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宗培玉

“一部真正的书，常常是没有首页的。就像走进密林，听见树叶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声音来自哪里。你听到了那声音，那声音瞬间又涌向树梢，涌向顶端。”（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第882页。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该书，页码一一附于文中。）——这应该是李洱对《应物兄》的自喻，也是现代哲学观照和文明汇合的历史视野下思想史的文学书写，是一个富于修辞的思想世界、一种敞开的历史哲思。对于迷恋思想、哲学和历史，执着于在写作中挑战难度的李洱来说，这样的书符合他的气质。

《应物兄》从21世纪的济州大学要筹建儒学研究院开始而生发故事，短短一年的主线叙事时间，小说为我们打开的横截面是全球化时代包括学研政商、市井江湖各界的斑斓丰盈的全息生活，纵深处既呈现了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知识分子思想探寻的风雨之路，也映照着包括孔子、庄子、《周易》、佛经、柏拉图、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理查德·罗蒂、马克思等几千年中西方文明思想的交汇融合。李洱把当下的生活放入社会总体结构的大谱系，并建立起当下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史之间的多向度对话，“思通古今，拟究天人”。李洱曾说：“真正的长篇小说，对世界、对现实，提出了疑问，一个长长的疑问。这不仅仅是作者的疑问，也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疑问。”①那么，《应物兄》提出了什么样的疑问呢？

康德之问

1784年11月，德国《柏林月刊》发表了康德的一篇短文：《何为启蒙》。康德本人并没有将它看得多么重要，后来也很少提及，但它却标志着对思想史上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切入。两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仍然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从黑格尔开始，经由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到霍克海姆或哈贝马斯，几乎没有哪一种哲学不曾碰到这个问题：所有人，既没有能力解决，也没有办法摆脱。那么，这个被称为启蒙的事件，这个决定了我们今天所是、所思、所行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件？请设想一下，如果《柏林月刊》今天还在，并且问它的读者：什么是现代哲学？或许我也会如此回答：现代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企图回答两百年前康德突然提出的那个问题：何为启蒙？（第275页）

这是文德斯的小书开篇，书名是《辩证》，谈的却是“启蒙”。“说话会脸红”“高贵朴素像野兰花”的文德斯，是年轻一代优秀学人的代表，被应物兄称为“凝聚了一代人的情怀”的女学者芸娘的弟子。应物兄看到这个开篇很感慨：“看上去单纯而柔弱的文德斯，每天都纠缠于这些问题？不过，这并不奇怪。遥想当年，类似的问题也曾在他的脑子里徘徊，幽灵一般。文德斯提到的人，他都曾拜读过。他熟悉他们的容貌，他们的怪癖，他们的性取向。但他承认，当年读他们的书，确有赶时髦的成分，因为人们都在读。求知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就像升官发财是这个时代的风尚。”（第275页）

应物兄感慨的“遥想当年”，正是他和颊象愚们一起读研究生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中国，被中断的启蒙事业正重新开始。在人道主义、异化、人性论讨论被结束，政治有限解冻的制衡中，现代性启蒙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发表中拉开序幕。之后李泽厚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人的主体性”被强调和重视，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和思想新路向。研究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对文化—心理结构和物质生产方式之间的“积淀”关系的描述等，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在李泽厚的推介下，从康德开始包括黑格尔、尼采、马克斯·韦伯到霍克海姆、哈贝马斯，这些应物兄熟悉的德国哲学家们，让80年代的中国迎来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小说中应物兄就回忆了1988年秋李泽厚在济大的一次盛况空前的讲座：“李泽厚先生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他的到来让人们激动不已……如果他没有记错，李泽厚那天讲到了‘积淀’，讲到了‘实践’，讲到了‘主体性’。”（第228页）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启蒙又被再次中断。随着市场经济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来临，新兴的全球性大众文化吞噬了一切关于思想、人文的话语。到《应物兄》诞生的信息技术席卷全球的2018年，正如应物兄所说：“求知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就像升官发财是这个时代的风尚。”

芸娘的精神伴侣、80年代的优秀思想者——文德能，留在世界上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The thirdxelf》，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但芸娘称它是一代人生命的注脚。芸娘在安排自己后事的时候，安排了文德斯和陆空谷为它写注脚。文德斯小时候看哥哥写这些注脚和眉批，以为是作者吩咐他哥哥写上去的。他觉得哥哥的工作像小精灵用红刷子把煤炭刷红一样。芸娘认为：现在那煤炭暗下去了，所以需要刷掉外面的灰烬，然后继续刷。刷煤炭在这里是一个意义丰饶的隐喻。“Thirdxelf”是文德能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这是他生造的一个单词——“第三自我”。书的第一则笔记，是尼采晚年的一段话和文德能的感悟，提到了羞愧、启蒙的代价和对自我的反思及重新认识。煤炭的落灰和暗下去，不正是指向20世纪80年代“主体性”“现代性启蒙”这些关键词遭遇的困境吗？芸娘说：需要人去刷，并且刷的人越多越好。从文德能、芸娘到文德斯、陆空谷，我们看到了两代知识分子对“何为启蒙”和中国现代化启蒙之路的探索接力。

有意思的是，提出了“康德之问”的文德斯，溯源他的师承源头，我们找到了梁启超。198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姚鼐先生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有一次讲课，李洱巧妙地“非虚构”了一次模仿的模仿。姚鼐先生给弟子们授课，模仿他的先生闻一多在课堂上给他们模仿梁任公给弟子们讲乐府诗《公无渡河》。应物兄这般回忆那个课堂：“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完全被姚鼐先生吸引住了。在那一刻，姚先生即为闻先生，即为梁任公。他也由此知道，那么多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青年学子，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投奔到姚鼐先生门下。姚鼐先生那狭小的客厅，此时极为安静。在姚鼐先生讲完的那一刻，他听见人们长吁了一口气。刚才，因为全神贯注，听者无不屏声敛息。斯是陋室！那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围墙，本来给人衰败的感觉，但此时却突然有了另外的含义：它们是为奏响这历史的韵律而特意准备的。他觉得，那盏老式吊灯也有了贵族气息。”（第857—858页）从梁启超到闻一多，到姚鼐、芸娘，再到文德斯，李洱为我们草灰蛇线埋下了一条从晚清到民国直到当下的五代知识分子在百年中国现代化风雨中对“康德之问”的上下求索之路。

作为中国最早进行现代性启蒙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维新改良支持宪政，极力推介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来贯彻“新民说”，培养具有现代政治法律和道德意识的公民；游历欧洲回来的后期主力发扬传统文化，倡导趣味主义和情感教育，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的自由发展的个人。梁启超走过的戏剧性的思想探索之路的背后，是西学、中学的争锋论战。而尊梁启超为师的闻一多先生，早期参加五四运动拥抱新文化，同时坚守传统文化。留美学画回来，写现代新诗，又做古典文学研究。芸娘的硕士论文《杀蠹的芸香》把闻一多比作鱼雷在古代典籍里游泳，借闻一多“杀蠹的芸香”的自况来比喻他以启蒙的方式做着传统文化研究：“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校勘、辨伪、辑佚和训释，对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劣汰选优的工作，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思想成果。姚鼐先生曾说：闻先生之死，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现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对话，暂时搁浅了。”（第856页）这个被暂时搁浅的闻一多的事业，在姚鼐先生、芸娘和文德斯身上得到了延续。住在二里头“何妨一下楼”做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姚鼐先生，在别人养意大利蜂的华夏文明源头养土蜂，也研究中国艺术生产史，乔木先生评价他：“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但还是让姚先生如此这般地连缀起来了。”而芸娘，这个以“杀蠹的芸香”给自己取名的学者，被弟子称为“晶体”“圣母”等具有强烈怀疑主义倾向的理想主义者，她完成于1985年的关于闻一多的硕士论文，被称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象征了一代学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和情绪”。而她后来从考古学转到了现象学，临死前又告诉应物兄，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抵御虚无主义的艰难的一个世纪之后，她相信没有人能从根本上粉碎尼采《权力意志》提出的“虚无主义降临”的预言，也因此她希望自己走出现象学。而看上去单纯柔弱的文德斯，从他最近出版的小书《辩证》，我们就知道他一直纠缠在两百年前的“康德之问”中。

作为外源性输入的中国的后发现代性，启蒙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清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们就开始了现代中国之路的探索。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的人的觉醒和解放迅速被国家救亡的迫切现实需求淹没遮蔽了。而到20世纪80年代重提“人的主体性”，虽然振聋发聩也引发了思想大解放，但90年代市场经济和全球信息技术迅速来临，于是正如芸娘形容煤炭落了灰，暗了下来了，启蒙之路依旧前途迷茫。历经百年风雨，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依然是一项需要不断反思和批判的未竟事业。正如文德斯所说：“所有人，既没有能力解决，也没有办法摆脱。”也如姚鼐先生所说：“七宝楼台完全连缀起来，还得几代人的努力。”“康德之问”是所有自晚清至当下的知识分子需要共同面对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来的历史关口，文明何去何从，无问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在这个主线叙事之外的复调和对话中，李洱在西方思想史的映照中打开了中国的百年现代化历程。

启蒙反思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这本书，小说提到了两次。应物兄猜测文德能大概非常喜欢他大段抄在《The thirdxelf》中的文字：

这样的信辅，一切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不依赖书本的事，他一件不曾做过。他是先看到了书本中的行人，才去看街头的行人。他为了观察街头的行人，又去查看书本中的行人。而街头的行人，对他来说，也只是行人而已。这是不是就是他通晓人性的迂回之策？为了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爱，他们的憎，他们的虚荣心，他读书。读书，特别是读世纪末欧洲产生的小说和戏剧。他在这冰冷的光辉中，发现了在他面前展开的人间喜剧。他发现了许多街道的自然美：靠了几本爱读的书，他观察自然的眼光变得尖锐了一些，发现了“京都郊外的山势”“郁金香花丛中的秋风”“海上风雨中的船帆”“苍鹭在黑夜里飞过时的叫声”。他在自己的半生中，也曾对几个女性产生过爱，然而她们却没有一个使他懂得女性的美。至少没有使他懂得书本以外的女性美。“阳光中女性的耳朵”和“落在面颊上的睫毛的影子”，他都是从戈蒂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里学来的。（第884页）

这么一大段抄录之后，文德能写下了自己的批注：

这个夜晚，曲终人散，我再次蓦然从朋友的背影中读出了信辅。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们这是要去观察街头的行人？而我伫立窗前，如同信辅看着信辅，如同一个信辅看着另一个信辅从书中走向街垒。（第885页）

这两段话不由让我们想起伊藤虎丸的一个精彩论述。他认为，一个人年轻时初步有了思想、自我觉醒、社会意识等，都还不能说已获得了主体性，因为他只是被作为“新的权威”的新的“思想”和“普遍真理”所占有，委身于其中，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发出激烈的批判，却不是因为有了主体性，而是因为把自己当作了所委身的“真理”的化身。这个被书本占有，只从书本的冰冷光辉去看世界，做着书本的“传声筒”的信辅，也出现在文德能身边的朋友们身上。20世纪80年代文德能家中的客厅，聚集了一大批热爱并讨论哲学文学、拥抱新思想的人。包括听他说话使芸娘和文德能都会感到羞愧的海陆，他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他刚从德国回来，随身带着麦克风，说话夹带一堆名词和德语英语。还有每次见面必谈兰波的伤痕小说家等。文德能接下来就写下了关于兰波的批注：自从亨利·米勒为兰波写了传记，反叛的学生在街垒写下兰波的诗句，都想成为被称为“混子”“流氓”“瘾君子”的亨利·米勒笔下的兰波，然而吊诡的是兰波本人从未成为兰波。作为那一代学人中的优秀代表，文德能敏锐地发现了身边的信辅们，他满怀悲悯地写道：“海德格尔说，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尚不会思。海德格尔后来对纳粹言行的缄默，是因为他在思。”（第886页）

信辅只有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把自己从业已委身其中的新思想和新价值观中重新拉出来，从被一种思想所占有，前进到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所拥有，这才是真正获得了主体性的阶段。②因此临终前的文德能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词是“The thirdxelf”。什么是“第三自我”呢？“文德能将‘第三’（Third）和‘自我’(self)两个词组合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单词：Thirdxelf，第三自我。”（第687页）纵观《The thirdxelf》的笔记内容，这个“第三自我”，或许就是那个跳出了所委身的思想和价值观，真正会思的、获得了主体性的自我。临终前的文德斯在说“The thirdxelf”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逗号。逗号是一种未完成，那应该是“第三自我”的未完成，人的主体性的未完成，启蒙的未完成。

“我在19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1990年代开始写作，21世纪开始写长篇，刚好经历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历史时期。我希望尽量准确地写出我们所经历的变化。”③显然，李洱在《应物兄》中要呈现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的变化，是关乎“康德之问”的追问和反思，是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人的主体性”在历史中的变奏，是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精神状况。而小说主人公应物兄，便是深烙着这三十年历史中的未完成痕迹的时代“新人”。

研究生毕业时应物兄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在关于这本书的演讲中他强调了芸娘的指导。《诗经》中有一首《匏有苦叶》，是关于济河的，最后一句是“卬须我友”。芸娘说这首诗中出现了一个人称代词，“卬”就是“我”。所以在《诗经》时代，人的主体意识，女人的主体意识，是非常强的。可是刚刚毕业“意慷慨而自卬”的应物兄，进行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替别人润色了几篇不合时宜的讲稿，便差点被学校开除。然后有了导师、岳父乔木先生的教导：“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日发千言，不损自伤。”一番煎熬折磨后，应物兄学会了同时说两套话语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套话语说给自己听，别人绝对听不见；另一套话语说出来给别人听。这之后从工作到婚姻，说话到性格，甚至成为名人、偷情，他都生活在别人安排的人生里。应物兄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乔木先生训斥他“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你的性格去北京不合适”时，他即刻自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我的命运是由别人的性格决定的”。这个有着三部手机分别应对不同人际交往，乔木先生与别人谈话时“有时会充当润滑油，有时会充当消防栓，有时候会充当垃圾桶或者痰盂，还有的时候会充当发电机的”的应物兄，三十年前“原来清晰的三条抬头纹，现在衍生出无数条皱纹，纵横交错，混乱不堪”，那家族的徽记，在俗世的磨砺中渐渐失去了它的个人性，使他一步步泯然于众人。应物兄的身上，刻着深深的时代变化的烙印。两套话语集于一身的分裂的应物兄，显然是一个没有自己决断的人，是一个行为迟疑的主体，离刚刚毕业时骄傲于对《诗经》时代“卬”的发现的应物兄越来越远。

在这个分裂而迟疑的应物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穿越历史来到21世纪的长大后的贾宝玉。“贾宝玉的所有行动，严格来说并不是来自个人的选择。事实上，他的行动带有相当大的被动性。他的行动与当代所说的人的主体性的建立，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不是曹雪芹的错。这不是曹雪芹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或许也不是我们这代人、以后的几代人，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④李洱认为贾宝玉是第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但走向哪里？当他成人之后，他会怎么样？在曹雪芹的时代以曹雪芹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应物兄呢？

应物兄时代，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当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本来就没有扎根的启蒙理性被工具化，世界陷入技术和物的主宰中。工具理性驱逐了启蒙理性，将理性由人的解放工具退化成了统治人的工具，从而导致了社会和人的双重异化。《应物兄》活色生香的当下烟火盛世里，是双重异化中被工具理性裹挟之下的知识分子们的总体困境。小说的主线叙事——从开始要筹建的儒学研究院最终变成“太和投资集团”，巧妙地折射了包括以程先生、葛道宏等为代表的三代知识分子，以栾廷玉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以黄兴为代表的商人，被工具理性异化的社会总体性的精神状况。华学明投身于蝈蝈的繁殖研究最后精神失常，只是为了程先生“想听小时候的蝈蝈叫声”的所谓乡愁。葛道宏的话是最精辟的注脚：学术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是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是有巨大的社会效益的。（第767页）学术已沦为利益的奴婢，被异化为换取利益的工具，不再是知识分子立足的基石。小说在此清晰呈现了工具理性主宰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价值支撑的学术和知识，都已失去了独立性，从而在客观上决定了知识分子们已失去保持价值独立的时代条件。因此，帝制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受“皇权”奴役，而到了全球化时代，经历了两次启蒙，他们转而受“工具理性”的奴役。他们，当然也包括应物兄，和主体性的人之间的距离，就如贾宝玉和具有主体性的人之间的距离不是曹雪芹能够解决的问题一样，也不是李洱所能解决的。或许也不是李洱他们这代人、之后的几代人，能够说清楚的，但这是我们所有人应该面对的。

历史转韵

从葛任到应物兄，李洱一直面向事实和历史，挑战着最严峻的话题。葛任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革命年代。李洱部分化用瞿秋白的经历，探讨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陷入的空前两难的煎熬：要成就革命和解放，革命者必须否定个人的自由，将自己异化为历史和群众运动的工具，然而革命者参与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自由。李洱认为：真正的自我就诞生于这种两难之中。如果没有煎熬，自我如何确立？⑤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再启蒙到全球化经济浪潮席卷的应物兄的时代，怎样从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各种理论和不同的价值观中跳出来，从而形成自己强大的“主体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极有可能正是因为不知道应物兄接下来该怎么办，李洱设计了小说结尾的那场车祸。应物兄的生死未明，仿佛也是一种未完成。这个未完成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回应。

从应物兄的主体性确立这个有关启蒙的话题溯源，我们不难看到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中的狂人从发现哥哥吃人，到自省自己也吃了人，并从几千年典籍的字里行间发现写满的“吃人”二字，意识到吃人可能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一种历史遗传，所以喊出要“救救孩子”。正是因为狂人的“自省”，他因此获得了强大的“主体性”。这个有着“主体性”意识的狂人，既表达着鲁迅的立人理想，也构建了中国现代小说对“主体性”的人的期待的传统。应物兄、葛任和狂人，应该都在这个传统之中，他们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互相对话和生成，什么是真正的个性解放？什么是真正的个人性？什么是人的主体性？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两百年前的“康德之问”。

儒学家程先生有个传神的比喻：“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第331页）

芸娘对历史的看法与程先生惊人地一致，她自觉地把自身也放入这历史的转韵中：“他，我说的是我们，虽然不是传统的士人、文人、文化人，但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种种因子。我们，我说的是你、我、他，每个具体的人，都以自身活动为中介，试图把它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第842页）

《应物兄》谐谑嬉笑的背后，藏着庄敬自省，藏着李洱的一颗大悲悯之心。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李洱在写完小说“后记”，不顾编辑在场的伏案失声。“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这些对时代保持严肃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些被“康德之问”幽灵般纠缠的可敬可爱的灵魂，他们谱写的错落有致的历史韵律，敞开在《应物兄》抒情花园的历史缝隙里。

①张杰、李洱：《李洱深度解读〈应物兄〉：很多解读，包括误读，大都没有超出我事先的预期》，《收获》微信公众号2019年1月21日。

②论述参考黄江苏：《为什么现代文学的开端是个“狂人”？——读〈狂人日记〉》，《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

③李洱、石岩：《李洱谈〈应物兄〉：“借着这次写作，我把它从肉中取了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22日。

④⑤李洱：《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熟悉的陌生人》，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90页，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