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蜀梅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怀念家乡，我说，我的家乡是一些永不磨灭的、碎片化的记忆。

每年冬天我看着同一条新闻，无论看多少次，都依然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外出打工的人们骑着摩托车组成的队伍回乡过年，即便是大雪封山，也无法阻挡他们回家的脚步。

我想，很多在沿海发达城市打工的外乡人跟我一样，在内心深处，家乡是最大的宗教，每年春节回家过年就是一次集体朝圣。

我的童年已经远去了，但，我的家乡还在，还在原地肃立。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一个叫唤马的小镇，那就是我的家乡，我20岁前都是在这个小镇生活。

唤马镇历史悠久，三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多年了。

在三国时期，张飞将军驻守阆中城，古称“巴西郡”，唤马镇那时还不叫“唤马镇”叫“竹林溪”，距离阆中城不是太远。

传说某天张飞将军的战马脱缰而逃，手下的人一路追寻，马在一个竹林茂密的江边小镇被唤住，捉了回去，所以这个小镇从此就改名叫“唤马”。

40多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叫“唤马”的小镇。

我对出生的小镇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家后门正对着一座望断脖子才看得到顶的大山，镇上的人都叫它“鹞子岩”，它像一座巨大的航母，横在这个镇的前面。

我奶奶说这山很高，又险，那时植被茂密，一般的鸟是飞不过去的，只有一种像老鹰一样的猛禽鹞子才能飞越，所以唤马镇的人才叫它“鹞子岩”。

山脚下是嘉陵江的支流，叫“东河”。

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我都时常想象着渡过东河、飞越鹞子岩，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莫名的期待和向往。

我想，小时候盼着飞越大山离开此地，几十年过后，又拼命怀想的，那就是我的家乡。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书面语称之为“故乡”。

张家 我爷爷

五六十年前的唤马镇，跟现在的阆中古城一样，只是规模没有那么大，街道不宽，都是青石板铺成的。每到夏天，经常下大雨，把青石板路冲洗得特别干净，露出青色的石板来，我们这些正在成长的孩子就光着脚丫子，在青石板上踩水玩，乐此不疲，一直玩到天黑。

镇上当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房子基本都是土木结构，临街每家每户都是用一块一块的木板拼起来当门板，整整一排木板，少则三四张，多则十多张。到了赶集的那天，临街的人家就会把这些木板一张一张取下来，搭在两根长凳上，拼成一个摊位，在上面摆卖一些日杂百货商品。镇上吃商品粮的人家是没有土地的，都是靠这些小生意维持生活。

计划经济时期，只有那些国有、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人员才能做这些生意;有土地的农民没有这样的经营权，一年四季，农民们只能靠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用在土地上的收成，维持生计。

我们张家在唤马镇一共有三户人家：大爷爷家、二爷爷家、我爷爷家。听张家的长辈们说，唤马镇的这三户张家是张飞的后代，战乱的时候祖先从阆中城里逃了出来，辗转多地才在唤马这个小镇定居下来的。

我们家和大爷爷家仅一墙之隔，因为是亲戚，有一堵墙还是共用。二爷爷家在距离镇上一公里远的村里，来往不如大爷爷家密切。

我爷爷和大爷爷都算是镇上有文化的人，记得小时候，每当要过年时，我爷爷和大爷爷都会要我们这些小孩子帮忙磨墨，他们用大红纸书写春联，在除夕上午把春联贴在当街的木头柱子上。墨是现磨的，字是现写的，对联也是我爷爷和大爷爷现场你一句我一句拟出来的，红红的对联贴在柱子上，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让春节有了仪式感。贴完春联，吃过午饭，小孩子开始洗澡洗头，表示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用新的面貌迎接它。到了晚上，一家人围着火炉取暖守岁，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压岁钱收，一毛两毛，都是崭新的纸币，装在红色的纸袋里，每个孩子都有。

所以，春节也是我們小孩子一直期待的节日。

我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好，在镇上有些名气。

我爷爷会做筵席，在镇上也是声名远扬。每年春节的时候，家里都是他主厨，准备几大蒸笼的菜品，除夕一早就用柴火蒸煮，几个竹编的蒸笼冒着热气。平时省吃俭用，过年是绝对不会含糊的，丰富的食品一直够吃到正月十五。

我爷爷还喝茶。他是唤马镇少有的喝茶的人。

他喝茶常年用的是一个白色的搪瓷杯，喝的茶最多的是茉莉花茶，过年过节或者来了朋友，他才拿出最高级的竹叶青。

我爷爷说，四川的竹叶青和杭州的西湖龙井一样高贵。但是西湖龙井是什么样的，我爷爷没见过，也没有喝过。

家住隔壁的大爷爷比较怜惜我。在我的印象中，大爷爷善解人意，识大局，懂道理，尊重妇女儿童，像一位有威望的乡绅。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被打成反革命，挨过批斗，所以一直很低调地活着，我们家吵架，有大的矛盾时，大爷爷总是会来劝架。

和大爷爷相比，我爷爷可不是那么低调的人。首先，我爷爷在镇上算个人才，高个子，有175厘米左右，平时只爱喝镇上自产的粮食酒，其实就是没有认证的五粮液，吃张飞牛肉，基本不吃主食，所以一直很瘦，加上五官端正，依照现在的标准评判，我爷爷依然算是一位老帅哥;其次，他觉得自己是镇上为数不多的吃商品粮的人之一，天生有一种优越感，再加上他有文化，会写字，读过不少书，《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的故事，我们被他讲得耳熟能详，他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会写诗（我觉得他写的那些诗不过都是打油诗），他总觉得自己满腹诗书，不被赏识，受尽委屈，所以我常常看见他借酒浇愁，一个人生着闷气。

一想起某某某同龄人在私塾里念书写字都没他好，后来都当了南充地委副书记，他就更加来火，喝了酒就点评时事，然后就是抨击镇上的人，先从我奶奶、我妈批起，再到镇上新嫁来的媳妇，只要穿得花枝招展的，他看不顺眼，都会被他辛辣、刻薄地点评。

堪称唤马镇鲁迅。

好在镇上的人都知道我爷爷都是酒后耍酒疯，不喝酒的时候也还是讲理的，他年轻的时候出去旅行过，最远去过成都、南充等大城市，给大家留下见多识广的印象，所以，镇上的人都懒得跟他计较。

我记忆中的童年，左邻右舍的人家，也仿佛是天生的。我一出生就遇见了他们。

哪怕童年过得不那么富裕，但快乐是高质量的，纯净无瑕。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镇上家家户户都有三个以上的孩子，还有个别的家庭生十个八个的。

我们家有五个小孩。我有两个姑姑跟我年纪相差不大，还有两个弟弟。我大姑姑穿过的衣服，经过我奶奶手工改一改，我们后面的四个孩子基本都会再穿一遍。

镇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一起玩，一起成长，各家各户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那时没有网络游戏，没有电视，周末的时候，约好把作业写完，我们就跑出来玩自己的“王者荣耀”，实地玩打仗的游戏。

我当女将军，用类似石头剪刀布的“翻手板”的方式，把孩子们分成敌我双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解放牌帆布书包，在书包里装上沙子和小石子，然后主战场设置在废弃的厂房、粮管所的粮仓附近，周围还有很多的小路可以隐蔽。如果看见敌人来了，趁其不注意就撒一把沙子，如果对方被沙子打中，就表示击毙了敌人。由于双方的战士不够多，击毙一次算死掉一个战士，看哪边死的人次多则为输，每次都以此来计算输赢。

战争非常激烈，我们个个都跑得满头大汗，浑身上下都是泥土和沙子，头发里、口里都是。

一直到我奶奶超高八度的声音从街那边响起，呼喊我们回家的时候，战事才告一段落。

当然，回到家，每个小孩都少不了挨一顿臭骂。

即便如此，下个周末我们还会再战。

在机动车没有普及的年代，交通运输全靠水路，东河是水路中的要道，幾乎每天都有一些货船逆流而上，下行的船倒是记忆里没有多少画面。

上行的船一般都是把南充、阆中、苍溪、元坝等地的货物运往歧坪、旺苍，再把旺苍的东西运出去。旺苍有一个煤炭基地，一般都是靠船运出来，再分散到周边各地。

每个货船大约配有五六个纤夫。货船路过唤马镇这一段比较湍急的水路时，那些纤夫都光着身子，肩上搭着纤绳编的带子，拉着纤绳，整个身子前倾，几乎要趴在地上，吃力地喊着川江号子。

这个时候，我大致是坐在后门的门槛上，静静地看着东河那边的货船，听着纤夫们几近哀鸣的川江号子。

我奶奶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眼镜挂在鼻尖上，坐在厨房后门的地方，静静地缝补衣裳。她有时候也会停下手中的活和我一起若有所思地听纤夫们的号子。

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货船的行迹越来越少。

一辆拖拉机一个小时的路程，五六个纤夫要花一两天的时间来行走。

所以，当第一辆鲜红颜色车头的拖拉机出现在唤马镇农机站的时候，我们都跑去参观了一次又一次。

尽管童年那么美好和纯净，玩伴也很多，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想离开唤马镇，对鹞子岩外面的世界充满各种幻想，唤马镇很好，但是外面或许更好，再坏的结果，都比留在这个镇里好。这种想离开大山的念头，仿佛与生俱来。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某天，学校来了好多人，那是四川省川剧团来苍溪县招收演员，委托苍溪县川剧团到下面各个区镇学校来挑选演员，为四川省培养川剧人才。那种选拔的形式，就好比现在的“海选”。

我记得苍溪县川剧团的老师在每个班都仔细看了一遍，挑选了几个孩子，我也是其中一位。

然后把我们单独叫到学校简陋的会议室里，让我们每个人有感情地朗读一篇课文，模仿几个舞蹈动作，再唱一首歌。

后来，我被通知可以去苍溪县川剧团参加复试，老师要我晚上回家跟父母商量。

我简直是惊喜交加，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翻过鹞子岩了。

放学后，我兴冲冲地跑着回家，第一时间跟我妈说了。我以为我妈会跟我一样很兴奋，没想到，我妈脸上乌云密布。

与其说是找父母商量，不如说，直接看我爷爷的脸色。

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十四岁就离开家乡，他们的公司在全国各地修铁路，只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才有探亲假回家跟家人过春节，春节后立即要回去上班，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我奶奶在家基本没有什么地位，更别说我妈了;我妈结婚前原本是一位耕读小学老师，一结婚就放弃了工作当了家庭妇女，在家里说不上话，什么事情都轮不上她做主，所有的事情都要爷爷点头才行。

我奶奶和我妈都不敢跟我爷爷说，只能靠我自己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胆地跟我爷爷说了一下：“爷爷，老师说，我可以去苍溪县城参加复试，以后可能成为一名川剧演员。”

完蛋了。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我爷爷脸上的表情包基本上都是鄙夷的神情，听了我说的话后，他不说话，只顾着喝酒，例牌酒后耍酒疯。我知道，爷爷又要开始发飙骂人了，这次主要骂的对象就是我。

按照惯例，我爷爷骂人的时候，先是拿我奶奶和我妈做铺垫，因为他知道她们不会反抗。

先是骂我奶奶软弱疼我，包庇我，然后是骂我妈教育不合格，才教出这么一个大逆不道、对不起列祖列宗的女娃来。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我只深深地记得爷爷的几句话：

“演员？想唱川剧？以为在台上很风光？你可知道，自古以来都没有女人在戏台上唱戏的，即便是有，那唱戏的女人叫戏子！戏子是没有地位的，三教九流，戏子都排不上号！我们张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戏子。”

“给老子记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唯有读书高！高！高！高！

被爷爷骂了很多天，各种难听的话，他都说了，历史上各种下流的戏子的典故都被他拿来做了反面的范例，负面情绪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直到大爷爷在隔壁听不下去了，亲自来我们家劝诫我爷爷，我爷爷才有所收敛。

从此谁也不敢再提唱川剧的事情。

因为我爷爷特别重视读书，即便是家里再穷，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有订一报一刊的权力，我们家长期订的是《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长大以后，我自己把刊物换成了《人民文学》还有南京的《春笋报》。

其他家的孩子好像没有这种特权，因为订一年刊物的钱，基本上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估计还不止。

搭着绿色包包的邮递员是我最喜欢看见的人，他每周送一两次邮件，送来的不是报纸、杂志，就是我爸爸的来信。带来的都是令人期待的、充满希望的信息。

我爸爸很爱我，能感觉得到他对我的宠爱超过了两个弟弟。

我拥有唤马镇上的第一件毛呢大衣，在女孩子中间我有漂亮的裙子，还没有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了我自己的第一块腕表。

他打过我弟弟们，但是从没有打过我，在他眼里，我再错，都是可以原谅的。爸爸在我心里自然是完美无缺的男子汉，我当然指望着我爸爸反抗一下我爷爷，至少可以帮我出一口气啊。

有一次，快过春节了，我爸爸回来了，不知道我奶奶做错了啥，我爷爷抓起一个凳子就想砸我奶奶，被我爸爸奋勇拦下，然后理直气壮地跟我爷爷论理。

看见我爸爸跟爷爷吵架，眼看要打起来，我心里很开心，很乐于看见我爸爸取得胜利。

眼看着我爸爸占了上风，胜利就在眼前，可是，我爷爷来了一个撒手锏：“你娃娃要造反了？你这个共产党培养的共产党员，可以跟父亲干架？我倒是想写一封信去问一下，你们单位的领导是不是要培养一个不孝敬父亲的忤逆徒？”

我们家一共九口人，只有我爸爸是共产党员，而且刚入党不久。入党前，我爸爸單位还有人来这个镇上做过调查，据说我爸爸在他们单位还是一个小小的干部，为人忠厚老实，踏实上进，有发展前途。

一听我爷爷骂他，要写信去他们单位，举报我爸爸在家不孝敬父母，我爸爸立马就偃旗息鼓，不再跟我爷爷吵架了。

从此，我爷爷在家里绝对权威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鉴于我爷爷在家的绝对权威，后来，我自己也格外努力去讨爷爷欢心，比如每个周末帮爷爷的商店卖货。我口算心算比较快，又机灵，帮爷爷抓住了几个小偷，让他少受损失，少挨单位的批评。

记得有一个人买了爷爷的商品，趁着爷爷不注意没给钱就跑了，过了一会儿，我爷爷才想起来，在那里唉声叹气。

我问清了那嫌疑人大致长相，把唤马场跑了个遍，按照爷爷描述的样子终于拦住了他。那人本来还想抵赖，我看见他手上刚好提着我爷爷店里的东西，就壮着胆子跟他说：“要么你付钱给我，要么把东西还我，如果你说你已经把钱给了我爷爷，就请你跟我回去和我爷爷对质。”

刚好那天是赶集，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看见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小女孩在论理，大家都驻足围观，纷纷赞成我的说法，让他回去对质。

那人看见人越聚越多，做贼心虚，害怕了，只好把钱付给了我，转头匆匆走了。

还有一次，我爷爷单位搞便民活动，建议员工除了卖一些现成的产品，还可以自己加工一些价廉物美的产品，丰富老百姓的生活。爷爷单位负责人决定就地取材：蒸馒头卖。店里的女员工负责蒸好馒头，我爷爷负责卖。

一大框的馒头，像座小山似的堆在那里，我和姑姑都去帮爷爷看摊。因为商品多，赶集的人又多，趁我们不注意偷拿一个两个馒头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旁边看见的老乡，有的也会好心提醒我们。

一次，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男子偷了我爷爷的馒头，有人告诉了我们。

是一位穿长衫的人，特点相当明显，那个时候，我们镇上很少有人穿长衫，又指了那人去的方向给我们。

我拿出短跑的速度追上他，我理直气壮地问他：

“你为何偷我爷爷的馒头？”

那人还一本正经地反驳我说：“你讲笑话哦，小孩子家，别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见他一只手藏在长衫下面，我一个箭步上去，揭开他的长衫，看见他手里正好拿着我爷爷单位在镇上独家蒸制的馒头，一边怼他：“你说，这是啥？”

一把夺回馒头，看见那人瞠目结舌，我才懒得理他。

跑回爷爷的摊位，把馒头放了回去。

我心里对那个穿长衫的男子嗤之以鼻，心想，还穿长衫装斯文人，其实骨子里就是个小偷。

我年纪大点后，懂事很多，帮了爷爷不少的忙，爷爷基本上也不再骂我。他知道我在学校成绩也很好，经常排第一名，看得出他心里有些得意，常常会偷偷给我几颗水果糖作为奖励。

如果那天我们小孩子之间没有吵架，我就会拿去跟姑姑弟弟们用牙咬开了，大家分着吃。

一些年后，我父母在唤马镇新街修建了新房子，我们就搬到新街住，爷爷奶奶姑姑们仍旧住在老街。算是分了家。

我爷爷60岁那年的冬天，我们刚刚放寒假回家，爸爸也回来准备过年了。

我去看爷爷奶奶，我奶奶跟我说，爷爷感冒好几天了，胃口不好，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要我跑去镇卫生院叫医生上门给爷爷看一下病。

等我叫来医生，看见爷爷躺在床上，床前烧着火炉取暖。

医生上前给我爷爷把了一会儿脉，然后又用手背探我爷爷的鼻子，过了几分钟，医生缓缓地说：“他已经过世了。”

我们万分震惊，都摇着爷爷的手臂，喊他，但，他的确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到亲人的过世，还这么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

听奶奶补充描述，等我去喊医生的时候，爷爷提出想喝二两白酒，就是他平常喝的那种我们镇土产的“五粮液”。只要他想要喝的吃的，我奶奶是二话不说就会答应的。二两酒喝了，我爷爷倒是心满意足。

不一会儿，他就过世了，一点痛苦也没有。

听奶奶说，爷爷的墓地也是他自己事先选好了的。

我心里更加震惊，仿佛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的爷爷，他早就看破红尘，对这个世界不怀任何希望。

爷爷过世后的好些年，我都在想，我爷爷生前其实是非常孤独的，在唤马镇，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交心，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他，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肉身在这个俗气的社会上晃悠，而他的灵魂则一直生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吴家

紧挨着大爷爷家的是吴家。

吴家有个吴爷爷，吴爷爷跟我爷爷差不多年纪，跟我爷爷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吴爷爷经营的是百货商店，我爷爷经营的是副食品商店。

吴爷爷满头白发，清瘦，和气，尤其勤劳。

早上7点，镇上第一个开板子门的人基本上是吴爷爷，声音果断有力，然后，就看见吴爷爷拿着鸡毛掸子忙里忙外打扫柜台。

听见响声，我奶奶跟着就去帮爷爷把副食品小商店的门板一张一张地打开，免得爷爷单位有人在一周的会议上批评我爷爷，落得“爱偷懒，不勤奋”的名声。

然后，各家各户都纷纷开门，这个镇上新的一天便开始了。

吴爷爷家有几个儿子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个大儿子特别帅气，因为都是吃商品粮的人家，长大后自会有工作安排，不愁前程，加上他长得帅，所以印象深刻。

吴爷爷家算是我们镇上先富起来的人家，他们家拥有第一台超过20寸的黑白电视机。

他们家有了电视机，等于我们镇上就有了电视。从此，我们这个镇的娱乐活动就靠他们了。

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把电视机搬出来，放在一个高高的桌子上，全镇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看电视。即便是下雨，不方便把电视摆在露天的院子里，他们也要在屋檐下摆个桌子，让大家看电视剧。直到电视屏幕上出现“再见”二字，远近的街坊才觉得这一天真的结束了。

记忆最深的是《西游记》热播的时候，每天晚饭一过，吴爷爷家的大儿子就会把电视机抱出来，放在街中间早早摆好的桌子上，音量调到最大。一听见《西游记》的开场乐曲响起，镇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搬着凳子坐在一起看孙悟空打妖怪。

全镇的人坐在一起，专注地看着《西游记》，仿佛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那真是小镇最幸福的时光。

吴爷爷家留给我的是最无私的，最温暖的记忆。

孔家

如果说吴爷爷家的儿子们在镇上是出名的帅，那么，吴爷爷家斜对面住着这个镇上的孔家，他们家的女儿最好看。

孔家来自哪里，我没有专门去采访过，但是，我感觉他们出身于贵族。

镇上姓孔的有四五户人家，他们都是亲戚，互相往来密切，名字的字派一点都不乱，据说他们都是孔子家的后代，跟台湾的孔家是一脉的。

孔家在我的记忆中有些神秘。

他们家的房子跟镇上别的家都不一樣，他们家的房子像古堡一样结实，地基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大门也不是薄木板拼成的，而是厚厚的两扇木门，每扇木门上都有一个铜环。这对铜环让这套房子显得身份尊贵，与众不同。门厅挑梁很高，冬暖夏凉。

因为尊贵，有肃穆感，要踏进他们的大门，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他们家有五个女儿，个个都很美，在那个没有整形美容的年代，她们秀发披肩、明眸皓齿、谈吐优雅，那真是天生丽质，货真价实，在镇上有“五朵金花”之美誉。

孔家那个和爷爷差不多年纪的孔爷爷，不常在家，他好像在外省工作，直到他退休了，才回镇上居住。

孔爷爷的父亲那时还在，是镇上年纪最大的老人。他身材高瘦，衣着很有品位，有时候还戴顶黑色或者深蓝色毡帽，只是眼睛看不见东西，走路需要拄一根拐杖。

只要听见青石地板上“橐橐橐”的声音，就知道是孔家的老爷爷从街那头的“孔古堡”走到街这头“孔二姐”这里来。

这“孔二姐”是我奶奶叫的。

“孔二姐”是孔老爷的妹妹，她也是弱视，看东西的时候，要把眼睛凑得很近很近。她一生未婚未育，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后来她从别的兄弟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来跟她一起生活，这个儿子跟我大姑姑一般大小，他们是同班同学。

“孔二姐”有一个绝活，就是她手工包的松花皮蛋，让我奶奶赞不绝口，一直当宝贝。

我想，我奶奶为何那么稀罕“孔二姐”家的皮蛋，完全是因为我爷爷特别爱吃“孔二姐”包的松花皮蛋的缘故。

我爷爷最喜欢用“孔二姐”包的松花皮蛋下酒，它跟“张飞牛肉”一样吸引着我爷爷。

“孔二姐”的皮蛋，是用镇里老乡专门在野外放养的鸭子下的鸭蛋，加上“孔二姐”的儿子在山里砍的柏树松树枝丫烧成的灰，用秘方调制出特别的材料包成的皮蛋，密封后放置半个月。开封后的皮蛋，剥开一看，蛋白晶莹剔透，蛋黄红得出油，尤其是晶莹剔透的蛋白上，有柏树枝、冰花一样的图案。

每当这个时候，我奶奶就说，这是正宗的“孔二姐”皮蛋。

每年过年过节，我奶奶都会储存一些“孔二姐”皮蛋吃。一直到我上大学，我奶奶都还会给我寄来“孔二姐”皮蛋，一直到“孔二姐”离世。

孔家的旁系家庭很多，每个家庭又各自有很多孩子，孩子的年龄大小也差不多，多到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家的，哪个是长辈，哪个是晚辈。

孔家的男孩子也是眉清目秀的，我记得有一个男孩子叫孔凡勇，是我弟弟的小学同班同学。

后来，我弟弟出来读书工作了，他没有再读书，年纪大一点就去外省打工，据说是跟一些老乡一起在金矿里淘金。

有一次金矿发生矿难，他不幸遇难。

听到这个消息，镇上的人都非常惋惜，说他刚结婚不久呢，还没有孩子，他的人生多么遗憾啊。

孔家另一户人家，有一个女孩子叫小翠，比我年纪小一些，长得秀气可爱，也很温柔，待人特别有礼貌。小时候我还有印象，她也会跟我们一起玩打仗的游戏。长大后，我出来读大学了，她跟着老乡去东莞打工，进了工厂当女工，用手做玩具。

有一次车间出了事故，她的一只手被卷进机器里了，一只手没有了。

厂里赔了她工伤的钱，拿到赔偿的钱以后，小翠回了唤马镇，她再也没有回去东莞打工了。她在唤马镇修建了自己的房子，和唤马镇的一男子结婚了，婚后有了孩子，在镇上开了一家日杂百货商店，生活过得幸福美满。

有一年我回家乡给我爷爷和父亲上坟，还在她的小店里买过祭拜的纸钱、鞭炮、蜡烛。

她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失去一只手而留下阴影，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容很自然，很热情很亲切地跟我打着招呼。

周家 菊琳

“孔二姐”隔壁就是周家，周家有兄弟姐妹好几个，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一个叫菊琳，一个叫秀娃，是周家最小的俩姐妹。

菊琳年纪跟我大姑姑一样大，她们俩也是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好朋友;我跟秀娃、我小姑三个年纪差不多，我们仨在一起玩的时间最多。

我爸爸是铁路工人，辗转在全国各地修铁路，穿越过大半个中国。有一年回家过年，我爸爸给我妈买了一个收音机，我妈用来听新闻和音乐。在还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那估计是当时整个唤马镇最有格调的用品了。

那个时候，镇上很少有娱乐活动，我们两家的姑娘们就在周末、晚饭后互相串门，坐在一起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夏天，很热很热，房子跟烤过似的。

当时空调是啥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电扇也没听说过，三伏天，特别闷热的夜晚，我们几个姑娘就会相约去东河，在有个“隆干”附近的河域浸在水里纳凉。

每一场洪水之后，那里的沙特别细腻，金黄金黄的，我们穿着内衣，在水里泡一会儿，又在沙地里坐一会，直到后半夜，月亮升起来了，天气凉快了，才回家。

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几个女孩子独有的。

镇里的男人们则去上游，在有个叫“焦滩”的地方，聚集在那里巨大的石板上纳凉、聊天，或者也在东河里泡着。

一直等到夜深了，天凉下来，才各自回家。

我们几个姑娘从小学到初中，都基本每天在一起玩。

一直到初中毕业，我们都没有机会离开过唤马镇半步，外面的世界都被挡在鹞子岩之外。

因为交通不便利，又偏远，加上穷，每个暑假和寒假，无处可去，我基本是在抄书中度过的，抄的句子和段落，然后我们几个姑娘会互相分享。

在这几个姑娘中，我和菊琳走得最近，因为，我发现她跟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都特别喜欢文学。

因为菊琳比我大，她借书的途径比我多，一般她借来的书，她看完后，会给我分享一下，说好借一个晚上，最多不会超过三天，我就抓紧时间读书，美妙的段落和句子，我都会抄下来。

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从谈论文学开始，到思考我们各自的未来。

我们必须要飞越这鹞子岩，离开唤马镇。

可是，我奶奶说，离开这座山，还有更高的山，四川的山多，又高又大，走不完的。

我爸爸每年春节从铁路单位回家过年，要坐火车，再坐汽车到张王镇，再走一个多小时，到渡口，坐渡船，再从鹅卵石中间穿越河坝，才能回到家。

我们从我爸爸的口中证实了我奶奶的话，这鹞子岩还不是最高的，还要翻越秦岭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四川的大山。

我爸爸回来休探亲假，都会带很多礼物，我最喜欢的就是新衣服还有糖果。

每当我爸爸回来，我家就仿佛提前开始过年一样，菊琳和秀娃也会来玩，听我爸爸讲山外新奇的世界。

后来，我大姑姑因为是城镇户口，初中毕业就进县城的工厂当了国家工人，未来有了保障。

菊琳是农村户口，要改变命运只能参军、读大学，否则，只能在家种地，或者在小镇跟她父母一样做个小生意。

我大姑姑进厂当了工人以后，就没有寒假和暑假了，菊琳读了高中，我还在唤马小学读初中，寒假暑假菊琳回唤马镇来，自然就是跟我一起玩了。

我们最喜欢去的就是“隆干”，那些用大礁石垒起来的堤坝。

菊琳、我、秀娃、我小姑姑，我们四人坐在堤坝上，看夕阳，吹河风，谈人生和理想。

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人生和理想的。

菊琳的理想是考上大学，做一个有知识的女性，改变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命运。

我的理想当然也是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叫“唤马”的地方，成为一个见多识广、对社会有用的人。

初中有一个暑假，菊琳在她高中学校借回来一本书《欧也妮·葛朗台》，那是我一生中读到的第一本外国名著。

過了几年，我们都长大了。

菊琳没有考上大学，她回到唤马镇，跟她父母、哥哥嫂子住一起。

我也没有读成四川省重点高中南充中学，为了能早一点出来工作挣钱，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我读了苍溪师范。

苍溪师范有图书馆了，我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的文学杂志。

因为喜欢文学和写作，我从读师范时开始发表散文、诗歌，还有词曲作品。我15岁左右开始给《人民文学》投稿，虽然没有发表，但是我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的改稿信，在别的杂志和报纸有不少作品发表了。

我知道了海明威，读了他的传记，读他的小说，受到他的影响，我从那时立志要跟海明威一样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

后来，经过《人民文学》保送和推荐，我离开家乡，坐上了火车，翻越了秦岭，来到了上海，读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暑假回来，我还是跟菊琳一起去“隆干”坐着吹风。明显地，她有了心事。

这个暑假，她经常单独跟我去河坝、“隆干”走走，一走就几个小时，她把心事跟我说了：她到了该谈恋爱的年纪了，不能老是跟着父母生活。

她的父母希望她嫁到一个家庭条件好的，至少是区一级或者是县一级的地方，希望她一生幸福快乐安康。

我相信，这是我们那个镇，以至于天下所有父母对孩子的心愿。

她和父母有了矛盾，甚至是冲突。

因为她爱上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我见过，但不熟悉。

这个男孩子在我的记忆里是中等身材、五官精致、白净、不善言辞，非常文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文质彬彬。

我对他的印象良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菊琳的父母非常反对，尤其是她的父亲。

我猜测，菊琳父母反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的家在农村，估计比菊琳家还穷。她的父母觉得以菊琳当时的条件至少可以嫁到元坝区或者苍溪县城，而不是一个山沟里。

菊琳和她父母的矛盾冲突大起来，我也不敢去她家了。

她把我约到河坝里，对我说：为了要嫁给这个男孩子，她愿意跟父母决裂。

我记得我当时是支持她的。

我说，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我支持你。

我记得暑假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去跟菊琳道别，但是，远远地听见她的母亲在骂她：

“要嫁到那么穷的地方，以后咋办？长得好看有啥用？能当饭吃吗？”

我知道她已经跟父母摊牌了：非他不嫁。

父母也没有办法了，只能骂她一顿。

我也就离开家乡继续读书，在心里祝福她，唯愿她好运。

读了几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广州，成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在广州没有住的地方，最初的几年都是住在报社的夜班宿舍里，在广州也没有亲戚朋友，完全要结识新的朋友，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为了节约回家的路费，我连续好几年没有回家，直到我爸爸脑溢血突然去世。

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那一次，我回家待了一个月。

家里只剩下奶奶和母亲。所有的奋斗都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

在家乡的那一个月里，我听到了中断了几年的关于菊琳的消息：

菊琳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跟她深爱的男子结婚了，结婚后，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生下一个男孩子。

结婚后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情长纸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旦进入婚姻后的实质生活，爱情的神话终将被打回原形，柴米油盐酱醋，都是需要钱的。结婚后的菊琳为了挣钱养家，每当唤马镇赶集，她都会提前一天回到娘家，准备第二天摆摊卖小吃，起早摸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

我出去读大学加上工作后没有回家乡的几年，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唤马镇，那时，不分城镇居民户口，都可以去大城市打工，成为女工，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挣到更多的钱。

所以，那些年，我们唤马镇陆陆续续有很多人都背井离乡去沿海发达地区当农民工。

菊琳为了她的家能富裕起来，也打算外出打工。

1996年春节一过，她和她的侄女一起，跟随已经到过广东的邻居，实现富裕的梦想。

按照时间先后计算，菊琳甚至比我更早到达广州火车站。

因为，1996年初，她就出现在广州火车站，而我是1996年6月大学毕业才踏上广州这片热土。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背着一个牛仔包、几本书，几件衣服，来到广州，从一无所有，到在广州安家落户，有了很多亲人般的朋友，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稳定的工作，有五险一金，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并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一名记者和作家。

然而，我童年的小伙伴菊琳，她的悲惨命运就是从踏上广州的那一刻开始的。

連续几年，我一直想写一写她的故事，但是，我无从下笔，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直到有一天，我妈在电话里说，唤马镇的人说菊琳死了，死在苍溪县某个疯人院里了。

自从我奶奶去世后，我妈已经跟我和弟弟在广州生活好几年了，她也是听老乡给她打电话说的，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妈又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接到这个电话，我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本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心，沉寂了许久后，突然涌起了一阵悲伤的气息，仿佛吃了一口芥末。

放下电话，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2019年春节前，我找到了秀娃的联系方式，找到了唤马镇好多认识菊琳的老乡、她的家人等，终于还原了她的一些生活片段，现在记在这里，以表达我的哀思。

1996年春节后不久，广州还比较冷，但是广州火车站却是热火朝天，一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有从全国各地来淘金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像洪流一样涌向广东。

菊琳就是滚滚红尘中的一颗微粒。

经过老乡的引荐，她到了东莞某个五金厂当工人，她因为高中毕业，算是有文化的打工妹，收入应该是不错的。

离开唤马镇几个月后，家里的哥哥嫂子收到了菊琳写的信，信中说她在广东挣到钱了，她要在5月左右回到唤马镇，给她母亲办一场生日宴会。

1996年那个时候，苍溪县城一名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估计都才300元左右，而在广东打工的人，可以拿到500到800元一个月，那时的广东真是给人遍地黄金的感觉。

几个月下来，估计菊琳有超过1000元的存款了（这个数据是我根据当时的情况保守计算的），而1000元相当于那个时候唤马镇一家人一年的存款。

菊琳的嫂子说，家里收到这封信，以为她真的很快就要回来给她母亲办生日呢。

可是，这信收到后几天，一封加急的电报发来唤马镇，说菊琳在东莞疯了，希望家里有人去接她回来。

据说这封电报是四川射洪县一个老乡发的，是看见菊琳在东莞街头流浪，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求助信息，写了她哥哥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菊琳的嫂子回忆，收到这份电报后，周家的亲戚也曾打算凑足路费去找菊琳，但是后来也没有一个核心的人出来牵头，很多亲戚都没有去过广东，电报的真假也不清楚，具体去哪里找她，也是个问题。

所以，去广东寻找菊琳的事也停止了运作。

菊琳的侄女说，她跟菊琳姑姑是在广州火车站分手的，她自己搭车去找男朋友的姐姐了;菊琳姑姑则跟着镇上的邻居去了东莞进厂当工人。

几个月过去了，菊琳杳无音讯。

正在家里人以为菊琳消失了的时候，刚好一位唤马镇上的司机，在苍溪县长途汽车站看见了像乞丐一样的菊琳：她头发已经结成了饼，浑身发臭，估计已经很久没有洗过澡了。

她被好心的唤马镇老乡顺路捎带到张王，她在张王乡路边下车，自己走回了夫家。

据说她夫家的人看见菊琳回来的样子，全家都非常震惊，他们立即烧了一锅热水，让她洗了个热水澡，她的老公也赶忙去给她买了一身的新衣服穿上。

第二天，穿上新衣服的菊琳，跟她的老公一起回了娘家，参加了侄女的婚礼。

原来，身无分文的菊琳，从广东东莞一路乞讨回了四川。据说在南充的时候，还遇见一位军人，给了她100元钱，她靠这100元钱，才回到了苍溪县。

她从广东东莞出发回到四川苍溪，在路上大约花了10个月。风餐露宿的10个月，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她自己也记不清了，我们也无从知晓，只能靠想象填补那些艰辛。

菊琳的侄儿当过兵，现在已经退伍回到唤马镇。他说，他的菊琳姑姑肯定是在广东东莞遇见坏人了，菊琳姑姑曾经跟他回忆过，说她领完工资后的某一天，跟厂里的几个女工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其中一个女人用一張手巾一样的东西捂了她的鼻子和嘴巴，然后她就不省人事了，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一个垃圾桶里，身上的钱没有了，耳朵也被割了一半。

刚回到家乡的时候，大家觉得她吃饭睡觉都很正常，没什么异常。但是，时间长了，家人渐渐地发现她一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会自言自语，也会大声尖叫。

家里人把她带到医院去看医生，身体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就是精神状态时好时坏。

过了几年，又听说菊琳离婚了。

离婚后，她一直住在娘家，跟哥哥嫂子一起生活，还有她的妹妹秀娃、她的侄儿侄女都有照顾她。

有一年春节，我回唤马镇，与我奶奶和母亲一起过年，菊琳知道我回来了，还跑来找我玩。

我看见她精神状态不错，她还主动询问我在广州工作如何，关心我有没有结婚？

我也好想问她：在广东到底发生了什么？既然当初那么决绝地要嫁给他，后来为什么要离婚？

自从我爸爸突发疾病过世后，我奶奶经受不了打击，摔了一跤，摔坏了腿，行动不便，随时需要照顾，所以奶奶经常叫我帮忙拿这拿那，我楼上楼下跑来跑去，没有完整的时间和菊琳聊天。

菊琳也急着准备过年的食材，匆匆跟我道别，说：你有空来找我玩哈。

我说：好。

然后，她就一溜烟跑了。

因为是冬天，我记得她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那个穿着红色毛衣从我家门口跑过的菊琳，那是我和她的永别。

而菊琳一生所钟爱的男子，我是再也没有见过。

看涨水

每年夏天，是唤马镇的雨季，总有几场洪水发生。

如果某一年的夏天，连续下雨一个星期，那我们就知道有洪水好看了。

只要一发洪灾，镇上的人就跟过年似的，大人孩子都十分兴奋。

尤其是孩子们，最开心了。

有一年洪水涨到我们家后门了，坐在门槛上就可以泡脚了。

爷爷奶奶，我妈，他们这些大人正忙着张罗着搬家，要搬到镇政府去，据说县里区里的领导都特别关心大家的安全，千万不要出人命。

爷爷奶奶和我妈，他们先把粮食搬出去，还有衣服什么的。没有大人有空管我们，大姑姑和我排排坐在厨房后门的门槛上，把脚放在水里搅和着，开心地唱着儿歌。

我们玩得正起劲，爷爷见状，生气地像抓小鸡一样一手提一个，让我们跪了半天。

又过了几个小时，洪水退了，我们又搬回家了。这样的快乐日子真是太刺激了，我心想，就是挨了一顿打，也是值得的。

镇上也有不少喜欢看热闹的大人，专门会选择最宽阔，视角最广的最佳观景点，站在那里看着洪水慢慢涨上来，还有的人端着饭碗来最佳观景点，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涨水，直到家里人寻到这里骂骂咧咧的，才肯回去。

上游无论是冲下来什么，比如一头猪、一根树、一堆树枝，人群中就会躁动起来，互相大喊着“快看快看，那头死猪”，大家都会你挤着我我追着你跑着追着看，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才罢了，再等下一个惊喜。

记得有一年上游冲下来一个男孩子，他紧紧地抱着一根木头，估计都没有力气喊救命。他路过唤马镇的时候，一直看着路边看热闹的人们。洪水猛烈上涨，看见他的人也没有能力施救，没有电话打120、110，也没有相机，大家只有声嘶力竭、奔走相告：我看见一个男孩子冲下来了，他没有喊救命，但是满眼惊恐。

上游冲下来一个男孩子的新闻，一会儿就传遍了唤马镇每家每户。

镇上的人听见这个事情后，都在惋惜，唉，不知道是哪里的、谁家的孩子，会不会被淹死了？真是造孽啊！

好在抱着木头的男孩子被冲到唤马镇下游一个叫“漩塘窝”的地方，被当地的村民救了，然后这个孩子在“漩塘窝”这个地方的农民家吃饱了饭，换了身衣服，住了一两日，等洪水退了，他自己才走路回家了。

只不过，这个事情的结果，是等洪水退去，“漩塘窝”来赶集的村民说起的。

不管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结果是特别圆满的。

那个消息是我童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有人居然会从死神的手里活过来。

唤马小学

我们镇有一所学校，叫唤马小学，虽然叫小学，但是也包含初中。不知道现在这些年小学和初中有没有分开。

我们镇面积大，人口也不少，唤马镇上所有的小孩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学校不大，当时没有图书室，更没有图书馆，要看书，只能借，或者只能抄。

好在这所学校的校长牟学良先生非常重视教育，经常鼓励我们读书。其实他的理论跟我爷爷是一样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虽然只是一个镇的中心小学，但是在牟学良先生的教育理念里，德智体美劳一样都不能少，所以，除了语文数学，我们从小就有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上美术课的老师叫李自鹏，还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

唤马小学教过我的老师，对我都非常好，能走上热爱文学的道路，也跟得到那几位语文老师的厚爱有关。

我还记得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叫刘永松，他对我写的作文都是赞赏有加，我即便是一个造句，句子精彩的，他也会在班上读，不仅在我们班读，还在其他班进行推广。

我写的作文，他还会拿到高年级去朗读，这无形中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因为我从小喜欢种花种草，我在垃圾场发现一棵小桃树，我把它挖了回来，种在我家后院的菜园里，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就去看它，给它浇水，和它说话。第三年小桃树居然开花了，我很开心。

小学五年级，全镇举行小学生作文大赛，我写了《小桃树快长大》，就写了这棵小桃树的生长经历。

我因此得了第一名和一等獎，获奖的喜报红纸张贴在学校的张贴栏里，刘永松老师在各个班读了这一篇作文，赞美之词溢于言表，让我感到无比自豪，那种光环至今都鼓舞着我。

后来读了初中，语文老师是苟喜昌，他对我也是格外厚爱，我写的作文他经常要求别的同学学习，有时候还要同学背诵，搞得我自己非常惭愧。

后来我上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拿到了学位，参加了工作，当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成了广东作协文学院一名签约作家;然后，这些年我还在工作之余经常继续学习，读了两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班，读了两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EMBA班。

或许，以后我还会继续读书，继续学习。

在我们当今的社交话题里，经常有关于母校的争论。

比如有一天，因为某位大学校长公开读错别字出丑，或者某个大学最近出了丑闻，大家就会在新型的社交平台上因为这是谁的母校，而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突然，一位朋友发言说：“我是没有母校的。”

这话真是太好了！他简直说出了我的心声。

其实，出社会这么多年，我才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尽管我自己在大学里读书很认真，因为上大学的机会珍贵而更努力，挣的学分甚至比很多同学更多，但是有很多人，包括身边的同事、单位的某些领导还是觉得你血统不够纯正，看你的眼光评价的语气多少带着嫌弃。

这些微妙的细节，我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我清楚，我听课、读书获得的知识并不比谁低一等，我也从来没有想用某个牛掰的母校为自己脸上贴金。事实上，我就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如果非要以自己受过最好的、最纯正的教育来定义母校的话，我想，我真正的母校是：

唤马小学。

丧事

唤马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节奏，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50年前的老房子已经绝迹，青石板路早就没有了，很多老邻居都搬离了唤马镇，去到苍溪、广元、南充、成都等城市生活。

但是，唤马镇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还在不断地增加，每一次回去，都有很多不认识的人住在我妈家的附近。

以前镇上的房子只有宅基地证，现在的房子基本上都有房产证。唤马镇也有了正牌的商品房。

有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超生孩子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跟计划生育干部捉迷藏。

最近十年，镇上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两个孩子，尤其是汶川地震发生后，以及开放二孩后，镇上的人们都踊跃生孩子，所以，每当遇见赶集，看见唤马场上人头攒动，那种掩饰不住的、旺盛的生命力令人过目不忘。

新的生命不停地诞生，老去的个体也在消失。

我亲历过爷爷的去世、父亲的去世、奶奶的去世、外公外婆的去世。

最初的关于死亡的记忆并不是那么悲伤，反而像一场庆典，相当有仪式感。

我那时还没有上小学，镇上也没有幼儿园，交通也不便利，不要说铁路、高速公路，连省道都没有，只有基根道，因为一座山竖在镇前，一条东河横在镇边，唤马镇仿佛就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要想去县城或者离开这里，得先坐渡船，再步行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隔壁一个叫“张王”的乡镇，这个地方有路过的汽车，你得站在路边招手，常常是很多车呼啸而去，你根本就不知道哪辆车会停下来，搭上你，去远方。

这个镇基本上是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镇上难得有一件大事。只要一家有事情，就是镇上的事情。

有人家结婚，摆酒席，只有大人能去，小孩子很少有名额去。

那时各家普遍比较穷，一个星期能吃一顿肉，那就算是很富有了。只有在结婚或者办丧事的时候，才有美味佳肴。

正式的酒席，小孩子轮不上大吃大喝一顿，但是死去一个人，举行土葬的仪式小孩子就有机会可以吃得到肉。

有一次葬礼，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

因为镇上住的人家不多，大家都像亲人一样，谁家出了大事都会去帮忙。

那一次，因为去世的是一位老人，办的丧事很隆重。

这位老人去世后，先由这家人的亲戚挨家挨户去通知镇上的人家，大致意思是家里的老人不幸去世了，已经找风水先生看了下葬的时辰，选好了墓地，现在开始准备酒席。他们常常都会很谦卑地说：“家里的老人去世了，现备薄酒一杯，粗茶淡饭一餐，恳请您家派个代表去聚一下，一起聊聊天，寄托哀思。”

每家去吃酒席的代表一般是家中地位最高的人，顺便要给礼金。办事的人家，会请一个靠得住的亲戚收礼金，一边收，一边招呼着来吃酒席的乡亲，同时会拿一个小本子记着，张三李四送了多少钱，等送礼的人家下次有事的时候，参照这个礼金数，回给这家。

发丧的时间一般是清晨，各家各户会出一个有体力的壮汉去抬棺柩，有人在前面撒纸钱，给死去的人引路，把他的灵魂带往新的居所，然后是抬灵柩的、哭的、放鞭炮的。

最后面跟着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小孩子。

孩子们一边想着看热闹，一边是想着吃下葬时给去世的人准备的一罐好吃的，我想，是活着的时候吃得不好，过世了，要被埋进土里了，要饱饱地吃一顿。

我记得那家人做了一盆回锅肉，用一个大的瓷盆装着，陪葬的土陶罐子已经装满了，还有大半盆热气腾腾的、香喷喷的五花肉做成的回锅肉，放在挖好的土井里的棺柩上。我记得那个薄雾缭绕的早上，很多人都去抢着吃，不仅是孩子，大人也去抢。

我当时不到7岁，估计是年纪太小，挤不到人群前面去，所以一直没有吃到回锅肉。

这时，我大爷爷在人群中喊我的乳名，大爷爷是抬棺柩的壮汉之一。他一边喊我，一边用两个指头夹着一片回锅肉来给我，让我吃。

我什么都没有想，就接过来，吃了。

是非常好吃，四川的家常菜，谁家都做得不差，只是那时不常吃而已。

我们镇上的人有个传说，小孩子吃了这样的有仪式感的食物，长大以后胆子大，什么也不怕。

可是，等这个事情过去了好多年，我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难受：首先，我觉得我吃了死去的人该吃的东西，很后悔;其次，那时吃得很不卫生，基本上没有筷子，大家都是用手拿的，现在想起来还想呕。

虽然这事情已经过去40年，但我一直耿耿于怀，忘不了那种本真的土猪肉的香味，忘不了那种仪式感。

一场葬礼，仿佛是一场庆典，喧闹了半天，才结束。

一个人的死去，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只有那种回锅肉的香味让人难以忘却。

后来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也不知道他姓名的人死了，也让我难以释怀。

那时，我已经开始读初中了，已经有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忧愁，比如我自己的前途，比如我是不是能飞越这鹞子岩，即便是飞越了，是否能寻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经常在后门河边的山坡上种花，种桃树，种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每天浇水，指望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然后，我就坐在后门的门槛上，读书，复习功课，也会看我们家订的《少年文艺》之类的刊物。

书读完了，我经常坐在门槛上望着东河摆渡的渡船，渡着来来回回的人。我也会望着鹞子岩发呆，想着它过去的样子，有人说，几千年前，这里是海底。

谁知道呢。关于鹞子岩的前世，是没有资料可查的，只是听听传说罢了。

尤其快到春节的时候，我预算着我爸爸回家过年的日子很近的时候，我就每天坐在门槛上，望着那山坡上走过来的人，看看那中间是不是有我的父亲。

我等待我的父亲，每年都那么热切地期待着他回来，因为，他给我买的礼物都带着外面大城市的气息;我知道，我父亲为了春节的时候全家人都有一个礼物，他自己得省吃俭用。

我心里能懂得父亲那种无私的对全家人的爱。

有一个周末，我们不用上学。我在家写作业，突然，我听见从鹞子岩半山腰传来锣鼓和唢呐声。唢呐声很尖，拖得很长，显得无比的凄凉。

我赶紧跑出去看，果真不是结婚的队伍，而是一队送葬的人。

因为，我远远地看见他们中间有人抬着用白色的纸和新鲜的柏树枝扎成的花圈。

我妈说，那是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出了意外死在外面了，家里人要求人要送回唤马镇的老家来安葬。

改革开放之前，唤马镇很多村有很多闲置在家的劳动力，往往都是白白浪费，只能在家打麻将。后来，渐渐有人出去打工了，刚开始的时候出去的多半是男人，年轻的，小学读完没有考上初中的，初中读完没有考上高中的男子，都会出去打工。

出去打工的人，过年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钱拿回家，又见过世面，来镇上赶集的时候，都有几分神气，用四川土话说是“冒包得很”。

他们去干的活都是苦力活，比如在煤矿里挖煤，在金矿里帮老板挖金子。

在煤矿、金矿干活很苦，基本上是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矿井里干活，一年分不清四季，每天也分不清白天和黑夜。

我妈说，几天前就有消息传回来了，说那个人死了，死在矿井底下了，运了几天才运回来。

当然，矿上是赔了一笔钱的。

我一邊听我妈说着她听来的关于这个男子的故事，一边呆呆地看着花圈随着唢呐声慢慢地向唤马镇移动。因为是抬着一个死去的人，所以走得很慢，整个下午，东河的上方都回荡着凄凉的唢呐声。

随着抬着的人越来越近，镇上很多人开始关上门，我妈也让我把门关上。

这些出去打工的人，春节过后，像洪流一样流向中国大地，挣钱回家过年，他们都是春天出去，冬天回来。

这个不知名的男子，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但他也是无法想到自己会死得如此轰轰烈烈。

前两天看一条新闻，英国女王因为身体不适取消了一系列活动，然后英国王室相关的部门就开始排练女王的葬礼。

甚至有人想好了驾崩的代号：“伦敦桥倒了”。

然而，中国人是最忌讳谈论死亡的。

即便是已经去世了，也是讳莫如深。

看过这么多人的死去，有一个事实就是：人死的时候是孤独的，即便是丧事办得宏大无比，也无法掩饰。

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谁此刻思念，就必将遇见。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