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视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探析

2020-04-01程建山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程建山

摘要：《飞鸟集》是印度文学巨匠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迄今为止已有超过十个中文译本。其中，2015年最新出版的冯唐译本一经问世，即引起了读者和翻译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从生态翻译学视阈对冯译本的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进行全方位解读，从而为冯译本所遭受的争议进行专业的解答。总体上来看，冯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但其中也不乏明显适应性或选择性失误的例子。冯译本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翻译群落生态系统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没有忠实地传递出原文本的语言特色与思想内涵，自我创作和改写的成分过多。但同时，冯译本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冯译本及其他各种译本均适应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读者对象，它们将共生共存，并遵循“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自然法则，不断进化发展。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泰戈尔;冯唐;飞鸟集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1011107

一、引言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三百余首清丽的小诗，文字晶莹剔透，满含东方气息，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深受中国读者喜爱[1]。《飞鸟集》中文译本颇多，有郑振铎、陆晋德、徐翰林等译本。其中，最著名的译本公认出自郑振铎。郑译本首次出版于1922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译本，至今历经近百年而不衰，足见其翻译之精妙。2015年由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飞鸟集》出版。此次冯唐新译本《飞鸟集》一经问世，反响不一，有人说冯唐译本用字凝练又不失原文的意境，适合现代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更多的读者对其译本却是抱着“吐槽”的态度，有评论称新译本风格“不雅”，是对泰戈尔的“亵渎”[2]。

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官方微博以“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为由，宣布紧急召回《飞鸟集》。《飞鸟集》的争议因文本而起，在大众层面的众声喧哗之外，有必要从诗歌翻译的专业层面对该文本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本文将冯译本与郑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并从生态翻译学视阈对冯译本的翻译质量和风格以及失误现象等进行综观和描述，试图揭示该译本下架的原因以及对翻译的影响。

二、《飞鸟集》翻译述评

近年来，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冯唐版和郑振铎版《飞鸟集》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对比分析研究。例如，王乙涵、张丽敏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分析导致郑译本和冯译本风格不同的原因[3]。梁晴晴、汪桂芬在翻译目的论指导下，探究郑振铎和冯唐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分析二者的翻译目的如何影响各自的翻译策略和具体翻译方法[4]。高远从翻译美学角度分析《飞鸟集》的诗学元素，认为冯唐的译本虽从美学角度上看，某些方面着实可圈可点，但对于其中一些诗句的意象和涵韵进行了随意曲解和篡改[5]。宁尧认为郑振铎和冯唐两人对作品的翻译积极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我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同时又因为译者个人的翻译理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6]。刘源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冯唐译本做了总体评价，即总体而言，冯唐的译本较为贴近读者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更符合接受美学的要求和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但个别诗译本过度张扬自我，以致曲解了原作者的意图[7]。罗晓佳从多元系统论视角出发，从译者特点、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社会反应等方面，对比研究《飞鸟集》郑译本与冯译本的生成和存在差异的原因[8]。何善秀、王瑞琼从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移情的角度对比分析郑译本和冯译本，认为两位译者的译作各有千秋，都非常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人们的审美观[9]。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论和译者责任、译评标准、翻译生态环境、多元共生原则等理念和视角对冯唐版《飞鸟集》进行全方位解读，试图揭示该译本的翻译风格和翻译质量。

三、基于生态翻译学视阈的冯译本《飞鸟集》探析

（一）翻译即适应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翻译的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另一个方面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因此，翻译过程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10]。译者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不能深刻透彻地理解、领悟原文的内涵意义;或者不能很好地对译文做出选择，不能忠实、准确、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意义，就会出现翻译失误现象，因而不能很好地实现原文的功能与目的，取得与原文对等的效果。以冯译本争议最大的几首诗歌的翻译为例：

【例1】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馮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郑译：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例2】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冯译：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郑译：大地借助于绿草，显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例3】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冯译：如果因为思念太阳而终日哭泣，星星也将离你而去。

郑译：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例4】Dream is a wife who must talk.

Sleep is a husband who silently suffers.

冯译：梦幻是一个不得不唠叨的老婆，睡眠是一个默默忍受着的老公。

郑译：梦是一个一定要谈话的妻子，睡眠是一个默默忍受的丈夫。

【例5】The night kisses the fading day whispering to his ear， “I am death， your mother. I am to give you fresh birth.”

冯译：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

郑译：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例1中，原诗中“puts off its mask”，郑译为“揭下面具”，比较忠实于原文;而冯译为“解开裤裆”，纯属主观臆造，且语言粗俗。例2中，“hospitable”一词在牛津词典有两个基本意思：“1. 好客的，殷勤的;2. （作物生长条件）适宜的，（环境）舒适的”。郑振铎把它转换为名词，译为“殷勤好客”，相当于“hospitality”;而冯唐则用了一个贬义词“骚”，意思为“举止轻佻，作风下流”，且偏向“淫荡的”意思，不仅曲解了原词的意思，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原作“诗的”“美的”意境。笔者认为这里的“hospitable”应该当作“（作物生长条件）适宜的”意思。因为从自然的角度看，小草有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善土壤的作用。正因为这个作用，使得大地不再荒芜，从而可以接纳更多的动植物。因此，此句诗行可译为：“绿草帮助大地变得更适宜万物生长”。例3中冯唐将第一个“miss”翻译成“思念”，而第二个“miss”却翻译成“失去”。其实第二个“miss”前面的“also”说明上下句中两个“miss”的意思应该是一致的，因此都应该译成“失去”。在例4中，冯唐把must翻译成“不得不”，显得比较生硬，而且似乎将must 和 have to 的意思搞混淆了，must的“必须”，是指内在需求;而have to的“不得不”，是指外部逼迫;前者偏于主观，后者着重客观，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另外，冯唐将“wife” “husband”翻译为“老婆”“老公”，显得比较口语化，语体不正式，也破坏了原诗的意境。再看例5，该句诗原是表达生与死的哲学寓意，传达静谧深邃的意境[1]103。前一句译为“白日将尽，夜晚呢喃”虽已开始渲染诗境，可突然画风一转“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满是俗语，且用上了网络热词“哒”，显得稀奇古怪，庄严与静谧的诗境破坏殆尽，而这仅仅来自冯唐对诗歌应当押韵的看法。他有这样一种观点：“诗歌应该押韵，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11]“韵”附着于文字形式，但也与语义有关，因此语形与语义不可分离，否则徒有形式就只能是廉价的摆设，甚至还会因韵损义。冯唐在另一句诗的翻译中还采用了“你丫是我的”“我呀是你的”等卖萌性表达。泰戈尔是位谦谦君子，文字如山涧清泉，译者稍不留神，添油加醋，口味过重，清泉就变成了浊流。

以上几首诗歌是争议最多的译作，从两者的译文不难看出，郑译文力图忠实原作，保留原文的散文体，选词也正如他在序文中评价泰戈尔诗时说的那样“诗的”“美的”“有生气的”，将原文的形式、内容和诗意恰到好处地传达出来[12]。而冯唐的翻译风格明显走相反方向，原本清雅优美的诗意荡然无存。但在下面两首诗歌中，就诗意而言，也许冯译本与郑译本显略胜一筹。

【例6】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冯译：做梦时/我们距离非常遥远/醒来时/我们在彼此的视野里取暖。

郑译：有一次，我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爱的。

【例7】You smiled and talked to me of nothing and I felt that for this I had been waiting long.

冯译：你对我微笑不语/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

郑译：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

从这两首诗歌译本的美学价值来看，由于冯唐本身是个风格鲜明的诗人，他的译本诗意充沛，只是与泰戈尔的风格差异较大。郑译本可能更接近泰戈尔的风格，但是在译本的诗意和美感上跟冯译本稍逊一筹。

（二）译者中心论和译者责任

译者中心论与译者责任指的是译者在产生译本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译者责任，主要是指译者在整体翻译活动中所承担的责任。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译者中心翻译理念特别强调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译者素质（包括译者的成绩、阅历、能力、诚信度、知名度等）的密切关系[10]215。一般来说，译者素质越高，其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也就越强;而译者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越强，其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自然会越高。

与郑译本相比，冯译本更能体现出译者中心的地位。冯译本没有完全遵守原诗的意境和风格，创作的成分偏多，他自己也承认：“翻译并非完全遵守原文。”[11]34原文与其说是诗歌，但其实更偏向于散文文体，而且也是不押韵的，而冯译本基本是按照诗歌的体裁来翻译，并且基本都是押韵的。他自己也承认为了押韵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原文的语言风格簡洁、质朴、优雅，而冯译本语言随性、口语化、非正式、粗俗，甚至包含色欲成分，被认为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有人认为这是冯唐本人性格“肿胀”“荷尔蒙旺盛”的表现。纵观冯唐的过往经历，他曾经做过诗人、作家、医生、商人等职业，出版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自信其英语功底和汉语水平均能胜任《飞鸟集》的翻译任务。他以前的作品同样被读者认为是个性十足，放荡不羁，充满了个人和时代特色，因此就不难理解冯译本《飞鸟集》的荒诞怪异、粗犷低俗的语言风格了。他自己也坚持认为，翻译应该体现出“有我”，而不是“无我”，即翻译应该体现出译者的语言个性和风格，而没有必要完全去顽固地遵守原作的语言风格和内涵。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而译作总是会打上译者的烙印，体现出译者的语言特色和思想意境。译文的质量跟译者的素质，包括其双语水平、过往的成就、阅历、思想境界、背景知识、翻译经验、工作态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译评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评价与测定标准主要体现在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即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选择性适应和继而伊始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10]240。多维转换在文本翻译过程中，通常表现为在对全句、全段、全文总体考虑后，改变单一/单项维度的译文处置，即不但只做语言转换，还要关照文化内涵、交际意图、心理暗示、美学追求等多个维度，特别是关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多维转换主要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冯唐译本中有很多三维转换不当或失误的例子，如例1所述。

冯唐辩解道：“世界对它的爱人揭下面具的方式，换作解开裤裆、舌吻，加深了程度，多了一个借代诗行，拓宽了广度。”[13]且不谈这首诗翻译的好坏，语言是否优美，

这行诗在翻译的三维转换方面存在三个错误。其一，他把“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译为“解开裤裆”，错误地把“mask（面具）”译为“裤裆”，而且漏译了“vastness”。“vastness”是由形容词“vast”加后缀“ness”所构成的名词化现象，其首要功能是表达的经济性，其次使文体更正式。由此可见，如果不是为了庄重起见，泰戈尔完全可以直接说“vast mask”。泰戈尔使用名词化结构，应当是有意为之，因此译者不能随便省略不译。冯唐之所以要省略“vastness”，是因为“解开巨大的裤裆”这样的搭配有悖常识、荒谬之极。其二，“kiss of the eternal”中的“eternal”前面有定冠词“the”修饰，可见这里的“eternal”被用作名词，而不是形容词。“kiss of the eternal”的意思是：“吻到了永恒”或“给永恒以吻”，而不是“永恒的吻”。郑振铎译为“永恒的吻”也是误译。其三，冯唐把“song（歌曲）”译为“诗行”，这也是不准确的。冯唐把“面具”的意象更换为“裤裆”，不仅在语法层面站不住脚，而且也违背了翻译技法原理。这首诗不妨译为下面的诗句可能更忠实于原文的语法和语言风格、意境等文本生态环境：

大千世界面对爱人，卸下了浩瀚无比的心防。

此时他变得纤小如一首歌，如一个给永恒的吻。

（四）翻译群落生态系统

翻译群落指的是与翻译活动整体相关的“诸者”的集合体，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译文评论者、译著出版者、营销者、译事赞助者或委托者等，这个集合体相互关联、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整体翻译群落生态系统[10]92。翻译群落生态系统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形成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下面将具体分析冯唐译本中的翻译群落生态系统对译本的影响与制约作用。

读冯唐译本的《飞鸟集》，不了解的读者会觉得泰戈尔很花哨、风流，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泰戈尔从小就长得很英俊，年轻时有很多“粉丝”，但他在婚姻问题上很严谨。虽然他的思想比较西化，但毕竟他是印度人，受到印度教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男女问题上绝不会越轨。泰戈尔的原作是一部英文格言诗集，内容包罗万象，语言简洁凝练，清新质朴，意味隽永，诗人将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巧妙地合而为一，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14]。冯唐，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其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受到一批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喜爱。但也有不少人评价冯唐为当代文坛中的异类，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是以一种充满着物质性的口语方式在叙述，以一种绵密饶舌的喋喋不休给予写作以丰富构成。李银河对他评价道：“他的性格一向比较生猛，他自己的诗就是这样，常常是汁水淋漓，荷尔蒙喷溅。”[1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译作中充满了荷尔蒙气息和大量的口语化、网络化语言表达，鄙俗怪诞，甚至突破底线，例如：“吹牛逼”“挺骚”“哒”“裤裆”“禽兽”“舌吻”“做爱”“销魂”等粗俗污浊的字眼。但其实除了那几首粗俗露骨的翻译之外，冯唐的大多数译文却还是中规中矩，没有“过多的荷尔蒙”，没有“肿胀”，较为忠实地传达出了泰戈尔文字所指。其中，还有些翻译颇具诗意与美感。例如：

她期待的脸萦绕我的梦/雨落尽夜的城

女人啊/用泪拥抱尘世的心/如同大海包裹陆地

夏日的飞鸟来到我的窗前/歌/笑/蹁跹/消失在我眼前/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无歌/无笑/无翩跹/坠落在我眼前

从译者冯唐的角色来看，他之所以这样翻译那几首诗歌，主要是其“生猛”“肿胀”的性格和放荡不羁的语言风格使然。冯译大胆张扬的用词使得译本的风格与泰戈尔原作风格相去甚远，未能达到翻译标准中最基本的要求，其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译写”，加入了太多个人化风格和表述，译本中涉及的部分色情词汇更是受到广泛的指责[16]。从原作者泰戈尔的角度来看，因为《飞鸟集》在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特殊的经典定位，读者与公众对译本具有预设的经典性要求与期望。而且，郑振铎的《飞鸟集》译本在中国传播甚广，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一致认可，已经成为这本诗集的经典译本。因此，《飞鸟集》的作者和原译者（郑振铎）都对新译者（冯唐）形成了隐性的制约与束缚。再从出版商的角色和责任来看，出版社默认甚至鼓动冯唐的翻译，主要是出于译本传播推广从而产生经济利益的需要。编者最终选择将具有争议性的译本正式出版，可能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制造卖点和噱头，从而提高译本的销量和利润。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违背了翻译的原则和经典名著本身的学术属性，大大超越了原著的个性，从而背离了原著的思想信息和创作背景，打破了翻译群落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之间以及原文生态和译文生态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导致该译作一经出版即引起了读者和评论者的激烈的争论和质疑，最终出版社不得不做出下架处理。

（五）多元共生原则

多元共生主要是指译论研究的多元化和不同译本的共生。同时，多元的翻译理论和不同的翻译文本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会遵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不断进化发展[10]115。文本生态、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的生态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为了适应不同层次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种种变化，翻译活动中不同翻译文本的共生共存是翻譯活动中的自然现象，是翻译行为的一种常态。不同的译本由于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因而有可能共生共存。《飞鸟集》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超过十种不同的译本，这些译本共生共存，并接受读者的评判和市场的检验以及时间的考验，只有那些适应了文本生态、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等翻译生态环境的译本才能生存下来，而那些不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译本则会慢慢消失，被读者和市场所淘汰。郑振铎翻译《飞鸟集》的时代，正是中国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替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推崇白话文，诗歌创作和翻译也体现出了白话文的特色，同时郑振铎也是白话文语体“欧化”的支持者，因此郑译本的语言显得比较平实质朴，并带有“欧化”的色彩，这也是适应了当时语言文字改革的需要，推广白话文的需要，读者阅读的需要以及诗歌创作的需要[17]。而到了21世纪，语言文字又迎来了“90后”和“00后”一代人，网络语言对语言文字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冯唐版的译本正是适应了新时代的语言环境和新一代读者的期待。

冯唐的译本虽然被很多人批评为“亵渎”了泰戈尔的经典诗歌，是篡改原作，内容低俗恶趣，但也有评论家认为他的译作译出了诗意和韵味，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总体来看，冯译本除了那几首被当做批评的“典范”之作外，其他的诗歌翻译质量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我们不应该只看到那几首低俗的诗歌，就否定了整本书的翻译质量。总之，根据生态翻译学多元共生的原则，各种不同风格和文体的译作应该能够共生共存，让读者、翻译界、文学界去鉴赏和评析。文学批评，本来就是为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真理越辩越明的方式”，提高社会的文学创作与鉴赏水平。正如冯唐本人的回应：“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18]

（六）事后追惩机制

事后追惩指的是译事之后，由翻译生态环境所遵循的“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法则对译者的选择再做出选择和仲裁。事后追惩的表现形式有撤稿、滞销、批评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淘汰[10]223。冯唐的译本发表之后即遭到翻译界、文学界、诗学界和读者的强烈批评和质疑，最后浙江出版集团不得已将该书做下架召回处理，并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其实，郑译本发表之后也同样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批评，比如梁实秋就曾指出郑振铎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性翻译原诗集的部分诗歌，而不是翻译整本诗集，作为诗歌译介不利于读者了解原著诗集的本来面目，使那些没有机会读原文的不能窥见全豹[19]。此外，他还指出了该译本中的几处代表性的错误。例如，郑译本将“which have no songs（没有歌唱）”错译为“没有什么可唱”;“rain at night（夜雨）”错译为“雨滴在夜里”;还将“fingers”错认为“figures”，因而错译为“人物”。正是在梁实秋的批评和指正之后，郑振铎将初版中的错误或不妥处做了更正和修改，后来又陆续地印过五个版次，使得其译本更加趋于完善，并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翻译界的好评，使之成为该诗集的最具代表性的中文译本和权威译本之一。可见，翻译批评作为事后追惩原则的一种形式和表现，有利于译者更正翻译中的错误，不断完善译作，从而得到读者和翻译批评者的认可和接受，最终推动翻译事业的进步。总而言之，事后追惩原则对译者和译本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反拨和促进作用。

（七）复译问题

复译，也称重译，是指一部作品被再次或多次翻译的现象，复译的主因是由翻译的文本生态、翻译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的变化使然[10]346。就译者而言，同一个译者在不同时期有可能对同一作品进行翻译和复译。就读者而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解释，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意识不同。总之，复译是原译的翻译生态环境变化所致。复译是保持翻译生态平衡的一种方式，它是翻译活动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可谓之翻译行为的一种常态。

《飞鸟集》的再版正是缘起于出版社重出一系列公版书的计划。目前市面上流传最广的郑振铎与吴岩译本都年岁久远，出版社请名家重译《飞鸟集》，以期以更新、更紧跟时代面貌的方式呈现这部经典著作。一番权衡之后，冯唐进入了视线。冯唐也果然“不负所托”，对翻译语言的时代性有着他的敏感性，“我坚信民国时代的中文还在转型期，我现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11]331。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冯唐的有些译文比郑振铎的更合乎当今时代的“语感”，比如那些通俗口语化的表达。从翻译和时代的关系来看，也许是现在这个世俗化的时代以及追名逐利的不良思想导致了冯译本粗俗鄙气的风格，与泰戈尔的作品风格和语境相去甚远。因此，该书出版后引起的争议和诟病就在所难免。北大教授张辉曾经说：“冯唐的语言是时代症候，不仅是个人的错。”[20]冯唐译本问题涉及的其实并非仅仅是该书中的色情因素，而正是这种粗鄙的“时代症候”语言对过去时代经典作品的“腐蚀”与“亵渎”。有人担心这个译本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产生不良影响，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其中的色情因素，而是对业已定型的经典作品和作家的误导性重新认识。印度汉学家墨普德教授表示，“从已看过的章节来看，冯先生似乎没有完全理解泰戈尔作品的本意，缺乏足够的知識积累，而从自己对中文的了解而言，不少词句的翻译很不合适，甚至是扭曲的”[21]。

四、结语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视阈对冯唐版《飞鸟集》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进行全方位描述和解读。从翻译的本质来看，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在冯译本中，有些诗句的翻译在语言转换和文本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兼顾到原语文本生态和译语文本生态等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谐，从而导致出现理解错误或转换失误的现象。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译者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负全责”。冯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中心论和译者责任原则。冯译本展现了译者冯唐的性格特色和语言特点，尽管其译文不乏押韵和诗意，但其口语化、非正式的、甚至粗俗的风格极大地破坏了原作清新隽永的风格。译者责任缺失导致译本生态和原文生态失去平衡与和谐。生态翻译学的译评标准主要指的是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即译者在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从总体上来看，冯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但其中也不乏明显适应性或选择性失误的例子。归根结底，冯译本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翻译群落生态系统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没有忠实地传递出原文本的语言特色与思想内涵，自我创作和改写的成分过多。最后，笔者认为冯译本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新一代读者的期待，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冯译本及其他各种译本均适应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读者对象，它们将共生共存，并遵循“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自然法则，不断进化发展，从而推动世界经典著作翻译的进步和翻译批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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