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异化根源探究

2020-04-02郭树樾

当代体育科技 2020年6期

郭树樾

摘要：现今竞技武术不断体操化的发展态势下，武术技击性的淡化引发了学者的强烈思考，认为武术的竞技化是武术的异化表现。为了探究武术异化的根本原因，笔者通过对武术发展历史进行回溯，并将漫长的异化过程归结为2个源头：评价体系的改变带来的认知层面上的迷茫与理论发展带来神秘主义的出现，并在需求这个关键点的变化下最终导致了武术的异化。笔者认为只有认清武术异化的源头，才能更好地克服异化，实现武术的复归。

关键词：武术异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20）02（c）-0207-03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inuous gymnastic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Wushu， the weakening of the attacking nature of Wushu has aroused strong thinking among scholars， who believe that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Wushu is the alienation of Wushu.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Wushu alienation， the author retrospects the history of Wushu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long process of alienation as two sources： confusion on the cognitive level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evaluation system and mysticism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finally led to Wushu under the change of the key point of demand alien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by recognizing the source of Wushu alienation， can we better overcome alienation and achieve the return of Wushu.

Key Words： Wushu; Alienation; Origin

對于武术的异化现象，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武术技击性的淡化;传统武术文化的丢失;武术的不断体操化。中国武术在不断地革新自我的同时也受到现代社会需求的制约，随着社会需求的改变，武术出现了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分化，在现今竞技武术的不断发展下，武术异化现象越发显著，某些学者认为是武术的竞技化导致武术异化。但笔者认为，武术的异化绝不是由于竞技武术的出现所造成的，竞技武术只是武术在不断自我革新中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并不是武术异化的根源所在，对于武术异化的根本源头，需要学者们详加探讨。

1 武术的异化概念辨析

马克思是这样对异化进行描述的：“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者其他的强制一旦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而对于武术异化根源的研究，首先要意识到，在现今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下，世界呈现出愈来愈复杂的关联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领域，有可能产生于满足它条件的任何社会方面。当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异化，由人创造并发展的武术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化。不过需要注意，在一个漫长的异化过程中，武术异化并非一蹴而就，往往在异化的初始阶段，有着它积极的一面，并为后来的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是在后来的不断发展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最终的异化发生，因而对武术的异化过程，也要抱有发展的观点，辩证地去看待武术的异化。

2 武术的异化根源探究

随着对于异化问题的探究不断深入，西方掀起的复古思潮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武术习练者与研究者们，高举着武术复归的旗帜进行着武术的复古运动，对于传统武术的回归乐此不疲，抱着对于传统武术技术的盲目自信，以及对于现代武术发展状况的担忧，许多的武术家们甚至把现代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看为事物对立的两面，理所当然地认为竞技武术的出现作为武术的“异化”束缚着武术自身的发展，只有通过对于技术的回归以及对于竞技化的批判消除武术的异化。想法无疑是好的，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武术作为一个与时代相结合的体育项目，技术的不断革新带来的是对于时代需要的契合，武术的异化就是因为技术的变化所产生的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武术的竞技化也不是武术异化的表现，只是对于西方“体育”思想下的世界体育范式的一次结合尝试，它也为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那么武术异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需要我们对武术的异化过程进行一次深刻的历史回溯才可以给予解答。

2.1 套子形成与与擂台消失下的评价体系转变

武术的技击性是武术的根本属性，在《说剑》中有这样的描述：“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容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尽管《说剑》一篇旨在借剑论政，但庄子对于剑术的描写足以见当时剑技的兴盛与残酷血腥，在这一时期，武术家们通过战场、擂台、民间约战等形式，在颜面扫地与生死搏斗的威胁中评判着自己技艺水平的高低，开放性的擂台打斗推动着武术的技术发展方向。尤其是唐朝武举制的颁布，武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技术上的不断积累使得武术的自身发展由技术层面开始向理论高度提升，但是就在此时却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灾难——元代禁武令的颁布。

尽管在元代之前，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于兵械都有管制，例如秦国所铸的十二金人，北宋开宝五年颁布的“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之类的禁武令，但实际上历朝历代除了在兵械上的控制极为严苛，对于武术的传承都持有一个默许的态度。但在元代，由于自身少数民族封建王朝的性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者们严禁汉人与南人习练传授武艺。在南宋灭亡之后，立即有“禁治习学枪棒”颁布，在元英宗时期，明确规定禁止汉人与南人习练武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武术习练者不断地寻求自我发展道路。在与杂技舞蹈的交融过程中，武者为了自身技艺的流传，将简单的技击动作组合与这一时期所诞生的“套子”相结合，成为套路的雏形。武术“套子”一词最早记录于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二十·百戏伎艺》中对于角抵的一段描写：“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套子是作为角抵之前的表演项目上场，而当它成为了习武者用于传承的重要方式时，在公开技术交流的机制——擂台消失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习武者的评价方式。

人们对武术的评价无法像以前一样，根据擂台上的胜负来评判高低，从而转向以套路中武术劲力的表达程度作为评价标准，简而言之，武术的评价方式由技击水平高低开始向审美方向转变，又因为各家武术各有不同以及人们对武术认识的程度不同，这种需要较高艺术审美的评判方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为了更好地体现自身技艺的水平，习武者不断地钻研自家武术，使其绝技与招式的特点愈发明显，甚至出现不符合技击技法的动作，以体现各自家传武艺的劲力特点。在这种纵向的发展过程中，武术已经有了异化的源头之一——评价体系的改变。

虽然评价体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在这种纵向发展的趋势中，武术技术的发展更加细致化，武术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审美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套子的出现在更加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对于枯燥的招式训练，具有节奏和韵律的套路极大地加强了武术的吸引力，套子的出现使得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动力，成功地使武术推广普及。但是评价体系的变化带给人们对武术认知观的改变，武术在缺少了擂台这种横向交流的平台后，武术的展示方式转向套路这种表演形式，随着实战机会的不断减少，人们对于武术实战的追求开始出现误解，将套路这种表演形式与实战相关联，不在需要付出擂台上残酷血腥的代价，代价的减小使得武术的习练门槛降低，初学者对于武术的认识程度较低，随着擂台的缺失与初学者的大量涌入，使得习练武术的人们将实战和技巧的展现混为一谈，表演性的动作与技击技巧开始混淆，武术的技击性不再纯粹，但这仅仅是异化的一个原因，是在禁武令这一客观原因催化下，为了满足自身传承和发展所产生的。

2.2 流派的形成与内家拳所催生的神秘主义

明代武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技术积累后，开始出现对拳械以套路、人名和技术特点命名的形式，如在《纪效新书》中记载有：“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山东李半天之腿、二十四弃探马”等，而在元代形成的武术“套子”在明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且由于明代的经济繁荣和对武术的重视，这种“一家一拳”的宗法性传承不在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发展空间，而是随着贸易、战争逐步扩大其自身影响力，并最终衍变为武术门派。明代武术的另一大特点是开始寻找理论上的补充以实现由应用层面向理论层面的提升，但因为受到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原本作为武术理论支柱的墨家“侠义”精神的发展不完善，武术习练者们将视线转向更为成熟的儒释道三家。在与儒家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武德”理論，以及诸如“少林十诫”等武术门规戒律，为武术门派的发展提供了管理理念，促进了武术门派的形成。而语言描述更具有模糊性和联想性的道家学说，则更符合当时武术习练者对于自我流派绝技与独特劲力的保护意识。在吸收容纳了道家学说后所产生的“天人合一”理论，对劲力描写的“气论”，武术训练的“神意”学说，并最终成为了各个流派的核心内容，不传之秘。而在结构体系与理论体系完善的同时也导致了武术异化的另一个源头——神秘主义的形成。虽然道家学说对于武术理论的促进是极为显著的，但也正是因为道家学说语言的模糊性与极具特色的联系性，使得武术理论呈现出晦涩难懂的特点，加之武术擂台的消失，武术套路的盛行，使得武术的技击性不断弱化，即其残酷血腥的一面与格斗的真实性，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经济繁荣与战事连连带给广大群众对武术的追求，武术在形成流派后脱离了传统的一对一传承方式，套路的练习方式能更好地扩大武术的传播传承范围，流派之间的竞争又导致武术家不断用更具有模糊性的语言掩盖自己流派的绝技，而在所能接触到的武术理论中，道家思想中的“天人”“气”“神”等学说对于当时群众过于深奥，导致对于武术的理解在受到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开始带有自我猜想的神秘色彩，对于“气”“神”等专业术语进行自己的臆想，将武术神秘化。至此，在评价体系的改变与神秘主义2个异化源头的相互作用下，以武术为基础，以门规为框架，以套路为传播形式的武术流派开始广泛形成，导致武术技击性的不断弱化与表演性的不断加强。

2.3 需求催化下的武术异化

评价体系的改变与神秘主义的出现导致武术开始呈现技击淡化，但是评价体系的改变与神秘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诚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例如禁武令的颁布与擂台的消失，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武术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清朝末期帝国主义的洋枪火炮下达到顶峰。清朝末期，武术多以“秘密结社”的形式出现，它本源于下层群众为了抵抗侵略，保护自己的财产，寻求精神寄托的乡间社团或者以家族本位为传承方式的武术门派。在对白莲教、天地会、义和拳等社团教会的历史追溯中，在面对西方的洋枪利炮时，武术的技击性无法满足人们保家卫国的需要，武术开始与巫术结合，给予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它不仅仅是有一定的套路，还有口诵经义、画符摆阵、做功运气等，这些宗教性质的武术多以明代形成的“气论”、“天人”学说、“神意”等作为核心内容，在运用了对武术内功的不断追求下，宣称可以通过这种套路加之口诵经义的形式与神灵、上天、外界自然能量沟通，来获取在评价体系改变后人们对武术所产生的飞檐走壁、力大如牛等的臆想。武术被人为地改造成所臆想的形式，并希冀与洋枪利炮抗争，技击目标的改变也使得武术的技击性发生了改变，而“气论”等武术理论也发生了曲解，武术原有的文化不断流失。

反过来看元、明时期的武术，也可以看到，当禁武令颁布，人们需要为武术找到传承的空间，与套子结合形成套路，当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满足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武术理论化成为了人们的需要，这都有利有弊。武术异化则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战乱时期发展壮大，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加之个别人群的有意煽动，武术从原本的技击术，逐渐演变为具有神秘色彩的救国仪式，武术原有的技击性不断弱化，武术文化的曲解与表演化日益加重，武术异化的过程不断加速，并最终形成影响着之后的武术发展。

3 结语与展望

武术在自身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因为政治、经济、认识观念等客观原因与人的需求变化，产生了异化的源头：评价体系的变化与神秘主义的产生，在其初始阶段，这些改变都是武术习练者们对于武术发展做出的努力，并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转变，在外部因素的干扰下，武术异化逐步形成。进入现代后，人们对武术的需求发生改变，对于武术的艺术表演与健身养生功能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武术的竞技化使得武术的地位和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可以发现，武术的竞技化并不是它异化的表现，表演化仅仅是武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现代武术，我们首先要分清实战和表演的区别，不能用实战的评价方式去看待竞技武术，对于那些高举武术复归的人们来说，需要的是针对某一类武术，改变其评价体系与消除武术的神秘化，不再通过套路练的好坏与否评判某项武术是否具有技击性，而是通过实战结果去看，应该将“气”“劲力”等容易产生误解的词汇解释清楚后再进行训练，消除武术的神秘化。只有认清武术异化的源头，才能找到消除武术异化的“把手”，更好地发展实现武术的纯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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