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海外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就有七座，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还有着“横滨大世界”这样的综合性的消费中心，人群拥挤，散发着特别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的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个习惯的旧中国景象——三邑、四邑会馆，或是福州或潮州同乡会的建筑倒是很少见。

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最重要的是相连的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横滨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自从1859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他们通过荷兰人来理解的外部世界，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要被迫应对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

中国人也是横滨的第一批抵达者。最初，他们以英国、法国洋行的翻译、买办、随从身份到来，他们在广州、香港接受了东西方商业交易的训练，与日本人分享同样的汉语教育——即使不能交谈，却能用笔谈。在这个新口岸，他们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间的“中间人”。移民继续涌来，他们大多是广东、福建的底层人群，以“三把刀”——裁缝刀、剃刀、菜刀——在此展开生活。

与前往旧金山或是南洋的华人不同，横滨的华人面临着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恰与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崛起的日本进而在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清朝、又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对于中国来说，它同时是屈辱与希望的来源。倘若一个长期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岛国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探索者，不管他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这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点。既逃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又与上海、广州的距离足够近，也是远游南洋、欧美的出发港口。它也处于昔日的汉文圈的影响中。日本的政客与浪人中，仍有不少汉文化的欣赏者。既出于对于日本对未来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对于西方势力的焦虑，也出于对中国的文化情感，他们资助与鼓舞这些革新者。在1905年中国留学生大批拥入东京、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之前，横滨的中华街才是中心。孙中山的兴中会建立于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却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如今人们都熟记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却忘记了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样充满猜忌地看待这些革命者。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孙中山不过是一名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即使在1897年他因在倫敦的蒙难而扬名国际后，他仍是这些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异端”，只有那些最大胆、异想天开的人才敢接近。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就有七座，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

一个名叫温惠臣的华侨回忆说，他十五岁时成为第一期的同盟会员，负责给孙买日用品，偶尔也去船上扛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军火。即使剪掉了辫子，他也需要“辫子是假的，缝在帽子上，到外面去时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丢，变成了光头。不然的话，当时的华侨社会，路人会指着你的鼻子骂”。流亡中的孙中山则陷入习惯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当地的暗探、要忧虑下一次起义的武器与经费、要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争夺影响力......温惠臣记得，孙中山不怎么出门，“总是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想”，他也“不抽烟、很少喝酒，喜欢吃凤梨、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