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这好像是个假议题。倘其人不仅学术水平一流，管理才能也一流，且精力过人，为何不能当官？

如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等，均是这类“双一流”人物。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倘没有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科技官”，今天我国的核事业和导弹发展会是一种什么状况，都不好说。

但学者对于官，做，还是不做，有时还真成为一个问题。

有个故事流传得很广。早在民国时期的1928年，傅斯年受中研院院长朱家骅之托，力邀有着“非汉语语言之父”之誉的语言学家李芳桂先生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一次，李对傅三番五次的游说和纠缠实在有些不耐烦了，干脆不客气地对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道：“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听后十分尴尬，只好躬身长辑道“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遂告退。李芳桂的意思是，真正一流的学者谁肯把时间花在做官上面？这虽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了当时的学者把当官，至多看成是一种责任在身“不得不做”的事。譬如竺可桢，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一流的物候学家，在他的主持下，把战火中的浙大，办成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在他长校期间，群英荟萃。既有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時璋等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又有钱穆、马一浮、熊十力、丰子恺等人文大师，以至于当年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盛誉学校为‘东方剑桥，令人钦羡一时。”（见2010.3.29《中国青年报》）但另一方面，竺可桢对当浙大校长一事，又简直是深恶痛绝。因为他一心向学，只想当好一个科学家。在日记里，他不无遗憾地写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曾先后十次请辞校长职务，但有时是官方不允，有时是学校西迁离不开，有时又是学生苦留不让走。可见竺可桢对于浙大长校，实在是有点不得不干的无奈。这说明，一个真正“志于学”的学者，即使精力再充沛，再有组织能力，也总会为分心于繁琐芜杂的行政工作而不爽。

那么，行政工作完全离开学者行不行呢？窃以为，很多时候也是不行的。譬如今日高校行政化之所以饱受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校者多不是遴选有巨大社会学术声望的一流学者和教育家。有些地方的上级组织部门给高校委派校长或书记，往往很随意。或在这儿弄一个企业领导人来学校当书记，或到那儿搞一个副市长当校长。只考虑级别的对等相称，却未认真思考过这些人是否真正懂教育，学问上是否对等，能否深孚众望。如今，在某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许多人之热衷于当官，无非是将之看成是一种个人飞黄腾达的象征而已。其实，就这类人而言，虽非一流学者那样的天纵英才，但也大都聪明过人。我常常暗暗为之惋惜：倘能潜心搞研究，即便不能成为一流人才，在业内也绝对会成为拔尖人物，而如今，不仅官当得很平庸，很多人还当出了一身坏毛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样样俱全不说，还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本事不大，架子不小，肤浅势利，薄情寡义，一副权力暴发户的嘴脸。

因此，学者能否当官，本不是问题。只要做啥像啥，且啥都能做成一流，就是好样的。例如，没有人会说丁文江不像市长，说竺可桢不像浙大校长，更没人说钱学森不像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而且有些人，即便官当的时间很短，也留下了不凡的业绩。如北大的首任校长严复，在北大不过五个月，就做了对北大影响深远的三件事，一是主持了北大改革，归并了科目;二是办学方针上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开启了蔡元培办学思想之先河;三是顶住了旧教育部停办北大的压力，保住了北大。不似今天的某些人，当个什么长即便当了十年八年，也乏善可陈，没给后人留下任何可圈可点的遗产。至于为何现今的“学者”热衷于当官，却当得又很不咋样，这应该是另一个大题目了。就此打住。

朱慧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