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铃

摘要：20世纪60-90年代是香港地区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发生激烈变迁的特殊时期。作为东亚奇迹的代表，该地地域狭小，生态问题容易爆发，解决措施易见成效。因此，本文以这一地区为典型案例，从基础性因素（人口数量和构成、地理条件及限制、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生态危害）、驱动性因素（生存自发型主体和发展自觉型主体的崛起、生态知识的启蒙和传播、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策划）和输出性结果（本土型生态文化的建构、咨询型政治空间的建构和友好型生态生活的建构）三个方面对其生态变迁的动因和结果进行系统考察。最终，我们发现香港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及解决成效有限，同其历史上掠夺型的殖民地政治经济模式和以利益为导向的单一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以整体性发展为指导，在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当中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对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与地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香港;生态变迁;整体性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香港地区的经济以一种突破性模式获得飞速发展，期间的真实增长率高达10%以上，成为新兴工业地区之一，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起被人称为“亚洲四小龙”。然而，该地区巨大的经济奇迹是以惨痛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的。这种使香港地区经济获得飞速腾飞的发展模式，成为催发该地生态变迁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也引发我们对其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变迁之间整体性关系的思考和探究。

一、影响香港生态变迁的基础性因素

经济的发展未必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在香港，由于人口、地理和经济等影响生态变迁的基础性因素的联合施加，香港地區付出了沉痛的生态代价，在获得“东方之珠”的美誉的同时，还得到了“污染之城”的称号。

（一）人口数量和构成

人口数量和构成是人口因素的重要变量，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在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所导致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劳动人口数量的激增以及缺少本土生态认同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对该地生态系统造成消极影响。

（1）人口数量激增，人口密度高。香港地区是世界人口最稠密区域之一。1841年，该地首次人口统计时只有7450人，其中大部分是渔民、农民和打石工人。其后香港原则上每隔十年人口普查一次。以1971至1981年间为例，根据香港统计处1981年户口统计临时结算显示，截至1981年3月9日止，点算得知人口数字为502.2万人。1981年3月的人口点算结果与1971年相比较，人口增加了107.4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2.4%，远高于2014-2015年香港人口增长0.8%的比率。可以看出，20世纪60-90年代，是香港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

（2）劳动人口比例过高。除人口总量以及人口分布的变化之外，香港地区劳动人口亦发生较大变化。70年代以后，该地工商业以较快速度发展，这些成就跟香港居民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1971年，香港近400万人口当中，有160多万劳动人口。1981年户口统计的数字显示，人口增至500多万，其中，劳动人口为250多万。十年间，劳动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5%;而同期间，总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4%。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说明香港地区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迅速。

（3）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原因，70年代以前的香港人口流动性非常大，“每逢兵灾战乱，一些中国人会带同妻奴财帛或只身来港，虽然一部分人从此留在岛上，但大部分视香港为一个经商牟利投机致富的地方，一旦荷囊饱满，便告老还乡，造屋买田，欧洲人亦然”。构成复杂的港人对本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很多问题也同居民自身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直接相关。

可见，这一时期由于香港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缺乏本土意识的外来人口数量的激增，给该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二）地理条件和限制

香港地区本土土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台风和泥石流）发生较频繁，生态压力较大，这些脆弱的地理条件加之经济的高速发展，给该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能源的大量需求和外进，为之后的生态问题埋下祸根。

（1）在香港，除土地资源供应非常有限外，还缺乏天然资源，所有的燃料和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依靠进口。香港最宝贵的天然资源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其食用淡水的60%以上依靠广东省供给，其邻近大陆架，洋面广阔，岛屿众多，有得天独厚的渔业生产地理环境，因此，该地有超过150种具有商业价值的海鱼，主要是红衫、九棍、大眼鱼和鱿鱼等。农业方面，香港主要出产少量的蔬菜、花卉、水果和水稻，饲养猪、牛、家禽，日常需要的农副产品近半数需中国内地供应。

（2）香港使用的能源主要来自石油产品，其次为煤及天然气。该地域内没有任何天然能源储藏或能源提炼油工厂，所需的能源差不多全依赖于外地供应，直接进口（如油产品及煤产品）或由进口燃料转化而成（如电力及煤气）。1955年，香港首次使用天然气，其后于龙鼓滩及青山发电厂用作发电;天然气由海南岛的一个气田入口，利用780公里长的高压海底管道输送;自2006年开始，香港亦有很小规模的风力发电。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和过度依赖高污染的不可再生资源对该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直接破坏。

（3）香港地处港湾，其所遭受的自然灾害主要是台风和泥石流。1979年的台风荷贝（Typhoon Hope）是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一个强烈台风。荷贝在台湾及菲律宾皆造成损失，横越南中国海后在香港登陆，是70年代吹袭香港最强的台风之一。在荷贝袭港期间，12人死亡，260人受伤，800人无家可归。该地陡峭的地形条件、特有的降雨特征加上人为干扰，使得滑坡和泥石流成为主要的自然灾害。1972年6月16-19日，东九龙秀茂坪发生泥石流，造成71人死亡、60人受伤。

在人口密集加之超过香港生态阈值的经济发展施压下，有限的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的生态压力充分表露出来。

（三）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生态危害

香港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但地理位置便利，是天然的优良转运港。这两个先天性条件，使香港经济必然发展迅速，继而对生态造成巨大压力。

（1）高速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香港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该地每年每人国民收入为4.5千美元，约为2.6万多港元。为了应对美国等国家对华禁运带给香港经济的消极影响，香港被迫从转运贸易中心向工业城市发展。“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贸易中，香港产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0%，超过了转口货物的比重。这是香港实现工業化的标志。”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不断产生的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令人窒息的空气和水体污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对当地人的影响，山地的破坏和土地的侵蚀，工业废弃物的倾倒，交通堵塞，等等。”香港当时的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高速工业化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出口导向型经济。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使香港地区大力发展工业，但香港当时人口只有百万人左右，不能应付庞大的工业制成品销路。因此，只有销出制成品，并在世界上首创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整个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香港工业完全依赖和集中于纺织、成衣等，以更多新式的产品打开市场，外国市场若有任何风吹草动，香港便提供新产品，用出口替代入口来打开本地市场。事实证明，香港这反传统的模式相当成功，当然亦有其他历史条件的配合。香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被迫创造出来而非靠经济规划得来的，其他新兴国家及地区亦相继跟随此模式。

综上，香港以产品生产和加工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需要满足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第二，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如土地）以及燃料动力资源（如石油、天然气乃至核电等的供给）;第三，需要巨大的劳动力的投入，这直接导致香港人口激增;第四，生产废物大量排放。这一切都突破了香港本身的自然生态局限而进行超负荷运转，成为大量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这次经济转型虽然使香港摆脱了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但却是以牺牲该地的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二、影响香港生态变迁的驱动性因素

在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时，香港社会尤其是民众站在继续扩大污染还是有效控制污染的十字路口上选择了后者，迫使香港政府、企业同香港市民一起进行了有利于该地长远发展的生态抉择。

（一）生存自发型主体和发展自觉型主体的崛起

生态问题的发生和解决，是一个社会变迁和人为构建的历史过程。在此，行动主体是影响其变迁的重要力量。

（1）生存自发型主体。草根民众在扩大污染和控制污染之间，进行了生存优先的自发抉择。以香港居民反开发运动为例，20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主要是以征地、强拆、填海造地等方式进行土地开发。元朗系香港新界西北市区，由墟发展而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被划作卫星城市，由此开始了对该地的大规模开发。1968年6月12日，港府在开发元朗地区时，派人去砍伐元朗屏山洪屋村的竹林。村民为保护该村的村林不被砍去，汇集200多人反对港府的这一行动。后来港英军警赶来，实行武装恐吓。结果，在港英军警的“保护”下，竹林却大部被斩去了。这是香港人民在香港殖民政府开发土地的过程中发生的较早的反开发运动。村民在保护他们的生存环境时，显示了香港居民对生存环境强烈的自发型环境保护意识。1972年，在开发九龙牛池湾时遭到了当地村民的强烈反对。“九龙牛池湾乡村民……组成‘牛池湾村民护乡委员会与港英当局交涉。……在乡民团结反对下，港英的‘华民政务局被迫答应暂时不拆迁该乡。”从这一反开发案例中，可以看到居民已经开始有组织地反对殖民政府的强拆行为，并取得了初步胜利。港府除了采取强拆的手段扩张工业用地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活动，这些活动由于危及当地渔民的生存和生态环境而遭到当地渔民的反对。

（2）发展自觉型主体。香港地区的中产阶级在70年代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该群体成功构建了当地的环境话语，有效推动了该地区的政治议程和环境议程。“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这批战后长大的新一代，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他们大多数拥有专业知识，政治的态度相对开放，受过一定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洗礼，野心而活跃，要求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和更高的经济待遇，他们和传统的华人不同，要求开放和专业的社会管理方式，对由上而下的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无法容忍。在70年代末期，他们在政府部门、管理阶层和其他社会事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亦根据各自的专业知识，对香港经济和政府措施，进行批评和建议。”这些中产阶级人士不仅在政治参与和经济待遇、个人价值等方面提出要求，而且活跃于环境保护领域，形塑了后物质主义的环境议程。“这些形塑香港后物质主义环境议程的活动家大多是年轻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如科学家、学者、牧师、医生、管理人员、记者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香港的外来的激进分子。”这些中产阶级人士的环境策略对香港草根绿色力量的活动风格产生重要影响。

大体而言，生存自发型主体和发展自觉型主体是环境行动主体的两种典型，但二者在根本上都从属于缺乏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

（二）生态知识的启蒙和传播

在香港，新闻媒体人士、草根民众、以大学教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都在积极主动地宣传、接受和传播生态知识。

（1）新闻媒体的积极宣传。香港地区媒体和社会通过各种形式普及内容丰富的环境启蒙。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媒体的宣传报道、社会团体的环境展览、环境培训、环保活动等，对香港人民进行了丰富多样的环境科学宣传普及。例如，刊登在《文汇报》（香港）的众多相关篇章：《一百零九国代表参加，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怎样改善环境？——兼谈日本的“公害”》《“自然的反抗”——阿斯旺水坝引起新公害》《日本的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法》《西德“绿色党”》《“绿色力量”对全港四百多位区议会候选人进行环境意识评价》等。香港媒体对香港市民的环境启蒙涵盖环境科学、世界公害、绿党政治、环境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正是通过这些环境科学的宣传普及，港人的环境意识得到有效提升，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开始出现。

（2）草根民众的自发普及。香港地区自身缺乏石油等化石能源，随着其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加大，开始建立更多的石油气站。20世纪70年代初，蚬壳石油公司申请在香港三大岛之一的南丫岛兴建炼油厂。此消息一经传出，便遭到岛民的强烈反对。该岛居民多为船员，他们飘洋五大洲，见多识广，并深知炼油之害。其中，船员阿黄以新加坡附近的毛金岛为例，谈到当地建炼油厂之初，只占用大毛金岛一小部分，后来因为空气的污染，居民纷纷被动离岛。他并说，大毛金岛本来生产椰子，果实硕大，沿海生产鱼虾，但建炼油厂之后，椰子收成减少，宛如苹果大小，海岸也没有鱼钓了，空气浑浊，含有恶臭气味。各地的工业城市，尤其是有炼油厂的地方，空气及海水的污染都甚为严重，日本的污染情形就是最好例子。为阻止在南丫島兴建炼油厂，岛民采取了各种抗议手段：陈情、签名、居民组织、记者招待会等。

（3）以大学教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新界河水污染是这一阶段影响很大的水体污染事件。在反对新界河水污染运动中，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高级讲师麦继强博士表现了学者在环境抗议和知识传播中的参与和担当。麦博士自1973年开始，带领中大生物系学生对元朗、大埔及新界北部地区的河水污染作详细调查。结果显示，在元朗区，锦田河及洪水桥河在大帽山麓未进入元朗大平原的一段，每百毫升河水就有1000个大肠杆菌（国际公认之安全标准，食水100毫升应低于2.2个大肠杆菌），进入元朗大平原后，急升至每百毫升含1000万个，直至出海仍在1万与1000万个之间;而至大埔墟入吐露港时，大肠杆菌已达到每百毫升1亿个的惊人数字。1979年2月，麦博士公开呼吁，希望当局立例管制，以防止新界区村民把家禽的尸体及粪便随便倒入河中。

（4）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宣传教育策略。该策略目前已经成为香港众多环境团体的日常行动策略，该地主要的环境保护团体都有自己的刊物，例如，长春社出版的刊物主要有《协调》《绿色警觉》《长春通讯》等，世界自然基金（香港）出版的刊物主要有《生命之延》《熊猫会报》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年报》，地球之友（香港）出版的刊物主要有双语月刊《会员通讯》和季刊《一个地球》，其他的出版刊物包括《环境与儿童健康》《海岸风光指南》《环保绿色贴士》和《分秒必争救地球》等。宣传教育策略是香港草根绿色力量的主要行动策略，通常通过环保比赛、生态体验、节日宣传、举办论坛和研讨会的形式进行。

生态知识的启蒙和传播，对于催生香港地区生态意识和构建本土生态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策划

香港社会从一开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茫然无知到主动应对，同该期间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策划，使这种应对有了明确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活动形式。

（1）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类别划分。依据环境团体的活动范围、活动性质、活动议题等，可以对香港环境非政府组织做出以下划分：根据环境团体的活动范围，可以区分为地方性环境团体、全港性环境团体、港外性环境团体三种类型，其中，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地球之友（香港）、绿色和平组织（香港）属于“国际性”环境团体在香港的分支机构;根据环境团体的活动议题，可以区分为专题性环境团体和综合性环境团体两种类型，专题性环境团体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专门环境议题而开展活动的环境团体，像绿心田、争气行动、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绿色大屿山协会、绿田园基金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环境团体，而综合性的环境团体则是围绕多种环境议题开展活动的环境团体，大部分全岛性环境团体都不限于一个环境议题;根据环境团体的活动周期，可以分为临时性环境团体和持久性环境团体，临时性环境团体多见于在诸如公害等环境问题发生时，受害者在自力救济中组建的草根社团，如青衣路关怀团体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环境团体，而持久性环境团体则多由一些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环境意识的专业人士组建，对环境问题进行持久关注，如长春社、绿色力量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环境团体。

（2）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定位。香港环境非政府组织出现于1968年，最初是由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创立，即长春社，这是香港最早成立的环保团体。该组织以积极倡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育自然、保护环境和文化遗产为使命，其格言是“环境保护，全力以赴！”。在西方环境运动激进色彩的影响和港英政府的排斥下，早期的长春社是以和政府站在对立面和作为政府的压力集团的姿态出现的。此外，还有一些在特定环境运动中产生的居民自发成立的草根环境组织，这类组织往往同这些特定的环境事件相伴而生和随之解散，缺少持续性和制度性。草根绿色力量属于政治体制外的一股民间力量，它同政治体制内的政治力量不同，无法合法使用这些政治资源，因此只能采取各种策略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环境诉求。环境运动的草根力量一般根据环境问题的危害程度、污染程度以及政治空间的开放程度等来选择不同的行动策略，在很多情况下是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

香港地区客观存在的自然困境和生态代价以及香港既有的绿色文化积淀，使这一地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选择。

三、香港生态变迁的输出性结果

在香港地区环境保护活动的影响下，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迁。

（一）本土型生态文化的建构

香港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摆脱了过客心态，其中的大多数（特别是本地出生的一代）建立了比较坚实的公民意识和对香港社会的归属感;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资料和讯息，将大部分港民融入了一个被普遍认同和接收的文化系统之中。

（1）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香港环境草根力量充分利用了儒家思想中包括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在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来开展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和环境行动。以家庭关系为例，“所有的研究显示，在家庭生活中，香港人才真正找到了他们自己最大的满足。香港的家庭特别强调相互支持。家庭的团结和对家庭的义务、家庭的角色和家庭内的关系，构成了香港人家庭照顾的义务基础……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要么是家庭的义务，要么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亲属关系网的责任”。因此，家庭成为香港草根绿色力量行动的重要元素。诸如绿色力量、长春社、绿田园等环境团体开展了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环境活动，如社区垃圾回收、生态旅游等。

（2）佛教和道教中的生态元素。在香港地区，佛教和道教同样被引用来促进“绿色”文化的形成。在应对生态变迁的创新发展中，这些思想中有利于香港生态保护的方面被香港草根绿色力量加以整合，形成了本土的生态文化。佛教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生存是所有物种不可否认的权利;作为这个星球的共同居民，其他物种有同样的像人类一样的生存权利。道教也被认为能够为环境伦理学提供形而上的基础。道教的创立者老子的言论，经常被重新解释来证明环境主义主张的合理性。除了佛教和道教所倡导的“绿色思想”外，佛教的生活模式，也成了香港社会的一部分，在利用香港本土的文化元素即佛教和道教的过程中，构建了本地的可持续意识以及从自然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西方文明的有利因素。香港社会在构建本土的生态文化的过程中，还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香港人价值观的主流——个人责任感、自力更生、不愿依靠‘福利、追求个人成功和注重个人自由”。这种个人主义推动香港文化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使香港社会在应对生态变迁时，兼具为了生存和更高的环境品质的双重使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也给香港带来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港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经历了从崇尚节俭到物质主义再到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混合型的转变。据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统计，香港人在生活中消耗的地球资源，排全球第六位。这种物质主义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一方面给港人带来了极大的物质满足，另一方面也使港人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环境方面的压力和危害。

总之，香港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社会，理性传统主义的文化是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香港到了今天的确是已经建立了清晰本土身份认同（香港人），和一套自足的（self-sufficient）符号系统。”从历史上来看，港人在人类建设对环境影响这个问题上的意识是很淡薄的。但是，现在种种迹象也表明，他们的环境意识在逐渐提高。

（二）咨询型政治空间的建构

面对众多环境问题，香港社会对香港政府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正是在香港草根绿色力量同港府的互动过程中构建了该地“行政性吸纳”的政治体制决策咨询的政治框架。

（1）自由放任的殖民政治体制。除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主导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对香港主要实行自由放任的殖民统治。这种自由放任的政治体制并不是民主的体现，而是由于港英殖民统治将香港作为掠夺地而非建设地。因此，只要获得经济利益即可，而无视香港地区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这使得香港的自然困境除了天灾还加上很多人祸。“除了自然灾害之外，港英也给予新界农村不少的人为灾害。例如大埔区本是水源特别丰富的乡区，但是，自从港英兴建‘船湾淡水湖，把大埔区的自然水源切断以后，该处农田便由于苦旱无法耕种。”类似的“人祸”在当时的香港还存在很多。“由六四至七四的九个年头，对香港政府的殖民地統治来说，是一个危机的年代，一个由传统‘自由放任殖民地统治，过渡往一个‘政府有限干预的殖民时期……‘官民沟通和‘咨询式民主是七十年代中官方的统治意识形态。”迫于民众压力，港英殖民政府改变了原来“统而不治”的传统，开始干预香港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2）从自由放任到决策咨询的过渡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后，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只是在港民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让步，其根本的统治目的即从香港地区获取利益并没有改变，这必然导致港府在环境方面意识淡漠。1988年，保护环境组织“绿色力量”在多个机构的协助下，对全港四百多名区议会候选人作出了一项环境意识评价。评价结果指称，重视环境问题的候选人只占少数。“绿色力量”发言人温右麟指出，绝大部分候选人的政纲中都有提及环境改善的问题，包括噪声、河流、渠道、污水、海滩、空气污染、垃圾等，但超过半数候选人仅以“改善区内环境”六字来交代其对环境的注视，含义非常笼统。

（3）决策咨询型政治空间逐渐形成。“香港社会的内部力量、中国大陆为收回香港主权所进行的努力、英国政府的政策变动，几股力量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相互纠缠，不仅构成了香港政治发展的背景，而且也构成了香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但除了咨询性民意沟通渠道外，普通民众并没有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政治的机会。绿色团体的成员被纳入政府的咨询机构后，为了避免决策的失误，官员们会寻求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听取其意见，“港英政府在自己的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通过精英来征询民意的机制，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尽可能地反映民意，形成了所谓的‘咨询性民主”。这使得绿色团体的成员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通过现行的政治渠道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是可能的。在这种社会基础上，香港政府成功地运用了委任和动衔制度，发挥了“行政吸纳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效果，推动了决策咨询政治空间的构建。

在香港地区咨询型政治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民主和法治的推动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友好型生态生活的建构

绿色（生态）生活是指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指导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节约资源、回归自然为原则。香港社会对绿色生活方式的积极倡导和推行，是该地区在应对生态变迁时产生的积极成果。

（1）绿色生活方式的积极倡导。香港地区长期奉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给香港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一种消费型生活方式转向绿色（生态）生活方式是香港草根绿色力量着重宣传和践行的。从群体性生态生活的构建来看，不同时代的人群共同体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香港地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下，以社区为单位的人群共同体是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个体叠加，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更大浪费和更大破坏。社区是一个具有社会、心理、文化等关系的由于地域连结而成的人群共同体。在社区内，人们主要从事的是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活动，这些活动同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废弃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培育“绿色社区”是绿色生活方式构建的重要内容。

（2）绿色生活方式的推行形式。香港草根绿色力量除了注重个人生活方式的养成，还注意在社区内进行各种群体活动来培养香港人符合生态要求的社区意识和社区行为。例如，1999年8月29日，地球之友和房屋署在蓝田德田村合办了屋村环保日活动，该活动以游戏为主，设立多个摊位教导居民循环再用纸张、减少废物和节约能源，还送给居民200多棵花苗等来帮助他们绿化家居。香港草根绿色力量倡导绿色社区意识的培养和绿色社区的建构。长春社等环境团体还倡导公务员上班时不穿西装穿便装，以减少空调的使用。此外，香港的环境团体在进行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时，结合了本土的文化元素即儒家、佛教和道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力促使了港人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总之，生态生活的建立要求确立人（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人自身全面发展的生活（个体和群体）模式。

（3）绿色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该运动以“绿色力量”为典型代表，“绿色力量”（GP）是由一群年轻的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于1988年发起成立的，其成员主要包括科学家、学者、艺术家、神职人员、医生、管理人员、新闻工作者和以前的激进分子，是香港另一个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基础的环境团体。“绿色力量”最早因为尖锐批判殖民政府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而引起公众的注意。进入90年代尤其是香港回归以来，该组织放弃了激进的观点，大力倡导环境哲学。目前，其主要活动仍集中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以及环境教育和生态保育工作上，希望通过倡导和身体力行、培养人们绿色的生活方式来保护地球。

在对生存和生态二者进行抉择的过程中，香港人民表现了高度的自律，积极努力通过自身生活方式的调整来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四、结语

生态问题并非是单一领域的孤立问题，而是社会整体发展和构建的结果，只能依靠整体性发展的视野和手段才能加以解决。我们通过对20世纪60-90年代香港生态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到该地在应对生態环境问题时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成效。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第一，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香港市民的生态保护行动并未由于该地某些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对改善而消亡，而是随着一些新的污染问题产生而相应作出行动，如反对光污染、食品污染、土壤污染的运动和资源回收运动等。经香港人民持续顽强的努力之后，香港地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状况值得我们深思。这说明，仅仅靠港民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该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行动和对策并未完全生效，这需要我们从问题产生的根源角度进一步思考探索。

第二，同本土型生态文化、咨询型政治空间和友好型生态生活相比，香港地区经济的绿色转向远未取得完全令人满意的成效。通过低端污染产业的空间转移，香港逐渐摆脱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但现有的经济支柱如金融、贸易、服务业等带来的人口密集和后物质主义消费文化仍然是该地经济的主导方向，并继续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在殖民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香港地区成了跨国公司、财团、外来移民以及本地港民赚取利润、累积资本、寻求富裕生活方式的“人间天堂”。可见，这一时期香港地区以远远超过其生态承载力的速度进行经济发展，与其特有的殖民主义政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第三，生态环境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系统性是生态环境问题的自身属性，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显然，目前香港地区以绿色教育和绿色生活为主的解决方案略显单薄。在殖民主义政治体制下，香港地区的全面发展同殖民主义的畸形经济背道而驰。只有在祖国统一后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格局下，才有可能推行可以满足香港地区持续发展的更加系统的应对方案，尤其是要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确保生态建设纳入香港地区社会的总体发展当中。

总之，如何在更为复杂的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当中寻求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稳定性关系，是香港地区的不懈追求，其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对其他国家与地区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与地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