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史学与易学

2020-04-01于子强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于子强

摘要：北宋时期，承汉唐学术之余韵，易学与史学成果斐然，交相辉映。苏洵作为苏氏蜀学的开拓者，在易学与史学领域也颇有创获。苏洵的主体思想“权”“衡”“几”就是参证着《周易》中“变”“不变”“知几”的思维而建构的学说。同时，他也援史入《易》，以具体的史料印证《周易》当中的卦爻辞。他“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经史关系论也间接说明了易史之间的互动，并推动了宋朝易学与史学两个学术领域的良性沟通，在中国传统史学与易学的发展中，苏洵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苏洵;史学;易学;周易

中图分类号： B24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1008506

苏洵，字明允，眉州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的自叙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1]329因其科举落榜，苏洵“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2]241，自然易学与史学就蕴含在六经百家之中。苏洵在《上韩丞相书》说：“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有始也。”[1]353可见，苏洵一直在学习《周易》，并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这百余篇《易传》并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其子苏轼继承父亲的衣钵，撰写出了《东坡易传》。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赫铭》中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可了这一说法，它指出：“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4]6苏洵在易学上的努力与成果，不仅被其同时代欧阳修等人大嘉赞赏，就连朱熹这样对苏氏学问颇有微词的人也赞许有加，朱熹曾说：“老苏说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处”[5]1676，尤其对苏洵之于涣卦中“涣其群”的解释十分认可。至于苏洵的史学成就更是成果丰硕，其中最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便是《六国》，除此之外苏洵《嘉祐集》当中的《史论》《谏论》《管仲论》《权术》等都集中反映了苏洵的史学思想，其关于史论理论探究的文章——《史论》得到当世人的赞许，雷简夫就称赞其：“《史论》，真良史才也。”“《史论》，得史迁之笔。”[6]119随后又引荐给张方平、欧阳修等人。张方平也曾赞许：“因谓苏君：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7]总之，苏洵在史学与易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学术界所广为认可。在此基础之上，他对于易、史关系有着独特的看法，并形成了易史互动的思想。

众所周知，诞生于卜筮之术的《周易》及对其解释、阐发所形成的易学，与史学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结。以《周易·巽卦》九二爻辞曰：“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与《国语·楚语下》中“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为例，二者都不约而同反映出先秦时期易史的密切关联，“先秦时期史官精通《周易》，在以史解易中，显示出他们深邃的历史眼光，促进了史学思想进步，同时又对易学体系形成做出了贡献”[8]2。自此，易学与史学的联结在中国学术思想的长河中一直不绝如缕。正如学者所言：“史学和易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不解之缘，在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更是表现得十分显著。”[9]宋代是传统易学、史学发展的高峰期，两者间的借鉴、浸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主要成就，自然是出现了“两派六宗”之一的“史事宗”。但如吴怀祺所言：“以史证易，也不当始于李光、杨万里。实际上，以史解易在欧阳修、司马光那里，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是象数派、图书派，又何尝不言史？”[8]116换而言之，易学与史学间的相互借鉴，在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已是一种蔚为潮流的现象，仅凭传统意义上的数人研究，无疑不能展现出“天水一朝”易史互动之全貌。本文将视域置于“其镵画之议，幽悄之思，博大之识，奇掘之气，非近代儒生所及”的一代名家苏洵身上，通过对其庞大思想体系中易史互动因子的综合分析，在进一步审视苏洵对于易、史领域理论创获的同时，切求为宋代易史关系的深入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一、苏洵的“权”“衡”思想与易学思维的联结

王安石曾说：“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6]111后世南宋大儒朱熹提及苏洵也说：“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议论。”[5]3307尽管此话是朱熹为将苏氏蜀学驳为“杂学”而说，但亦有其道理可言。今人钱穆在《朱子学提纲》论及苏氏蜀学也说：“苏洵闭户读书，当时号为通六经百家之说，及其子轼，父子为文，皆法《孟子》，兼参之《战国策》，有纵横家气息。”[10]可见，《战国策》在苏洵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具体如《权书》《衡论》《几策》就是其典范，文中的“权”“衡”思想就是苏洵对史学的借鉴与创新。

《权书序》云：“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1]26苏洵认为他作《权书》的目的是在于辅助传统儒家仁义道德的完成。他将“权”的思想引入六经的解释之中，“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1]243在论《易》时他说：“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1]144苏洵认为《周易》当中的卜筮之法是天意与人谋的合一，是圣人显示道之神秘和诚信的最好方法，正是因为“《易》之幽”才可以使天下人的耳目感到神秘，对圣人的道愈加尊崇而不废。这恰恰是圣人用他的权变手法控制天人的心，帮助他的道可以继续传扬下去。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历代正统儒家的支持，相反认为其论有失偏颇，为不根之谈，如朱熹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5]3118尽管苏洵一以贯之的思想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但他将“权变”引入六经，尤其是援入《周易》之中，亦有一定的说服力。他所讲的“权”核心在于“变”，即“权变”，如他《心术》言：“凡主将之道，……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是说为将者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用兵。又《法制》言：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 与愚将战，则乘之。”[1]34所讲就是要根据对方将领强弱来制定策略。又如他在《强弱》篇引用楚汉之争等史料来说明排兵布阵变化的重要性，其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变”。综观《权书》十篇，皆是以“变”的思想为中轴而展开的论断，包括了君主、将领如何处理灵活处置各种政治、军事问题。除此之外，“权变”思想在他所著的其他策论与史论中都是有所显现，如他在《审势》中强调北宋王朝的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首先须“先审其强弱之势”然后“应之以权”。再如他在《申法》中说：“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1]114-115强调古今异同，法随时变。这种以“变”为核心的“权变”思维是跟《周易》所讲的“变”是具有一致性的。众所周知，《周易》作为群经之首，蕴含着丰富的通变思维，其例子举不胜数，如《周易·系辞上》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正如陈来所言：“‘易的基本意义就是变易，《易经》的基本思想就是整个世界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而人必须顺应这个永久变易的世界，建立起变易的世界观。”[11]由此可见，苏洵就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周易》当中变易的世界观，构建起了“权变”的思想。

毋需赘言，在《易》学之中“变”“不变”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割裂的，抛离任何一方来讲都是片面的。《周易·系辞上》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苏洵作为一个“十年读《易》费膏火”[1]494的学者，对二者的联结深有体会与研究，故苏洵作《权书》必然有一组与之匹配去讨论“不变”的文章，从而形成掎角之势，相得益彰。因此《衡书》就应运而生，苏洵在《衡书序》言：“始吾作《权书》，以为其用可以至于无穷，而亦可以至于无用，于是又作《衡论》十篇。”[1]79可见，《衡书》一文是为弥补《权书》学理上的不足之处而作的，此外《衡书》也确实是一组承袭《易》学中“不变”思维的文章。首先关于《衡书》中的“衡”的概念，苏洵在开篇《远虑》就给出了定义，言：“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1]80权，权变，权宜之事。经，恒常不变的道理。几，大政方针的预见，《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经”“权”“几”显然是苏洵思想体系的主干，同时也是对应着苏洵的三部作品，“权”对应《权书》，“经”对应《衡书》，“几”对应《几策》。可见《衡书》中的“衡”与“经”是一致的关系，都为恒长，为一定之论。苏洵“衡”的思想在政治所投射出来的理念就是“定所尚”，苏洵认为，治理国家须制定根本方针，施政时，就围绕这个大的方针略作变易，这个政策本身性质是不变的。他说：“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1]1其《御将》《任相》《养才》《议法》等篇目也都是从各个视角论述治国安邦的“衡”常之道。宋代马永卿就曾点评过，言：“眉山苏氏著《权书》《衡论》……衡取其平，权取其变。衡为一定之论，权乃变通之说。”[12]此解可谓深得二文要旨。由此见之，苏洵的“衡”与《易》学所讲的“不变”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言明社会的前进与发展都是在坚持一定的中心思想和社会秩序下进行。恰如《序卦传》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尽管苏洵的百余篇《易传》没有得以流传下来，但是通过对于“权”与“衡”思想抽丝剥茧的分析，可以察觉出苏洵对于《易》学的造诣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对于《周易》字面上的注疏，而是将《易》学中“推天道以明人事”[4]1的思维方式完美融入到自身的史学思想之中。苏洵不仅深化了《易》学的微言大义，也拓宽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之间的互动。

二、易学的“忧患”意识与苏洵史学思想的联结

众所周知，《周易》的卦爻辞中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如《乾》卦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孔颖达疏：“君子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竞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竞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若厉者，若如也，厉危也，寻常忧惧恒如，倾危乃得无咎。谓既能如此戒慎，则无罪咎;如其不然，则有咎。”[13]《周易》这样强调居安思危的的卦爻辞还非常多，那么要做到居安思危，就要学会“知几”。《周易·系辞下》言：“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是吉凶祸福的预兆，“知几”就是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势，而做到有备无患。苏洵显然继承了易学“知几”的思想，所作《几策》就是有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预见。如在《审敌》中苏洵重新讨论了宋朝对辽的外交政策，认为宋王朝对于辽过于缺乏防备之心，“忧在外者，末也”[1]13。虽然每年给辽送往的大量岁币，使一时的战乱得以平息，但是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赋税重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1]13。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养虎为患，使辽国更加肆无忌惮地索要钱财，导致宋朝国库日以亏损。故苏洵预见性的提出，应当断绝岁币贸易，与辽开战。他以晁错《削藩策》为例，晁错认为七国的叛乱是“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苏洵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不论是否给辽国进贡，都不能消其灭宋之心。不如趁北宋有一战之力，等待辽新君方立，根基不稳之时，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尚不论宋辽开战，宋朝是否有把握击溃辽国，但是苏洵预见性的提出了外敌才是最大隐患，单纯依靠进贡仅能维持虚假的和平。虽自澶渊之盟之后，宋辽未再大动干戈，宋朝得以偏安一隅，但后来的宋金、宋蒙战争的结局也未尝不可说明苏洵的先见之明。此外苏洵“知几”不仅在《几策》有所表达，在他的史论中也持有相同的观念，如他在《高祖》篇称赞汉高祖刘邦高瞻远瞩，能够清晰明了预见身后的政治局势，并作出详尽的安排。此文先抑后扬，环环相扣。文章开头先以“二不如”起头，说汉高祖论“术”比不过陈平，论“势”比不过张良，此为抑;然后讲高祖的高明之处，言：“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1]72也就是说高祖政治的预见水平非常高，张良、陈平都与之不及，此为扬。下文就以安刘除吕为论据展开，先是刘邦任命周勃为太尉安刘，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比勃也。可令为太尉。”但此时天下平定，安刘何意？意思是刘邦预知将来吕氏之祸，既然知道吕氏将来会后宫专权，为何不除？那是高祖借吕氏镇压将相诸侯的异心。那如何避免吕氏之祸？高祖定下的计谋是削弱党羽，吕后众多党羽中，吕产、吕碌皆为庸才，不足为虑。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吕后的妹夫樊哙，其人战功卓著，性情豪纵强悍，诸臣很难将其制服。汉高祖认为樊哙一死，吕后的祸乱不足以倾覆刘氏天下，故他留下了陈平、周勃来除去樊哙，但是此二人并没有完成任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樊哙在惠帝即位后第六年就去世，苏洵感叹这是天意啊！若不是樊哙的死去，吕氏一族的祸乱远不是如此简单。可见，苏洵十分重视“知几”的思维，认为这是大明大智，对于治理国家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苏洵对于“知几”思想的重视不仅体现于治国平天下之中，而且也浸润到苏洵对于二子的教育理念之中，在《名二子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之免矣。”[1]415杨慎云：“字数不多，而婉转折旋……观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1]415苏洵可谓对于二子了解颇为深刻，在取名之时就料定终身，并许以告诫与期望。

深沉的忧患意识不仅体现在苏洵的易学与史学之中，更是伴随着苏洵的政治生涯。他曾多次向朝廷进谏，认为宋朝看似有治平之名，但无治平之实，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如在《贺欧阳枢密启》说，宋王朝“虽号百岁之承平，未尝一日而无事”[1]478，《上韩舍人书》言：“方今天下虽号无事，而政化未清，狱讼未衰，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虏之不臣。”[1]349正是凭借着对于家国的忧患的意识，促使苏洵写出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进而讨论变法中的“变”与“不变”，在此期间得到了欧阳修、张方平等人的称赞与认可，令人惋惜的是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虽然苏洵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一身才华无处施展，但是二子在苏洵的教导下承其志，将苏氏一门的学问发扬光大。

三、从苏洵的经史关系论看待易史互动

早在先秦时期，经学与史学因“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汉时期，因史学还处于萌芽时期，只得依附在经学之下才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逐渐走向学术独立的道路，在两宋时期达到了史学的高峰繁荣期。史学的独立与兴盛体现出了人们对于过往历史的重视，但史学从经学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割裂两者之间的关联，“一方面，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能缺少历史的说明和验证”[14]。特别是在宋代变革的时代陶染下，北宋学术界出现了疑古辨经的思潮，促进了儒学的复兴，进而影响到经学、史学、文学等内容。苏洵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形成的。

《史论》三篇是苏洵对于经史关系的集中认识，尹达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说：“其《嘉祐集》卷八有《史论》两篇，上篇论经、史关系，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下篇以《史记》《汉书》为例，说明史书不仅以‘事词胜，也有‘道与‘法。苏洵在此把史学与神圣无上的经学相提并论是有意义的。”[15]栗品孝也认为苏洵的《史论》：“其重点是论述儒家经典《春秋》与史书的关系。”[16]

苏洵在《史论上》中认为经、史是“一义二体”。何谓“一义”？就是经学与史学都具有相同的社会教化功能。他说：“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1]229苏洵认为史学因忧虑小人而作，“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1]229因为行为端正，品行良好的君子是不用刻意去教导，但是总有不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人，这时史的作用就体现了，“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1]229。苏洵认为经也有同样的功效，“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1]229苏洵通过经、史“一义”，强调史学不仅可以使统治阶层吸收历代政治得失的经验治理国家，而且还可以起到对普通民众的教化，民众自身也可以有所镜鉴，这无疑扩大了史学应用的范畴。

那么何谓“二体”？是讲经学与史学在体制上是有所差异的。其一，写法上，苏洵认为经书的优点在于“道”与“法”，史书的长处在于“事”与“词”。其二，立意上，“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1]230。经学为了实现自身教化的功能难免就会曲折某些事实，故非实录。史学因记载详备，人事纷杂，情势各有不同，不可能逐个照搬，故非常法。

那么苏洵所讲的经、史“一义二体”是何种关联？苏洵认为：“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1]230换言之，经学义理藉由具体而微的史事更具深切的现实意义，而历史叙述凭借幽深高远的经义获得深刻的终极关怀。故苏洵得出结论：经史二者“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1]230。

苏洵“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经史关系论也间接地说明了易、史之间的互动性。首先，易学是对史学思维的延伸与拓展，前文所讲的苏洵“权”“衡”“几”的思想就是参照了《易》学中的“变”“不变”“知几”的思维，他正是以易学的思维方式认识历史，洞察古今得失。吴怀祺在《易学与史学》说：“《周易》的忧患意识、通变思维方式影响史学家治史。有的史学家在史书的《序》和其他地方作出了说明;有的史学家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剪裁史料、行文叙事各种方式表达历史思维的特点。”[8]5苏洵显然属于后者，虽然他在其史论中很少提及易学，但是将《易》学的思维方式融汇到自身的思想体系之中，终成一家之言。

第二，史学深化了《易》学的微言大义。以《利者义之和论》为例，苏洵在开篇就抛出了惊世骇俗的理念“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1]277。他以伯夷、叔齐为例，说二人为了坚守心中的大义，毅然拒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上，但是当时的天下人却并没有因此悲伤。既然天下人尊崇大义，为何见此行径却又不悲伤？苏洵道：“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1]277何谓“徒义”？徒义就是空言道义，不顾他人实际利益的义。苏洵认为天下人没有悲伤的原因在于伯夷、叔齐所坚守的“义”只是“徒义”，很明显并不符合天下人的“利”与“义”。因为在当时推翻商纣王残暴的统治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而二人却仍然坚持忠于殷王朝，甚至愿为其殉国。在苏洵心目中，真正符合天下的“义”和“利”是周武王这类人，“武王以天命诛独夫纣，揭大义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发粟散财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虽武王亦不能以徒义加天下也。”[1]277周武王为了天下人的“义”必然就会伤害到某些人的“徒义”，这也就符合苏洵提出的观点;“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进而苏洵也认为《乾·文言》所说“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义”是对“利”“义”关系作出了精妙的解读，苏洵归结为“义必有利而义和”。

此外，苏洵关于“利者，义之和”的释读也保存在苏轼的《东坡易传》之中，言：“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17]6虽然苏洵无专门的易学著作流传，但是苏轼的《东坡易传》是述其志而写，也可从其中窥探苏洵治《易》的理念，其中就不乏有借助史料来说明易理的正确性。如解释《否》卦，言：“‘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云：“《春秋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虽有国，与无同矣。”[17]26《师》卦云：“兵不可一日无，然不可观也。祭公谋父曰：‘先王耀德而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地中有水，师，言兵当如水，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17]17苏轼以史证《易》的造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其父的治《易》水平。

四、结语

宋代史学与易学进一步发展，不仅史学自身处于纵向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横向渗透到了经学领域，尤其是与六经之首《周易》愈发水乳交融。苏洵运用史学参证易理，对于《周易》的部分卦爻辞也引用具体的史料进行注解。经过了史学的精心雕刻之后的易学，更加贴近于现实社会，这不仅推动了史学领域的拓宽，也促进了易学的繁荣。此外，苏洵对于经史关系，乃至易史关系的认识与北宋中前期的政治变革密切相连。北宋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撑，而《周易》这部经典所具有的开拓进取的变革精神就被改革家们所倚重，他们纷纷围绕《周易》著书立说，表达自己对社会变革的认知，苏洵《权书》《衡书》《几策》就是其中的范例。苏洵“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的经史关系论也注定了他需要以历史作为依据去阐发儒家经典的理念，用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阐发易学的学理，通过对于治国之道的分析，最终归宿于学术的表达形式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从而也使易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得到充分的阐扬。苏洵在易学与史学两个领域的实践，不仅表明了其个人易学与史学走向成熟、深入，更直接表现出了易史互动在宋代易学所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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