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 李琬宇

[摘要]梭罗将作为美国精神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梭罗一生都在以实际行动扩展个体权利与自由的边界，向社会主流价值提出诘难。其中最具传奇意味的，莫过于他在瓦尔登湖畔的生命实验。同时，梭罗亦以捍卫个体政治权利的英勇斗士为世瞩目。虽然梭罗有个人主义的极化倾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后世反抗压制、追求独立的理论宝库。正是因为梭罗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反叛，使其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被称为“真正的美国人”。

[关键词]梭罗;个人主义;自由;个体权利;独立生存

[作者简介]王焱（1981-），女，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李琬宇（1996一），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广州510420）。

爱默生说：“没有谁能够比梭罗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瓦尔登湖》被《美国遗产》杂志评为“十大塑造美国文化品格”的名著之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梭罗彰显了美国精神最重要的根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华尔街掠影》一书的作者克卢斯亦曾言：“人们若没有了个人主义，也就失去了美国精神”，而梭罗正是个人主义的经典文化符号，将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主义是什么？它如何参与到美国精神的构建中？为什么说梭罗是个人主义者？他怎样影响了美国个人主义精神传统的发展？他的个人主义有何价值，又有何局限？本文的论述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个人主义的溯源与发展

个人主义是一种信奉个人自由与个人价值、强调自我支配与自我利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哲学。“个人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世纪早期的法语文献中，一般认为，梅斯特最早使用该术语来描写社会的原子化现象。总体而言，当时的法国倾向于在贬义的层面使用“个人主义”这一术语，相当于自私自利、罔顾他人，被认为“是对社会内聚性的一种威胁”，会导致普遍无政府状态乃至社会的解体。

法语中的“个人主义”进入美国后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个体的权利、自由、个性、尊严、能力、价值等内容被充分凸显并阐发。个人主义在美国被赋予了积极正面的意义，成为在美国社会中被广为认同的价值观。在美国，首次使用“个人主义”这一术语的是爱默生。他非常重视个体的价值，在《论自助》等一系列文章中，坚定地阐发了一个超验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立场。美国思想界也普遍表达了对个人主义的认可。《合众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为“个人主义”正名，认为更合乎道德的个人主義正是美国的追求。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中，将个人主义称为社会进步力量。

个人主义在美国获得的普遍推崇，为美国国民的个人发展和整个国家的独立、崛起和繁荣注入了动力，逐渐成为美国民众的基本价值准则和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用以描绘美国人自立自强、追求自我的个性特征。罗伯特·贝拉等人曾指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格林曾言：“当我说我爱美国时，它意味着爱自由和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普罗塔戈拉，而斯多葛学派、犬儒学派、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休谟、圣西门等，都对个人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从17世纪英国的清教移民把欧洲文化带到北美新大陆之后，个人主义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汲取了本土的四大思想传统：清教移民宗教思想、独立革命政治思想、西进运动思想和超验主义哲学思潮，铸就了美国的民族精神。

历史学家德哥勒指出，“清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清教移民宗教思想是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最早的思想资源。美国早期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多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自由意志，为了摆脱宗教压迫而来到北美新大陆。这些清教移民告别了熟悉的文明社会的生活，在北美这片崭新的大地上拓荒建设，重建伊甸园。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自助自立、努力奋斗的独立精神，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萌芽，也是美国民族精神的雏形。

独立革命政治思想，是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又一重要的思想资源。为摆脱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北美新大陆发起了独立革命，涌现了一大批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独立战争的号手”。他们继承了欧洲自由主义有关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是近代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天赋人权的理论，提出同样要在北美实现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潘恩在1776年初发表了《常识》一书，强调美国从英国分离而独立是天赋人权，是必然趋势，美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潘恩的《常识》是当时仅次于《圣经》、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极大地推动了自由平等思想与个人主义在北美大陆的传播。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独立宣言》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信仰，使每一个普通人逐渐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从而为独立战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并最终取得胜利。

始于18世纪晚期的美国西进运动进一步促成了个人主义的长足发展。美国东部居民带着对新机遇的渴望，加入西部边疆拓荒的行列。拓荒者们告别父辈们创立的固有的文明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践行着对自由和个体性理想的追求，使个人主义传统在美国更广阔的土地上扎根，建设了生机勃勃的新生活。特纳也写道：“边疆是产生个人主义的场所”，“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是美国人民处理西部的经验的产物”。西进运动勇于开拓、自我奋斗、一往无前的牛仔精神、边疆精神，充分彰显了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意志，对整个美国的民主制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此，个人主义在美国已基本发展为一种比较系统的社会学说。

而超验主义则进一步为个人主义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内涵，“把它提炼为一种民族的文化精神”。19世纪的美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逐渐强大，思想文化也随之觉醒而繁盛，其重要标志就是以爱默生为旗手的超验主义运动的兴起。如果说，独立革命使得美国在政治主权方面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那么超验主义运动则使美国在思想文化上获得独立，进而开创了美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爱默生的《美国学者》被称为美国文学思想史上的《独立宣言》。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不仅继承了强调个人生存权利与现实利益的个人主义政治传统，还为个人主义赋予了更丰富的哲学内涵。其一，他通过提出“超灵”的概念，凸显个人的价值。爱默生把人的灵魂上升到超灵的高度，他说：“在人的心中存在着一个整体的灵”，即“超灵”。超灵是最本源的、遍及宇宙的灵魂，人可以通过感受超灵，与上帝沟通，寻求人性和神性的统一，不需要他本人之外的任何权威力量的帮助或制约。人的灵魂通过共享上帝的灵魂，便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这样，人的尊严和价值便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其二，爱默生非常推崇个性，宣扬个人意志，倡导个性自由，尊重个性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主张人应该自我信赖、自我拯救、自我选择，不应随波逐流、盲从权威。爱默生说：“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观点。”

如果说，爱默生之前的思想家主要是从外在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方面为个体权利的实现争取合法性，那么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则主要从个体的内在层面，阐释了个体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合理性。爱默生使得个人主义由一种政治哲学上升为一种生命哲学，他通过超验主义的哲学建构，通过内在主体性的反思和确立，对个人主义进行了精深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使得个人主义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爱默生也因此被林肯称为“美国精神的先知”和“美国的孔子”。

在爱默生的基础上，梭罗进一步将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前所未有”表现在：其一，梭罗对个人主义的推进，不仅体现在理论阐释层面，亦体现在生命实践层面，梭罗这一生都在以实际行动扩展个体权利与自由的边界，向社会的主流价值提出诘难，而在梭罗一系列反主流的行为中，最具传奇意味的，莫过于他的瓦尔登之旅。其二，梭罗对个人权利的捍卫，不仅表现在内在精神层面，亦表现在外在政治层面，梭罗不仅以个人主义的哲学家著称，同时也以英勇矫健的个人主义政治斗士为世界所瞩目。其三，梭罗有个人主义的极化倾向。个人与社会之间其实是一种平衡而复杂的关系，既相互成就，亦相互消解，而在梭罗的天平中，自我的分量要远大于社会，社会的负价值要远大于正价值。

二、瓦尔登湖畔的独立生存实验

梭罗的瓦尔登之旅，是梭罗探索生命意义与可能性的一场生命实验，也是对其个人主义理想的积极践行。梭罗希望通过这场开辟人生新经验的生命实验，向世人宣告个人的独立。在这场生命实验中，独立生存的可能性以及优越性是其进行测度的一项重要实验目标。梭罗的独立生存实验主要围绕两方面内容进行：一是谋生独立，即个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其他人獲得生活必需品。人际交往独立，即个体是否可以离群索居去大自然过一种孤独的生活？孤独的生活是否美好？

谋生层面的独立是梭罗独立生存实验的重要内容。梭罗想通过实验回答：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依赖其他人来获得生活必需品。这是梭罗得出的实验结论：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基本不直接依赖于他人而获得，“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我避免了一切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是如此”;梭罗为解决谋生问题所花的精力并不多，一年之内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其他时间用于阅读、写作、沉思、散步、社交等精神性活动，具有相当的自由度与独立性。

尽管梭罗以上的实验结论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确在努力克服对他者与社会的依赖，追求个体的完整性与自足性。梭罗为何如此看重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爱默生说：“个人要想自我支配，就必须从劳动分工中摆脱出来，去领受劳动的完整过程。人最初是统一的，而不幸的是，早已被众人分割得如此细碎。”在工业化生存中，个体被高度异化，远离自身最初的和谐完整天性，成为从社会躯体上“被砍下来的一部分”，而个体若要逃脱为人作嫁、任人摆布的命运，做自我的主人成为完整的人，就应该从劳动分工的碎片化中摆脱出来，去承担完整的劳动。

而梭罗就是想以自耕自食的躬身实践，去挑战人的功能支离破碎的现实，重新聚合人的功能，使在社会分工中日渐异化的人重新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梭罗曾说：“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房屋油漆工、木匠、石匠、苦力、铅笔制造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其实，梭罗的身份并不限于这些，除此之外，他还是田野生态学者、植物学学者、自然传教士、废奴运动人士、持不同政见者等等。梭罗一生都在解放自己，体验各种各样的职业和工作，追求成为“完整的人”。梭罗之所以主张尽可能地仅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获取生活资料，之所以极力弱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其根本用意是为了获得精神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不用依赖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束缚支配。

人际交往的独立是梭罗独立生存实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梭罗居住的小木屋在森林边缘的一个小山腰上，木屋距离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虽然一英里并不是一个较长的物理距离，但梭罗仍然成功地借助了这个不算长的物理距离，拉开了与社会的心灵间距。梭罗曾写道：“我生活的地方遥远得跟天文家每晚观察的太空一样，我们惯于幻想，在天体的更远更僻的一角，有着更稀罕、更愉快的地方，在仙后星座的椅子形状的后面，远远地离了嚣闹和骚扰。”

孤傲自适、独立自足，是《瓦尔登湖》反复渲染的一种生存氛围：“我居住的地方，寂寞得跟生活在大草原上一样。”长期过着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这自然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但梭罗却很享受，他认为孤独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让他产生了“我仿佛是人类中的第一个人或最后一个人”的伟大崇高感。尽管各种社交活动仍然是梭罗湖畔生活较频繁出现的插曲，但孤独仍是其主色调。

梭罗用了大量笔墨阐发了孤独的价值。在梭罗看来，孤独不仅是大自然，而且是整个星际宇宙的本然状态。他写道：“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就绝不孤独。”梭罗认为，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都是以孤独的状态存在着。漂浮在宇宙中的星球是孤独的，与星际距离相比，再遥远的人际距离都不再遥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是孤独而自足的。只有不美好的事物，才会逃避孤独，害怕孤独。正如上帝是孤独的，而魔鬼则广结朋党。既然孤独是宇宙的最高秩序，因此亦因成为人类生存的法则。

梭罗认为，独处能使个体尽可能地摆脱社会对自我的禁锢与妨碍，并在生命的本源处，也就是大自然中领悟宇宙的善意。梭罗写道：“我突然感觉到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就在这滴答滴答的雨声中，我屋子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有着无穷尽无边际的友爱，一下子这个支持我的气氛把我想象中的有邻居方便一点的思潮压下去了，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想到过邻居这回事。每一支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我明显地感到这里存在着我的同类，虽然我是在一般所谓凄惨荒凉的处境中，然则那最接近于我的血统，并最富于人性的却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村民，从今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会使我觉得陌生的了。”梭罗心中最接近他血统的，是大自然，而非社会。

梭罗说：“个人，正像国土一样，必须有适度的、宽阔而自然的疆界，甚至在疆界之间，要有一个相当的中立地带。”这是梭罗的个人主义声明，亦是其独立宣言。在梭罗看来，个人，如同国土一样，必须有边界感，保持距离，这个距离不仅是空间的距离，也是一种意志的距离和权利的距离，因为每个个体都像国家一样，具有独立自足的个体意志和主体权利。保持距离，保持异质性，是为了个体自我的意志和权利不受他人牵绊和干涉，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无损于自身的独立与自由。

三、个体政治权利的捍卫

梭罗的个人主义还表现为对个体政治权利的捍卫。梭罗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他从瓦尔登重返尘世后开启的，但在独居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是其日后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活的伏笔，充分表明了他个人主义的政治立场。

梭罗特意选择在美国独立日这天搬入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显然是在向美国独立革命致敬。而梭罗的家乡康科德亦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之一。如前所述，独立革命政治思想是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换言之，个人主义亦是在反抗殖民压迫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独立宣言》作为独立革命最重要的纲领性表述，体现了美国个人主义政治的两大基本原则：自由与平等。自由意味着独立自主，拒绝屈从;而平等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反对权威。《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被视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位杰出代表”，他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看作是人的三种基本自然权利，任何人或政府都不能剥夺或破坏。梭罗特意选择在独立日这天搬入小木屋，可见他对《独立宣言》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深度认同。梭罗在以一种非常个体性的生存方式向世人宣告：生活的主体应是单数的个人，而非复数的人群，生活的方式应是自由的，而非强迫的。

1946年8月1日，废奴协会在瓦尔登集会，庆祝西印第岛的奴隶们得到解放。梭罗一直是废奴运动的坚定拥护者。梭罗认识到美国政府的虚伪：《独立宣言》虽然宣扬人人平等，但事实上，黑人却成为白人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为此，他不惜对抗政府法令，在家中收容逃亡奴隶，帮他们转移到安全区域。

还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到。1846年七月，梭罗准备进城去鞋店修鞋，途中被警察逮捕，关到康科德城的监狱里，原因是拒绝纳税达六年之久。梭罗之所以拒绝纳税，是因为他反对供养政权继续奴隶制和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第二天已经有人为他付清了人头税，但梭罗仍然拒绝出狱，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最终被警察赶出监狱。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梭罗入狱事件”。

1848年二月，梭罗由入狱事件而触发，作了一个题为《论个人与政府的关系》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经修改，成为著名的政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梭罗对政府和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政府和法律的产生，虽符合民主程序，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不一定符合正义。比如蓄奴制，虽是政府制定的，且符合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利益，但实际上违背公平正义，是多数白人对少数黑人的否定和压迫。梭罗说：“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用不着像培养对公正的尊重一样，去培养对法律的尊重。我唯一有理由承担的义务就是随时去做所认为正确的事。”梭罗认为，如果政府的法律措施与个体的道德良心相抵触，与正义不相符，那么个人有权利对这些法律措施进行抵抗。换言之，个人在发现某种某项法令不合理或趋向独裁时，可以通过拒绝服从的方式对其表达异议。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必对不公正的政府和法律负责。梭罗在文中抗议美国政府入侵墨西哥及容忍奴隶制这两项不义之举。梭罗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如果继续服从这样一个并非依照人民的意愿来运转的政府，便等于默认并参与其罪恶，从而呼吁人们拒绝效忠非正义的政府。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明确表达了他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他认为理想的美国应该让国民过上自由的生活，“不需要强迫你支持奴隶制度，不需要你来供养一场战争，也不需要你付一笔间接或直接的因为这一类事情而付的额外费用”。梭罗的政治独立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政府的反抗和不服从，提出“公民不服从”理论。更为可贵的是，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并没有停留于一种个人主义的理论，而是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梭罗的抗税与支持废奴运动都是向国家表达不服从的政治请愿行为。

梭罗不仅对政府保持独立，对任何社会团体都坚守独立，他总是本能地对任何社会团体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態度，不向任何社会组织出让自己的权利。梭罗曾拒绝加入布鲁克农场社团的邀请，并如此表明了自己个人主义的态度：“宁可在地狱守着光棍的空房也不愿入什么行会，受行规制约。”尽管梭罗积极支持并参加废奴运动，却拒绝加入任何废奴主义者成立的团体组织，因为他警惕废奴团体将会限制个人自由，梭罗还曾撰文歌颂主张废奴、却同时主张解散废奴团体的出版商罗杰斯。梭罗认为，解决人生的问题应该依靠自我，而非任何组织，故而他从未加入过任何改革者组织或者政治党派，宣称自己永远不属于任何组织。米歇尔·格朗若这样评价梭罗：“梭罗把正直的、有原则的、个体的人放在他思想和行为的核心位置，这一个体拒绝妥协，坚持通过纯粹的个人力量而非群体行为去实现理想。”

四、极化的个人主义

梭罗有个人主义的极化倾向。社会、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平衡的，而在梭罗的天平中，自我的分量要远大于社会，他总是顽强地保持自我，他在《瓦尔登湖》中用了非常多的“我”字，以至于印刷厂的铅字“我”不够用，只得分批排字印刷。梭罗对任何有可能损害到个人自由的组织机构都保持着高度警觉，认为多数人的意志会干扰个人的独立判断，侵犯自我的精神世界。1838年，梭罗曾在康科德会堂对市民做了一次演讲，他写道：“社会为个人而设”，而不是“个人为社会而设”，“大众从来没有达到社会最佳成员的标准。恰恰相反，他们沉沦于最低水平。”在梭罗看来，个人发展才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对个人的压抑和整合，会使社会低于个人的水平。

诚然，梭罗的个人主义在价值观上并不完善，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理解过于极端和片面。即使在西方社会，包括在最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对个人主义的尖锐批判也一直存在。如理查德·布隆克指出：个人主义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道德秩序。弗朗西斯·福山写道：“美国社会如美国人一起相信的那样逐渐个人主义化：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以其本身固有的一种扩张力来反对所有现存群体的权威，这一倾向已经导致了它的必然结果。美国社会信任和社群生活的衰败也从社会的大量变化中得到证实。”《新自由——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书的作者多诺休系统分析了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指出：当代美国文化的标志就是没有限制的自由。个人只要不明确地、强烈地侵害另一个人的权利，他就有权利做他喜欢做的任何事。个人的任何责任都被看作是不公平的，任何约束个人选择的事情都是应当受到责难的。这些就是新自由的核心和灵魂，它也是社会和个人心理无序的核心和灵魂。

其实，个体与群体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共生共杀的关系：一方面，群体会阻止、压抑个体的某些潜能;但另一方面，个体也可以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的可能性。而个人主义理论对群体对个体的整合性充满担忧，从而加剧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这其实是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误读。因此，个人主义在西方社会一直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能有效激发个人潜能，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个人潜能超越自我的生长空间，使社会发展的动力难以凝聚。

个人主义的思想局限也正是梭罗的思想局限。梭罗总是贬低社会对个体的正向意义，仅从否定的角度呈现社会的价值，批判社会对个人的压迫，这是对社会功能的极端片面理解。个体与个体之间差异很大，如何平衡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让这些差异和谐共处？正如社会存在恶的一面，个体也存在恶的一面，如何制约个体的恶和弱点？梭罗似乎亦未做更多深入的思考与论述。深深启发了梭罗的洛克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自然法理性的支配下虽然很友善，但其私有财产、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仅凭借理性的自然法给予保障，是脆弱的。而政治社会的建立，虽然使人们放弃了自然状态中不受任何他人约束的天然的自由，让个体让渡了部分自由，但却获得了法律保护下的自由。遗憾的是，梭罗对洛克主张个体向社会让渡自由的主张进行了选择性忽略。

而且，从梭罗关于独立生存的生命实验来看，很难说梭罗得到了他预期的实验结果。梭罗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在《瓦尔登湖》中得出结论，指出个体可以不依赖其他人获得生活必需品，个体可以离群索居去大自然过一种孤独而美好的生活。但事实上，他的结论经不起推敲。

就谋生独立而言，梭罗的不少结论都有言过其实之处。比如他说只要有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就足够生活了，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建房耕作，还是日常起居，他所使用的工具都不只这些。对工具的使用，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人与社会的依赖。再比如，梭罗反复强调的“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但从账单中不难发现，梭罗的经济来源包含了三部分：农场收入、日工收入以及带来的钱，这三个部分中，无论是哪一部分的收入都与他人发生了交换关系。还比如，他说：“我避免了一切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是如此”，但事实上，他的食物中有一部分是通过购买获得的，比如油、肉、盐、糖等;而且，梭罗主要的食物来源——农场也是有开支的，包括在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的支出，这说明，即使是梭罗自己耕作的食物也离不开社会交换。

以上的“言过其实”同时也表明，梭罗所主张的谋生独立，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现代社会中，是绝难实现的。而真正意义上彻底实现生存独立的，只有可能是流离孤岛的鲁滨逊。虽然梭罗一再强调应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他在生命实验中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努力，但事实上，他重返尘世后并没有自耕自食，并没有去避免“经营与物物交换”，而是靠给爱默生当管家、写作、测量土地、接手家里的印刷业务等谋生。这本身也表明，梭罗关于谋生独立的实验，并不具备长期可应用性和可推广性。

就人际交往的独立而言，梭罗的实验结论也不太站得住脚。在《瓦尔登湖》的字里行间，梭罗常常流露出对社交生活的向往，他说：“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喜爱交际，任何血气旺盛的人来时，我一定像吸血的水蛭似的，紧紧吸住他不放。”因此他的湖畔生活并非如很多人所想象得那般茕茕孑立。相关传记材料显示：梭罗“在木屋住了26个月，其间与家人和朋友仍保持密切联系”。梭罗的社交活动包括与访客的交往，去附近的村镇活动，与爱尔兰人约翰·斐尔德等林中居民的交往，参与废奴协会等政治活动，母亲和姐姐们的探望，与表兄弟乔治·撒切尔的旅行，等等。

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荒岛余生》或许更能揭示孤独生存的残酷真相。该影片的主人公查克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成为现代鲁滨逊，一切從零开始，一切依靠自己，他感到无比艰难和痛苦，多次尝试过自杀。其实，与社会相隔绝的孤独，很可能是一种无法承受的人生悲剧。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交往的需要，或曰爱与归属的需要，是人的一项基本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疏离感等痛苦的体验。可见，幸福大厦的根基不可能建立在自我孤立之上。

以上表明，梭罗有关独立生存的生命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失败的，这也说明，作为一种人生蓝图，梭罗极化的个人主义思想更像是乌托邦，缺乏现实土壤。不过，梭罗对个人主义精神自由的追求仍然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涂纪亮曾指出：梭罗所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和民主的哲学”，因为他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个人的民主权利，个体的内在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他反对社会组织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特别是对个人思想的限制。梭罗对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倡导与践行，已使他成为个人主义的经典文化符号，成为后世反抗他人压制、追求精神独立的理论宝库。正如马克西米利安·勒罗伊所说：“生态学家、环保人士、反军国主义者、反全球化人士、经济去增长拥护者、反殖民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无数倔强地坚持着理想的人都从梭罗的作品中，从这位生于1817年的美国人的一生中找到了反抗各种压迫和不公的武器。”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正是因为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反叛，使其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被称为“真正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