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南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减产养猪业大受影响，城市中由原来的凭证供应到随后停止了供应。政府于是号召机关、工厂等单位自己养猪，自养自吃，多养多吃，吃不完还可卖给商业部门。于是各单位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养起猪来，甚至连弄堂工厂也养起猪，这当然也影响了同一弄堂里居民住户的环境卫生，反映强烈。从1963年起粮食供应明显好转，农村养猪业也逐渐恢复，作为救急措施的城市养猪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这时城市养猪是为解决吃猪肉的问题。而我家养猪却是在上海解放前的20世纪40年代，我的兄姐们借养猪来尝试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当时我家在上海是有名的官宦之家，祖父是晚清遗老陈夔龙，在上海孟德兰路157号（今江阴路157号）买了两幢联结在一起的中西合璧花园洋房，过着寓公的生活。家里住有三十多位家人，还有二十几位帮佣、厨师、花匠、管家等。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我的六个兄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有的加入中共地下党，有的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听说苏联是首先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然后再实现工业社会主义，我的这些兄姐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热情和向往促使他们自己实验起农业社会主义，就是在自己家养猪种蔬菜。

我们房子的过道里有一间七八平米的储藏室，兄姐们把它清出来铺上稻草改成一猪圈，再请管家到浦东集市上买了一个约有20多斤的白皮小猪仔养在猪圈里。……