无法忘记这场战争给每一个国家带来的牺牲和苦难。战后大量的文学作品记录了这场战争，其中肖洛霍夫的“长篇史诗式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在“战争后的第二天”，硝烟渐渐散去后，以更深沉的思考和理性评价聚焦战争给普通人和普通家庭带来的永久的、巨大的精神阴影和创伤。二战前，小说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温柔善良的妻子伊琳娜、活泼可爱的三个儿女过着平静美好的生活。战争爆发后，索科洛夫奔赴前线，在战场上他两次受伤，被俘后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两次试图逃跑，但都没能成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久，他立下战功获得一个月的假期，满怀希望回到家乡看望亲人，但他亲手盖起房子的地方已经被德国的炸弹炸成积满了水的炮弹坑，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坟地一样寂静，温馨的家园没有了。德国投降了，索科洛夫和战友们一起欢庆胜利，然而就在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天，他的儿子阿纳托利却牺牲在战场上。当他看到年轻的儿子躺在棺材里，不再有生命的气息，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炮，把自己的指挥员送上遥远的征程，他摇晃了一下，但是双脚又站住了。残酷的战争瞬间改变了人的命运，制造了令人悲伤的伦理环境，使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家园，“我的眼泪没有哭出来，在我的心里流干了，因此心才这么地疼痛……”，“我在异国德意志的土地上，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我的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绷断了……。”战争结束了，个人的伤痛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因此，“战争后的第二天”，便具有了超越胜负的多重意义，既关乎如何评价战争，又关乎战争后人是否还能获得救赎。这也是《人，或所有的士兵》呈现的伦理焦虑与困境。

索科洛夫的遭遇不是“一个人的遭遇”，也是郁漱石的遭遇，是邦邦（菲律宾籍战俘）、亚伦（美国籍战俘）的遭遇，是可能经历过战争的每一个人（包括侵略者、战争发动者）的遭遇。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走向战争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被忠诚、信仰、正义所激励，依靠荣誉、理想、崇高的支撑在枪口与刺刀间奔突，抵御死亡、伤病、饥饿的恐惧，期待某一天英雄般的凯旋，和平与光明的到来。但“战争后的第二天”从未如想象。郁漱石逃出战俘营后滞留香港，不久日本投降，但香港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侵略者投降而有任何改变。日本投降后，作为胜利者，无论是英、美、苏等同盟国，还是国民政府，都无心顾及平民百姓的生活，對战争受难者的创伤更是漠不关心，而是在战后利益、领土瓜分上打着各自的算盘。这边，“英苏两国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国地位”，英国拒绝归还香港主权，“恼羞成怒的丘吉尔气急败坏宣称，中国要收回香港必经一战，从他尸体上跨过”。那边，斯大林以“互相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为由，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委员长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租借旅顺和大连军事要塞，以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战场尸骨未寒，政治黑幕、利益交换已经开启，新一轮战争随时一触即发。

日本占领香港后大肆烧杀掠夺，暗杀华人，侵占财物，而日本投降后，暴乱依旧，只是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互换了位置，“街上已经出现三年前香港沦陷时同样的抢劫场景，被抢的主要是粮货仓库和日方人员的住宅，有日本人被殴打，大多是日裔妇幼”。“我看到两个华人雇员被一群市民围着抢走手中的米袋，其中一人挨了几拳，头上中了一棍子，头破血流，样子很狼狈。”暴力依然在蔓延。暴力并非是战争的附属品，而是恒久的人性，随时引爆。

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内战上，“急于把受降日军遣送回国……不打算彻底追究和清算战争犯罪”，而且毫无原则地承诺“只要日军不向中共交出武器弹药，则免究日本天皇的战犯责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名义协助在华日军遣返工作，另一个秘密身份是国民党军军事顾问，他正在为中国内战拟定军事计划”;“下达巴丹大屠杀命令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辻政信大佐在日本投降前秘密抵达重庆……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第二厅第三研究室工作”。曾经杀人无数的侵略者以更正当的名义投入到另一场杀戮中，“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审判，更是一个黑暗的政治利益交换”。

曾经激励战士走向战场的所有承诺在“战争后的第二天”破碎坍塌，阴谋、暴力在延续，人性的贪婪、黑暗在赤裸裸地上演。诚实的史料证明了战争并未带来光明。非虚构的真实力量超越了虚构的光明想象。郁漱石不是英雄，不是战士，他恐惧死亡，想活;他只想成为一个“人”，在战俘营中所做的种种努力，战后答应帮助香港殖民统治者搜集粮食，是为了拯救生命，为了证明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压倒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战俘营的遭遇，不是法庭的审判——，而是历经磨难活着走出战俘营以后依然没有看到人性的曙光、向善的可能与安宁的世界，是从一个地狱走向了另一个地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散发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反战小说，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一切形式的暴力，“远离战争，无论它以什么名义”。

【注释】

①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本文引用作品原文均出自此书，以下不再赘述。

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2页。

③贺绍俊：《衔接战争思维与和平思维的铆钉——邓一光前后期小说创作之异同》，《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周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