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华，聂 蕾，施雨玲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1 引言

随着全球竞争加剧、经济不确定性增大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信息技术在供应链合作中所起着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对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当的治理可以明显提升供应链整体的绩效[1]，不过，绩效提升效果很大程度上受核心企业所采用的治理机制类型影响。所谓治理机制，即企业为降低其商业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依赖性以及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方法[2]，其中，“正式控制”(FC)和“社会控制”(SC)[3]是两种倍受关注的治理机制类型。有效的供应链治理有助于提高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共享水平(IEL)，此外，节点企业间均衡的信息技术(IT)水平对供应链整体所共享的信息也将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已有研究认为，节点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及其所处供应链的信息技术水平来促进伙伴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从而减轻“牛鞭效应”，并提升供应链的整体绩效。信息技术水平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很多跨国公司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如 Wal-Mart、IBM和香港利丰贸易等企业。例如，利丰贸易通过将信息技术与管理相结合而有效实施了基于无边界生产的虚拟生产模式，该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借助于信息化平台，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同步化和集成化，消除了因时间和空间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性，在增强合作伙伴间的相互信任与承诺的同时，减少了基于契约的正式控制的必要性，使得供应链整体像一个分工合作的虚拟企业共同体一样运作，大大增强了该供应链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关于供应链治理机制、信息技术、信息共享和供应链绩效的已有研究侧重于对相关概念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分别展开探讨。其中，Huang等[4]研究发现治理机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既存在直接作用关系，也存在交互作用关系；海峰和聂蕾[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控制以信息共享和供应链柔性为双重中介对供应链绩效产生间接影响；但斌等[6]提出，信息共享能够对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起到协调作用，提高供应链整体利润，并激励制造商主动共享关键信息；徐伟等[7]通过构建二级闭环供应链模型，指出内部利润分配规则和联合对外行动决策能够促进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实现；冯华等[8]认为供应链信息技术水平的高低能够影响节点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水平；Ye Fei和Wang Zhiqiang[9]也认为信息技术的使用有利于促进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朱树婷等[10]通过对来自213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揭示出了企业间信息系统能力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机理。然而，鲜有研究将供应链治理机制、信息技术水平、信息共享和供应链绩效综合进行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将信息技术水平视为信息共享的一个维度，或是将信息技术水平作为信息共享的前因变量[11-14]。鉴于此，笔者基于企业的调研数据，对供应链治理机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信息共享在其中所起着的中介效应进行探讨，更进一步，将信息技术水平从信息共享中剥离出来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单独研究，深入剖析其在供应链治理机制与信息共享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对供应链治理机制、信息共享及供应链绩效之间关系的已有研究结论进行证实/证伪，进一步拓展供应链绩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核心企业提升其所处供应链的绩效提供借鉴。

2 概念界定

2.1 社会控制和正式控制

存在于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权利冲突及机会主义行为对节点企业间维系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具有阻碍作用，为了弱化这种负面影响，学者提出了“社会控制”和“正式控制”这两种基本的治理机制[3, 5]。“正式控制”主要通过明确的合同规定成员责任、义务和相关奖惩机制[15]，该机制主要依赖于明确的合同和密切的控制；而“社会控制”(也称关系治理)则依赖于在成员中培养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采取共同参与式的问题解决方式，鼓励协调合作伙伴利益的特定行为，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8,16]，其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共同的目标和信任。

2.2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避免在信息采集、存贮和管理上产生重复浪费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供应链中共享的信息具有多种类型，如订单信息、库存信息、产品能力信息、销售信息、新产品开发信息、需求预测信息及其他信息。而且，在共享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充分性和可信度方面，信息共享质量应该是多维度的。大多学者认为，信息共享是有效供应链的重要特征之一，能够减轻牛鞭效应的负面影响，有利于节点企业实现供应与需求的有机衔接，提高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5,17]。信息共享为供应链核心企业改进预测、同步生产和交付，以及协调库存相关决策提供了信息支撑[18]。

2.3 信息技术水平

信息技术，是对管理和处理信息的各种技术的总称，信息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及安装实施主要是使用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的有效使用能够大幅度降低合作伙伴间协调、通信和信息处理的成本[19]，因此，由供应链核心企业所主导的信息技术在各个节点企业中的使用对于核心企业及该供应链获取竞争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IT使得供应链节点企业间共享信息的数量和复杂性均得以加强；其次，IT为节点企业之间共享实时的供应链信息(包括，库存水平、交货状态以及生产计划和调度计划等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能，便于核心企业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其所处供应链的运作；最后，IT还有助于节点企业之间的业务预测和调度保持一致，实现更高层次的供应链协调[20]。诸如电子数据交换(EDI)和网络技术等就是信息技术的典型运用。

2.4 供应链绩效

供应链绩效，是指围绕供应链的目标，对供应链的整体运行绩效、供应链节点企业以及节点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做出的评价。Zelbst等[21]认为供应链绩效是在质量和成本方面满足终端客户的能力。Lee 等[22]使用“效率”和“有效性”作为衡量供应链绩效的关键变量，其中，效率是使用最少投入提供服务的能力，有效性是适应客户特殊要求的能力。Angerhofer等[23]则选取了可靠性、灵活性、质量和效率四个指标来对供应链绩效进行衡量，其中，可靠性是指保质保量按时交付产品的能力，灵活性是指能够快速对各种变化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质量衡量了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让客户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而效率则与库存水平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产量的增加等有关[5]。

3 理论假设及模型建立

3.1 社会控制与信息共享

社会控制机制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共同的目标和信任。Tsai等[24]认为共同目标有助于促进节点企业相互理解，超越合同规定的关于价格、数量和质量的条款，并通过创造更大程度的互动来促进资源和知识的交流与共享。Inkpen和Tsang等[25]也指出，共同的目标有助于合作伙伴认识到借助于合作来增强企业自身及其所处供应链整体竞争地位的重要性，使得合作各方更愿意共享重要信息。对于信息泄露的担忧是阻碍信息共享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信任可以减轻甚至消除这种担忧，并克服分享宝贵知识的意愿障碍，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彼此之间共享信息的意愿也就越高，甚至可能为了克服信息交流系统障碍而再投资改变其内部信息系统，从而提高供应链成员之间信息共享的水平[5,26]。Li Suhong等[27]通过实证研究也表明，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信任程度对其信息共享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于是，笔者提出假设：

假设1：社会控制和信息共享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正向相关关系。

3.2 正式控制与信息共享

正式控制机制以明确的合同和密切的控制为主要特征，但是两者均会对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供应商与制造商关系中，制造商可能要求供应商报告其生产过程、库存水平以及技术或工程变更等情况，由于正式控制要求对供应商如何执行任务进行密切的控制，受控方可能会感到丧失了对外部变化进行应对的能力及自主权[28]。这样，控制强化了一方的控制力，但是牺牲了另一方的自主权，有可能会导致合作关系紧张，阻碍双方的知识共享。此外，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中，通过合同预先确定的义务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负担，限制了对意想不到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的灵活性。正式程序所引致的不灵活性和不信任感将会降低合作伙伴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意愿[29]，对供应链合作伙伴间有效的沟通和信息共享产生不利影响。由此，笔者提出假设：

假设2：正式控制和信息共享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负向相关关系。

3.3 信息共享与供应链绩效

信息共享能够降低信息失真的风险，弱化“牛鞭效应”，从而对供应链的整体运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5,26]。核心企业要想抓住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获得竞争先机，就必须能够及时准确地感知到外部市场的变化以及顾客尚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而信息共享能够提高核心企业的市场敏捷性。Dell及其供应商共享来自顾客的订单信息并通过电子商务的使用整合供应链流程，使得“以信息换库存”得到了落实,显著提高了其所处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此外，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能够在供应链节点企业间搭建有助于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有利于促进新知识、优秀创意、前沿技术及成功经验等重要信息在合作伙伴之间的快速传播与推广，进而提高核心企业及其供应链整体的市场竞争力[30]。信息共享还能够协调制造商之间的竞争，提高供应链整体利润，激励制造商共享关键信息[6]。由此，笔者假设：

假设3：信息共享直接正向影响供应链绩效。

3.4 社会控制与供应链绩效

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彼此信任是社会控制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更可能采取联合运营和参与式问题解决方法，这将有利于他们建立亲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5,31]。社会交换理论也认为，当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相互信任时，他们更可能使用能够激发共同解决问题的理想行为和参与式决策的社会控制机制[5,32]。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社会控制通过关系规范形成了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和非法律制裁模式，鼓励供应链节点企业对合作关系作出承诺，限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5,33]，从而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Anin等[34]指出，社会控制在运营效率和市场表现等方面正向影响着供应链绩效[5]。综上，笔者提出假设：

假设4a：社会控制和供应链绩效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正向相关关系；

假设4b：社会控制程度以信息共享为中介对供应链绩效产生间接效应。

3.5 正式控制与供应链绩效

正式控制机制以明确的契约规定了合作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但是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正式合同通常很昂贵，并且不能覆盖所有的可能性[35]。当强调正式控制时，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对合作方是否按照合同履行义务进行监督，这将会导致高昂的监督成本。高水平的正式控制导致高昂的事前合同成本和事后监控与执法成本[36]，从而降低了合作绩效。此外，正式控制还会使组织趋向于刚性，组织将会失去对外部环境做出迅速反应的灵活性，最终对合作伙伴间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29]。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假设5a：正式控制和供应链绩效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负向相关关系；

假设5b：正式控制程度以信息共享为中介对供应链绩效产生间接效应。

3.6 信息技术水平对于治理机制与信息共享之间相关关系的调节效应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所起着的深层作用机理。Mohr和Nevint[12]最早提出借助于信息技术改进节点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们认为,信息系统的使用有助于节点企业之间顺畅的信息交流和业务交互，从而改善供应链关系治理效果[11]。Pulkkinen等[13]认为，不应该把信息技术仅仅视为一种业务工具，而更应该把它视为一种致力于发展节点企业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的协同战略[11]。信息技术为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信息交换提供了一种手段，对于节点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具有战略意义。Klein等[37]发现，IT的定制化程度与战略信息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取决于节点企业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张群洪等[11]认为，信息技术的采用有助于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相互信任程度的增加和合作关系的深化，增强彼此之间信息交互的频率和交换信息内容的深度，提高其业务流程的效率，从而强化关系治理的使用，并减少正式控制的必要性。Cannon和William[14]也认为，在运作上实现良好连接的信息系统将能够降低供应链协调成本，并促进节点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增强关系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例如，京东商城作为全国领先的互联网零售平台，依靠其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和网络平台，为供应商及客户提供了一个公开、通畅的信息共享平台，从而改善了商务伙伴间的通讯方式，搭建起企业与用户、企业与供应商沟通的桥梁，联接起各个业务孤岛，实现了供应链上业务和信息的集成共享，并进一步增强了业务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a：信息技术水平对于社会控制-信息共享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6b：信息技术水平对于正式控制-信息共享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笔者构建起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1 理论模型

4 实证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和数据分析

通过直接发放和邮件形式给那些从事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相关岗位的人员发放问卷共5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80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76%，调研跨度为2015年9月到2016年10月，历时14个月。问卷发放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对大学MBA班级具有供应链企业工作背景的学员现场发放和回收问卷；二是通过已经参加工作的学员关系网络协助发放和回收问卷，主要借助于电子邮件；三是到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有偿问卷填写与回收。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与信度，本研究尽可能使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结合本研究的目的加以修正，所有变量均采用 Likert 7级量表进行评价，1～ 7代表被试者对于测量题项所描述内容的认可程度，1为完全不同意，7为完全同意。

4.2 变量度量

(1)正式控制

借鉴Huang等[4]的研究，对正式控制进行测度，共设计了8个题项，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剔除不显著的题项，最终得到4个题项，即“我们公司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详细的合同/协议”、“我们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准确的定义了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公司与供应商的合同准确地陈述了彼此在合作中具体如何运作”以及“在公司实际运作中，合同中的条款必须经过双方同意后才能改变”。

(2)社会控制

借鉴Huang等[4, 8]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控制进行测度，共设计了9个题项，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剔除不显著的题项，最终得到6个题项，即“我们相信我们的供应商会履行承诺”、“我们与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日常合作流程”、“我们与供应商之间能够高效地配合并完成相应的工作”、“我们与供应商之间能够一起努力并做出调整来应对不断改变的状况”、“当发生冲突时，合作双方可以共同努力达成新的协议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坚持原有的条款”以及“我们的供应商可以与我们一起对产品的开发做长期的规划”。

(3)信息共享

借鉴Jin等[38, 8]的研究，对信息共享设计了6个题项，通过对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删除不显著题项，最后得到4个题项，即“我们与供应商之间共享敏感的信息(如财务、生产、设计、研究、竞争等相关的信息)”、“我们愿意向供应商提供可能会帮助他们的任何信息”、“我们与供应商的信息交换可以频繁、及时地进行”以及“我们与供应商之间相互告知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对方的事件或变动”。

(4)信息技术水平

借鉴Prajogo和Olhager[39]的研究，对信息技术水平进行测度，共设计了6个题项，通过对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删除不显著题项，最后得到4个题项，即“使用互联网技术，我们公司内部可以实现组织间的协调”、“我们使用信息技术来处理交易信息”、“我们与关键供应商之间具有电子信息交换的能力”以及“我们使用电子技术处理采购订单、发票、资金之间的转换”。

(5)供应链绩效

借鉴Jin等[38]的研究成果，对供应链绩效进行测度，共设计了8个题项，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剔除不显著的题项，最终得到5个题项，即“我们的供应链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低于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我们的供应链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产品缺陷率”、“我们的供应链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我们的供应链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产品的交付速度和可靠性”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可以帮助我们及时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4.3 样本信度和效度

借鉴Thomopson等[40, 8]的研究方法,笔者首先对图1所示理论模型的所有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这些变量包括：社会控制、正式控制、信息技术水平、信息共享和供应链绩效。根据调整指标和因子载荷，剔除未达标的题项，数据分析显示：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处于0.610～0.921之间，且均为显著；其组成信度(CR)均在0.809～0.918之间，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均在0.517～0.691之间，符合Hair等[41]所提出的标准，故图1所示理论模型的所有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通过逐一计算所有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笔者发现，理论模型的五个变量的AVE值均介于0.517～0.691之间，最小为0.517；两两变量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平方值为0.383(0.619*0.619)，小于最小的AVE值0.517。即，理论模型中所有因素的 AVE 值均大于因素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本研究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4.4 主效应模型整体适配度

笔者以Jackson和Gillasyp 等[42, 8]的研究为参照，挑选了拟合优度的卡方值(X2/DF)、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渐增适配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运用AMOS21.0进行验证性拟合度检验的数值如下：X2/DF=1.874<3，GFI=0.930>0.9，AGFI=0.909>0.9，IFI=0.970>0.9，CFI=0.970>0.9，RMSEA=0.048<0.05。从而，模型的适配度良好。

5 假设检验

5.1 直接效应的路径检验

笔者共构建了5个直接效应的研究假设，从路径检验结果来看，假设1、假设2、假设3和假设4a得到支持，而假设5a则未得到支持，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假设直接效应检验

5.2 中介效应的路径检验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Baron和Kenny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和sobel 检验的方法受到部分国内外学者的青睐，但是近年来B-K方法受到了众多质疑，sobel 检验的有效性也存在较大弊端。本文借助于AMOS21.0软件，使用Taylor和MacKinnon 等[43]提出的 Bootstrapping 检验方法对路径“社会控制→信息共享→供应链绩效”和“正式控制→信息共享→供应链绩效”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2、表3所示)。可以看到，以信息共享为中介变量的社会控制和供应链绩效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社会控制对供应链绩效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点估计值的Z值分别为4.812、2.874和2.5，均大于1.96，与此同时，在95%置信度下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和Percentile method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信赖区间均不包含零[8]，表明信息共享在社会控制与供应链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假设4b成立。而在以信息共享为中介变量的正式控制和供应链绩效的相互作用关系中，正式控制对供应链绩效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点估计值的Z值分别为0.587、-1.343和1.099，均小于1.96，且在95%置信区间下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和Percentile method信赖区间都包含零[8]，表明信息共享对社会控制与供应链绩效间的相关关系不具有中介效应，假设5b不成立。

表2 信息共享对社会控制和供应链绩效间的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样本量为2000，置信度为95%)

表3 信息共享对正式控制和供应链绩效间的相关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样本量为2000，置信度为95%)

5.3 调节效应的路径检验

为了检验信息技术水平对社会控制、正式控制与信息共享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笔者采用SPSS 21.0对调节效应做分层回归分析。在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时，为了避免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与它们通过乘积所得到的交互项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笔者首先对自变量(社会控制和正式控制)、因变量(信息共享)及调节变量(信息技术水平)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执行以下三个步骤(结果如表4所示)：

第一步：引入控制变量，即企业员工人数及企业经营年数，获得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企业员工人数和企业经营年数两个控制变量对信息共享作用效果不显著；

第二步：引入自变量社会控制和正式控制，同时引入调节变量信息技术水平，获得包含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信息技术水平对信息共享的主效应显著为正(标准化系数为0.337，且显著性水平P<0.05)，这表明信息技术水平对信息共享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第三步：引入自变量交互项及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即社会控制*正式控制、信息技术水平*社会控制和信息技术水平*正式控制。回归结果显示：(1)社会控制和正式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信息共享的作用效果不显著；(2)信息技术水平对于社会控制-信息共享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标准化系数=0.214，显著性水平P<0.05)；(3)信息技术水平对正式控制-信息共享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标准化系数=-0.293，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假设6a和假设6b成立。

表4 信息技术水平对治理机制与信息共享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

6 结语

本文以380份来自于供应链相关岗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问卷作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供应链治理、信息共享对供应链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考察，进而对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效果和信息技术水平的调节作用效果进行剖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信息共享在社会控制和供应链绩效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即，采用社会控制机制对供应链进行治理可以有效地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同时，社会控制还可以有效促进节点企业间的信息共享，进而提升供应链绩效；(2)正式控制对节点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但是其对供应链绩效的直接作用效果和间接作用效果则均不显著。究其原因，首先，为保护和执行合同规定而设立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仍然不够健全，频繁的政策变化和地方政府等的人为干预，使得法律执法力度在不同地区有着显著差异；其次，正式控制水平越高，其对供应链绩效的作用效果则越不显著；(3)信息技术水平对社会控制和信息共享间的作用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正式控制和信息共享间的作用关系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节点企业间高度整合的信息系统为供应网络中的信息共享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技术水平越高，社会控制越有助于激发节点企业间共享信息的意愿，并弱化正式控制对节点企业间信息共享所带来的阻碍作用。

本研究还得到如下实践启示：(1)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还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市场支持机构及法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因此，有助于合同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不完善。再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关系在我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结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正式的治理(例如合同)可能无法发挥最大效用，而需借助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治理机制。(2)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和交易双方信任度降低的情境下，企业寄希望于明确的合同条款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进行一定的预测与控制，以减少不确定性。然而，核心企业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的交易环境中，合约无法涵盖所有或然事项，不完全的正式合约在复杂多变的交易环境中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而适应性较强的社会控制才是能够有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有效治理机制。正如实证分析所证实，社会控制在增强节点企业间信息共享和提升供应链绩效方面的作用效果较正式控制更为明显。(3)在信息共享过程中，共享的信息可能被泄露从而导致企业丧失核心竞争优势，对于这种潜在风险的担忧一直是供应链信息共享的重要障碍因素。可见，核心企业应致力于在供应网络中建立起信用机制和合作氛围，促进合作伙伴间的交流与互动，提高节点企业间经营目标和运营战略的匹配度，进而带来供应链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绩效的改善。例如，安毫泽布施公司建立起专门的“布施学习中心”，为其 950位批发商提供战略规划、财务管理、销售技巧和库存控制方面的培训，以促进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构建起统一的标准体系。(4)供应网络中的信任关系和信息沟通机制对于供应链上的信息共享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供应链成员之间整合、高效的信息系统则为高质量的信息共享提供了支撑。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核心企业应该意识到信息技术在加强伙伴关系及信息共享方面的重要性，此外，信息技术也是提高核心企业自身及其所处供应链整体绩效的主要源泉。例如，90年代中期以来，沃尔玛充分利用最新信息技术成果，加强与供应商的紧密合作，建立了“快速补货体系”，与其供应商共享产品销售信息，使得供货商可以“实时监控”商品销售数据，并可以提前组织资源，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让人头疼的“牛鞭效应”问题，也极大降低了库存费用，提高了供应链整体的绩效。神龙汽车通过在与雪铁龙的国际贸易中采用EDI技术，使得双方的订单、发货通知、发票等大量的数据、文件信息的传递变得可靠和通畅，减少了低效工作和非增值活动，使双方快速获得信息成为可能，在方便沟通交流，提高服务水平以及缩短提前期、降低库存、加快资金流转、提高市场响应和应变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实践水平限制，本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在样本选取上，本文没有进行行业之间的区分，后续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行业(如，汽车、医药、服装、电子通信等)入手，从而使结论更具针对性；第二，正式控制与供应链绩效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假设未通过验证，而已有研究认为正式控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存在相关关系[29, 36]，后续研究可选取不同的行业分别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